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冯立三的《论中年评论家》写好初稿以后，曾在电话中读给我听。文章情辞并茂，有己见，气势也好。定稿之后又托人带了复印件给我。我又仔细读了两遍，感觉依旧；以为这不仅是我看过的立三最有特色、最见个性的好文章，而且也是一个时期以来批评界不多见的好文章。
我很欣赏这篇文章的率直和坦诚，以及溢于言表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那种勇于任事，舍我其谁的气概，实在难得。人们可以不完全同意，或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他的价值取向，但却不能不承认，文如其人，字里行间自有他的真人格、真情性在。至于我，虽在某些具体的细节上与他小有出入，但对文中的基本观念和基本思路，表示认同，甚至不妨说：“与我心有戚戚焉”。
在大的文学观念上，我崇尚为人生的艺术，一向心仪于如李守常那样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精神，感佩于如鲁迅那样的“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的气概。我的批评观念和批评实践，即由此衍生出来。几十年来，由于水平不高，判断不准，而在人物权衡、作品评价上有失公允，乃至搞颠倒了的事情，都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对于为人生的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却始终坚守不渝。当然也很触过一些霉头，碰过一些钉子，被仇者压制、打击，甚至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我至今不悔，不疑。用鲁迅的话来表述，叫做“既无忧于生，亦无怖于死，夙心旧习，不能改也”。
我以为，文学批评的动力大体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源于现实的人生；一是源于主体的人格。
从现实人生出发，引出文学批评的社会性。象文学创作一样，文学批评也要从它存在的历史生活中汲取灵感和力量。批评家批评的对象固然是文学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但他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以及他据以作出判断的人生理想、价值标准、审美趣味等，都无不受那个特定的历史现实、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风尚习俗的制约，因而最终都无不可以从中找出其深层的社会历史根据。
我不以为文学可以脱尽人间烟火，而批评则尤其不能。历史常常是把问题同时提给作家和批评家的，要求他们作出回应。作家回应的方式是作品，而批评家则是通过对作品的评论，不同仅仅在于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批评的对象并不仅仅是作家和作品，同时也是社会生活，也包含了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回答与评价，特别是对那些迫切的、为民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的回答与评价。在一些历史的转折期，文学批评之所以能够受到普遍的关注，产生广泛的影响，原因就在这里。
在五十年代中期，文艺界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活跃，也可以说是一闪而过的繁荣。当时流行过一个叫作“干预生活”的口号，这样提、这样做的作家和批评家，许多人都没有能够逃过那场迅雷不及掩耳的“反右派斗争”的劫数。然而后来的历史并没有证明“阳谋”的正确，而是证明了一种文学精神的永存。
这种精神，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品格，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的品格。它也是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最值得珍惜的传统。在古代，它常常与儒者的积极入世精神结合在一起，形成经世致用、关心国运民瘼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与此相应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至今不泯其光辉，不减其价值。在现代，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它体现为以伟大的鲁迅为代表的传统。它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历史运动息息相关，也与中国人民摆脱沉重的封建桎梏，争取民主、自由、解放的浴血奋斗同步。正因为如此，执着于此种文学精神的批评家，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漫长历史行程中，曾经付出过惨重的代价和巨大的牺牲，但也同时成就了辉煌的业绩。在“文革”的浩劫中，这种精神又一次遭到了严酷的、近乎毁灭性的摧残。然而它是不死的。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的历史步入了一个伟大的转折期，思想解放的大潮不仅唤醒了作家，而且唤醒了批评家。文学因此而经历了一次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繁荣，它不仅为磅礴展开的思想解放运动推波助澜，而且本身就是这个运动的组成部分。在新时期早期阴晴不定、乍暖还寒的文化氛围中，文学批评既是创作的盾牌，又是创作的锋芒，它一方面为“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潮流的兴起开道，另一方面又从理论上论证了它们出现的意义、价值和历史必然性。在这同时，文学批评也对自身进行了回顾与反省，艰难地然而又是义无反顾地与左的、教条的、僵化的批评模式和批评观念划清了界限。尽管至今仍有人死抱着那一套早已过时的极左模式不放，企图重温“文革”的旧梦，一有机会便故态复萌，但毕竟已经难成气候了。
八十年代，文学批评曾有一个长足的发展。随着域外不同批评流派理论的大量介绍与引进，无论在批评的观念、方法，还是角度上，都大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丰富了人们的见识，再加上日见开放的现实的推拥和多样化的创作实践的促进，一个多元的批评格局便开始形成。这种格局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是文学满足社会人群日见多样的精神需要的结果，因而也是一种进步。尽管已经出现了多元批评格局的雏形，但是在整个八十年代，几代有影响的批评家都是站在历史变革的前沿大呼猛进的。作为一个群体，在他们的身上既可以看到我国古代文学最可宝贵的经世致用、积极入世和关心国运民瘼的传统，也不难发现“五四”以来新文学与民族民主革命同呼吸、共命运，为人民大众争取自由、民主、解放的斗争呐喊的品格。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虽说多元化的批评格局有所发展，也还有一些批评家执著地坚持着八十年代与历史变革同步的锐气与锋芒，但整个文学批评在总体上与社会现实疏离的趋势，却也渐露端倪：回避矛盾，对社会变革中民众所关心的各种紧迫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者，有之；踱进故纸堆，驼鸟一样埋起头来者，有之；把语言技巧的游戏，视为唯一目的者，有之；对宫闱秘事，帝王秽闻津津乐道者，有之；失落、惶惑、浮躁、进退失据者，亦有之……总之，文学批评的相当一部分在贵族化，闲适化，在自觉不自觉地丢弃古代和现代文学批评中最可宝贵的传统，最值得珍惜的品格，在脱离变革，脱离人民群众。这就不能不让有识之士感到忧心。我想，这也许就是立三写《论中年评论家》的原因。
文学批评的另一个动力来自主体的人格。这种人格决定着文学批评的识见 、格调和风格。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曾经有一个时期盛行过一种后来被有的学者称为“代言体”的批评文体，这是一种典型党八股文体。这种代言体，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所谓“代圣贤立言”者，是也。代言体所代之言，如果是正确的，倒也罢了，但可悲之处在于，绝大多数所代之言，都被后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是错的。先是左倾，后是极左的大批判式的，审判式的批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代言体的货色。这种批评文体，是无主体人格可言的。发展到“文革”中的初澜、梁效、罗思鼎、洪广思之流，所起的作用就不仅仅是代言，实际上已经是其极左派主子的“打手队”，“精神行刑队”了。有人称之为“北门学士”，那是太轻看了他们；只有拿鲁迅所说的“用钢刀的，用软刀的”和“在指挥刀下冲锋”来形容，才庶几乎近之。这种批评文体在八十年代受到了理所当然的清算，此后，主体人格才得以堂堂正正地走进文学批评中来。于是，批评文章的风格、格调，开始受到普遍的关注。
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艺界，人格颓落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惹眼了。朝秦暮楚，二三其德，趋炎附势，卖身求荣，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分田分地，唯利是图，要钱不要脸等等，不一而足。正是这些负面现象，把批评家人格建设问题，急迫地提上了日程。只有提高批评家的人格境界，才是唯一的拯救之道。
章学诚说：“气盛则文昌”。这里的气，是指正气，正义之气。要使正气盛，就要靠养，“若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但养气的关键还在于立德；如果真能达到如屈原所说的那种“秉德无私，参天地兮”的人格境界，还怕写不出有气象，见风骨的好文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