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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域开发史上，有一种极为重要而在历史的书写中被忽略、被遮蔽了的微弱声音的存在，那就是女性。她作为一个拥有人类一半人数的性别群体，在巩固西域与中原的密切关系，使之成长为一个民族大家庭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
在中原与西域来往的最早的记载中，西王母正是以一个和平使者的形象走进我们的历史视野的。据史书记载，西域与中原的来往，在远古的黄帝、尧帝、舜帝时代就开始了。《竹书纪年》中有舜帝在位“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块”的记载[1]。在《穆天子传》中，西王母与周穆王友好往来的历史佳话描写得栩栩如生。“己丑（二十九），天子觞西王母子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女，比及三年，将复而野。’”[2] 确实，在西王母与周穆王的亲切对答中，我们今天仍能领略到一种亲情与忧伤，一种思念和怀想。方英楷根据西王母为天子祝词推测这个西王母，是远嫁西域部落首领的东方华夏王室之女[2]。在这文学的叙事与历史的记忆里，潜藏着一个寓言、一种愿望，无论是王室还是百姓，都认为中原与西域本是一家，中原与西域磨和的历史，是在不同地域中生长的亲人间的聚合史，不管是否同源，都将融合为一个大的民族，那就是中华民族。而西王母，是这融合的发展历史上最有魄力与远见的女王。
在汉代，西域就成功地并入了中国版图，在这个伟大的历史上，女性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当时的西域主要是在乌孙统辖之下，而在西域与中原之间，有强大的匈奴阻隔。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增进了乌孙对汉朝的了解后，中原统治者决定与乌孙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当时与汉朝抗衡的匈奴。而两者关系改善与联盟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和亲，将中原皇室公主嫁往西域，成为亲属关系。无疑，这是一次政治婚姻。“和亲政策”的实行，揭开中央政权与周边民族关系新的一页。
公元前105年，汉武帝以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 厚赐车服器用和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嫁乌孙昆莫猎骄靡。她是第一位嫁往乌孙的汉室公主，因称“乌孙公主”。后来汉武帝又将解忧公主嫁往乌孙，随行有侍女冯燎。解忧公主与细君性格迥异，体格健美、性情爽朗、深明大义、忠君爱国，有一种英豪气概，兼及政治才能。其随行侍女冯燎也是一位聪颖明慧、性格坚强的女子，“能史书，习事，尝持汉书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3]， 解忧与她姐妹相称。她们深深理解朝廷的“和亲政策”，自觉承担起了特殊的政治使命。解忧先嫁岑陬，后嫁肥王，肥王对解忧喜爱之至，言听计从，从而进一步密切了汉朝与乌孙国的友好关系，双方信使往还，不绝于旅。侍女冯燎，嫁给了位高权重的右将军为妻，以自己的学识、智能与辩才，影响着丈夫及周围人的观念，使乌孙及周边诸国，亲近汉朝。就这样解忧与冯燎在王庭内外形成犄角之势，决策着乌孙国的政治外交等事务，使乌孙与汉家王朝结成牢固的联盟。这种联系不只是公主自身起作用，她的子女因身受母亲汉文化影响，也始终亲汉、和汉。
西汉末年，中原因王莽篡权，朝廷无暇西顾，匈奴横行西域时，莎车王父子兄弟三代仍坚守着亲附汉朝。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匈奴单于因王莽之乱，略有西域，唯莎车王延最强，不肯附属。”因为元帝时，莎车王“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教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4] 在莎车王延去世后，子康代立，子承父志，继续保持与汉王朝的友好往来。在康死后，其弟贤代立，仍遵从父兄之愿，和汉王朝往来密切。曾与鄯善王安共同派遣使者前往汉朝奉献贡物，加强了西域与汉王朝的联系。莎车王父兄三代以汉为姻亲，为维护汉王朝与西域民族的关系起到重要作用。而这历史的渊源正可上溯至解忧和亲，由于自己亲生的儿子作了莎车王的缘故，因而使莎车王朝与汉朝建立了友好和睦相处的传统。
总之，在共同抗击匈奴，稳定西北边疆的历史过程中，作为“和亲”的女性在中华民族大家庭融合的历史过程中书写了最灿烂的一页。
二
女人充当的不只是政治联姻的角色，经济贸易的往来甚至生产的物种、生产的方式、生产的发展，都因她们的婚姻而改变着一个地方。丝绸作为布帛衣饰中上品，最初这是中原人的“专利”。丝绸流传至西域及欧洲，竟使中国与欧洲的商业往来之路以丝绸命名，有了一个充满诗意的美丽名称“丝绸之路”。在这条路上充满了许多神秘的传说，其中之一就是在《大唐西域记》所记载的故事。
“昔者，此国未知蚕桑，闻东国有之，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5] 用现代话语阐释竟有“商业机密”、“专利保护”之意。很有意味的是聪明的瞿萨旦那王竟借婚姻来获取这商业的机密。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帛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衣。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检。遂人瞿萨旦那国，止鹿射伽蓝故地，方备仪礼，奉迎入宫，以桑蚕种留于此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初至也，尚以杂叶饲之，自时厥后，桑树连阴。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杀，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佑，遂为先蚕建此伽蓝。”[6]
丹丹乌里克出土的几幅于阗古代绘画中有《传丝公主》一图。季羡林在此书校注中指出：“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寺院遗址中也发现了描绘这一古老传说的版画。这个古老动人的故事说明内地汉族人民发明养蚕缫丝的技术很早就传入新疆塔里木盆地。之后又通过这里传到西亚和欧洲。”[7]
西域十分丰富的龟兹文化，也深受中原文化影响。而女性在这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功不可没，尤其是歌舞、服饰、艺术等的传播、交流。细君公主作为第一位到西域和亲的公主，离开长安时，武帝“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筝筑为马上乐”。所谓马上乐就是采用铮、筑等中原乐器的优点，改造为能在马上弹的直颈琵琶。细君到西域后经常弹唱，使此乐音、乐器入于西域。后解忧之女弟史嫁与龟兹王绛宾，绛宾还携妻子远涉流沙，亲到长安朝见汉宣帝。宣帝对龟兹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罗杂缯奇珍凡数千万，且留住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缴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8]。绛宾死后， 他与弟史所生儿子丞德还自称是“汉外孙”。正是细君、解忧，还有她的女儿弟史等政治联姻的使者们，将中原建筑、音乐、舞蹈、礼俗等等，传入西域，使之得到扎根并迅速发展。
中原与西域文化的交流并非单向流动，而是呈现出一种融合、渗透的状态。西域少数民族的文化也不断流向中原。较早的文字记载中，在穆天子西巡时，有赤乌氏献美女的传说。“赤乌氏先出自周宗，穆天子到赤乌时，献有酒、马、羊牛、嘉禾，并献有美女二人于天子”[9]。这些被献往中原的女子将西域的歌舞、服饰带往中原。汉代，因张骞，细君、解忧、冯燎等在西域的活动往来，使西域文化走向中原。尤其是植物、乐舞、杂技等，甚至还有胡家女子始到中原经商，当垆卖酒。粟特民族女性的东来，使唐代的服装、歌舞出现较大的变化。这些被像物品一样东献的舞女将西域服饰歌舞带到了中原。以至天宝年间，贵族及士民争相以胡服胡饰，技胡舞胡歌为时尚。
唐三彩颇能反映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状况。唐三彩中对胡装特别偏爱，而开风气之先的是宫廷贵妇，“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马，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10]。唐代在广泛吸收西域音乐的基础上，形成燕乐、天竺、高丽、龟兹等十部乐，龟兹乐居首，其中有5种来自西域。胡舞更使唐人眼迷心醉。元稹有诗为证，“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洛阳。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注：参见中华网china.com中新网2月4日电，国家京ICP证020034号。）。因西域女子的东来，带来了携带着异域风情的服饰舞蹈音乐等艺术，使中原文化因注入新的血脉，而充满清新与活力。
西域女子没有汉民族女子那么多礼教的束缚，不仅喜歌善舞，任性洒脱，而且还善营生，生意有方。在《全唐诗》中十六首涉及“胡姬”一词的诗里，“白鼻
”出现了三次之多。“白鼻”是当时胡姬开的一个非常有名的酒肆，喜好风雅的文人们都喜欢到那喝酒，因而在诗中对当垆卖酒的美貌胡姬，还有那胡地歌舞管铉留下极深的印象，以诗歌咏之方以为快。更有多情汉家男儿爱上了这些美丽妩媚的西域女子。一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曾写有《读莺莺传》一文，推测崔莺莺原型是中亚粟特族移民的女子，居住在蒲州，年轻貌美能歌善舞，是当垆卖酒的胡姬。最近国家文物局《文物》月刊主编葛承雍教授，通过分析历史文献和考古出土碑刻，也进一步证明了崔莺莺为“酒家胡”女子[3]。以此来看， 当初这些西域女子真是占尽风光，她们才是西域文化东传的生力军。
唐代确实是一个开放、开明、充满自信而自由的时代，对来自西域等周边地区的文化均采取广采博纳、兼容并蓄的态度，各种文化的融合造就了唐朝的辉煌。而在文化的传播中，女性特别能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接受异域文化，她们身体力行，为各种文化的糅杂、渗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
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中华大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是功不可没的。但因其性别的独特性，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形成自己的特点，为我们考察性别角色的历史意义与性别文化的独特生成提供某种启示。
（一）女性从被作为政治联姻的载体，到作为战争的胜利品侥幸存活，或者被当作财物赠送，一直都是作为物而存在的，其价值或被利用或使用。女性很难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和个性价值而受制于相对女性来说专横的封建男权社会，即使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也往往是十分被动的，是被男性所操作的，因为女性的弱者地位与被主宰的地位，使她们在参与历史文明进程中呈现出被动性，而她们自己的声音也常常被忽略。尤其是当她们进入历史与文学的叙事被记载与表达时，也往往是在男性的视阈里，成为伦理与欲望的被审视者。人们津津乐道的是细君、解忧违背汉家伦理的改嫁；王昭君作为美女被小人所陷害，本应成为皇帝宠妃的她却被嫁到遥远的异域他族的轶闻迭事。在早期的历史书写里，人们只是从男性的视角审读她，忽略了她的文化交流意义。于是在西域这个雄浑苍茫的土地上，被埋没了的是她们的功绩，被忽略了的是她们作为孤苦女性的凄苦与艰辛。而恰是这些柔弱而坚强的女子用自己的血肉连接了内地和西域，扩展了大地母亲的内涵。
（二）在古代西域的开发与发展中，女性的婚姻仍是种族、民族与文化融合的最重要的方式。女性作为政治联姻的载体，实现了和平的外交策略，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与“以和为贵”、“以亲为荣”的民族精神以及所形成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她们对种族、民族血缘的融合，生产方式的互补，以及文化形式与理念的传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西部开发史上，拓展疆域，开发西部，有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的西行；有王昭君出塞，和亲匈奴的北上；西南有文成公主进藏入藩。除了这些享誉古今，被政治、历史与文学不断书写、声名显赫的和亲公主外，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公主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幸福和生命，维护着一个国家的团结与统一。如《新唐书》与《旧唐书》中就有南阳公主下嫁突厥人阿史那社尔；贞观十五年，雍王李守礼女为金城公主下嫁吐蕃赞普等十几位汉家公主嫁往西部少数民族的记载，这些美丽智慧、而命运却被皇室决定了的女子，以自己性别身份进入了泱泱大国书写的历史。
（三）女性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性别被作为一种政治策略而使用，在承担起特殊的政治使命的同时，人性被遮蔽、个性被忽视，而留下千古悲歌。乌孙公主留有《悲愁歌》一首，写出了这些因政治原因，而被嫁到异域他乡，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文化环境里的孤苦女子心灵的苦痛。“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3] 细君是一个性情懦弱的女子，终因环境不适，郁郁寡欢而早逝。北周大义公主也写有《书屏风诗》，表达了自己的悲伤。女性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形象走进历史。虽然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她们受到了重视，而作为一个有情感的人则被忽略。虽然她们的地位与作用是作为男性政治工具的延伸，但即使在这种被轻视、被置身第二性的悲剧性的地位中，仍参入历史的进程，以人性与个性的奉献与牺牲，创造自己的价值，也成就着一个民族的辉煌。她们是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四）既与中原密切联系，同时又保持着自己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西域古老复杂、神秘斑斓的历史与文明，成就着性别、种族、文化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历史文明的进程中，女性不能像男性那样献身疆场、叱咤风云，但女性以她的血肉之躯、女性的坚韧智慧与开放的心态，以及母亲对子女天然的影响力与亲和力，为种族的融合、民族的团结、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搭起了一座不朽的和平的桥梁。她们将本民族的文化带往异域他乡，渗透进那个陌生的世界；她们所生养的子女融合了不同民族的血液，使之成为一体；她们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文化与观念甚至生存方式影响着后代。在她们的儿女身上，承袭着来自母亲和父亲的双重影响，使血缘及文化完全融合在一起。女人们以自己性别的力量默默无闻地参与历史的进程，以一种平和的方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大同世界。
（五）非汉文化的西域女性的生存方式，为女性的价值提供了参照。西域保留的母系氏族文化为人类历史进程的探讨提供了鲜活的文本。西域女性生存方式与社会价值，更进一步证明了女性的性别弱势是“文化生成的”，而非自然天性。
总之，女性在西域甚至整个西部开发史上，在种族的融合、文化的渗透、文明的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她们以和亲的家庭成员的身份出现，承担的却是国家、民族、社会的历史使命。虽然因为所谓“宏大叙事史观”的影响，以及长期以来在性别问题上的盲点，这些女性的生存价值很少被关注和记载，相关文献资料极其匮乏，更不可能从性别视角看到她们独特重大的意义。但今天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在浩繁的中国历史与文学的叙事中寻找她们的足迹，让历史记住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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