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文学与妇女解放_文学论文

中国女性文学与妇女解放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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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即人学,是社会生活的写照。对于女性的压迫,从古代开始就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不论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都同样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但是,男作家为女性鸣冤叫屈,很难达到女作家对自身问题了解和认识得那么真实和细腻。因为女作家一方面是作家,是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观察和理解;另一方面,她们又是女性,对女性几千年来遭受的传统偏见、歧视和压迫,不仅有着亲身的体验,而且更有着属于女性特有的感受和认识,她们是女性中最觉醒的部分。因而,要探讨女性解放,剖析这一体现女性最高层次觉悟的女性作家创作的女性文学作品,对于真正了解女性的心声,并从中了解、探索女性在自身解放过程中,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本文要专门研究女性文学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

原始社会后期,父系文化格局的形成,女性地位的跌落,开始了延续几千年的女性悲惨命运的历史。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女性被打入另册,社会只是男人的世界,女性属男性所有,是男性的附庸,而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权利,深受着神权、政权、族权和夫权的统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容怀疑和动摇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道德经、女儿经等道德观念和规范,犹如条条绳索套在女性的脖子上。女人除了为男人做牛当马,生儿育女外,再也没有别的权利。即使官宦富豪的女儿,也难得读书识字。纵然有,也多是接受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教育。封建社会把女人与小人并列,视女人是灾星和祸水,从精神上残酷蹂躏,使女性成为没有独立人格的人,以便于严格控制。因而,直到五四运动前,中国的女性文学作家寥若晨星,女性文学作品更是凤毛鳞角。即使如此,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留下了蔡琰、李清照、陶员怀、陈瑞先等一些著名女诗人。但由于封建道德的禁锢,这些女诗人又多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宫廷闺阁或深庭大院之中,她们的诗词多是抒发自身的悲伤哀怨情怀,诉说对婚姻不能自主的不满,对男子负心的愤慨,对爱情和婚姻自由和自主的向往。比如,天宝宫女的《题洛苑梧叶上》诗云:“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便吐露了对锁住身子的深宫的怨恨和对爱情的向往。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女词作家,更是女性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她的前期作品,带有比较明显的女性意识,开始萌发较为强烈的叛逆精神,她敢于吐露心灵的痛苦和对爱的向往和追求,她唱出了“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暖雨晴风被破冻,柳眼眉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这些诗句,维妙维肖地刻画了青春少女对爱情渴望而又羞涩的心理,以及女性失去爱情的痛苦。

不论是蔡琰和李清照,还是陶员怀和陈瑞先这样一些千金小姐、贵妇人等古代知识女性,对于男女的不平等,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婚姻的不满,尚且只是停留在对现实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哭诉和对命运、对性别的哀怨悲叹,很少有反抗精神,至多演出私奔或自尽这样一些令人心酸、感叹的悲剧,何况广大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贫苦妇女,更只是逆来顺受,忍声吞气。甚至更为可悲的是,很多妇女认为女人就该如此,男女之间存在着不平等,是天生地就,合理合情的。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国女性不觉悟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在小农经济的社会历史阶段,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决定了整个社会基本上是为生存而斗争。由于女性在生理、体质上与男性的差别,以及生儿育女和繁重的家务劳动,客观上造成了女性不能直接从事生产劳动,而必须依赖于男性才能生存。生存是这一生产方式下决定女性选择婚姻的首要条件。在当时的历条件下,获得生存权利是比解决婚姻更为根本、更为现实的问题。社会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的历史阶段。

其次,小农经济造成社会交往的稀少,繁重的家务劳动和传统的封建道德,把女性牢牢地禁锢在家庭之中,与外界的男性少有接触,基本上不存在产生爱情的机会,在那个年代,婚姻只有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存在产生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的客观环境。

最后,在为生存而斗争的小农经济社会里,社会成员中能够获得文化教育机会的极为少数,作为被社会岐视的女性就更不待言。除了个别女性外,绝大多数还不可能产生对社会不平等不满的思想观念和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的意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她们梦寐以求的不是爱情,而是如何获得生存的条件,如何改善生存条件。

总而言之,在为生存而劳作的小农经济历史时期,男性掌握着提供生存的机会和条件,掌握着家庭生活的命脉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男性掌握着社会,女性理所当然只有屈从于男性,社会道德的天平完全向女性倾斜,男性高高在上,女性跌落底层,整个社会造成让女性不可能产生独立意识的环境。因此,在漫长的奴隶和封建历史时期,女性文学作品极少,寥寥可数的女诗人、女词作者和催人泪下的作品,淹没在男性文学的汪洋大海之中。

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历史时期,欧洲出现了女性先是争取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而后是争取经济和政治权利的要求。这种女性争取自身解放的社会思潮,在20世纪初,从西方吹到了东方,吹进了刚刚获得走出家门、进入校门的中国知识女性的心扉。当时在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反对“旧文化,旧礼教”的新文化运动,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旧的传统道德和吃人的旧礼教,第一次真正为女性喊出了压抑在她们心灵深入的“妇女解放”和“婚姻自主”的强烈心声。这一时代的强音,炸开了笼罩在中国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头上的紧箍咒,激荡着她们沉寂的心田,推动着中国女性的觉醒。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刚刚冲破封建礼教阻扰,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新女性,立即投身于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作为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之一,就是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女作家,如冰心、庐隐、丁玲、萧红、石评梅、白薇、阮阮君等。

这批觉悟了的中国女性,几乎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笔端指向妇女解放这一时代的主题,指向压迫妇女最深、与女性解放关系最为紧密、最能体现女性人格地位的爱情和婚姻问题。她们以反传统的叛逆精神,强烈的忿愤,大胆的笔调,浓郁而细腻的风格,控诉和批判了封建旧礼教,表现了新女性对爱情和婚姻的理想和追求。在她们作品中的女性,既有争得婚恋自由,个性独立的欣喜,也有爱情幻灭的迷惘和痛苦。

庐隐的《海滨故人》,描写露沙等五个女大学生的天真烂漫,她们喜欢用理想编织未来的生活,把情感视为生活中最为根本、甚至是唯一的内容,“真是人若没有感情,就不能生活了,情是滋润草木的甘露,要想开美丽的花,必定要用情汁来灌溉。”露沙对梓青倾注了刻骨铭心的爱,但梓青却是一位有妇之夫。云青拒绝了父母为她选择的品貌双全的男子,而爱上另一个在其父母看来前途无望的青年。她们的恋情在父母的干涉下,终于烟消云散。

庐隐的另一部小说《曼丽》,描写女主人公由追求爱情转向追求革命。她试图在革命中找到自我解放的道路。将革命视为一种可以使人赏心悦目的“一朵鲜艳的紫罗兰花”。待到花朵萎谢,展现在她面前的却是遍地的荆棘和坎坷,举步维艰,她陷入了迷惘和苦恼的深渊。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描写一个患病住院的女学生,在追求爱情和个性解放中彷徨和苦闷的心理过程。丁玲大胆而又细致地袒露了莎菲恋爱心理和追求真挚情感的崇高信念。莎菲不象一般女子那样被动地等待男性的赏识和爱情。她认为,自己在人格和地位以及爱情上与男子完全平等,不存在谁高谁低,不存在女方只有被爱而不能主动去爱的权利。她与传统的温顺娴淑的中国女性迥然相异,敢于主动地去爱。她遇见凌吉士,“狠狠地望了他几次”,并在日记中写道,“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地献上他的心。”当凌吉士不再来看她时,她主动地创造了与凌见面的机会,开始,莎菲被凌的骑士风度所陶醉,爱得疯狂,但是,当他认清了这个风流倜傥的高个子原只有一个庸俗、卑劣的灵魂时,就毅然拒绝了他。莎菲追求的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性爱,而更追求高尚的理想人格,追求的是灵与肉不可分割的崇高爱情。《莎菲女生的日记》显示了女性决不依附男性的人格意识和力量,是中国女性投向传统封建礼教的一颗炸弹。

萧红自身坎坷,使她最了解女性的不幸和痛苦,她在自己的作品中,为女性发出了声泪俱下的控诉,为女性的不平提出强烈的抗争。她屡屡把现实社会中女性那种“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神态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在《生死场》中,她写了一群深受着时代和社会最沉重灾难的女性,在生死场上既强烈地呼唤着人生,又痛苦地诅咒着人生,她曾经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隋性……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总之,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下所出现的中国女性形象和女性文学带有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小说是情感冲动的表白,五四时期的女性小说,和盘托出了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女性的真实感受和内心境界。这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女性由于深受社会和性别的双层压迫,在反封建传统和礼教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她们理所当然地将性别上的解放作为最现实和最紧迫的目标。女性文学作品的主要矛头也是指向吃人的封建礼教枷锁,喊出了以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为主要内容的“妇女解放”的口号。尽管这一口号深受当时社会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还不可能意识到女性的解放,首先应当争得经济和政治上的解放;也还没有真正产生出女性自我解放的意识,却把自身的解放寄托在找到一个理想丈夫的身上,寄托在异性的身上。但是,它毕竟是女性第一次为自己的解放而呐喊,表明了中国女性开始从几千年的压迫下觉醒了,它在中国女性的心中,点燃了争取解放的一把火。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几千年传统观念的羁绊,并不是刚刚觉醒起来的中国女性所能一下完全挣脱的。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作品所表露出来的知识女性追求的解放目标,多是希翼得到心中的“白马王子”,建立起美满的婚姻和家庭,而后就心甘情愿地、默默无闻地当起相夫教子的贤淑女性的角色。因而在与传统观念的冲突中,她们有的以牺牲个性以换取爱的满足;有的在追求爱情和婚姻失败后,就彷徨、苦闷、悲观失望,甚至沉沦、颓废、自我毁灭。

“五四”运动以后不久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进入了以革命和战争为特点的社会动荡时期,在这个时期,基本上既没有出现很著名的新的女性作家,也没有出现很有社会影响的新的女性文学作品,整个社会的注意力被吸引到革命和战争上面。

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妇女与男子平等,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都得到肯定和承认,女性似乎不存在着需要进一步解放的问题,女性作家基本上都把眼光转向歌颂革命战争和建设时期女性英雄模范人物。

将近半个世纪,女性文学处于沉寂时期。

但是,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社会中的男女婚姻家庭生活永远不会停止,爱情婚姻和家庭问题也就永远存在。天性关心爱情和家庭生活的女性,积五十年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婚姻家庭的关注、体察和感慨,在七十年代末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之后爆发出来了。

在这个时期,中国文坛上又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女性作家,写出了产生巨大反响的女性文学作品,引起了很大的社会震动。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反映了现实社会生活中常常存在着的“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现象。作品描写了一个女作家和一位老干部的真挚爱情。钟雨年轻时因为幼稚,糊里糊涂地嫁给一个她所不爱的“公子”,后来离异。年过半白,她却对一位老干部产生了真挚的爱,而且爱得如痴如醉,不能自己。但老干部是个有妇之夫,虽也有一个缺乏爱情的婚姻,但钟雨为了不伤害另一个人,她把爱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企望“在天国实现她理想的爱。”

张洁的另一作品《方舟》,塑造了新时期几个女强人的成功和不幸。作品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问题,就是摆在当前女强人面前的是事业与爱情、婚姻和家庭的两难选择。似乎二者不可兼顾、不可兼得;获得其中的一项,就一定要失去另一项。荆华是个理论工作者,柳泉从事翻译,梁倩是个电影导演。她们都有着远大的理想,但在追求事业过程中,她们无法忍受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家庭给她们带来的桎梏。勇敢地冲破世俗的樊篱,与丈夫离了婚,抛弃了本该享受的一切。她们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和抗争,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终于各自在自己的事业上都有所成就*

陆星儿在《啊,青鸟》中,生动地塑造了一个性格坚强的女青年——榕榕。她与丈夫舒榛原来一起插队,后来舒榛上了大学,便看不起榕榕,夫妻间的感情日益疏远,而性格倔强、自尊心极强的榕榕,不能承受丈夫的高傲和冷淡,她深知“没有平等是不会有爱情的”,遂不辞而别,并考上了大学。当她生下孩子后,便独自挑起了两个人的生活重担。经过顽强刻苦学习和克服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她不仅完成了学业而且翻译出了《青鸟》一书。终于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使舒榛在妻子面前感到羞愧和内疚,恢复了对她的尊重和爱情,榕榕终于又抓住了那只象征幸福的青鸟。

这部小说似乎给上述这个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认为女性要想获得爱情,必须在事业上有所成功,道出了事业和爱情的统一,事业是爱情的基础这一观点。

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塑造了一对青年夫妇,他们曾热烈地相爱过。妻子是个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贤妻良母,为了丈夫的事业,她放弃了最后一次报考大学的机会,妻子原想通过牺牲自我来感动丈夫,获得丈夫的理解、爱情和关心,但却招致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不平等和精神上的苦闷。最后,性格倔强的妻子在既失去事业又失去爱情的双重打击下终于离开丈夫,冲破婚姻的束缚,去追求自己的事业。

这部作品告诫女性,在当前仅担当传统的贤妻良母,不可能获得男女平等的地位和丈夫的爱,还应当去追求自己的事业。

当代女性文学既是当前现实生活真实典型的写照,又是集中体现当代中国女性对自身解放的最高认识。她们不同于二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不再把矛头指向封建礼教,要求男女平等,爱情婚姻自由,她们也不再把眼光局限在男女恋情和家庭生活的狭窄天地里,而是把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提出了女性在社会上争取事业成功与男性具有同等的地位和价值。她们追求个人的事业成功和价值的实现,追求爱情婚姻和家庭的幸福美满与事业成功能相互兼容,相互促进;她们渴望男性应当承认女性具有同等的人格尊严和个人价值;应当理解和支持女性在事业上的奋斗并取得成功;应当承认与尊重女性拥有和男性同样的种种权利,支持女性为获得彻底解放的种种努力。

总之,当代女性文学较之“五四”运动之后出现的现代女性文学,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不仅在反映女性解放的内容上更加丰富广泛,而且把笔端指向女性在更高层次上的解放,不仅在家庭中,而且在社会上获得解放;不仅在地位上,而且在事业上获得解放。这是当代觉醒女性心灵的最强音。

纵观中国女性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和所吐露的女性心声,以及它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女性的觉醒和争取自身的解放,走过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历程。我们应看到,女性的觉醒与解放,是与当时时代相适应的,是历史的产物。一定历史时期的女性文学,只能呼喊这一时代的心声。古代中国小农经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的生存时时受到天灾人祸的威胁,生存是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当时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女性必须留在家里,从事非直接生产性劳动,这就在客观上造成女性必须依赖男性。因而,在古代尚不存在提出妇女解放的客观条件和主观的要求,不可能产生女性自我解放的意识,只有极个别受过教育的女性才有可能唱出向往爱情和婚姻自由自主的凄婉哀怨的诗词。

到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观念传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和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受教育的女性增多,在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受先进的思想文化熏陶的知识女性,从此中国女性文学和女性觉醒开始发端。但是,中国知识女性基本上出身于社会富裕阶层,影响和决定她们生活的主要是爱情、婚姻和家庭。当然,她们的目光也就集中在这方面,当时的女性文学也主要是批判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礼教,提出女性在爱情、婚姻和家庭中的独立人格和自由自主权利的要求。

尽管这一思想现在看来显得初浅,但它毕竟是中国女性开始觉醒的标志;其影响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被局限在少数知识女性之中,但还是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在女性的思想意识中泛起一阵激动人心的涟漪,特别是在中国女性的心田里播下了争取自我解放的思想种子,为女性的解放树立了先锋和表率。

经历了几千年演变和发展,中国社会已经使女性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获得解放。因此,在80年代出现的女性文学,把对女性解放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女性不再满足于以往在爱情、婚姻和家庭以及社会上的平等地位和权利。

当代女性文学道出了埋藏在女性心中的要求,即获得更为广泛、更高层次上的更为全面的解放。女性要真正获得人身和精神的双重自由和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应当拥有先天的、自然的和社会的一切美好和幸福!

当代的女性文学作品,试图向社会、向男性发出呼吁和抗议,以期唤起男性的理解和支持;更力图唤醒女性争取更高层次解放的自我意识,重塑女性的理想形象。她们追求在精神上契合和共鸣的爱情婚姻家庭,重新构架更高层次的情爱和家庭模式。

从当代的女性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同时看出,现代女性,一方面既有对现代意识的认同和追求;另一方面心中又有几千年传统意识的积淀,对男性的依附心理还没有完全克服。在两种观念的冲撞中,我们总可以看到这种心理的痕迹。在女性文学作品的背后,总深藏着某种难以言衷的悲凉和苦涩。因此,女性的彻底解放,不仅有赖于社会实现了解放的客观条件,还有赖于男性对女性解放的理解,容忍和支持,更有赖于女性的自我觉醒和自我解放。

(来稿时间:1994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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