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与异姓诸侯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刘邦论文,诸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西汉王朝建立过程中，刘邦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出于策略考虑，分封了八个异姓诸侯王。天下大定之后，刘邦以种种藉口，激化矛盾，渐次削除了七个异姓王国，七王或杀、或废、或流窜他邦，只有实力最为弱小、且处于王朝与南方越族势力之间缓冲地带的长沙国得以暂时保全。造成这一历史公案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与作为分封制残余的异姓王国必成相疑之势，故而不能仅从刘邦个人秉性上去找西汉初“鸟尽弓藏”的原因。
关键词：分封 策略 异姓王 削除 君主专制体制 社会观念意识
刘邦起自草泽，破秦灭楚，建立汉朝，后人均视其为一代雄主。而刘邦却以翦灭功臣著称于史。对于刘邦的这种举动，历代先贤或褒或贬，史不绝书，但多从个人角度找原因。近人虽言及制度问题，其述、论仍有言未尽意之感。故将个人研究的一点心得撰写成文，以俟教于高明。
（一）异姓诸侯王的分封与翦灭
《汉书·韩彭英卢吴传》赞云：
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士，南面称孤。而汉初所封之异姓诸侯王，实不止上述八人。《汉书·高帝纪》载，刘邦即皇帝位，在诏封吴芮为长沙王的同时，还诏封亡诸为王，诏文云：
故粤王亡诸世粤奉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亡诸身率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越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同纪又载，高帝十一年五月诏曰：
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它为南粤王。王朝命陆贾为使，赴南粤授玺绶，南粤王它向刘邦称臣。高帝十二年冬十二月又下诏：
南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班固未将闽越王无诸、南粤王它、南海王织与其他异姓诸侯王等列，而将其列入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显然是以无诸等人为夷狄之君。
《汉书·高帝纪》载刘邦灭楚后，群臣劝进上疏开首即为“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黥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其中张敖为张耳之子。由此可见，汉初八王除卢绾之外，其余七王已在刘邦称帝前被汉立为诸侯王。其中，张耳、黥布、吴芮、臧荼在灭秦后的“诸侯相王”之时，已取得诸侯王地位；归汉之后，他们的诸侯王地位为刘邦所承认。韩信、韩王信、彭越，则是楚汉相争过程中，由刘邦所立。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上述七王，无一是刘邦丰、沛旧人。若论破楚兴汉之功，七王中韩信、黥布、彭越确实战功显赫；而张耳、韩王信、臧荼等，未必就赶得上曹参、灌婴、周勃等人；此三人之得以为王，显然出于政策与策略上的考虑。臧荼在“诸侯相王”之后，远居幽燕之地，划地自守；楚汉相争之际，能遣“枭骑助汉”（《汉书·高帝纪》），站在刘邦一边，刘邦自然得承认其诸侯王的地位。张耳虽为陈余所袭，势穷归汉，但其在赵地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故当汉军击灭陈余、平定赵地之后，刘邦立张耳为赵王。以分封为策略的最为明显的事例是韩王信之立。《汉书·韩王信传》：
韩王信，故韩襄王孽孙也……沛公引兵击阳城，使张良以韩司徒徇韩地，得信，以为韩将，将其兵从入武关。沛公为汉王，信从入汉中……汉王还定三秦，乃许王信，先拜为韩太尉，将兵略韩地。项籍之封诸王皆就国，韩王成以不从无功，不遣之国，更封为穰侯，后又杀之。闻汉遣信略韩地，乃令故籍游吴时令郑昌为韩王距汉。汉二年，信略定韩地十余城。汉王至河南，信急击韩王昌，昌降汉。乃立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汉王使信与周苛等守荥阳，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归汉，汉复以为韩王，竟从击破项籍。五年春，与信剖符，王颖川。
韩王信最初不过是一名普通的韩将，虽主动追随刘邦到汉中，但并未表现出有特别之才，也未立下特别之功。刘邦却看中他的韩王孽孙的身份，考虑到由他去抚定韩地，比选派任何一个丰、沛旧将都有利，于是，“诸侯相王”时所立的韩王成尚居韩王位时，刘邦已许诺扶持信为韩王，为整个战略棋盘预设下一步棋子。韩王信的分封，既非因亲旧，亦非因功阀，纯系根据形势的需要而为之，足见刘邦把分封视为一种策略手段，在分封问题上完全不受传统意识和规范的束缚。
刘邦既然可以不受传统意识和规范的束缚，根据政治上的需要实施分封，当然也可以不受传统意识和规范的束缚，根据政治上的需要削除诸侯。从高帝六年至十三年刘邦驾崩，刘邦所封的八个异姓诸侯王（被视作夷狄之君者除外）中，除长沙王国未被削除外，其他诸国均被一一削除。《汉书》对七国的削除，记载或详或略，逐一述评于下：
燕王臧荼《史记》、《汉书》均无传，臧荼事败见《汉书·高帝纪》：
（高帝六年）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将征之。九月，虏荼。《史记》所言亦如此。正月间臧荼方与其他诸侯王连衔上疏劝进，时过半年即造反，两个月就成为阶下囚。《史记》、《汉书》对臧荼“造反”记述如此之简略，一点具体情节都没有，实属可疑。臧荼乃“诸侯相王”时项羽所立。楚汉相争时，臧荼事存观望，直至汉已明显占优势的高帝五年，方才表明态度，“至枭骑助汉”（《汉书·高帝纪》）。看来臧荼只是象征性地表明态度，并未真正出多少力。当刘邦战胜项羽、腾出手来之后，臧荼成为第一个要翦除的对象，人们不会感到意外。方针已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造反”的罪名，安上去并不困难。
《汉书·高帝纪》载：
（高帝）三年冬十月，韩信、张耳东下井陉。击赵，斩陈余，获赵王
歇……（四年）汉立张耳为赵王。同书《张耳传》称：
（高帝）五年秋，耳薨，谥曰景王。子敖嗣立为王，尚高祖长女鲁元
公主，为王后。后刘邦过赵，张敖对刘邦执子婿礼甚恭，却遭到刘邦无礼骂詈侮辱，激怒了张耳故臣赵相贯高等人。贯高说张敖谋杀刘邦，被张敖坚决拒绝。贯高等人决定避开张敖，谋杀刘邦以雪耻，事败，张敖及诸谋反者被捕下狱。后经反复考竞，证实张敖实不与谋。刘邦对此案的处置很有意思：
上贤贯高能自立然诺，使泄公赦之，告曰：“张王已出，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贯）高曰：“所以不死，白张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责塞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岂有面目复事上哉！”乃仰亢而死。敖已出，尚鲁元公主如故，封为宣平侯。于是上贤张王诸客，皆以为诸侯相、郡守。刘邦对策划刺杀自己的主谋贯高，欲赦而用之；对张敖帐下诸客，具擢用为二千石长吏。然而却将坚决拒绝贯高阴谋，又有子婿之亲的张敖贬为宣平侯。此种出于情理之外的举动只有一个解释，削除赵国是既定方针，所需者口实而已。张耳若非死得早，恐怕也是在劫难逃。《汉书·韩彭英卢吴传》赞论异姓诸王云：“张耳以智全”，显然是皮相之论。
前已述及韩王信之分封。《汉书》本传称：
（高帝）六年春，上以为信壮武，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也，乃更以太原郡为韩国，徙信以备胡，都晋阳。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秋，匈奴冒顿大入围信，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间使，有二心。上赐信书责让之曰：“专死不勇，专生不任，寇攻马邑，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责于君王。”信得书，恐诛，因与匈奴约攻汉，以马邑降胡，击太原。
韩王信之立，完全出于抚定韩地须借助其韩王孽孙的身份。天下一定，韩王信不仅没有多少利用价值可言，而且因居于“天下劲兵之处”，令刘邦耿耿于怀。刘邦徙韩王信备边，以当时匈奴冒顿单于之威势，韩王信显然不足以挡其锋锐（其后刘邦亲率三十余万大军击匈奴，亦被层层围困于日登山）；而求和于匈奴，则又让刘邦抓住口实。刘邦责韩王信“专死不勇，专生不任”，《汉书》李奇注曰：“言为军将，赍必死之意不得为勇，赍必生之心不任军事。”死也不该，生也不对，简直让人无所适从。刘邦徙韩王信于太原郡这步棋，实际上是置韩王信于死地。韩王信非死即罪，罪亦当诛，剩下的只有亡命匈奴一条路了。数年之后，韩王信势穷，被汉将柴将军围于参合，柴将军下书招降，韩王信答书曰：
陛下擢仆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荥阳之事，仆不能死，囚于项籍，此一罪也。寇攻马邑，仆不能坚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为反冠，将兵与将军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仆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偾于吴世也。今仆亡匿山谷间，旦暮乞贷蛮夷，仆之思归，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势不可耳！
观韩王信之言，何等凄怆！韩王信自罪三款，没有一款真正成其为罪过。此时的韩王信已十分清醒：“而欲求活”，“势不可耳”！“遂战，柴将军屠参合，斩信。”
刘邦自称：“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汉书·高帝纪》）若论灭楚兴汉之功，韩信当数第一，这是时人所公认的。韩信其人，虽有大将之才，但在个人品行上是有懈可击的。郦食其已说齐王归汉，而韩信为夺平齐之功，仍继续攻齐，致使齐王烹郦食其；刘邦被楚围于荥阳，值此危急存亡际，韩信居然以此要挟刘邦同意他“自立为假王”，否则不发救兵。刘邦之于韩信，在重其才智的同时，早已存有防范之心，对驾驭韩信可谓费尽心机。不过话说回来，韩信虽时有见利忘义的表现，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站住脚跟的。《汉书·韩信传》载，韩信击杀楚骁将龙且后，项羽派武涉说韩信背汉归楚。韩信与武涉有这样一番对话。武涉曰：
足下何不反汉与楚？楚王与足下有旧故。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然得脱，背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为与汉王为金石交，然终为汉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在。项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与楚连和，三分天下而王齐？今释此时，自必于汉王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邪！|韩信答复武涉曰：
臣得事项王数年，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策不用，故背楚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数万之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吾得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背之不祥。幸为信谢项王。|武涉所言虽属纵横之论，但的确非无稽之谈。韩信念及刘邦大恩，拒武涉之言而不纳。诚如武涉之言，此时形势发展已到一个关键时刻，韩信帐下策士蒯通，为韩信进行了较武涉更为透彻的形势分析（事见《汉书·蒯通传》）。确如蒯通所言，当时形势，“天下权在信”，韩信“为汉则汉胜，助楚则楚胜”，成为左右大局的关键性力量。若韩信采纳蒯通建议，鼎足而三，改写秦之后的历史也并不是不可能。这一点，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韩信不会看不到。蒯通言韩信若不自立，必屡危道，此乃势也，是符合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一点，韩信就不大懂得。因此，韩信始终不能断然突破感情上的束缚，“不忍背汉”，对自己“挟不赏功，戴震主之威”的危险性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思自保之术，足见其政治才略远逊于刘邦。
韩信虽曾有居功要挟以求利的劣迹，但他能够在“天下权在信”的关键时刻，一再拒绝有极大诱惑力的说客之言，始终“不忍背汉”，应当说，韩信之于汉室，还是无亏大节的。但刘邦对韩信却早存猜忌之心。项羽垓下自刎的当日，刘邦立即“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汉书·高帝纪》）马上削夺其军权，且庚即改封其为楚王。改封韩信的公开理由是：“齐王信习楚风俗”（同前），而实际的原因在于“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同前）齐国有如此雄厚的实力基础，将韩信继续放在这里，如何放心得下？此后，对韩信的打击接踵而来。徙封后仅十个月，就有人控告韩信欲造反，刘邦根本不作核实，立即与陈平定计伪游云梦，利用韩信朝谒的机会将其扣捕，押至洛阳。韩信欲造反的罪名本属莫须有，当然无法坐实，而刘邦仍然削去韩信的王爵，降为淮阳侯，留居京城以便控制、直至此时，韩信才算明白自己无罪而贬，系因“汉王畏恶其能”（《汉书·韩信传》），但是，韩信终究不是一个老练的政客，不懂得应謟光养晦以保全首领。他极不明智，“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同前）。最后终于牵连进陈豨叛乱事件中，遭到夷三族的惨祸。
《汉书·彭越传》载，秦末群雄并起，彭越聚众自成一军。汉王元年，即受汉将军印，助汉击楚。二年，刘邦拜越为魏相国，越略定梁地。在此后楚汉相争中，刘邦在彭城、荥阳、成皋之间屡困于楚，但项羽虽屡胜而不能西顾，完全因为彭越有效发挥了牵制作用。垓下决战前夕，刘邦用张良计，以益地封王相许，彭越于是领兵参加决战，项羽全军覆没。项羽死，刘邦如约立彭越为梁王。本传述彭越之灭云：
陈豨反代地，高帝自往击之，至邯郸，徵兵梁。梁王称病，使使将兵诣邯郸。高帝怒，使人让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谢。其将扈辄曰：“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即为禽，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称病。梁太仆有罪，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于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阳。有司治反形已具，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徙蜀青衣。西至郑，逢吕后从长安东，欲之洛阳，道见越。越为吕后泣涕，自言亡罪，愿处故昌邑。吕后许诺，诏与俱东。至洛阳，吕后言上曰：“彭越壮士也，今徙之蜀，以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于是吕后令其舍人告越复谋反。廷尉奏请，遂夷越宗族。
按彭越受封之后，无亏臣礼，高帝六年、九年，十年皆如期朝见刘邦。高帝十一年陈反，御驾亲征，徵兵于梁。若论西周封建制传统，确有天子出征，诸侯应领兵前往效命的规定；诸侯不亲自赴天子军前，确实是一种不敬的举动。史籍无彭越未能恪守臣礼的其他记载，彭越未亲率梁兵勤王，史载“梁王称病”。“称病”之说，值得推敲。按彭越本传，彭越起事时，曾对强行拥戴其为首领的诸少年说：“臣老，诸君强以为长”。这一说法应予注意。《礼记·曲礼》云：“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郑玄注云：“艾，老也。”故按时人的语言习惯，彭越自称老，当在五十岁以上。及至高帝十一年，彭越当系六十有余的老人，再加之天下大定后多年的养尊处优，恐怕确已不堪被甲执锐，为王前驱了。平心而论，彭越未亲赴军前，确实是有情可原。然而，刘邦却勃然大怒，“使人让梁王”。就刘邦与陈对峙的军事态势而言，刘邦的优势是不容质疑的，并不是非要彭越老将亲临助阵不可，故刘邦的举动确有借题发挥之嫌。刘邦震怒，遣使斥责，这于彭越无疑是十分危险的信号。彭越恐惶万分，但已陷入去留皆获罪的两难境地，只得硬着头皮继续称病。即便至此时，彭越仍然拒绝了部下的造反建议，足见彭越并无造反的图谋。然而，刘邦却接受了梁罪臣的诬告，逮捕了彭越。有司案验，本无反叛图谋的彭越却定谳为“反形已具”。
彭越罚不当罪、含冤负屈似乎过于明显，抑或刘邦本意仅止削藩，故有司虽“请论如法”，而刘邦的圣裁是免死、降为庶民且流徙蜀地。倒楣的彭越在流徙途中路遇吕后，吕后将其诓骗回洛阳，以“彭越壮士也”，不诛不足以绝后患为理由，拨动了刘邦那根最为敏感的神经，于是彭越终于遭到了身死族灭的惨祸。
黥布参加秦末起义归属项梁后，勇冠诸军，屡建战功，“诸侯兵皆服属楚者，以（黥）布数以少败众也”（《汉书·英布传》）。灭秦后，“诸侯相王”，立黥布为九江王。高帝三年，在楚强汉弱的形势下，汉使随何以三寸不烂之舌说黥布叛楚归汉，高帝四年，汉立黥布为淮南王；五年，黥布诱降楚大司周殷，举兵参加垓下会战，击灭项羽。黥布之灭，事见《汉书·英布传》：
（高帝）十一年，高后诛淮阴侯，布因心恐。夏，汉诛梁王彭越，盛其醢以遍赐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猎，见醢，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侯伺旁郡警急。布有所幸姬病，就医。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赫乃厚馈遗，从姬饮医家。姬侍王，从容语次，誉赫长者也。王怒曰：“女安从知之？”具道，王疑与乱。赫恐，称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变事，乘传诣长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变，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上以其书语萧相国，萧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王。”布见赫以罪亡上变，已疑其言国阴事，汉使又来，颇有所验，遂族赫家，发兵反……遂战，破布军……番阳人杀布兹乡，遂灭之。
刘邦在连续诛杀韩信、彭越之后，醢彭越以遍赐诸侯，意欲何为？在世人的心目中，韩信、彭越、黥布同功一体，韩、彭接连被诛，黥布焉能自安？故刘邦之举，与其说是为了震慑，不如说是意在激变。彭越本无反意，坐以待毙，遭此惨祸，为众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个性刚烈之黥布不可能沉得住气。只要黥布稍有防范的表示，就必然会授人以柄，没有贲赫，也势必会出现张赫、李赫告变，照样可以找到翦除黥布的借口。
汉初异姓八王，唯长沙王得以传国数世，事见《汉书·吴芮传》：
项籍死，上以（梅）有功……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都临湘，一年薨……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薨，子靖王差嗣。孝文后七年薨，无子，国除。|吴芮传国五世，自刘邦徙封其为长沙王起算，立国共四十四年。
燕王卢绾之立及削除，将在后文讨论。
（二）刘邦一年诛灭三王的原因
《资治通鉴》卷十二载司马光论韩信族灭事曰：
世或以韩信首建大策，与高祖起汉中……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观其距蒯彻之说，迎高祖于陈，岂有反心哉！良由失职怏怏，遂陷悖逆。夫以卢绾里用旧恩，犹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请，岂非高祖亦有负于信哉？臣以为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复何恃哉！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是故太史公论之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太史公身处本朝，且为刑余之人，述本朝史时不能不慎之又慎，于韩信之诛这段历史公案如何落笔确实是一大难题。太史公以张良为楷模去衬托韩信之不识时务，用此为这段历史公案定论，回避在要害问题上论事非，也是太史公不得已之处。司马温公则不必有太史公那样的思想负担。然观温公之议，把复杂的政治斗争问题完全说成是道德范畴内的问题，用刘邦韩信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来解释这段历史公案，显然未能抓住事物的本质。
高帝十一年，刘邦连续诛韩杀韩信、黥布、彭越这三个功劳最大的开国元勋的历史公案，最值得深思。韩信被诛，刘邦不在场，姑置而不论；而终于采纳吕后之谋，以莫须有罪名诛杀彭越以及逼反黥布之特殊手法，均反映出刘邦有一种急不可待的情绪。刘邦已是烈士暮年，既老且病，《史记·樊哙列传》有这样一段记述：
帝有疾，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认真推敲一下这段史料，刘邦之疾，几分身病，几分心病？刘邦虽功成名就，但同起布衣的诸功臣心常鞅鞅，内心深处不服气的问题；改立赵王如意受阻，忧心戚夫人和如意母子的问题……国事家事均有不了之势，刘邦的心境是可想而知的。宋苏洵论刘邦云：“汉高帝挟数用术，以制一时之利害，不如陈平；揣摩天下之势，举指摇目，以项羽，不如张良……然天下已定，后世子孙之计，陈平、张良之所不及，则高帝常先为之规画处置，以中后世之所为，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苏明允·权书》）。苏洵之论确有见地。在人生大限将至之时，刘邦是不会不为后世子孙计的。首先，要对功臣武夫中鞅鞅非少主臣者，尽可能地削除其势力。而功臣武夫中威望最高，实力最强，影响最大者，莫过于韩信等三王，故一年之间三王尽遭族灭，绝非偶然。
（三）卢绾之败
卢绾之立，不同于汉初诸王，《史记·卢绾列传》称：
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及高祖初起沛，卢绾以客从，入汉中为将军，常侍中……，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
卢绾系丰、沛旧人中唯一立为诸侯王者。卢绾之立，并非因战功卓著，而是因为与刘邦具有特别的亲近关系。刘邦自称“燕王绾与吾有故，爱之如子。”（《汉书·高帝纪》）对卢绾可谓坚信不疑。至于卢绾之败的原因，《史记·卢绾列传》记述十分清楚：
汉十一年秋，陈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郸击豨兵，燕王绾亦击其东北。当是时，陈豨使王黄求救匈奴。燕王绾亦使其臣张胜于匈奴，言豨等军破。张胜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见张胜曰：“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今公为燕欲急灭豨等，豨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豨而与胡和？事宽，得长王燕；即有汉急，可以安国。”张胜以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击燕。燕王绾疑张胜与胡反，上书请族张胜。胜还，具道所以为者。燕王寤，乃诈论它人，脱胜家属，使得为匈取间，而阴使范齐之陈豨所，欲令久亡，连兵勿决。汉十二年……汉使樊哙击斩豨。其裨将降，言燕王绾使范齐通计谋于豨所。高祖使使召卢绾，绾称病。上又使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因验问左右。绾愈恐……其左右皆亡匿。语颇泄，辟阳侯闻之，归具报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张胜亡在匈奴，为燕使。于是上曰：“卢绾果反矣！”使樊哙击燕。燕王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四月，高祖崩，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王……居岁余，死胡中。
仔细推敲，此段记述似无隐情。刘邦确无削除卢绾的图谋，卢绾并无欲行不轨之心，但却终于酿成如此一种悲剧性后果。问题不在于故燕王臧荼之子臧衍的一通纵横之言辞，而在于深受刘邦宠信的卢绾何故能为这样一通纵横之说所动。说到底，卢绾虽如此见信于刘邦，但内心深处仍怀不自安之心，打算存敌以自保，结果弄巧成拙，国灭身亡。因此，卢绾之败同样表明，单从个人间的恩恩怨怨去找原因，是无法抓住事物本质的。
（四）异姓诸侯王国被削除的真正原因
如何看待异姓诸侯王国终被削除的结局？不妨进行一下排比分析。汉初异姓八王，除长沙王外，均于刘邦在位时或诛或废。若仅从《史记》、《汉书》记述的字面上推究，除臧荼造反之因史载语焉不详之外，其余诸王身死国灭，似乎皆各自事出有因。但若将诸王之事一一联系起来分析推敲，不难发现字面之下大有文章。考察被削除的七国，可以分为四种情况：本无反意而遭削国者，张敖、彭越；造反原因不详者，臧荼；本无反意，而被形势迫得反者，韩王信、黥布、卢绾；因心怀不满而图谋造反者，韩信。因此，确有谋反的主动意识者，仅韩信一人而矣，而且韩信在削国之前并无反意，其主动谋反的意识萌生于削国之后。班固在《汉书·韩彭英卢吴传》赞中，对异姓王国终遭削除作如是说：
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咸得裂士，南面称孤。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而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张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国。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以无嗣绝，庆流支庶。班固之论是得失参半。张耳并非“以智全”，是幸而死得早，其子虽为帝室子婿，仍免不了削国为侯的结局。吴芮能传国五世，其原因恐怕也不是什么“不失正道”。贾谊云“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汉书·贾谊传》）贾谊本意是说长沙实力最弱，故不敢萌叛逆之心，得以保全，乃势使之然。其实长沙国得以保全的根本原因是地处蛮荒、开化程度远较中原为差，实力很弱，绝对不可能对刘氏天下造成任何威胁，王朝没有立即削平其国的必要。其次，南越国并未真正臣服。长沙国正好构成汉王朝与南越国的缓冲地带，保留其国于王朝更有利。然而，班固论被削除的异姓诸王系因“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而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则是很有道理的。但究其所以，“见疑”是因，反叛为果，因果关系不应倒置。更重要的是，不能仅仅从刘邦个人禀性上去为“见疑”二字寻求解释，应当从当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观念意识上去寻找深层次的原因。
西周能够实行规范的分封制，且分封之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周天子和诸侯均能恪守分封制所确定的各种规范，是由当时的各种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及至汉初，早已是时过境迁，物换星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周实行分封时的那种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春秋中后期以来，在大国争霸和兼并战争的推动下，各国纷纷开展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建立在分封制基础上的、权力相对分散的政治结构渐次由专制集权主义的政治结构所取代，社会心理意识也逐渐转变以适应专制主义体制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环境的复杂变化。秦一统天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由韩非集大成的君主专制主义思想理论，更是把专制集权推向了绝对化的程度。虽然统治集团中仍有不少人向往分封制，但在人们的观念意识中，分封早已失去西周时人们所熟知的规范和心目中的那种神圣性，只剩下作为躯壳的形式而已。因此，汉初的分封，授受双方都不具有恪守分封制各种规范的自觉意识，君主则更是如此。诸侯王的立与废，都有较大的随意性。既然秦王朝已制造了君主享有绝对权力的先例，后世的君主谁会乐意在此成例上后退一步，能象周初君主那样相安于权力分享的格局？
因此，专制君主与在封地上有名有实、称孤道寡的诸侯王必成相疑之势，冲突爆发是在所难免。只不过由于同姓诸侯王的分封及实力膨胀都较异姓王滞后一步，所以矛盾的激化首先发生在异姓诸侯王的问题上。刘邦得知吕后诛韩信的消息，“且喜且哀之”（《汉书·高帝纪》），表现出了极为复杂的思想感情。如果不明专制君主与诸侯王必成相疑之势的道理，仅从刘邦个人秉性上去找西汉初“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原因，自然不能得其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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