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期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正确处理论文,初期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站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联系《正处》发表前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期探索，阐明《正处》在初期探索中的历史地位、巨大贡献和某些不足，既批评了将《正处》和“左”的错误等同起来，视《正处》为“文革”理论基础的谬误，又实事求是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出了《正处》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 毛泽东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初期探索
正当全党全国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指引的道路，即将豪迈地跨入21世纪的时候，重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回顾并探讨40年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期探索，对于我们坚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的信念，提高其执行的自觉性，有着巨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正处》是初期探索的科学结晶
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之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难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为此作了艰难曲折的探索。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的一年半时间是这种探索的初期阶段。《正处》正是这一期间探索的科学结晶。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和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一样，是从农村开始的。1955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突发，使原来估计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完成的“三大改造”任务，在1956年提前实现。在当时看来，这意味着我国从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说已进入社会主义。因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被提上党的议事日程。1955年11月间，毛泽东为适应国内社会转变的需要，先后同14位省委书记就农业发展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于1956年1月在《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形成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四十条和毛泽东1955年12月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部分按语，反映出他从中国实际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农业发展道路的初步思考。
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毛泽东由对农业问题的研究转向对工业问题的研究，先后听取了34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的汇报，还听取了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汇报。在对农业和工业两个方面进行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于4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是毛泽东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其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960年6月18日在《十年总结》中又说：前8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现在看来，作这样的估价显得偏高。但这却告诉我们，以苏联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当时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他听取34个部委和部分地方党委汇报的目的。
这一期间的探索除了国内社会转变的需要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国际动因。那就是1956年2月在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突然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苏共20大对斯大林的全面否定，一方面给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个冲击波，带来了挑战和危机感；另一方面对苏联社会主义阴暗面和社会主义模式弊端的揭露，也有利于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苏联为戒，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1956年八大期间，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联盟代表团时就曾指出：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使人能想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转引自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82页）《论十大关系》正是解放思想，企图突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物和明显的标志。
《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成为党的“八大”的指导方针。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大会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的基本估计，对国内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规定，对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建设方针的制定，以及对加强执政党建设所提出的基本思想，都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探索的积极成果。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际上是上述一年多探索的继续和拓展，是初期探索的科学结晶。尽管这一讲话因反右斗争的开展，在6月19日公开发表时在原纪录的基础上，作了若干与原讲话主要精神和主要倾向有差别的修改，但从著作的整体来说，仍保持了原讲话的基本精神。
其所以说《正处》是初期探索的科学结晶主要是因为：
首先，从探索的过程看，《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探索，还只是处于探索的萌芽状态，《论十大关系》则是探索的良好开端和探索中的重大成果，“八大”是全方位立体化探索的高峰，《正处》则是探索高峰期的深化和拓展。《正处》公开发表、特别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初期的探索就由高峰期转入了低谷期。所以，《正处》在初期探索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次，从探索的领域看，《正处》以前的探索多是农业、工业、思想、文化等具体领域，而《正处》的探索则全面系统地涉及整个社会领域，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体矛盾及其处理的基本方针。
再次，从探索的意义看，《正处》解决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是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长期未能妥善地加以正确处理的、关系社会主义兴衰存亡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划时代的重大贡献。但是，这一开创性的探索又因种种主客观原因，未能坚持下去，出现了探索中的曲折。
二、《正处》对初期探索的巨大贡献
谈及《正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探索中的巨大贡献，首先要清除一种曾经广为流行的错误观点。这种观点是林彪、“四人帮”鼓吹起来的。他们断言：《正处》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完全歪曲了这篇著作的本意。对于这种完全歪曲著作本意的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献和理论界的一些同志已经作了澄清和批判（参见石仲泉主编《毛泽东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519～520页）。这里不再赘述。
通过40年社会实践的检验，谈论《正处》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巨大历史性贡献，除了清除上述谬误外，还应该解决一个观察这本著作的方法论问题。那就是不能仅仅从这本著作的文字上来评论这本著作，而要把视野放宽一点，放广一点，联系这本著作发展前后的基本思路来谈论这本著作，站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局的高度来谈论这本著作。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全面历史地正确评价这本著作。
我以为《正处》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期探索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巨大贡献。
1.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上，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
科学社会主义从学说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国实践之后，列宁早在1920就曾批注道：“对抗和矛盾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列宁全集》第2版第60卷第281～282页）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斯大林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的。他认为，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性质”（《斯大林选集》下册第394页），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羞羞答答地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如果领导机关执行不正确的政策，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这一理论上的失误，促使苏共不能自觉地主动地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导致各项制度凝固化，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失去活力。
毛泽东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同上书，第354页）他在《正处》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同上书，第373页）“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同上书，第374～375页）他还初步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和解决的根本方针，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种种表现。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矛盾的总根源，为我们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基本方向。
如果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理论基础，那么，毛泽东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理论则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主体。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不再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而是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他明确地告诉我们：“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同上书，第357页）对于如何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他针对当时的情况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这一理论的若干要点：1.敌人和人民是历史范畴。在不同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要具体分析。2.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和处理的方针也不同。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3.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好事和坏事是对立统一。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4.在社会主义社会，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在社会矛盾中大量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5.社会基本矛盾是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根源，人民认识上的正确与错误是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根源。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是他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探索中的最重大的贡献，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他的这一开创性的历史贡献至今仍然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为我们创造民主安定的政治环境提供了理论指南。
2.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提出了要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建国初期，我们在特定的国际国内条件下，曾号召“一边倒”，“向苏联学习”。这在当时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就在那种特定的条件下，我们党从不主张照抄照搬。苏共20大揭露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我们进一步破除了对苏联经验的迷信，主张以苏为鉴，不走他们走过的弯路，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自身的建设道路。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一开头就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同上书，第267页）在《正处》中又将这一问题提到学习态度的高度，主张学习苏联和外国的经验，要开动脑筋，独立思考，“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应的东西。”（同上书，第402页）坚决反对教条主义。这就为我们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3.在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上，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
这个思想毛泽东是不断深化发展的。在《论大十大关系》中他提出了这个思想，在《正处》中又将其提升、概括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认为所谓工业化的道路，决不只是工业本身的问题，而是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从社会关系上说是如何正确处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人民内部关系问题。他说：“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同上书，第400页）同年4月他在接见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时又从人民利益的高度阐述了这一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建设社会主义，丢了人民：建立重工业，丢了人民，这是不成功的。此后，他还进一步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实行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按农、轻、重的秩序安排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这是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探索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思想，至今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条重要方针。
4.在中央和地方放权关系问题上，提出了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并依据这一思想作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最初尝试
在毛泽东论述的几大社会矛盾中，除工业和农业这一最重大的矛盾外，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影响最重大的一个矛盾。这一矛盾一方面涉及的是经济关系，属生产关系的范畴；另一方面涉及的是行政管理体系，属上层建筑的范畴。鉴于苏联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把地方权力卡得过死所造成的弊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认为：“像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么多，情况这样复杂”，“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比较有利。”“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同上书，第275页）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苏联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1956年6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初步草案。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基本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三个管理体制的决定。这些改革首先涉及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还涉及到企业自主权、所有制、生产和流通管理体制。《正处》中提出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注意综合平衡的基本思想也是进行体制改革尝试的指导思想。尽管那时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可同日而语，但那时却已经开了改革经济体制的先河。
5.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关系问题上，强调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统筹兼顾，综合平衡，集中力量向自然界开战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首先抽取出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前五大关系大体上属于经济问题，后五种关系大体上属于政治问题。1958年3月1日他在成都会议上说，在十大关系中前五条是主要的。在《正处》中他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强调处理这些关系，最重要的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统筹安排，综合平衡。他说：“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同上书，第388页）他还认为，执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重要的是作计划时要注意综合平衡，走出一条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发展的建设道路。“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同上书，第375页）而要做到上面这些，就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同上书，第375页）这里实际上蕴涵着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建设，向自然界开战，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
6.在民主政治建设上，提出了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主张
毛泽东关于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实际上也就是建设民主政治的理论。《正处》中提出的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对于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方针为在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民主政治指明了方向。
为了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在《正处》发表前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还提出了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主张，曾多次论述“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党中央还考虑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周恩来明确提出要使民主扩大，“就要在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刘少奇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华盛顿在革命之后，做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呢？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人当过部长，当过总理，结果又去当教员、当教授、当律师、当经理、当校长。”“资产阶级的某些制度也可以参考。”（1956年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1956年毛泽东还作出他不连任下届国家主席的决断，在1959年二届人大上，他提议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他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这说明斯大林问题揭露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如何吸取历史教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已经有过深层次的思考。
7.在思想文化建设问题上，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在《正处》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同上书，第388页）他还提倡中西文化结合，主张对外开放。1956年8月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从理论上阐述了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必然性和党对外来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他在多次谈话中，反复强调凡是外国的好的东西，我们统统拿过来。他说：汉朝是这样做的，唐朝是这样做的。他们不怕外国的东西。有好东西，他就欢迎（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他还主张对外开放应该是多渠道的，一是派人到外国去，包括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1956年2月25日毛泽东听取汇报时的插话）；二是把外国人请进来，在文化问题上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此外，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相适应，毛泽东还在对国情的认识上、经济发展的战略上、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上，对外关系上，提出了好些探索性开创性的见解。所有这些，都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来源。
《正处》对初期探索中的某些不足
《正处》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光辉著作，在充分肯定它在初期探索中的伟大贡献的同时，是否也有某些历史局限性或认识上的不足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经过4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再来谈它的不足，并不是用今天的认识来苛求前人，更不是象国内外有些研究者那样仅仅从个人情感、品质、动机这样一些主观方面来谈论问题，将后来实践中的失误一股脑地统统归于个人主观方面。而是把问题限定在一定历史范围内，给以客观全面的科学分析，从而找寻促使初期探索出现曲折的认识根源。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正处》的公开发表是在反右派斗争开展起来之后。而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正是初期探索出现失误的起点。从此，初期探索就由高峰转入低谷，由基本正确转入曲折。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转折呢？这就涉及《正处》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逆转和不足。这些不足我以为有如下几方面的表现：
1.在阶级斗争形势的基本估计上，和八大政治决议的认识不一样
对于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八大政治决议中明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也说：“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转引自《党的文献》1988年1期第39页）可是在《正处》公开发表稿中却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拿这段论述和八大决议的论断相比较，明显地存在差别。
首先，从阶级斗争存在的程度上看，八大论断的三个“基本”（基本解决、基本结束、基本建立）明确具体。而《正处》的论断则在“基本结束”前加了一些限制语：“在所有制方面说来”“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这就意味着《正处》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问题上所指的是特定的而不是普遍的，特别是在最后又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就给认识带来了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其次，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依据上看，八大论断的依据是“阶级剥削制度”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已基本结束”。这是马列主义划分阶级和论述阶级斗争问题的基本依据。而《正处》的依据除了所有制外，又提出了“各派政治力量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就为后来提出反右派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同上书，第461页），并将政治思想状况也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留下了可能。实践证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和含义是不正确的。
再次，从论断的着重点看，八大决议的重点明确突出，一目了然。《正处》的着重点则在“但是”之后。
2.在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上，不如八大那样明确具体
八大政治决议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论断中关于“这一矛盾的实质”的表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上讲，确有疏漏和不恰当之处。因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都有滞后性，只有生产关系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能提出生产力去适应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问题。毛泽东后来对此提出批评是有道理的。但从毛泽东当时的基本思路看，他还是同意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论断的基本精神的。八大期间他在接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及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源时曾说：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人们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一点，还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转引自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1957年3月19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也说：现在处于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同上书，第85页）这两次讲话都是他赞成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论断的最好说明。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一贯强调抓主要矛盾的毛泽东，在《正处》中虽曾说过：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含有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思想，却一直没有明确提出国内主要矛盾的问题。为什么不提？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他对八大的提法有异议，有意回避。二是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变化，留有余地。事隔三个多月后，他在195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开表示，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看来，在《正处》中毛泽东不谈国内主要矛盾的问题，并非没有考虑这一问题，有可能是他的认识已有变化。而这又恰恰是毛泽东在初期探索中出现曲折的主要关键。
3.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上，尚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
邓小平1979年3月在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之后说：“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研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我理解，所谓“深入的具体的研究”，就是要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具体阶段，以及在这一发展阶段中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症结所在，并采取正确的途径和方法给以正确的解决。而限于当时国际上社会主义的历史不长，实践经验不足，我国又刚刚踏入社会主义等客观因素和主观认识水平，《正处》未能在就这一方面的研究取得更大进展；也由于人民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经济恢复、抗美援朝、三大改造任务的接连提前顺利完成，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越来越高，他又不大注意研究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却日益重视和突出强调精神的作用和力量，以为通过政治运动，不停顿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就可以急于求成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因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才正确解决这一问题。
在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途径上，《正处》还有一个不足，那就是在《正处》中没有将健全法制、加强立法、严格执法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途径。《正处》论述的两类社会矛盾及其解决方法基本上仍然是阶级概念、政治概念，而不是法制概念。这和毛泽东一直不重视法治，而重视人治可能密切相关。反右派之后，他曾说过：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这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转引自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65页）
4.在对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上，有明显变化
本来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周恩来在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建国以来的一系列运动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毛泽东也在会上讲了话。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发出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也指出：我们必须承认，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已经形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可是在《正处》中却说：“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这明显地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在《正处》发表之前，毛泽东于1957年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对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更加严重，认为：“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是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6页）正是由于这些错误估计，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并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我国内部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新论点，把知识分子也列入第二个剥削阶级之内，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直到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才又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9页）
此外，在思想文化建设上未提出防止和克服我国长期存在的封建专制残余的影响，在民主政治建设上未提出防止和克服个人崇拜，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等方面，也还存在某些不足。
为什么会产生《正处》的上述不足呢？这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认识根源。但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起先毛泽东对三大改造完成后的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没有精神准备，波匈事件的发生和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又使得他的认识有了转变，而且估计得过于严重。胡乔木在谈及这一点时曾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某些阶级斗争，主要是毛主席对这一点没有精神准备。”他曾宣传：“从此以后，阶级斗争过去了，再没有人跟人的斗争了，人跟人的斗争被人跟自然界的斗争所代替，要向地球开战，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在苏共二十大的时候，毛主席当然有很多的想法”，“想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搞得比较民主，不要搞成斯大林时代那样。”但以后的波匈事件和国内的反右斗争，使得他“来了一个大转变”。“从此，毛主席头脑里就多了一个概念，叫做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正处》的“讲话是在二月间讲的，到了后来发表时，就修改了很多。开始是一种看法，后来是另一种看法，这儿插一段，那儿插一段，这里改一改，那里改一改。所以，这篇文章中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145页）薄一波谈到《正处》发表稿增加关于修改阶级斗争状况一段话时也曾指出：“这段话是毛主席在看到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发动进攻而逐渐加上去的。”“今天回过头去看，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原稿讲得比较好，修改后的论述，同八大精神，同《正处》讲话原稿，不仅不协调，有了明显的差别，而且在理论上也有不妥之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591页）由此可见，上述不足，从思想认识根源说，还是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不是完全清醒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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