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研究
黄 寰1，肖 义2
（1.成都理工大学 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2.东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摘 要： 选取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共4个省47个市州为研究地域，以各地区专利授权量为评价指标，对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差异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总体空间分布来看，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创新能力差异显著，呈现三个层级现象，即成都和重庆为第一层级，昆明、绵阳和贵阳为第二层级，其余地区为第三层级；第二，从空间聚类分布来看，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省会城市和科技城；第三，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各市州的经济发展状况、创新投入与产出以及创新主体等因素，对各地区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创新能力；空间差异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坚持把创新摆在更重要的位置[1]15-17。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经济增长缓慢、贫困问题突出、地质地貌情况复杂等制约着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国家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发展，而上游地区生态地位尤其重要，蕴含巨大内需潜力。2014年9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长江经济带要紧跟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方向，推进技术创新，优化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使之从要素驱动向科技创新驱动转换[2]。2016年3月国家发改委印发的《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指出，要积极推进创新驱动，优化沿江产业结构，努力提升产业效益，形成长江经济带现代产业走廊[3]。长江经济带犹如一条“巨龙”，横贯东西，辐射南北，而长三角地区作为巨龙的“龙头”，发挥着经济示范带头作用；以中游城市群为核心的地区是“龙腰”，在“龙头”经济辐射带动下发挥重要作用；以成渝地区为核心区域的是“龙尾”。要使这条“巨龙”腾飞，就必须让“龙尾”摆起来[4]。
国外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区域创新能力的是美国学者埃弗雷特.M.罗杰斯和朱迪斯.K.拉森，而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才提出区域创新理论。Braczyk等通过研究表明，区域创新能力与教育、研究和技术转移等制度联系密切；Cowan等通过对1985—2000年间意大利大学在科学、医学和工程等专业领域新设学院的研究，发现新设学院在5年内增加了区域创新活动，其主要原因是新设学院开展了高质量的科学研究活动；Debresson对中国创新的区域分布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存在的一些区域创新极化问题，并强调这些问题造成周边地区创新的空洞化。国内研究方面，曹勇等引入Theil系数测度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差异变动；桂黄宝采用改进的TOPSIS-Theil法对我国创新能力区域空间差异和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关于区域创新差异的探索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Schmoch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创新体系差异的分析，认为影响国家或地区创新能力的四大指标主要是教育人才资本、知识创造、创新实践和市场要素[5]。Mate-Sanchez-Va从企业创新的角度分析西班牙和英国两个国家之间创新体系的差异[6]。Fishcher则通过选取世界上多个典型城市的方式，对创新基础、创新人才、创新技术等多方面要素差异做比较分析[7]1-13。M.Navarro通过宏观视角分析欧盟25个地区的创新差异[8]。J.Fagerberg对115个国家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创新差异与每个国家的特性有关[9]。国内研究方面，阮建青通过对中国省域数据的研究，分析了遗传距离对省域间创新差异的影响[10]。蒋天颖通过对地区创新差异态势的分析，认为人才要素是导致地区创新差异的重要原因[11]。姜磊等利用赫芬达尔系数和基尼系数对长三角地区创新活动差异的演变进行研究，认为经济要素是导致省域间创新差异的主因[12]。肖刚等从地理视角和时空演变角度对不同城市群之间创新差异开展研究[13]。
综上所述，在小学阶段的音乐教学中，节奏感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也是其中的重点、难点等。因此，在这其中，教师一定要不断的加强听力训练，并引入打击乐器等，达到培养学生节奏感的目的，使学生感受到音乐的灵活与力量，使教学的实效性得到保障。由于本人的经验有限，导致本文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希望在后续中得到改进、完善，力求将参考效用发挥到最大。
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加快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是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和增强国家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举措。目前针对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研究与探索相对较少，而上游地区创新基础和环境相对较弱，受到国内学者更多的关注。大多数学者主要从不同角度对区域创新能力差异进行比较研究[14]、对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15-16]、对创新产出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研究[17-19]。研究方法方面，主要采用标准指数、变差系数、区位基尼系数、集中度指数方法[20]和系统聚类分析方法[21]等。可见，虽然长江经济带区域总体创新能力较强，毕竟各个地区创新基础差异较大，但大多数研究并未针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尤其是上游地区创新活动的差异进行探讨。
一、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区域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长江上游地区主要有金沙江、雅碧江、大渡河、崛江等支流，范围涉及青海、西藏、四川、云南、贵州、重庆、甘肃、陕西、湖北9省（区）、市。行政区域包括青海省的海西、玉树、果洛和西藏的昌都部分地区，云南省的昆明、迪庆、大理、楚雄、丽江、昭通、曲靖部分地区，贵州北部地区，四川的成都、宜宾、乐山、攀枝花、雅安等部分地区，重庆全境以及湖北宜昌部分地区。
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四个省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创新能力梯度差异，创新能力差距较大。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和西部创新中心，以及国家级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双创示范基地等，不断释放创新效应，并以创新支撑工业发展，创造发展的新动力，因此，它的创新能力在四省市中排名第一位。四川省作为西部第一经济大省、科教大省，无论从创新企业、科技人才、科研机构、科研院所还是从创新创业基地等创新指标来看，均处于西部第一、全国领先的水平。在四川省内部，成德绵地区人口最集中、科技实力最雄厚、经济总量最大，但其余地区创新能力普遍较弱，整体排名第二。云南、贵州二省创新能力与四川和重庆相比，差距比较大，主要受到交通、市场资源要素聚集能力等限制，且在创新能力提升的过程中，存在着经费投入较低、科研水平不高、创新资源匮乏等突出问题。从全国层面来看，在全国第一批28个、第二批92个双创基地中，云南仅昆明市的高新区申报成功；具体到贵州省，尽管该省近年来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突飞猛进但发展时间不长，在经济中占比度并不高，尚无法弥补由于传统产业增速回落所形成的经济缺口。因此，云南和贵州两省的创新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3）LL型区域（低低型）
（二）数据来源
关于城市创新能力的判定，国内外诸多学者以专利授权量或专利申请量指标来研究城市创新能力[22-25]，尽管学术界针对不同地域创新综合实力的衡量指标尚未达成共识，选取的数据指标也不能完全代表地域创新综合实力。但专利授权量是每个区域创新活动、创新能力发展的重要体现，研究与探索城市专利授权量指标，可以更好地对区域科技创新和知识创新进行研究，专利数据指标是目前相对合适的判定指标。专利授权量是对创新主体创新能力的肯定，认可企业、工厂、事业单位或个人的创新活动和创新能力。据此，本研究利用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2016年4省47个市州专利授权量来分析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城市创新能力差异，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进行计算，经济发展数据（GDP）、专利授权量、专利授权量的解释变量（GDP、财政科技支出、教育支出、高等教师人数）等数据来自各省、市、州知识产权局与2016年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研究方法
（一）基于熵权的TOPSIS模型
本研究通过对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各市州专利授权量差异的分析，着重从各市州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探索区域创新差异。利用极差变换法得到标准化矩阵R ，通过熵权法客观地反映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层Ci 的变异程度，熵权Wi 公式为：
其中，信息熵
；评价指标的特征比重
，1n°=0。通过熵权Wi 来构建加权规范化评价矩阵Y ，即Y =Wi ×R 。目的在于提高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创新差异综合评价的客观性。
耦合协调度模型是对特定区域内部创新和经济发展耦合程度的判别，而对城市间相互关系的判定则采取Moran's I指数，该指数可以表示研究区域城市的空间自相关性。通过全局Moran's I指数可以对研究区域（城市）进行聚类分析和检验，探讨毗邻城市之间空间相关性问题，判定城市间相关性为正向、负向或城市之间无相关性。Moran's I指数的公式如下：
，指第i 个评价对象在n年中最佳结果，即正理想解；
，指第i 个评价对象在n年中最差结果，即负理想解。采用欧几里得度量计算公式，
，表示第i 个指标与
的距离；
，表示第i 个指标与
的距离。基于以上对
和
的距离求解，可以得到评价对象的相对接近度CIj ，具体见公式（2）：
式（2）中，0≤CI j≤ 1，j=1，2，…，m。CI j数值越大，评价对象越好；CI j数值越小，评价对象越差。当CI j值为1时，表示评价对象与正理想解重合，达到最佳状态；当CI j值为0时，表示评价对象与负理想解重合，达到最差状态。
（二）耦合协调度模型
此类型区域中城市与周边地区城市创新能力均较弱，无论是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创新增长速度均较慢，此类型区域也是发展问题最集中的地区。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此类型地区有13个，分别是巴中、南充、六盘水、黔西南、迪庆、怒江、大理、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文山。这些地区自身创新基础薄弱，经济基础相对较差，发展相对滞后，面临创新人才缺乏、创新政策有待完善、创新环境较差等问题。同时，该区域城市接受创新辐射的能力较差，难以受到周边创新能力较强城市的影响。
式（3）中：C i指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大小，E i指创新能力子系统发展水平，H i指经济发展子系统发展水平，K是差异调节系数，其范围是[2，5]。本研究将K取2，当C i为1时，说明创新与经济达到最协调状态；C i为0时，表示创新与经济达到失衡状态，通常情况下表示经济水平提升的同时并没带来创新活动的提升。该模型可以分析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省域和市域内部创新与经济耦合程度。
1948年冬，因家庭生活困难，经组织同意，汤甲真停学到家乡附近的宗一中学（现湖南省宁乡五中），以教学为掩护，任地下中共湖南省工委直属宗一特别党支部组织委员，并兼任地下武装组织员、农运指导员等职，冒着危险做了大量地下工作。
耦合度模型能够反映区域创新和经济协调发展的程度，但不能解释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二者间协调程度的高低，据此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上述计算与分析做进一步解释：
式（4）、式（5）中，T i为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结果，通常T i∈（0，1），D i为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α 和β 分别表示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的贡献份额，α 和β 为待定系数，通过SPSS19.0可以分别计算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的累计贡献率，即α 和β 的值。耦合协调度模型能够很好地反映城市创新和经济的协调度，这就可以对单个地区的内部协调状况进行解释。
（三）Moran's I指数及其散点图
梨花不知自己为何没有离开大寨河，没有离他而去，她只是沿着河北岸走；或许在她心里是想听方竹要问的那句话的。方竹在河南岸追她，他问：“小妹，你为什么要答应？”梨花突然站住了，隔岸冷笑道：“姐夫，你不是都亲过我姐了吗？”方竹反问道：“我亲过她什么了？那次她绣花边刺破了手指，突然伸到我嘴里，你不是看到的吗？”梨花想起来了，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呢？梨花只是走，埋着头急急地走。不知不觉中，他们走到了八字桥的地方。方竹过了桥，追上梨花。他说：“小妹，不管你信不信？我心里……”梨花没有让他再说下去。
式（6）中，I为全局Moran指数，其范围是[-1，1]，当0 ＜I≤ 1时，空间关系为正向；当-1＜I≤ 0时，空间关系为负向；当I=0时，空间关系为不相关。X i、X j分别为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市州i和市州j的观察值，x表示市州的均值；W ij表示市州i和市州j的空间关系测度：若W ij=1，为相邻关系；若W ij=0，为不相邻关系。
全局Moran's I指数是以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各地区专利授权量为指标，研究区域整体的空间关联度。它容易导致结果同质化，忽略了研究区域的差异化问题。为此引入局部Moran's I指数，对各地区创新能力的局部自相关关系进行探讨研究，其类型主要有四种：第一象限的HH型区域（高高型）、第二象限的LH型区域（低高型）、第三象限的LL型区域（低低型）、第四象限的HL型区域（高低型）。
三、结果分析
（一）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创新差异空间特征
“清欠行动”的难点与对策建议：一是部分地区政府财政困难导致难以做到 “限时清零”。不可否认的是，部分地区政府部门拖欠民营企业的账款，就是因为财政有收支缺口。对于此类难题，在建立台账的基础上，允许一定的“清零”缓冲期，同时政府部门领导也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气度，树立“看菜吃饭”意识，杜绝不顾经济实力搞“大建设”“大操办”等不良心理，防范新欠现象。二是三角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清欠行动”的顺利推进。一些国有大企业拖欠民营企业的账款，或许是因其陷入三角债问题，为此建议清欠行动组要厘清欠款原因，适当拉长战线，做到在解决民营企业问题的同时解决国有大企业的发展问题，营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资金运行环境。
本研究选取2016年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47个市州的专利授权量，利用ArcGIS的空间聚类分析功能，将其分为3个梯度，据此得到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各市州创新差异的三级梯度差异（见图1），从中可发现以下特征：①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创新能力总体呈现比较分散和差异化的趋势，本研究所选取的47个市州中，只有成都、重庆两市属于第一梯度，创新能力较强；昆明、贵阳和绵阳三个城市属于第二梯度，创新能力一般；其余42个城市属于第三梯度，创新能力较差。②成都、重庆市是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专利授权量最多的地区，创新能力较强。成都和重庆在成渝城市群中发挥着两个核心的带动作用，也是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创新和经济的增长极。这两个城市既是长江经济创新资源高度集聚区，又是中国西部地区拥有最密集跨国公司集聚区的城市，研发投入大，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众多以及两个城市间交通网络密布，促进了创新资源转移、知识和技术的城市间扩散与溢出效应，使得成都和重庆两个城市在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方面处于较高水平。③创新能力一般的地区主要分布于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部分省会城市（昆明、贵阳）和科技城（绵阳）。从省域来看，省会城市是全省创新人才、创新资本等创新资源的聚集地，进而具有成为全省创新极的先发优势。而绵阳是中国唯一的科技城，是成渝城市群的七大区域中心之一，拥有良好的创新环境。然而这些城市与位于第一梯度的成都和重庆相比，创新能力较弱，对周边城市的辐射能力较小。
从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各城市间创新能力有一定差距，创新能力总体差异较大，大部分地区创新能力较弱。这主要是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创新能力、企业创新水平、创新机构和创新环境等差距较大所致。
图1 2016年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47个市州专利授权量的空间分布格局
（二）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创新与经济耦合分析
选定各地区专利授权量对创新能力进行判定和研究，地区生产总值（GDP）表示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通过SPSS19.0对以上两个代表性指标进行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二者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927），如表1所示。这说明，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会促推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也会带动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二者相辅相成。
表1 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创新能力与GDP相关性
据此，本研究通过应用耦合度模型，进一步分析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综合实力较强市州的创新能力通常也较强，二者高度相关，从选取的经济指标（GDP）来看，经济差异是导致创新差异的重要原因。从表2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大部分市州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耦合情况较差，为勉强协调类或轻度失调类，空间上呈现不均衡的分布状况。从耦合层级来看，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为成都、重庆、绵阳、贵阳和昆明，属于良好协调类，它们主要为省会城市或科技城，经济综合实力较强，创新人才和资源相对集聚；第二层级为德阳、攀枝花和遵义，属于中级协调类型，它们为提升创新能力的过渡型城市；第三层级为自贡、泸州、广元、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达州、雅安、资阳、安顺、铜仁、黔东南、黔西南、曲靖、玉溪和楚雄等19市州，属于勉强协调类型，它们的经济综合实力与创新能力总体较差；第四层级为广安、巴中、阿坝、甘孜、凉山、六盘水、毕节、黔西南、保山、昭通、丽江、普洱、临沧、德宏、怒江、迪庆、大理、红河、文山和西双版纳等20市州，属于轻度失调类型，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创新能力，它们均远落后于第一层级城市，贫困问题突出、生态环境治理困难等问题制约着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
（三）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创新能力空间自相关分析
1.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在TOPSIS模型计算的基础上，通过GoeDa1.6.7分析2016年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47市州创新能力的全局Moran's I指数，空间权重矩阵采用rook一阶邻接矩阵，并对2016年全局Moran's I指数结算结果做显著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2016年全局Moran's I指数为负数（-0.0234），p值结果小于0.01，表明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各市州创新能力差异空间分布基本处于随机状况，没有形成相邻区域间片状或块状集聚。
表2 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各地市州创新与经济耦合协调度状况
研究区域的创新能力呈现明显的三层级差异，其中，成都和重庆地区创新能力较强，其余地区创新能力一般或较差，未出现创新片状或块状集聚。以成都地区为例，其周边城市并未充分受到成都创新发展辐射影响，创新能力仍然较弱，而成都作为四川省创新能力增长极，并未与周边城市形成创新能力离散分布状态。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创新能力差异的空间分布基本处于随机状况，空间上未出现成块集聚现象。
表3 2016年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创新能力差异Moran's I检验
研究发现，重庆是研究区域47市州中唯一处于低高型区域的地区。重庆作为中央直辖市，对于西南地区创新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近年来重庆经济发展水平连续位于全国前列，创新投入日益加大，科技人员总量、科技支出和专利授权量不断提升。虽然重庆的创新能力与经济实力较强，但对周边城市的创新能力辐射效应较差，再加上周边地区接受重庆创新辐射的能力不足，从而出现创新极化效应。
由上文Moran's I计算可知，上游地区各市州创新能力存在空间自相关性。据此，引入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进一步探讨研究区域创新能力局部空间自相关性。从图2可以看出2016年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创新能力的关联模式：第一象限的HH型区域（高高型）与周边地区创新综合实力都较强；第二象限的LH型区域（低高型）创新综合实力较弱，周边地区创新综合实力较强；第三象限的LL型区域（低低型）与周边地区创新综合实力都较弱；第四象限的HL型区域（高低型）创新综合实力较强，周边地区创新综合实力较弱。
图2 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各市州创新能力LISA集聚分布
（1）HH型区域（高高型）
单因素及正交试验：用烧杯取一定量的水置于恒温水浴锅中加热至某一温度，将一定量熟料加入烧杯中，搅拌溶出一定时间后过滤，采用重铬酸钾滴定法测定溶出液中铁的浓度，计算铁的提取率。
(1)对图5进行分析可知，沿着八边形空心墩截面周向方向沿墩壁外表面的应力梯度较小，而径向方向的应力梯度较大，并且背阳面和向阳面沿着径向的应力分布规律一致，应力大致呈对称分布。
位于这一区域的城市的创新能力比周边其他城市强，并且具有较强辐射周边地区的能力，使得周边地区的创新能力也较强。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这类城市尚不显著。通常情况下，这类城市与周边城市经济联系密切，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间互动密集，要素流动、转移及扩散等溢出效应明显，从而能够带动周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逐步提高，而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城市经济与中游、上游地区相比，还存在许多问题，目前此类集聚现象尚不显著。
（2）HL型区域（高低型）
2.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明确要求，杜绝大开发行为，实施和落实大保护政策，促进上游地区绿色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经济发展对于活跃整个长江经济带至关重要，必须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结合当前区域状况，实现新突破，打造新发展，创造新环境。本研究涉及的区域主要包括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四省，具体地级市范围包括四川21个市州、云南16个市州、贵州9个市州和重庆直辖市全域。
基于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耦合协调模型的研究，建立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的耦合度模型公式（3）：
（4）LH型区域（低高型）
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此类城市尚不显著，该区域的城市本身专利产出较低，经济增速较慢，创新能力增长动力不足，尽管该区域周边城市创新能力较强，但这些城市创新吸收能力较差。因此，该类型城市是创新能力快速提升与缓慢增长的过渡型地区，主要分布于科技创新能力快速增长的高值区附近。该类型城市通过积极融入创新发展，利用城市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周边创新能力较高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该类城市由LH型转入HH型发展。
四、结论
本研究采用基于熵权的TOPSIS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Moran's I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对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2016年创新差异进行研究，揭示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创新差异的空间分布及创新关联性，得出的结论如下：
（2）单列“所得税费用”总账科目，并在“业务活动表”中增加“结余总额”“所得税费用”“净结余”三个项目；如此，会计制度才能更好地配套税务法规，也才更能清晰地反映民非组织的财务信息。
第一，从总体空间分布来看，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创新能力呈现三个层级差异，且第二、第三层级的城市与第一层级的重庆和成都的创新能力差距较大。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或科技城，而创新能力偏弱的地区呈现片状集中状态，主要分布在四川省西部、贵州省西南部与云南省的大部分地区，这与经济发展水平、创新资源、创新人才等有着密切关联。
大多数文献都认为金融支持对旅游业的发展是有着推动作用的，加强金融方面的建设意义重大。本文分析恩施州旅游业发展中金融方面的优势与不足，并从政府、金融机构以及企业自身提出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第二，通过GeoDa软件对长江经济带上游各地区2016年创新差异的总体空间关联性进行分析，由全局Moran's I指数可以得出：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创新能力差异的空间分布基本处于随机状况，没有形成相邻区域间的集聚效应，空间上未出现成块集聚现象，表明长江经济带上游各地区之间创新发展的互动影响能力弱，这也是研究区域并没有出现创新集聚效应的主要原因，大城市或省会城市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周边城市的创新能力提升，造成创新发展的空间不均衡。
第三，根据Moran's I局部自相关分析得出，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各市州存在负向空间效应，使得各市州与周边地区彼此相对独立，各地区创新能力差异的空间分布基本处于随机状况。研究对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创新能力差异进行局部自相关分析，通过LISA集聚图将研究区域分为四类：HH型区域（高高型区域）、LH型区域（低高型区域）、LL型区域（低低型区域）和HL型区域（高低型区域），用来反映创新能力的空间关联模式。研究结果表明，高高集聚区不显著；高低集聚区为重庆；低高集聚区不显著；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在四川省巴中与南充地区、贵州省部分地区和云南省大部分地区。
第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创新投入、科技支撑、人才引进等因素，是形成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区域创新差异的重要因素。对于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而言，地处中国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相对滞后，加上生态环境问题和贫困问题相对突出，导致整体创新增长速度缓慢。城市创新能力主要受高等院校、龙头企业、科技型企业等创新主体的影响，而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对科研投入的增长和创新政策的支持与优化等是活跃城市创新的重要举措。在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经济综合实力较差的地区，企业和高等院校等创新主体缺乏活力，导致城市创新环境较差，使得城市创新能力不足；而重庆、成都作为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两大重要经济和创新“领头羊”，又是成渝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西部地区经济中心，创新基础设施完善，创新政策支持力度大，创新人才集中，高等院校、创新企业等数量众多，使得城市创新要素高效流动和集聚。
军事国防教育是大学生进入大学的第一堂课，通过对军事理论学习，可以把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激发学生个爱国情操。通过军训可以对新生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一次很好的锻炼，锻炼大学生意志力，军训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精神，让大学生进一步建立集体生活的行为规范，养成积极向上的团队精神。
在明确曲块中OTU个数后，利用Venn图可以展示样品之间共有或特有OTU数目，直观地表现出样品间OTU的重合情况。结合OTU所代表的物种，可找出不同环境中的共有或特有微生物。分析表明：在制曲不同阶段，共计发现100个OTU为各阶段曲块所共有；在T0、T1、T5期，曲块中特有OTU数目分别为10个、2个和28个；在T2、T3和T4阶段，无特有OTU（图4）。
超声量化分级系统将诶和超声图像细化分为0～3分，0分：存在多个结节，部分表现为囊性结节。1分：单发性结节（直径＞10mm），混合型结节、点状钙化以及强回声结节；2分：存在实质性的结节，内部存在不均匀回声，甚至存在声晕。3分：结节的纵横比≥1，形态不规则，边界不清楚，后方回声逐渐衰减。在诊断过程中以病理结果作为标准，对良恶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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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patial Difference of Innovation in Upp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UANG Huan1,XIAO Yi2
(1.Business School,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engdu 610059,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189,China)
Abstract: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4 provinces and 47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as the study area,based on the patent grant measure regional innovation ability,innovative ability of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2016 space differences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show that:(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overall,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novation ability,Chengdu and Chongqing as the first gradient,Kunming,Mianyang and Guiyang as the second gradient,the rest of the third level 3 gradient phenomena of the gradient.(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clustering distribution,the region with strong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provincial cities and technology cities.(3)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us,innovation input and output,and innovation subjects of various citie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novation capacity.
Key Words: Upp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Ability to Innovate；Spatial Differences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359（2019）05-0030-08
收稿日期： 2019-05-24
作者简介： 黄寰（1977-），男，四川眉山人，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肖义（1993-），男，四川德阳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四川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重大项目（xy2018001）；四川循环经济研究中心项目（XHJJ-1710）；中国攀西康养产业研究中心项目（PXKY-ZD-201902、PXKY-YB-201908）；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2019JDR0243）；成都理工大学社科研究基金项目（YJ2017-JD003、YJ2019-ZH002）；四川省宜宾市新型智库课题
责任编校 虞志坚
标签：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论文; 创新能力论文; 空间差异论文; 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论文;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