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国立大学出版社优秀畅销书奖质量分析_畅销书论文

第五届国立大学出版社优秀畅销书奖质量分析_畅销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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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评奖结果已经产生,85家出版社的105种图书获得优秀畅销书一等奖,77种图书获得优秀畅销书二等奖。

评奖虽已结束,但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一下这些参评图书,对从中反映出来的特点和问题作出一个综合分析,无疑将有助于各社优化选题,提高图书质量。

一、参评图书概况及审评

根据评奖办法,这届优秀畅销书评奖选送的图书,是2000至2001年度出版的,内容健康、品位高尚,初版印数5千册(套)以上或在此期间经重印达到1万册(套)以上,编校、印装质量符合国家标准的图书。每社限报4种。根据这些要求,有87家大学出版社选送图书243种(396册)参评,比上届增加了20种(64册)。参评图书中,包括社科类(含语言文学)图书111种,科技类(含农林医军事)图书90种,外语类图书42种。其中有教材、学术著作、教学辅助用书、工具书及一般读物。

审评图书首先注重内容,把思想性、创新性作为首要因素,并对选题新颖、学术含量高、实用性强的给予优先考虑;按内容、编校质量、销售量三项指标综合考评。获奖数量上不封顶、下不设底,严格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的条款及其附件《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计算方法》的标准和大学版协《第五届全国大学出版社优秀畅销书评奖办法》的规定,不搞照顾、平衡。这次有几家出版社的参评图书就榜上无名。

二、图书质量总体有所提高

质量的提高反映在内容、编校、装帧设计等各个方面。

内容质量的提高首先表现在选题的结构和建设上。从这次各社参评图书的选题结构看,教材130种(获奖98种),学术著作15种(获奖9种),工具书14种(获奖12种),教学辅助用书47种(获奖32种),一般读物37种(获奖31种),教材、学术著作占59.7%,加上工具书,占到65.4%,教辅类图书仅占19.3%;选送的各类参评图书共243种。选题涵盖面宽,各门类、学科涉及广泛,获奖率也同参评各类图书的种数呈大致相同的比例。这种情况,反映了大学出版社良好的出书结构及在教材、学术著作出版上,在高校各学科教材建设上的全面追求。同时,参评图书多是各社的特色书、长项书,反映出大学出版社在走以特色求发展道路上的努力。

就图书的内容来说,社科类图书的思想性和可读性,科技、外语类图书的前沿性和实用性,是优秀畅销书的重要条件。这次的参评图书,教材有不少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有些图书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全国或省市优秀教材成果奖等,其内容质量应属上乘。从我们这次评奖的专家审读意见看,参评图书有的具有学科的开创性,如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的《脊柱侧凸三维矫形理论与技术》、厦门大学出版社的《广播电视广告学》;有的涉及最新前沿理论、反映了最高学术成就,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经济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的《单片机应用系统抗干扰技术》、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土木工程地质》;有的是代表最高学术水平的成熟的教材,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营销管理(新千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电子技术基础(数学部分)》、清华大学出版社的《IBM-PC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第二版)》;有的时代感强、特色突出,如重庆大学出版社的《教育观念的革命》、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信息技术基础》;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各大学出版社在选题上的大胆探索、积极创新,也可以看出各大学出版社在品牌建设上的努力和成果。

编校质量的提高,可以拿获奖率作一个旁证。上届优秀畅销书评选,获奖图书占参评图书的比例是65.5%,这届的比例达到74.9%,上升了9.4%。有12种图书抽检部分(2~3万字,另含封面、扉页、版权页、前言、后记等)达到零差错。虽然审读图书采取的是抽检部分字数的方式,虽然参评图书的数量不足百家大学出版社两年出书总数的百分之一,但笔者认为,这次获奖书比例的提升,还是反映了各大学出版社按照国家《图书质量管理标准》的要求,对读者、社会认真负责,图书编校质量有所提高。

三、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

从这次评审中,可以看到大学出版社的图书质量虽有进步,但问题仍然不少。这里有些是老生常谈、本应不再出现的问题,有些是“常在河边走”难免“湿鞋”的所谓难以避免的问题,也有一些新出现、应引起大家注意的问题。当然,各种问题、差错不仅仅是存在于未评上的图书中,获奖的图书中也有。

1.内容方面的问题

内容上这次未发现导向和思想性总体有问题的图书,但个别书还是存在政治性、知识性差错,有的书整体或部分章节思想、用语陈旧。有一本书在附表中把香港、澳门、台湾与世界各国列在一起,却未注明它们是中国的“地区”或“省”;在中国示意图上,没有我国的南海地区。一本历史教材这样解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国民党……成立了国民政府,但由于腐败、专制严重腐蚀了政权的现代性,终归导致自身的毁灭。”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现代性”的失去,显然不对。还有一本书在提到清朝的时候,仍然使用“满清王朝”说法,不符合民族政策。对于有上述问题的图书,在评奖中采取了“一票否决”的办法。一本世界史的书,在谈到当前世界格局时,竟提出“世界一体化”。一本关于写作的书,里边仍在反复地使用“社会斗争”、“工农兵大众”等词汇,观念陈旧,用语过时。

还有知识性、常识性的差错。比如,一本写作教材中,把“铭诔尚实”的“诔”字误排作“来”,不知道“诔”是古代的一种文体。一本军事教材,在卫星方面的术语中,把“推进系统”、“陀螺平台”、“传输速率”,分别误写为“动力系统”、“旋转平台”、“传输质量”。还有,“新闻出版署”、“国家体育局”,在“署”、“局”前应加上“总”字;“航速25千米358米”,应作“航速每小时25千米358米”。

2.字词上的差错

字词上的差错十分普遍,有些属于“屡教不改”。像“那”、“哪”不分,如“问问自己最近学习有那(哪。括号内为正字,下同)些进步”;“象”、“像”不分,如“一开始持球即应成第2动的姿势,不应象(像)第1动那样……”。还有“做、作”、“帐、账”、“唯、惟”、“即、既”、“反映、反应”、“制定、制订”、“其它、其他”等字词的混用、误用,就不一一举例。

“的、地、得”的用法上更是问题很多。较普遍的情况一种是“张冠李戴”,如“你怎么粗心大意的(地)丢掉两分”,“她比想象得(的)可能更软弱”;一种是“浪费”和“吝啬”,如“公文的写作和处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课题组在分析借鉴国内外研究基础上……”,前一句“公文”后的“的”就是浪费,多了它读起来拗口,应该删去;后一句则应在“研究”后面加上“的”,太吝啬,就使句子表意含糊。

出现错别字大多是由于编辑和校对人员的疏忽,也有常识问题。比如“笔划(画)”、“报导(道)”、“明(朋)友”、“《红楼年(梦)》”、“辩(辨)明是非”、“反应迟顿(钝)”、“廖廖(寥寥)无几”、“应用(运)而生”、“军民大团体(结)”、“晋察冀办(边)区”、“股票的要(票)式”,以及人名有误,出现“陈庚(赓)”等等。

书中还有生造词出现,如“兴趣淋漓”、“丰花硕果”、“艰困苦难(艰难困苦)”等。这样的词甚至出现在书名上,像《教育走向生本》,“生本”是什么意思,不明确;《探究教学论》,是论教学研究,还是研究“教学论”规律,也不清楚。

3.语法上的差错

句子里的用词搭配不当、成分残缺或赘余、逻辑结构混乱等,在我们的参评图书里并不少见。

用词搭配不当,如“积极性少(小)”、“减小(少)人数”。搭配不当中有一些是因为用词不当造成的,如“看到同学有了苟同的意思”,“苟同”显然用得不对,应当改为“赞同”;再如一本关于散文的书里的句子:“写文章的人这么多,每个人都走得多写得少,但集约在一起就非常可观了。”“集约”指的是一种科学的经营方式,没有“集中”、“集合”的意思。还如:“我们相信读者会可爱我们,可爱我们的杂志,为我们投稿。”用“可爱”表示“爱”也许是那位作者的方言,但编辑决不能让这种不规范的用法出现在正规出版物中。

成分残缺或赘余,如一本教材的《前言》的第一句话:“由于前辈们的努力倡导和身体力行,自80年代开设大学语文课程以来,成绩巨大……”谁“开设大学语文课程以来,成绩巨大”?缺少了主语。成分赘余的像:“现代的应用文……真正成了广大群众工作、生活、学习中普遍地经常地使用的交际工具。”“群众”前的“广大”与后面的“普遍”意思重复,留下前面一个即可。

逻辑结构混乱,如,一个小孩养的一只小鸡死了,她“把小鸡的篮子拿到屋后的空地上,在爸爸的帮助下挖了一个坑,埋葬了”。这句话因为语序不当,容易让人产生“把盛小鸡的篮子埋掉”的误解,改成“……挖了一个坑,把小鸡埋葬了”就对了。

4.标点符号的差错

主要的一是误用错用,如:“单就自然景观而言旅游意义不大。但某些地区的土林也有观赏价值。”这是一个转折句,不是两个句子,因此第一个句号应改成逗号。书名号和引号之间的错用比较多,如:“《工业造型设计》专业指导小组成立于1987年10月。”这里的“工业造型设计”不是书名,不能用书名号,应该用引号。

二是该有没有、不该有却有,如:“总结一般都用第一人称‘我’‘我们’,不能用第三人称‘他’、‘他们’。”“我”和“我们”中间应该加顿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等应用性大型巨著的相继出版,标志着我国的应用写作,已步入繁荣阶段。”“应用写作已步入繁荣阶段”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不应停顿,故后一个逗号必须去掉。一本讲党的基本知识的书,提到当年的“王明”和“博古”时,写作“王明博古”,两人名字中间未加“和”字或顿号,易使读者误认为是一个人。

5.数字、计量单位用法的问题

如按照规定,一般图书在表达年代、时间、岁数、质量等时要用阿拉伯数字,可我们的书中仍有不少“十二点”、“十八岁”、“二十世纪”、“二○○二年”、“十五美圆”、“六十七千克”的汉字用法。质量单位“千克”,一些书里仍在写作“公斤”。科技书里单位应该用字母符号的,有的却用文字表示,像把"t"写作“吨”、"kw"写作“千瓦”、"m[2]"写作“平方米”。

约数的表达方法也有一些用得不妥,如“大约十天左右”,“大约”和“左右”意思重复,有一个就够了;“60%~70%左右”,“60%~70%”与“左右”相矛盾,不能同时用。

6.译著和外语类图书中的问题

译著的审查主要是翻译质量,发现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可能转译自或参考了港台图书,所以书里的有些词语不符合我们的规范和习惯,如“冲天炉”、“计程车”;二是有的人名、地名等专用名词译得不准确,如“麦可(克)斯韦”、“亚马逊(孙)河”。

外语图书主要是标点符号、词汇误排问题,如按英文习惯该用“.”的却用了句号“。”;单词trees误排成tress,文内的please误排成Please。

译著和外语类图书中的版权问题比较突出,有的书上中外出版社共同署名作为出版者,但外国出版社在中国没有出版权;有的书上没有版权号,按国家规定有当地出版局核发的版权号才能上架。

7.封面、扉页、版权页的问题

封面和扉页,按规定应具备书名、作者、出版者几个要素,封面和扉页的内容必须一致,这已不应该出什么差错,但参评图书中确有一套教辅书封面无作者,一本英语教材封面、书脊都没有出版社的中文名称;几种书封面和扉页的内容不一致,有一本书封面、扉页、版权页、书脊的书名竟全不一样。还有一套书,封面的出版社下面印上了“国家教育部直属大学”的字样,也不规范、不恰当。

版权页的问题,主要在于内容不全和格式不对。内容缺的大多是CIP在版数据,格式也往往随意,没有按照国家规定排。有的书版权页上的内容还有疏误,如一本书印数标的是“460001~52000”,不知是前者多一个"0",还是后者少一个"0",出现这样的疏误实在不应该。

在版权上,审查发现有用光盘号出书的,有一号多用的。有这种情况的图书,都被排除在了评选圈外。

封底内容也有一些问题。有一套书将书号、定价、条码都放到了勒口上,有违国家规定;还有一本书条型码尺寸太小,不符合国家标准。

8.装帧和排版的问题

图书的封面设计很重要,但不能喧宾夺主、因美害意。有一本书,书名前还有两句口号式的话语作为引题,设计在封面和书脊上,引题的字号与书名字号相差无几,让人分不出主次、看不出书名来。

在排版和版式上,有的不符合规定,如眉题有的章节有、有的章节没有;文中注码、逗号、句号、后引号等放在了行首,而前引号却放在了行尾;一本书中的字号、字体、注码不统一;等等。还有一本历史书,有6行的漏文空白;一本给中小学生看的教辅书,用的是小五号字,不利于保护学生视力。

书的印装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书(尤其是教辅)用纸差,出现透字;有的还在用硫酸纸印刷,使印出的书字迹不清、图表模糊;有本书的装订竟出现了数页倒装,造成乱码。

9.引文的问题

现在出版者普遍对引文的重要和严肃性重视不够,我们这次的参评图书也有表现。一是引文出处不规范,一本思想教育的书,在注所引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话时都没有标明出处,使读者难查原文。二是马列经典著作已有新版本,但不少书中仍引用旧版本。三是引文文字有误,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引鲁迅一段话,短短80字,就丢了一个字,错了两处,“却想不到”排成了“都想不到”,“大家也要”引作了“人家也要”。还有一本书引古词,上下两阕断错了位置。

四、问题的症结和对策

虽然本文前面说大学出版社出版物的质量有所提高,但当看到我们的图书仍有这么多问题,而且问题来自各社选送的优秀畅销书参评图书,不少问题在上届优秀畅销书评选后就曾有文章指出过的时候,便让人难以乐观起来。

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业内报刊常有文章分析,同人也都能道出几条,主要是一些出版社或出版人还没有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没能认真贯彻、执行国家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和《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编辑和校对人员的责任心还不够强、业务水平有待提高。但笔者感到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在社会和经济两个效益天平上的失衡:一些出版社和出版人为追求“经济效益”,赶工程、快出书、抢市场,而把社会效益抛在了一边。

治病需要对症下药,解决图书质量问题的根本一是观念、二是管理,观念又是重中之重。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副署长最近强调:“质量是出版物的生命。”出版物的质量关系到每个出版社、整个出版业的生存和健康发展,出版人应该牢牢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强化以质量求生存、求发展的观念。质量与数量、质量和时间是相辅相成的,不讲质量的数量和不讲质量地一味求快,抢占市场,也许“风光”一时,但决不会长久;质量与品牌是紧密相连的,当今的市场竞争是品牌竞争,没有质量就没有品牌,就没有竞争力。

提高质量的关键是抓管理,管理的核心是制度建设。制度贵在坚持,重在落实。应该加强编辑和专业校对队伍建设。现在一些出版社已没有专业校对人员,书稿的校对往往是编辑自校、互校或委托作者来校,这样很难把好质量关;出版社还应针对现代计算机排版带来的新情况,不断组织编辑、校对人员学习、培训。应该建立健全书稿审校制度,坚持出版界保持多年的“三校一读”、“三审制”好传统,通过依“法”办事、层层把关,确保图书的内容和编校质量。

党的十六大刚刚闭幕,我们出版界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就是要从“三个代表”的高度认识抓质量的重要性,奉献出对社会和人民高度负责、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高质量的图书精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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