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高校内部管理影响力作用机制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内部管理论文,影响力论文,机制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 64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154(2004)02-0051-05
高校内部管理影响力的作用机制是高校管理的核心，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大、市场力量的强力渗透，高校内部管理影响力的分配也在发生着变化。高校内部管理影响力可分为：学术影响力、科层影响力、学生影响力、外部影响力。如何合理配置、利用高校内部管理影响力，以解决高校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这是世界高等教育共同面临的难题。本文重点介绍几种国外高等学校内部管理影响力作用机制：学术影响力中心模式；学术影响力和科层影响力交叉渗透模式；科层影响力为主模式；混合型模式。最后，对几种模式作简要评析。
一、学术影响力中心模式
欧洲大陆国家的高校就是一种以学术影响力为中心的模式。在德国，大学称为“学者共和国”，即正教授的一统天下。在意大利，教授是贵族，整个国家是教授的天下。大学学术自由是法国的优良传统，它在大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如佩鲁所言，“追求真理的自由是基于人性的人类的权利。”[1]所以，教授行使学术影响力是符合其身份特点的。教授们对高级决策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教授占大多数的大学咨询委员会在所有教学人员的作用和晋升方面都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学术权威——主持讲座的教授们几乎控制着大学内部的各个方面。由此可见，欧洲大陆国家高校的内部管理就是典型的学术影响力中心模式。“主持讲座的教授一直是教学领域的主宰，一个多世纪来他们还是科研领域的主宰。”[2]教授们对本学科领域中的助理人员和学生进行个人控制。教授团体对学院和大学进行集体统治，主要垄断了课程、教师任用和研究方向等方面的决策权。
院校科层影响力比较薄弱是欧洲大陆国家高校的突出特点。战后德国，大学一般有四至六个部，它包括了所有教授和教授备选资格获得者。学部一般很少集合，其作用也是咨询性质的。学部名义上的行政官员是学部主任，他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影响力不大。在校一级，主要的决策性机构——学术评议会限于学术事务，它与学部相比，影响力要小得多。法国大学的系主任或院长无权向其同事下命令或仅仅是指示。僵化的科层体制同规章制度内的无政府主义般的自由的结合是法国大学的典型特点。在意大利的大学里，校长不是由政府任命的，而是从讲座教授中产生。校长没有超越教授的权力，仅是荣誉性的；大学的行政主任由政府任命；而在大学中学部这个中间层次由讲座的集合体行使权力，产生影响力，学部主任由讲座教授选出，学部主任也没有独立的行政影响力。意大利大学内部的管理影响力主要集中于底部——主持讲座的教授层，而大学校一级和学部的作用极为有限。
无论是德国、意大利还是法国，在学术影响力的笼罩下，学生影响力都是局限在很狭小的范围内，学生很少能反映自己的意志和个性。
在欧洲大陆高校的内部管理影响力中，外部影响力集中体现在政府对学校的控制上，而教授对国家的许多决策影响力又有很大的影响，“高级教授作为上层机构的最有力的构成成份，他们在中央决策中拥有重要的咨询权。”[3]所以，有份量的教授可以通过国家决策机构对高校内部管理产生影响。
从欧洲大陆高校内部管理影响力来看，呈现“上轻下重”的状况，学生影响力不大，外界的渗透力不强。
尽管大学内部管理的四种影响力严重地倾向学术影响力一端，但是这些高校在近几年的大学改革中认识到其保守、偏狭、阻碍跨学科联合等诸方面的缺点，已有改革的强烈愿望。法国玛尔约—拉一瓦雷大学(University Marne-La-vallec)校长认为，大学的自治决策不意味着孤家寡人，学校应同社会各界建立广泛的联系。因此必须加强大学校长的法律地位[4]。法国高校内部管理影响力的作用机制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以教授为重心的分权管理转向以校系为重心的相对集权管理：学院改为以专业为基础、规模较小的系，削弱研究所即教授个人的管理权限，加强学校一级的管理机构，实行职业化性质的新校长制。德国高等学校内部实现“群体共治”，即高等学校的所有人员被分为教授、学术中层人员、大学生和行政人员四个群体，由各群体的代表共同决策。这实际上就是高校内部管理影响力的重新调整。
二、学术影响力和科层影响力交叉渗透模式
英国高等学校内部影响力配置模式是一种学术影响力、科层影响力、董事会影响力相互渗透的模式。英国的高等学校是获得特许的自治团体，它们自己负责本校的管理，包括录取学生、设置课程、选聘教授、筹集资金（至少是部分地）、支付开支等等。所以，学术影响力（教授行会影响力）兴旺发达。但随着竞争的加剧，大学非学术性事务日益复杂，董事会影响力和科层管理影响力有所加强，从而形成学术影响力、董事会影响力、科层影响力相互渗透融合的局面。
长期以来，英国高校实施的是绅士教育，“培养有教养的人”是它们的目标。就大学毕业生而言，具有教养比具有高深学术更为重要。大学实施通才教育而不进行专业训练。18世纪，牛津和剑桥大学主要是非职业性的。十九世纪为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填补牛桥教育所造成的空白，由地方显贵创办的大学学院无学位授予权，这就更使得学术影响力得不到提升，1919年，主要由学者组成的大学拨款委员会(UGC)对大学的资助，使得一批大学学院获得皇室特许状成为大学，这些获特许状的大学享有合法自主权，学术影响力有所上升，但始终未达到欧洲大陆高校中学术影响力的地位。正如阿什比所说：“现在的学者既要忠诚他们任教的大学，也要忠诚于他们所属的专业（如化学学会、史学学会等），又回到具有双重忠诚的情况。”[5]“双重忠诚”也使得学者们无更多的精力来管理大学里的学术事务。另外，英国大学注重的是教学而不是高深学问的研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者们的学术影响力。传统上，一些开业律师，医生和在教会任职的人员占据着许多教授职位。政府认为，由于大学存在着突出的非职业传统，大学的某些课程（即职业性课程）不可能由大学来满足。受苏格兰中世纪大学和德国大学的影响，英国19世纪创设的院校发展起了一个系一门学科的结构，讲座教授被授予学科的权力；副教授的任命往往是基于他本人的科研成果，受讲座教授的影响比较小。
在科层管理上，英国大学一级有四个主要机构：校务委员会、理事会、评议会、副校长。根据大学特许状，校务委员会是形式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它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仪式性的，它由地方显贵、市政官员、各种协会组织的代表及校友、教师和学生的代表组成。其重要作用是“确保与地方明达的舆论保持联系。”[6]理事会中的绝大多数为校外人士，它的主要职责是筹划经费、制定计划和维修设备、正式批准教师的任命。所以，在管理上理事会比校务委员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通常由大学的全体教授、非教授系主任和某些当然成员，及若干非教授教学人员代表组成。评议会享有制定大学学术政策的全部影响力。副校长是首席学术和科层官员，他在评议会（大学副校长是评议会主席）、理事会及财政预算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从这四个主要机构来看，它的内部科层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是交叉渗透的，因为副校长这个关键人物是“首席学术和科层官员”。从大学内部的系和学部来看也是如此：系主任教授享有正式的最高影响力，由学部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学部主任是学部委员会的执行人员兼主席。在英国大学，职业化科层管理人员的的作用比欧洲大陆大学同样人员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
同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生要求参与治校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了减轻来自学生的压力，避免冲突，绝大多数大学都通过允许学生代表参加各种委员会，如评议会、理事会的各种常规委员会等。学生通过选举产生学生自治会，他们经常和校方保持联系，通过议案和编写备忘录来争取参与大学的科层管理工作。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于1922年，它不仅关注学校问题，还关注社会问题。大学教育经费评议会在视察大学时，同各大学本科学生进行讨论是会受到启发和帮助的，对于高等教育政策的决定也是确有影响的。所以，大学在决策时应该充分听取学生们的意见和建议。阿什比还把大学看作是校长、教师和学生的共同体，三者在大学中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他还特别看重造反派一类的学生，他说，“真正的造反派是很受人尊重的，我们应指导他们学会充当成功的造反派的本领。”[7]造反派学生并不要求做事有特权的公民，他们的真实意见是：尽可能受到一个普通公民所享受的那样的待遇。阿什比对学生的观点反映出他对学生是尊重的，尤其是具有创新能力的造反派学生，大学要培养具有批判精神的学生，只要造反派的反抗、挑战和背叛在理智上是真诚、严肃而有建设意义，他们对大学就会是有益的。作为现代大学，不能只听到同一个声音，应允许持不同意见的学生有他们的发言权。英国在传统上做到了这一点。
英国大学传统上一直受校外人士的影响。校外人士在新院校的董事会、校务委员会和理事会中占绝大多数，他们的影响也很大。今天，校外人士的影响在逐步减少，但有时他们还起着决定作用。1870年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创立了一个由校外人士和本校学者共同参与管理的现代模式。这种模式后来成为英国大学内部管理的一种典范[8]。大学理事会（大多数成员是当地人士）的主要作用是争取私人和当地机构的经费资助。英国的大学重视的是道德教育，所以职业教育居次要地位，大学与工业的关系一直比较疏淡。“无论何时，大学从来未对英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过有意义的贡献。”[9]这话虽然说得有点过分，但大学关注社会的发展确实比较少，因为它存在着突出的非职业传统。英国高校外部对大学产生的影响力主要在三方面：一是请求入学者的压力，二是社会人才的需要，三是大学体系本身的内在逻辑（即大学的传统力量）。按照阿什比“大学是遗传环境的产物”的观点，大学的内在逻辑力量必将有所改变，以便适应日益增长的其他社会环境力量。大学固有的传统势力要保持大学以非职业教育为宗旨，而主要社会力量却在迫使高等教育向职业教育方面发展。可见，外部影响力正在威胁着英国的大学传统的职能。大学职能之一就是保存和延续文化遗产，但它成其为大学长久不衰的动力还在于要随时适应（有时是很痛苦的）所处的社会环境，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结果，是自然和培养的产物。”[10]可见，外部影响力是高等院校存在的理由之一。关键的问题是它如何与大学内部的其它三种影响力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
三、科层影响力为主模式
美国高校内部管理影响力作用机制是一种以科层影响力为主的机制。与英国高校比较起来，教授的统治力量比较弱，而董事会影响和行政官员的影响力相对较大。董事会还在院校建立起自己的包括校长到院长助理的科层班子。教授个人和集体的影响力没有产生像欧洲大陆和英国高校那么大的影响，教授的影响力只能在董事会和科层官员已划定的范围中发展。这就不可避免地限制学术影响力。所以，美国的讲座没有成为院校的基石，代替它的是作为具体执行机构的系。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不同种族生活在一起，各种思想观念相互碰撞、融合，从而相互理解，形成了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文化氛围；另外，美国人具有强烈的开拓精神，进取意识强。所以，美国大学对学生是比较灵活的，学生也具有较大的自主参与权，学生影响力得到应有的重视。美国高校遵循的是功利实用的原则，因此它强调高校为社会的服务功能，外界与社会对高校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尤其是市场对高校的渗透力特别强。所以外部影响力也占有相当的地位。
在美国大学最基层的系，影响力是分散的，而不是欧洲大陆国家大学中的以教授主持讲座为基层那样的集权制。首先是在正教授中分配，然后在副教授和助理教授中分配，在系的内部决策的主要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在学院里，每个学院通常有一个或几个团体机构，如文理学院教授会、本科生院教授会、研究生院教授等。这些机构实行不定期开会的方式来听取各自的院委员会报告和院长的报告，以集体投票进行决策。因此，在院一级，教授团体和科层官员必须实行合理分工，通常是科层机构控制预算，教学人员监督课程，二者联合负责学生工作。但是，在大多数大学里，广大的学者团体在关键问题上没有什么发言权。近年来，随着知识的增加和对专业人员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组织内的学科力量得到加强，自然科学和其它科学领域的日益专门化，以及普通劳动部门的上层劳动力的日益专门化，加强了以专业特长为基础而掌权的人的势力，所有院校的学科影响力都得到加强。教授们的权威在基层机构得到加强。很明显，美国大学正在向着加强学术影响力的方向努力，以使高校内部管理影响力配置趋于合理。
美国大学组织的最基层是“系”，而不是以讲座为基础，伯顿·克拉克认为，美国大学里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类似于企业的结构和把权力委托给非个人化办公机构的官僚授权方式，是系的主要形成原因[11]。自1825年系在哈佛学院出现以来，作为适应专业化需要，划分更大的结构的基本单位的系就在美国大学有了牢固的地位。系首先是一个社团式机构，即是一个围绕某一学科的共同利益而组织起来的相对统一的机构；系也是一个官僚单位，系主任要向一个或几个院长负责，并向一个或几个校部的官员（校长、学术副校长、教务长）负责，同时也要向组织等级中的下级负责。因为系主任常由行政部门同系的成员商讨之后任命的，所以他要按照校本部的官员的旨意工作。美国系制中的官僚影响力和社团影响力是紧紧地交叉在一起的。由于交叉的社团性机构和官僚人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制约了系主任的独裁行为，因而“系制的冲击都集中到了系主任身上，他是一个处于上挤下压地位的中间人物，既负责教学工作，也负责科层工作。”[12]美国大学学院的院长一般由大学的最高官员任命，并非为中心科层机构的成员进行工作。由于大多数院长是任命而不是选举的，所以他们具有科层官员的地位。每个院长都配有助理院长和其他辅助人员，拥有独立于教授团体的科层影响力。美国大学的高级科层官员和教授委员会由科层机构任命，科层机构还负责批准所有的任命。在大学的校一级，大学的科层负责人即校长是由董事会任命的，董事会把许多权力委托给校长。
高等教育在从精英型向大众型转变的过程中，学生从受教育者转变为顾客，在挑选课程方面产生了很大的作用。美国的许多院校由学生提出课程评论，就充分反映了学生对学校课程的影响力。康乃尔大学开设了12500多种学科，这些学科组成一个庞大的“学科超市”，允许学生自由选修这些学科，他们学习的学科经考试及格即可获得学分，学分积累到规定的数量即可获得学位。在一定的条件下，学校之间的学分相互认可。这种灵活的方式给学生以足够的空间去学习符合自身兴趣的专业和知识。
四、混合型模式
日本高校内部管理影响力机制是一种混合型的。在日本，少数名牌帝国大学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显示出古代教授行会影响力模式。在帝国大学部分，讲座主持者对下级个人控制权很大，讲座主持者实行有力的学者团体控制。在国立大学，没有董事，中间层的科层管理比较弱。
日本国立研究性大学的最小单位是讲座，由正教授的讲座主持人负责。讲座还包括一名副教授和1～3名助教。讲座主持人在那些讲座预算比较高的和可以获得外部研究经费的领域里有较大影响力，他还有权决定讲座里其他人员和研究生的研究课程，但具体做法是讲座的成员互相协商。日本大学组织中的学部是若干个讲座的联合体，它是一个自主、独立的教育行政单位，学部主任是学部成员选举产生的，教授在学部里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校长均由著名教授担任，要学识渊博，精通管理。
日本公立高校和私立高校的法人代表和经费来源均有很大的不同，但同属政府文部省和地方教育委员会领导。它的国立和公立高校科层管理机构有评议会或教授会、校长和基层管理组织。校长由评议会或教授会酝酿、协商和提出候选人名单，然后由全体教职员工投票选举产生。校长的主要职责是掌管校务，指导所属教职工。从教务到总务，从学生入学到毕业分配，从教员聘任到晋升等等都由校长负责。当然，具体事务由各方面办公人员按高等院校规章制度、法律条文办好，最后由校长签字批准。所以，国立和公立大学的校长的科层影响力比较大，但是，对校长的要求也比较高，第一，必须是教授，要求学识丰富、广博；第二，人格高尚；第三，很强的行政领导能力。可见，具备了学识和专业管理能力及人格要求，才能担当校长一职。由此可见，校长基本上是职业化校长。这样的校长能正确、合理行使自己的影响力，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推动大学向前发展。大学的学院设有教授会和主任教授，教授会的职责主要是作为“立法”和监督机构，审议学院内部事项；它不仅要审议学院如何具体执行学校的决议等问题，还要具体讨论本学院的办学方针、方法、人事等重要问题，监督院长工作。每年的招生计划、课程设计和每年的教职工人事变动都要由教授会决定，然后由院长具体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向教授会汇报。学院的教学和科层工作为学院教授会选举产生的主任教授负责主持，主任教授配一名专职事务协助秘书和一些事务人员，他们向主任负责，具体贯彻执行和办理日常具体事项。协助校长处理大学日常事务的机构通常有事务局和学生部两个部门。事务局除局长外，其余人员分为教务人员和技术人员，他们都是公务员，向社会公开招聘录用而来，他们能力强，严守规章制度，办事效率也高。一般科层管理人员职业化。日本私立高校设有理事会、校长、评议会、总长、监查。在内部管理上和公立高校大致相同，只是其经费来源不同，受外部影响较大[13]。从日本高校内部管理机构和管理程序来看，其科层影响力受制于教授会即学者团体，因为首先校长是教授会选举产生，他在处理具体事务方面代表教授群体的利益来协调各方面的工作。
在日本，科层影响力、学术影响力依然是高等学校的核心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制约科层影响力，科层影响力也有一席之地，因为专职的科层管理人员（国家公务员）和严格的等级分工充分体现了日本大学的特点。学生没有成为大学决策的独立角色。外部影响力，尤其是就业的压力对高校越来越大，私立高校受外界影响更大，它不仅受资助方的影响，还要受政府的影响。
五、对几种模式的评析
学术影响力中心模式、学术影响力和科层影响力交叉渗透模式、科层影响力为主模式、混合型模式这四种模式的大学内部管理影响力作用机制各有不同。学术影响力中心模式下的大学基层拥有强有力的影响力，教授们不仅有权决定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还掌握一定的人事权。比较起来，科层影响力相当有限。学术影响力和科层影响力交叉渗透模式中，其影响力分配的传统模式是教授行会与院校董事会及科层人员的适度影响的结合。但是，董事管理制度和以副校长制为形式的某些科层权威也一直存在，并与较低层次的行会权威溶合在一起。英国高校的影响力配置就是一种科层影响力与学术影响力相互渗透的模式。在美国高校，科层影响力为主模式占上风，特别是多元化巨型大学，它们在影响力结构上的共同点在于：实行严格的等级管理，使高校的科层影响力得到大大加强。通过强有力的科层管理，既提高了办学效益，又保证了学术质量。一个世纪以来，日本的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是由几所主要国立大学，特别是东京大学所控制，没有院校董事管理制度，院科层影响力相对较弱。这和欧洲高校相类似；而日本的私立院校却是董事较强的院校科层人员和系的组织，因为它们为了生存，董事和院校科层人员“更多地卷入院校自下而上的事务”[14]这与美国高校又有着类似之处。所以，日本模式是一种混合型模式。
这几种模式，各有千秋，很难绝对地说孰优孰劣。它们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传统和社会背景。欧洲大陆高校以学术影响力为主的模式，尽管有利于学术自由，却削弱了大学的服务功能，同时，办学效益也必将受到影响。以科层影响力为主的模式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但却约束了学术人员的自由，不利于高深学问的探索。在英国高校这种影响力均衡的模式中，虽然“每一个教员群体都掌握自己领域的影响力，这些群体之间以及所有大学科层人员，董事和教员组织之间，形成了复杂的默契网络。”[15]但是中央部门的控制却十分弱小，因为全国的协调主要由一些学术寡头来实施。
从几种模式可以看到，学生影响力在大学内部管理影响力中占据的地位比较低。虽然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使得人们在管理观念上有一些变化，但学生影响力并没有普遍地受到重视。作为大学，如果淡化学生影响力，就难以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特别是今天，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逐渐普及，不给予学生影响力应有的重视，不在高校内部管理影响力中预设一定的空间，无疑会影响高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