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新尝试——《语言与认识》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现象对于人类来说是如此基本而重要，以至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从来就不只是生活在一个单纯的自然系统中，而总是同时处于由自身所创造出来的语言符号系统中。正是这个符号系统使我们成为区别于其他自然物（包括一般动物）的具有特定文化属性和认识能力的社会化的人。一个社会所特有的语言符号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处于该社会中的人们的基本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同时也规定了人们的基本认知方式。
“语言转向”是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中一个最为基本的特征，语言哲学也因而成为占据西方哲学中心地位的思想。从哲学发展历史的角度看，西方语言哲学是在对传统思辨哲学的批判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语言哲学的研究者们或者企图借助于语言分析法，将传统哲学中的基本问题作为无认识意义的假问题从哲学中清除出去，或者把哲学问题转化为语言问题以求在语言系统中加以解决。西方语言哲学在近百年的发展中观点杂呈，学派林立，它们都企图借助于语言分析而“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但这一努力是不成功的，它们要么陷入狭隘经验主义的泥坑而不能自拨，要么又会重新回到康德主义的老路上去。
语言问题也早就引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重视，他们曾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看法。但无须讳言的是，语言哲学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个极为薄弱的环节。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在批判地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与西方语言哲学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就成为摆在今天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个现实而艰巨的任务。王晓升的《语言与认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正是在这个方面的一个有益尝试。
通观全书，我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结构的相对完整性。
全书共分为“语言哲学中的基本问题”、“语言与实在”、“语言与思维”、“语言与认识”、“语言相对独立系统”五章。作者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入手，分析了这一问题在语言哲学中的各种具体表现形态及其在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中的解决方式，然后就语言与实在、语言与思维、语言与认识的关系等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辨析，最后从整体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系统观。我认为，这实际上已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的雏形，为这个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基本范式。
第二，论证的科学性。
语文研究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更是一个科学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研究必须充分利用语言科学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基础，才能构建起有别于西方语言哲学的“科学的语言哲学”。《语言与认识》的作者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这一基本原则。例如，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上，纯哲学的思辨常常导致“蛋—鸡”困境，而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研究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独立论”和“同一论”两种极端对立观点的争论中。《语言与认识》的作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不仅深入地考察了西方语言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解答方式，而且广泛涉足了当代语言科学研究的众多领域。在深入地分析了语言发生学的科学研究成果之后，作者科学地论述了语言与思维的辩证关系：思维与语言既非相对独立也非绝对同一，人类思维是语言思维（符号思维）与非语言思维（意象思维）的辩证统一。一方面，非语言的原始思维形态，即意象思维是存在的，它是人类思维发生发展的早期形态；另一方面，由于思维与语言可以借助于人们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语言编译机制相互转化，所以原始的意象思维就会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转化为语言思维。语言思维由于其间接性和社会性从而表现出与原始意象思维全然不同的新特征。再例如，在语言与认识的关系问题上，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中都有所谓微观物理学研究中的“语言困境”说，即认为人类在宏观认知环境中所建立起来的概念和范畴无法与微观客体及其运动规律完全匹配，并由此产生了关于人类能否认识微观世界的问题的。对于这个问题，作者在语言和思维发生学的科学研究成果基础上正确指出，人类的思维，语言和现实世界都处于永恒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之中。思维、语言与现实事物的匹配是动态中的匹配。由于三者在发展中的不同步性和非平衡性，使得思维、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匹配矛盾具有普遍性。因而，所谓语言困境也就是普遍的和永恒的。人类语言系统本身的开放性和发展性使得这种“困境”是可以超越的。事实上，人类的认识能力正是在这种“困境”不断出现又不断被超越中发展着的。
第三，对科学方法论的语言哲学分析。
《语言与认识》一书的基本任务是要解决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在认识论上所提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但作者也力求以此为前提，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数学和现代理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加以说明。
在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研究中，经验归纳法和理性演绎法都暴露出了各自的局限性，取而代之的是假说演绎主义的方法论，或者用爱因斯坦的说法是一种探索性的演绎法。但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在其方法论研究中并未能对这种科学方法论的合理性提供强有力的哲学辩护。假说演绎法强调理论演绎系统的相对自主性和内在自恰性，强调理论系统与现实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在于经验命题与经验事实的“对照”和“相符”。但问题在于，理论系统相对独立性的认识论依据是什么？命题推演之逻辑规则的依据又是什么？经验命题如何与现实世界“相符”？在对上面这些问题的回答中，作者首先提出一个基本而一般的观点，即“语言是人用来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普遍中介”。这就将语言不仅看成是人借以描述外部世界的认识工具，而更是人借以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的工具。因此，科学理论内部语言命题之间逻辑推演的合理性以及语言命题与外部事实的符合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和认识的问题，而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当把语言看作是实践的工具后，作为一个语言系统的科学理论，其与现实对象系统的统一性就不再是直观意义上的概念与事物或命题与事实之间直接的和“一一对应”的统一，而是以科学实践为最终基础的辩证统一。理论系统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而正是这种相对独立性为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实现“从客体操作过渡到语言操作”提供了先决条件。随着人类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语言系统的相对独立性也越来越强，语言系统内部操作变换的方法论意义就更加突出。而这正是现代数学和理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方法论特征。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是一个全方位的开放型的研究领域，这是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开放的。《语言与认识》只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语言现象所作出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探索说明。正如作者所说，语言不仅是一种认识工具，而且是人类所特有的文化载体。“语言与文化”作为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亟需深入研究的课题。《语言与认识》一书留给我们很多启示，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亟待解决的语言哲学问题，需要作者和众多有识之士共同探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