建设强国: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表现_科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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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5X(2007)01—0053—09

经过28年的经济改革与快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经济大国。由于中国拥有一个丰富且廉价的熟练劳动力市场,因此,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既意味着机会,同时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能否成为一个经济与政治上的超级大国?对该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在技术进步与创新领域同现有的经济巨人如美国、日本和西欧进行直接竞争从而在科技上处于领先地位。

对于中国经济,一个普遍的印象是主要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张,同时,价格低廉、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如潮水般地涌向世界市场。虽然中国已成为第三大出口国,但是它没有培养出一批能与世界一流跨国公司进行竞争的大型企业[1]。国民经济的增长过度依赖于对钢铁、煤炭、水泥等原材料行业投入的增加,这样的产业政策直接导致了以下的负面效应:一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不可再生资源迅速减少,从而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二是为了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外国技术。

中国政府很早就认识到其发展战略的脆弱性,并试图通过对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与应用、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等方面的投资来改善自己的技术能力。在过去的15—20年里,一系列的国家创新计划如星火计划、973计划、985计划陆续实施①,国家还将巨额资金投向中国科学院,使其通过“百千万人才工程”去吸引尽可能多的国内外的顶尖科学家在中国开展研究②,此外,类似的投资还有建设21世纪的100所重点大学的“211”工程以及最近提出的建设38所能在2020—2030年间与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相竞争的重点大学的“985”计划。

除了对国家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进行的战略投资以外,中国政府还鼓励大中型企业积极开展研究与创新活动,如政府拨出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专门用于从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北美、欧洲和日本等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购买专利和新技术。

本文将首先对中国科技发展现状予以简要评价,然后进一步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最后做出结论和提出政策建议。

一、中国科技发展的现状评价

科技被认为是与劳动、资本同等重要的影响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中国的科技战略可以用“两条腿走路”的原则来概括。其中,一条腿是通过对研究机构、大学和大中型企业的投资来培养国内的研究与创新能力。

表1提供了有关政府总支出、政府科技支出、科技机构职工总数与科学家数量等指标的基本信息。由表1可以看出,政府科技支出的总量显著上升,但是科技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却由5.27%下降到4%以下,科技机构的职工总数与科学家总数也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科研能力下降了,相反,由于中国科技发展改革的目标是减少中央政府的支出、增加研究机构的效率。因此,研究支出实际上已经由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转向由地方政府与大中型企业共同负担。但不管怎样,中央政府科技支出份额的下降和科研机构中科学家数目的减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政府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不够,这一现象与经济增长的步伐是不协调的。

大中型企业是技术创新与发明的重要力量。在1991—2003年间,大中型企业总数增长了三分之一,但是拥有自己研发机构的企业比例却由53%下降到25%,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退出基础研究领域。对那些保留自己研究机构的企业来说,他们的研究能力得到了提升,具体表现在职工中科技人员比例和改善产品质量的能力两个方面,其中,科技人员在职工中的比例由2.59%上升到4.55%。新产品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由低于10%升至近15%。

对于大中型企业而言,技术或者通过企业内部研发,或者从海外引进。从总的趋势看,大中型企业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前者,而不是后者,研发费用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从0.49%增长到0.75%,而从海外引进技术的支出比例却从0.76%下降到0.42%。从表2的数据可以合理地推断, 大中型企业已经在科技领域取得了一些重大进步。首先,研究与创新活动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企业之中;其次,企业改善产品质量的能力有了明显提高,进而提高了新产品销售额在总销售额中的比重;最后,在大中型企业发展中,国外技术引进与国内技术发明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大中型企业自主研发新技术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从而减少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

高等教育机构是中国的第三大研究创新基地。高等教育是邓小平倡导改革的第一个领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长达十几年的公开入学考试制度在1977年恢复并于当年录取了270000名大学生。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与高等教育机构数稳步增长,90年代更是突飞猛进。2003年,高等教育机构录取人数达到了383万,而1990年仅为61万,1980年为28万。研究生人数从1978年的10904人增加到1990年的93018人,而2003年则达到了651260人,25年间增长了65倍。

与此同时,中国还派遣了大批学生去海外留学。1978年派遣860人,1990年为2950人,而2003年则达到了117307人。其中,大约30%的留学生回国工作,同时还有许多留学生在各种不同的研究机构与组织中兼职。由于大部分留学生在发达国家学习,因此在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方面,海外留学人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国家研究机构、重点实验室和研究型大学的带头人都曾经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等国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

表3提供了1993—2003期间我国大学数量、大学职工总数、 科技人员总数以及高等学校的基础研究支出等基本信息。很明显,政府越来越依赖高等教育机构来进行研究和其他科研活动,在研究上的总支出以不变价格计算,10年间增长了4倍多,而科技人员数量的增加则超过了1/3。

中国培养科技能力的第二条腿是它的开放政策。在中国,开放包括三个重要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发展战略。我国的发展战略逐渐由进口替代型向出口促进型转变,国际贸易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我国国际进出口贸易量为206.4亿美元,居世界第23位,2002年为6207.7亿美元, 成为世界第六大出口国和第七大进出口国,2003年,进出口贸易量达到了8510亿美元,晋升为第4大出口国,2004年,这一数量超过了1.15万亿美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也悄然发生了改变,由农产品和原材料占主导逐渐转变为以制造品为主。制造品在出口产品中的份额从1980年的不到50%上升到2002年的90%多,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出口的贡献从0增加到2002年的50%以上[3] (见表4)。最近几年,中国、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其工业品包括电视、计算机和其他电子产品。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中国销售的电视90%以上是日本品牌,而2003年90%以上销售的则是中国品牌。当今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大电视机生产国,而且是电视机的出口大国。2003年,中国出口电视机4,762万台(包括整套散件),价值达34.7亿美元,2004年为6,315万台,(包括整套散件)价值54.9亿美元(中国统计年鉴,2005)。

中国开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图1描述了自经济改革以来到2004年我国FDI的流入情况。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工业改革开始,FDI在政策上虽然是被允许的,但事实上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前,FDI 仍然受到了非常严格的限制。邓小平在南巡中告诉地方党政官员,“改革的步子要快一些,胆子要大一些,对外要更开放一些”。于是自1993年起,FDI的流入数量飞速上升,到1996年,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和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FDI东道国。尽管1997—1998年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但中国仍然持续地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到2002年,中国的实际外国直接投资额达527.4亿美元, 从而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FDI东道国,2003年吸收535亿美元,2004年606.3亿美元。1979—2004年共累计吸收了5621.05亿美元的FDI[2]。

在现有文献中,FDI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技术与非专利技术的主要源泉之一。发达国家的一些技术,由于受其相对高昂的人力资本的局限,因此通过FDI转移给发展中国家。邓小平对FDI的开放政策不仅仅有效地弥补了国内投资不足,更重要的是,FDI 的开放还使国内企业通过采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学习他们的组织管理技巧,提高了自身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6]。

中国开放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外汇市场改革。经济改革之初,人民币被高估了,这对中国吸引外国投资者和中国出口都不利。随着人民币的逐步贬值,中国创造了一个有益于出口与吸收FDI的环境。近年来,由于中国积累了一大笔贸易盈余, 世界市场到处充斥着中国制造品,日本、美国和欧盟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中国政府并不愿意对此做出太大的反应。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不愿意伤害自己出口促进型的发展战略,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已经具备了与国际上强权直接竞争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即使中国愿意让人民币升值,其出口势头减缓的可能性也比较小。我们注意到欧盟委员Peter Mandelson与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于2005年6月在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上达成协议,从现在起到2008年,中国将会限制纺织品和服装向欧盟的出口,但从2008年后,出口限制将会彻底取消。

二、中国在科技上表现如何

衡量科学研究绩效的两个主要指标是授予国内研究者的专利数量和国内研究者在国际重点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被索引的数量。

表5给出了1995—2003年由中国政府授予专利的数量。 专利分为三个不同的种类: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发明是创新,是专利中最重要的类型。授予外国人比授予国内研究者的专利更多,意味着中国的发明创新更多的依赖国外而不是国内研究者,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胡锦涛会在年初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发表“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讲话的原因。另一方面,发明专利的数量在9年间几乎增长了10倍。对实用与应用技术而言,可以通过授予的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的专利来反映,在这一方面,中国则主要依赖国内研究人员,而不是外国人,99%以上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大约90%的外观设计专利都授予了国内的研究者。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7—2005。

图1 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979—2004)

重要的工业化国家,包括日本、美国、德国和其他的西欧国家是中国授予的外国发明专利的主要来源国,这一现象说明世界高度工业化国家与中国之间存在一个加速的技术扩散过程。三个最富有的国家(美国、日本与德国)被授予的发明专利数占到了中国2003年授予外国发明专利总数的80%左右(见表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惜重金从国外购买先进技术。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时期(2001—2005),中国花费700亿美元用于技术进口。2006年前7个月,中国签订了6400项技术进口合同,总费用达148.3亿美元,与前年同期相比增长56.5%[7]。

同时,中国对基础研究也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并雄心勃勃地与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竞争,这一现象可从中国学者在国际重要期刊发表以及被引用的论文数不断上升的趋势中略窥一斑。据统计,被三大理工科检索系统SCI,ISTP,EI收录的中国论文数量在1995—2002年间增长了大约3倍,在此期间,中国在SCI的排名由最初的15名上升到了第6名,被ISTP收录的论文数量排名则由第10前进到了第5名,EI收录论文排名则从第7名前进到了第2名(表7)。

虽然被收录的数量既不能全面反映论文的真实质量,也不能反映科技创造的真实能力,但中国论文在国际检索系统中的论文收录数量的上升反映了中国科学家为赶上发达国家的科学家而付出的巨大努力。

三、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强国

经过28年的改革和快速发展,中国现在是世界上许多重要工业品和农业品的最大生产国,像钢铁、煤炭、水泥、服装、化肥、电视机、谷类、棉花和油料作物[8]。通过进出口和FDI流入的快速增长,中国也逐步融入到全球经济中。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GDP以每年8%—9%的速度在增长, 而国际贸易量以每年超过30%的速度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体——美国、日本和欧盟的真正挑战者,同时,它又是世界经济重要的增长中心。15年前,谁也不会关注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今天,许多国家经济的增长必须依赖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英国的高等教育部门。15年前,许多英国大学的官员们可能并不会关注中国的经济状况,而在今天,英国有些大学高达30%的财政收入是来自海外留学生的学费,其中最多的就是中国留学生,并且其份额还在逐年增长。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许多资源型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其中包括巴西以及非洲的许多国家。为了获得巴西的木材、煤炭和铁矿石,中国不惜投入大量的资本在该国建设专用铁路线;为了获得尼日立亚的石油,也同样投入大量的资本购买该国的石油公司。几十年来为了帮助发展非洲国家的经济,美国、西欧和其它发达国家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效果很差,大多非洲国家的经济不但没有得到发展,而且还有倒退的迹象。现在西方有些媒体认为中国的发展才有可能是非洲今后发展的未来,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正日益增大,有的国家的就业大大地依赖于中国的市场需求,还有的国家的财政收入已经离不开中国的大力支持。

尽管美国、日本和欧盟害怕中国(还包括印度和俄罗斯)将会威胁他们的经济增长前景与繁荣,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扭转也不愿意扭转中国的强劲增长。因为,一个强大而又发展的中国能够为他们的工业尤其是那些他们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工业创造发展机会。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工业化国家中今天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在明天也许将变成劣势,而这一转变又取决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与资本密集型领域内追赶他们的能力。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电视机的生产,20年前,这是一个由日本主导的部门,但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电视机生产国;另一个例子是汽车,目前,中国看起来是所有重要工业化国家各种各样品牌的装配工厂,但中国在未来15年成为主要的汽车出口国可能并不会令人惊讶。由于政府在过去20年内的保护,一些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已积聚了巨额的金融资产,尽管他们现在还没有自己响当当的优良品牌。2005年,中国两个汽车公司,上汽和南汽,同时竞买英国汽车老牌罗浮(Rover)公司恐怕是中国汽车走向世界的一个小小的前奏。

前面的经验观察和数据分析表明,中国在科技领域具有自己的特色。正如前文所述,这些特征可以被概括为“两条腿走路”的原则。作为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后来者,由于许多新技术长期地被发达国家所占有,因此,中国无法创造现代化所需要的所有新技术。中国需要做的是“干中学”和“看中学”,通过模仿与吸收,更重要的是通过先进技术与专利的进口来掌握新技术,这是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的典型特征,这时一个国家的中低技术部门已经专业化,这个发展阶段的必要条件包括通过教育与培训逐渐积蓄人力资本、消化与模仿从发达国家获得的应用研究成果、通过出口促进战略购买外国技术的能力。

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也许不能长期持续下去,尤其对于雄心勃勃要成为经济巨人的中国来讲更不可行。因此,中国对基础研究与创新活动给予了高度重视,巨额资金投向中国科学院以及全国的研究机构、研究型大学和大中型企业。毫无疑问,这项投资战略一定能帮助中国减小与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距离,但是,中国在知识创造与创新领域并没有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政府授予的发明专利一半以上来自外国人。2006年1月, 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又在北京召开,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胡锦涛在会上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大会部署实施国务院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家计划在2020年前,政府每年对科学研究的投入达到9000亿元人民币。这一庞大的科研投入将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科学研究投入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科技发展与经济增长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尽管从总量上看,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如果按人均水平测算的话,它仍然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以名义货币来衡量,中国是世界上第6大经济体;如果以PPP来衡量,中国则是第二大经济体。但如果以人均水平估算的话,无论是以名义货币还是以PPP来衡量,中国人均GDP仅仅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GDP的一小部分。另外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经济国家,其农业劳动力占据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最大的挑战就是能否创造足够的非农就业岗位,使其由农业占主导的国家转变为由工业和服务业占主导的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可能需要30—50年时间,在这个初步工业化的阶段,中国发展的焦点将不得不仍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尽管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是重要的,但在中期不可能是发展进程的主流。

另一方面,科技发展在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是至关重要的。长期来看,科技发展对中国由世界制造基地向领先的经济巨人转变也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向外部世界塑造一个良好形象,中国不是一个“低质量”的国家,而是一个能够在知识创造和创新方面取得重大进步的国家。历史上,中国曾是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600年前, 郑和环绕地球的远征船队,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中国也以古代的四大发明而着称于世,只是在200年前,中国才开始落后于欧洲、美国与日本。毛泽东雄心勃勃地相信,中国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十分贫穷的情况下,也应当再一次成为一个科技强大的国家。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中国是世界上第三个能够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国家(分别在1966年与1973年),并在1973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2003年10月15日,中国发射载入宇宙飞船(神州5号)并成功着陆,紧接着两年后的2005年10月,神州6号又凯旋而归。而另两个能送人上天的国家是美国与俄罗斯,此外,中国的长征运载火箭是世界上发射人造卫星和其他宇宙飞船最可靠的发射系统之一。

但是,中国在特定领域的高科技仅仅是其潜能以及超过其他国家的决心的一种展现而已。在一些专门领域集中巨大的投资是可能的,但由于有限的资源和研究能力,中国要想在所有领域取得领先地位是困难的。长期来看,中国应注重资源的有效使用并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那些能够实现产出和经济效率最大化的领域。在中短期内,这些领域应涉及中国目前在世界经济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包括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四、结论与建议

经过近30年的高速度经济增长,中国的下一个目标是在未来30—50年里成为世界上出口总量最大的国家和最大的贸易伙伴,并直接与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如美国、日本和欧盟竞争。但是,中国能否达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在于科技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本文的研究和分析表明,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在过去的20多年里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却仍相对滞后于其经济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成为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科技大国。科技的相对落后,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资源耗费型的制造业和低价劳动力的优势。这种优势显然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因此,只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力资本的高度积累,中国才能达到它预期的强国目标。

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的经验可以总结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是技术引进,二是自我创造。引进包括了直接购买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吸纳外国直接投资;而自我创新主要靠三种不同的力量:中科院、高校和大中型企业。由于科技创新的特殊性,基础性研究和重大科研课题需要国家的直接参与和支持,并交给中科院和高校两大研究系统完成。应用性研究则主要由企业来完成。由于现有的科研创新体制,中国的科技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科院和高校是否有能力并且能够高效率地去完成国家制定的科研创新目标,并且能够及时有效地把基础研究成果转移给企业,为社会直接创造经济财富。

总结中国过去的科技创新经验和研究现有的科研创新体系,笔者认为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与西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国家的投资不足,科技创新体制不完善并存在严重的不积极的因素,大中型企业规模小因而缺乏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能力和人才。

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政策性建议,为中国未来科技发展和如何利用科技力量去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提出作者的见解和观点。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提高创新效率。中国现行的科研体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各部门之间牵制太多,两大科研体系(中科院和高校)互争资源,而且与企业间的合作和渗透不够深入。企业所要的技术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直接从国内研究单位得到,因而只能花大本钱从国外引进,而国家科研系统的研究成果却不能转化成生产或根本没有市场需求。笔者曾经到新疆作实地考察,发现自治区政府和兵团有许多农业科研所都在研究棉花品种培育,但新疆地区最缺乏的技术却是灌溉技术、西红柿和其它农产品的加工技术,而这些技术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必须从以色列和西欧一些国家进口。换句话说,国家和新疆地区的农科单位没有给新疆提供最需要的关键技术(但国家和地方都有许多农科机构和科研人员)。这种现象在农业领域有,在工业和其他领域更普遍存在。一个强大、完善和高效的科研体系的评价标准就是国家用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和最实用的技术经济效益。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一个以企业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有机体系。

培育一大批世界级的跨国公司集团,使之成为中国经济的火车头,科技创新的基地和引路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真想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和科技强国,没有一大批世界级的跨国公司集团是很难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经济技术大国是美国,它领导世界科技进步已达一百年之久。其成功的背后都是有一批超强的跨国公司为支撑,在以制造业为主的时代,美国有三大汽车公司,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时代,美国有全世界最大并且起到高度垄断作用的电脑硬件、软件和因特网公司。就连饮料、快餐和超市,美国也能制造出一批有巨大影响力的跨国公司集团,更不用说采矿、金融、航天、制药和娱乐服务业等,几乎每一个行业,美国都有几个垄断世界的跨国公司。除了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瑞典、瑞士这些高度工业化国家,不管其人口多少,都有一些称霸世界的大企业和财团。就连亚洲四小龙,特别是韩国,都有一批超大的跨国公司。如今,台湾的电脑,韩国的电器、汽车和造船都是世界一流的。当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并成为按实际购买力计算的第二大国,但中国知名的国际企业甚至没有办法与韩国相比,更不用说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了。

中国企业之所以小而弱,主要是这些企业的研发能力弱,高端的科技人才短缺。最近科技部提供的资料表明,中国的2.8万家大中型企业中,有75 %的企业尚未形成研发能力,国家知识产权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仅有0.03%拥有自己的关键技术。99%的中国企业从来没有申请专利,60%没有自己的商标。中国的对外贸易位居世界第三,但拥有专利权的高新技术贸易量仅占世界的2%。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大量廉价劳工挥汗如雨地劳作,并只能在世界商品链和价值链中获得一小部分的剩余价值。

培养实用和高端人才,坚持不懈地走人才强国的道路,努力改革教育和用人机制。中国的科技人才按人头算已经是世界第一,但中国的世界级人才却远不及一个西方中等工业化国家。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其包含的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中国参与领导层的科学家仅占总数的2.26%。高端人才的短缺除了受语言和文化影响外,更主要的是中国的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体系存在严重的缺陷。在教育方面,从小学到博士,学生把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试,很少有时间培养自主创新的意识。在国外的留学生也存在这样的现象,中国留学生对付考试的能力是很好的,但在实际动手能力、论文设计等需要自主创新等方面就明显没有考试能力那么强。

中国的教育体制主要还是受旧社会科举制度的影响,判断学习好坏的标准只有“分数”,而不是全面的能力。就算“分数”也是一试定终身。一个优秀的人才如果由于大考时发挥不好就会失去了升学的机会。

中国高端人才短缺的另一个问题是人才利用和开发体系存在着缺陷。虽然许多单位已经基本上打破了论资排辈的陈旧体系,但真正的高端人才还是不能真正地做到人尽其用。许多有能力的科学家一旦走上领导岗位,就很少有时间再去攻克科学难题,客观上是由于他们的行政工作太多。但是为什么有许多知名而且有能力的科学家愿意牺牲自己的研究实践而走上领导岗位呢?这主要是受到利益和科研官本位制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名誉终身制的影响。一个教授一旦成了名教授,或当上了院士,就不管他(她)今后还有没有突出的研究贡献,他们的名誉和地位基本上是终身不变的。这种评价人和用人的机制如果不改革,不仅会影响已经有成就的科学家继续努力奋斗的积极性,而且也会压制新生人才的健康成长。

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继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用技术和关键性技术,同时提高国内应用和同化国外技术的能力。在利用外资方面,要有选择性,鼓励技术含量高、能耗和物耗低、有利自然环境的国外投资项目。

[收稿日期]2006—10—17

注释:

① 星火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发起,目的是推动中小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TVEs)的技术进步。973计划和985计划都是20世纪90年代和最近发起,目的是通过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和从国内外吸引关键的研究型科学家的特别支持来提高中国大学的研究水平。

② “百千万人才工程”是由中国科学院发起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它的目标是吸引一百位最优秀的科学家来领导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研究所,一千位顶尖科学家来领导研究项目,一万位高水平的科学家在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网络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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