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问题”和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穆勒论文,方法论论文,新趋势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01)09-0069-05
一、引言
经济学方法论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自1836年纳索·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和约翰·穆勒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首倡经济学方法论探讨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几乎从未中断过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探索和争论。其中著名的事件有19世纪80年代以卡尔·门格尔为首的奥地利学派和以古斯塔夫·施穆勒为首的德国历史学派之间的“抽象演绎法和历史归纳法之争”、20世纪30年代的“方法论革命”及20世纪50年代保罗·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之间的“方法论之争”。期间著名的有关论著有：凯尔因斯(John Elliott Cairness)的《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逻辑方法》(1875)、凯因斯(John Neville Keynes)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1890)、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2)、哈奇森(T·W·Hutchison)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设》、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著名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1953)、库普曼斯(T·C·Koopmans)的《关于经济科学状况的三篇论文》、萨缪尔森(P·Samuelson)的著名论文《方法论问题讨论》(1963)和马克卢普(F·Machlup)的《经济语义学论文集》(1963)。
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波普尔、库恩和拉卡托斯等人的科学哲学的影响，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兴趣有所增长，有关出版物数量不菲。依据科学哲学某个框架重写经济学甚至成为一种时髦。其中库恩和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在经济学家中最为盛行，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处于主宰地位。同时，作为对1970年前后凯因斯—新古典综合失败的一种反应，这个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探讨与早期的经济学方法论论述主要关注经济理论的证实、检验和逻辑结构不同，而主要致力于寻找库恩和拉卡托斯等科学哲学家思想与经济学的联系，力图从科学哲学中找到摆脱经济学危机的秘方。自20世纪80年代始，人们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兴趣更是与日俱增，有关方法论和方法论史的著述犹如雨后春笋，为以往往何时代所不及。据统计，1980-1991年出版的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就超过31部。（注：参看Daniel M·Hausman,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4,p.1-4，和Deborah A·Redman,Econom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91.）从发展趋势看，传统的以“穆勒问题”为轴心的方法论争论格局已被打破，而科学哲学的主宰局面也不复存在，方法论探索呈现出多元化态势，方法论家的视野更为开阔，视角各异，方法论方案纷呈。从大的方面看，基本发展趋向有二：其一是经济学方法论家继续卷入方法论争论，这个倾向包括反对一般方法论方案的“后现代主义”论证、对波普尔方法论的哲学批评、把证伪主义方法论运用于经济学分析的尝试、从波普尔的传统中“抢救”某种东西的尝试和对证伪主义的辩护；其二是经济学方法学家试图“复兴实践”，这个方向包括修辞学和话语分析、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实践的哲学分析和改良实践的尝试。（注：P·A·O Hara(ed),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Economy,,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9,"methodology in economics"辞条。）从具体的解决方案看，著名的有：罗森伯格(Alexander Rosenberg)的“经济学应用数学分支论”、麦克洛斯基(Donald McCloskey)的“经济学修辞学”、豪斯曼(D·Hausmand)的“回到穆勒”、博兰德(Lawrence Boland)的“新波普尔派观”、考德威尔(Bruce Caldwell)的“方法论的多元论”、梅基(Uskali 
)的“实在论的经济学哲学”、米洛斯基(Phillip Mirowski)的“经济学的隐喻结构探索”、温特劳布(Roy Weintraub)的“社会建构主义”、以及费伯(M·Ferber)和纳尔逊(J·Nelson)的女权主义的方法论观。由于国内对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所知甚少，本文拟对其繁荣的原因和发展趋势作些探讨，并从中引出必要的结论。
二、经济学方法论繁荣和多元发展趋势的原因
对80年代以后经济学方法论繁盛的原因，学术界存在一些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这可能与经济理论陷于危机这一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由于经济学家对西方国家70年代以后出现的“滞涨”现象苦无良策，经济学中的凯因斯——新古典综合陷于破产，经济学越来越不像过去那样表现出色。阿尔弗雷德·艾克纳在他主编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1983)一书的导论中就明确宣称“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处于危机之中”。（注：参看阿尔弗雷德·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苏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页。）西方近年出版的权威辞书形象地描绘道：“在公众不相信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也不自信的情况下，冷嘲热讽究竟能使经济学职业维持多久问题自然随之产生”。（注：P·A·O Hara(ed),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Economy,,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9,"methodology in economics"辞条。）这种情况就为经济方法论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因为方法论在指出当前经济理论的缺陷，预测经济理论未来发展方向方面有其独特的功能。另一些学者则把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热潮归结为诸多理论上的原因。（注：可参看[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译本石士钧的“译者前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一方面，其它社会科学家越来越把经济学看作是范例，把经济分析方法看作研究人类行为最为有效的方法；另一方面，经济学家热衷于引入其它学科的有益成果，或用于更严格地检验经济理论（如他们开始让主流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接受严格的心理学检验），或用于追溯和剖析主流经济理论的来龙去脉，探寻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另外，科学哲学的新发展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尤其是随着科学哲学家本身对分析实际科学实践兴趣的不断增长，其中某些人已经把注意力转向经济学。当然，在我看来，对经济学方法论繁荣原因的这两种观点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因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功用是多样的，其繁荣的原因自然也不是单一的。
经济学方法论最新发展的多元化趋向明显与传统经济学方法论的“穆勒问题”思考框架被打破有关。“穆勒问题”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曾断言，随着农业收益递减和人口不断增加，农业的收益率将减少，最终的结果将是“利润低，工人仅得到赖以糊口的工资，而地主则得到大量地租”这样一种停滞状态。然而，李嘉图的这种预见明显与经验不符，实际的情况是，尽管人口大量增长，但19世纪的收益率并未明显下降，而工资却显著增长。古典经济学显然因其依赖于大胆的简单化而存在经验方面的困难。约翰·穆勒对古典经济学深信不疑，但他又是严格的经验主义者。由于经济学面对这么重大的经验方面的困难，似乎穆勒必须要么改变他的认识论，要么否认他的经济学。由于经济学明显的否证以及对其检验的困难而产生的经验主义和经济学之间的冲突，后人称之为“穆勒”问题。穆勒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通过内省心理学或通过对像收益递减律这样的技术性主张的实验检验，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将得到很好的经验证明。这些得到确证的前提说明原因性要素如何起作用。如果影响经济现象的唯一原因性要素是在这些前提中得到说明的那些要素，那么经济理论的预测应该是正确的。但经济现象取决于许多为经济理论所忽视的原因性要素，结果经济蕴涵关系就成为不严格的。当被忽视的要素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时，理论的预测就可能完全是错的。这种不精确性说明经济理论的蕴涵关系何以如此拙于确证，因此确证问题并不表明基本的经济学概括有任何错误之处。在穆勒看来，经济理论的经验确证是间接的、“演绎的”。它们的确证派生自其前提的确证。“特定经验”的归纳法因为原因的多重性而不能运用。另外，因为在不破坏经济学的“独立性”和不把经济学纳入一般社会科学行列情况下，不存在使大量的原因性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方法，所以这种不精确性是经济学作为独特学科的不可避免的特征。经济学不可避免地仅仅是一门有关“趋势”的科学。（注：Edward Craig(ed),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8,"philosophy of economics"辞条。）
“穆勒问题”在经济学方法论史中影响深远，实际上，后来的经济学方法论争论都是围绕“穆勒问题”展开的。一方面，众多经济学方法论家为穆勒的方法论观点辩护。19世纪后期大多数重要的经济学方法论家，包括凯尔恩斯和约翰·内维尔·凯因斯，都为穆勒的解决办法辩护。直到20世纪30年代，穆勒的观点并未受到根本挑战，在罗宾斯的著作中人们还可以发现穆勒观点的清楚表达。
当然，另一方面，对穆勒方案提出挑战的也大有人在。在穆勒观点占统治地位的20世纪30年代前，对穆勒观点的挑战主要来自非主流经济学著作。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和20世纪美国制度学派都坚持理论应该更为直接运用于特定的历史情境，而且应该通过这些运用更为直接地被检验。在20世纪40年代，随着一般理智气候的变化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大多数经济学方法论著作不再接受穆勒观点，不承认经济学是由演绎法证明的独立的、不严格的科学。弗拉瑟(Lesley Fraser)的《经济思想和语言》(1937)、特伦斯·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设》(1938)和考夫曼(Felix Kaufmann)《社会科学的方法》(1944)代表了方法论的这种发展方向。20世纪50年代后，穆勒观点更是黯然失色。许多经济学方法论家和科学哲学家试图以新的方式解决“穆勒问题”。弗里德曼只承认经济理论“在预测经济学家所关注的现象方面的成功”这个唯一重要的检验，而不考虑假定的现实性问题，他实际上试图消解“穆勒问题”。波普尔提出“证伪主义方法论”来解决科学理论包括经济理论的确证问题。而拉卡托斯则提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来解决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著名的解决方案在经济学方法论家中有巨大影响，尽管它们并不能真正令人满意地解决穆勒问题。（注：Edward Craig(ed),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8,"philosophy of economics"辞条。）
弗里德曼、波普尔和拉卡托斯解决“穆勒问题”的失败对不大关心经济学方法论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并没有多少影响，但特别关心方法论的那些经济学家则由于“穆勒问题”的未能真正解决而对传统的“穆勒问题”思考框架感到失望，开始探索新的思考方式。另外，新的语言哲学观、新的科学哲学观、后现代主义思潮、结构主义、解释学和女权主义等也开始向经济学方法论思考渗透，多元论的方法论思考趋势遂逐步形成。
三、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最新发展述评
无论原因如何，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繁荣景象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是一个事实。它们大多是对解决穆勒问题失败做出反应的结果。对穆勒问题一个极端的反应是罗森伯格的观点，他否认穆勒问题能够被解决，否认经济学经验进步的可能性。在他看来，经济学仅能作不精确的普通预测，而且它无法取得进步，因为它与大众心理学有密切关系，而大众心理学是有关人类行为的平庸理论，由于意向概念的不可还原性，这种理论不可能得到改进。他认为，复杂的经济理论应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而不作为经验理论得到尊重。（注：参看Alexander Rosenberg,Economics:Mathematical Politics Or Science of Diminishing Return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6.）确实，尽管经济学有许多训练有素的实践者，但因为它并未显示出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稳固进步，人们不能很快消除罗森伯格的“经济学经验上穷途末路”论调。但是，他的这种“无法进步和不允许数量上的预测”观点是令人难于接受的。例如，当代的经济学家似乎比一个世纪前的经济学家能够更好地预测税率变化的税收后果。
对穆勒问题另一个极端的反应是麦克洛斯基的观点，他试图通过否认方法论来解决穆勒问题。在麦克洛斯基看来，评价一个学科的实践和成果的唯一中肯而又重要的标准是为实践者们所接受的标准。除了像诚实和愿意听取批评这样一些一般性标准外，任何交谈的唯一正当的标准是参加者们的标准。哲学家们评判科学家交谈的要求是妄自尊大，可以不予考虑。当经济学家们认识到经验成功的哲学标准可以被安全地忽视时，穆勒问题就消解了。有兴趣理解经济学的性质并有志于改进这种理解的经济学家应避开认识论，而去研究经济学的“修辞技巧”，这是在经济学家中取得成功的论证和说服手段。麦克洛斯基从一系列著名的个案研究中得出结论：说服经济学家的不是经验的检验或成功的预见，而是那些没有运用任何明确的方法论的东西，即数学技巧、类比论证、对称性等等。（注：参看Donald McCloskey,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
对穆勒问题的第三种反应是要求回到穆勒自己的解决办法。豪斯曼就论证穆勒的解决办法实质上是正确的。在他看来，经济学的许多基本原则是可能的，而且为日常经验所证实。尽管这种可能性并不能使这些基本原则无可争辩，但它确实为这些基本原则以及由它们所演绎出来的东西提供某种正当的理由。鉴于包含市场数据（其中存在原因性因素的不可控制的多样性）的检验的弱点，在面对否证时坚持正统的理论可能是合理的。（注：D·Hausman,The Inexact and Separate Science of Econom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2，见第12章。）
然而，对穆勒解决办法的这种回复在许多方面与罗森伯格和麦克洛斯基的观点接近，因为认识到市场检验通常太脆弱而无法动摇基本原则最初的可能性，同时也就认识到从市场数据那里难得有所收获。尽管这种观点不像罗森伯格那样对经济学的经验主张持极端敌视态度，但它确实也未给经济学的改进带来多少希望。
另外，女权主义方法论也是近年一个极为活跃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的讨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女权主义方法论家致力于分析女性经济学家的作用，这种分析的缺点是它通常并不集中注意压制女性经济学家的压力；其二，女权主义方法论考察了妇女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这种考察的问题是由于它把焦点集中于妇女对男性世界的贡献，它通常建立在为男性所控制的标准基础之上；其三，某些女权主义方法论家把妇女看作是经济生活中男性统治的受害者，这种讨论隐藏的困难是，它创造妇女仅仅是受害者的这一虚假观念；其四，女权主义方法论已经为一般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变革逻辑作论证，它已经在经济探究的内容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分析了男权主义意识形态，要求女权主义方法论方面的变革逻辑。（注：参看Marianne A·Ferber and Julie A·Nelson(eds),Beyond Economic Ma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93.）
四、结论
其他方案这里无法述及。从以上的简要论述中可以看出，由于传统的“穆勒问题”核心被打破，当代经济学方法论家所提出方法论方案呈多元化发展趋势，经济学方法论处于一片喧嚣和争论之中。由于许多经济学对他们所研究的主题是否是科学或是否开始步入科学行列感到苦恼，方法论对他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领域。实际上，经济学方法论已经成为花费许多经济学家和一批哲学家主要精力的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成为经济学领域内可以清晰识别的一个分支学科。由于许多经济学家过分热望于模仿科学，科学哲学中的诸问题在这种模仿中被转换为经济学方法论问题：经济学中的预测意味着什么？经济学中的重复实验意味着什么？理性选择的定义、解释和状态如何？经济学的适当研究领域是什么？在某些领域中运用市场和市场推理适当吗？经济学能够在与道德先见和文化先见相分离的情况下研究吗？等等。无论如何，当一门学科遇到诸多诱人的难题时，方法论的兴趣自然会增长，因此，我们可望在经济学文化中目睹经济学方法论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当然，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思考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理解当代西方经济学，乃至对于我们创建适应中国国情的经济学而言，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市场经济实践对原先一直居中国主流经济学地位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的解释力构成严重挑战，而西方经济理论在解释中国经济转型现象时也存在如何本土化问题，因此，以中国的转型实践为背景，通过整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来重建中国的经济学已经成为紧迫任务，“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基本设问，许多经济学家正在为建构新的理论经济学作艰苦探索，并就其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提出不少有益的设想。（注：参看于光远、董辅乃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不过，在经济理论的创新中，方法论是先行，因为理论的建构必须接受某种方法论的指导，否则，我们的理论思考就可能陷入盲目之中。因此，在面对中国经济转型实践而进行的理论创新中，方法论方面的探索和争论是一个必要的环节，而了解和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思考方面的新观点和新趋势自然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