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就业:转折与转机——学者答问“宏观经济下的中国就业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转机论文,中国论文,学者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久前，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代表劳动部课题组所作的发言引起笔者关注。
据称，劳动部就业司主持下的相关课题组在两年时间中，进行了农户及劳动力抽样调查、进城民工及所在企业抽样调查、劳动就业服务机构问卷调查、城市民工就业信息与培训服务状况调查四项大规模的专题调查，并完成初步的综合研究。这项研究的背景，是我国农村就业面临的严峻形势：
——中国待就业的劳动年龄人口存量过大，增量可观。在已有的1.3 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础上， 未来几年内我国每年还将新增1600万需要工作机会的农村劳动力。所以，中国仍将面对极高的农村充分就业压力。
——近年国民经济增长和投资带动的就业增长似有减低趋势。比如在1986年—1990年，中国GNP增长一个百分点，社会总就业增长151万人；而到了1991—1995年，GNP增长一个百分点增加的就业人数降为85 万人。再比如1990年以来，除去了物价影响的总投资所带动的总就业量，在1990年至1993年趋于减少，到1994年才略有回升。每百万元真实投资带动的总就业和非农就业增加，从1982—1989年的平均451人和336人，降为1990—1994年间的平均196和114人，分别降低了56.5%和66.1%。
——乡镇企业吸纳就业势头减缓。
——进城农民工的流动速度变慢。目前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中，50%仍在乡村，而只有19.8%进入地级市、省会和直辖市。另据推算，在城镇打工的民工总数从1995年后开始下降。
劳动部课题组的专家们得出结论说，目前和未来我国农村就业的供求失衡仍将十分严重。中国虽然已经临近就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但要根本摆脱原有发展战略和体制政策导致的“农村就业严重不足条件下的国家工业化超前”的格局，还需付出艰苦的努力。农村就业机会不足的局面，不但直接影响国内市场的扩张，而且间接影响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更为重要的是，它会对“效率和公平”同时发生负面作用，并成为威胁社会稳定和安全的潜在因素。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对我国农村就业问题掉以轻心。
不过，就业的压力并不意味着悲观的结论。回顾中国改革十余年的历程，专家们看到了通过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继续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可能。周其仁在发言的最后部分说：“总之，坚持过去十七年行之有效的改革开放方针，以正确的战略选择和体制选择增加农民就业的机会；同时，在农民对自己人力资本投资的基础上，发展一个社会各界参与的培训教育体系，补充以往对农村教育不足的问题。这两方面的结合，可以使中国的农业人口就业有一个比较光明的前景。”
会议发言毕竟有时间和主题的限制，而专家们的研究包含着多维的见解和分析。于是就有了会后的这次采访，被访者即新近被聘为劳动部就业司就业政策顾问的周其仁。〗
就业问题在不同经济体制下有不同内涵，中国的关键是如何通过市场化改革提供充分就业机会。
问：就业压力是人所公认的事实。那么，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中，改善就业应当处于什么位置呢？
答：我并不主张把中国的就业问题孤立地突出出来。经济发展要兼顾很多东西，就业是整体的一部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知道，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购买力，购买力又与市场联系在一起，市场要是不景气，厂商卖不掉产品，开工不足，就业就更下来了。我想表达的是，现在就业问题比较突出，可能是整体经济存在某些问题的一个表征。在这里，要把就业、收入、市场、开工这几者联系起来看。不然就业突出了，再行政干预就业，其他问题又出来了，干预起来就没个完了。
问：你是觉得现在谈中国解决就业问题，不能单讲所谓“就业政策”，对吗？
答：可以这么说。因为农民的就业机会首先不是由他们本人的就业意愿和劳动技能所能决定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策略和政策体制选择，决定着农民就业空间的容量， 从而影响到普通劳动者的命运。 比如中国1978年以前农村的严重就业不足，与其说是由于千百年的历史遗产，还不如说是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后果。因为传统发展模式包括优先发展重工业、由国家行政等级组织垄断工商业并管制农业以及城乡隔绝等等，这样就把人口和劳动力的绝大部分，也就是农民这部分隔离在国家工业化的积极过程之外，其结果，就是十分有限的资本被集中用于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同时又禁止劳动力资源在市场上的自由配置和利用。所以，那时候的所谓人口“过剩”和劳动力“过剩”，其实是原有经济模式的一种常态。而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们也是通过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大大地改善了就业状况，解决了大约1 亿多剩余农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业问题在不同经济体制下有不同含义，在中国我们谈的并不是西方福利国家意义上的就业，而是如何通过市场化改革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
问：你看改革以来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经验是什么？
答：中国的经验证明，要突破原有模式造成的就业困境，必须全面改革传统的国家工业化发展策略和政策体制，具体说就是放宽农业管制，开放工商经营，突破城乡隔绝。在过去十几年里，我国农业就业在以下三方面取得进展：第一，农牧业的就业含量增加了，大体是15年增加了46%。因为改革以后不但劳动效率提高，而且由于种养结构的变化，农民投向更多利用劳动力的产出方向。第二，农村办工业、商业，转移了将近1亿劳动力，加上他们家庭成员，影响到好几亿人的生活。 第三，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加快向城市移动，有几百万农民工流向大中城市。这表明了市场导向的改革和扩大农村就业是一致的。农民就业的改善反过来又扩大了市场的需求，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就业、收入和经济结构变动之间有一种互相激发效果，市场机制就把这些效应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良性循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农业劳动力绝对数开始下降，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一个庞大的劳动人口转移到创造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部门，会有效地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产出，也会改善农村就业结构。
问：我有个具体问题不太明白：包产到户以后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不是农村劳动力多出来了吗？为什么农业内部就业机会还增加了呢？
答：包产到户有效地激励了粮食生产，也就奠定了农村种植业和非农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农民有了更多的资源配置权，可以搞畜牧业、水产开发、种菜、种水果，这不仅增加了总收入，而且这些产出通常在单位土地面积里可以利用更多的劳动力投入，所以增加了就业机会。这正是我国农业就业深度提高的微观基础，对农民是非常重要的。许多时候我们并不理解农民的行为，总以为农民不种粮食愿意去种其他的东西，仅仅是因为粮价问题。但农民有时会考虑另一方面，就是种粮食用的劳动很少。哪怕单位工价并不低，但总收入少。比如割麦子一天三十元，乡镇企业一天二十元，应当说种粮食比较利益高。可收麦子一年有多少天呢？大部分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在家庭组织里进行的。家庭作为经济组织的第一个特征是它无法开除成员。农民家庭反正总要支付家内劳动力的费用，因此有更充分的就业机会是农民家庭的第一选择。这会影响农业结构的调整。这个道理讲清楚，就能够理解农业的变化了。在不同的结构里，充分就业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货币紧缩和就业没有直接对立关系，中间有体制调节。
问：你谈就业总在谈经济环节，那么现在就业压力加大，从经济上看会有什么后果？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答：我们所说的就业、收入、市场和企业开工率这个经济流程是有结构的。农民和大多数需要就业的人口正处于低收入水平，其收入多数去买中低档的工业产品和中低档的服务。而我们自己的工业，是中低档工业供应能力过剩，高档产品供应能力不足。如果减少了就业机会，抑制了中低收入层的收入增长，带来的国内市场收缩不单是总量的收缩，而首先是结构性收缩，与所谓民族工业的主流对应的那块市场收缩了。同时，城市的收入增长比较快，少数人收入增长比较快，这部分收入有了增长，就看着舶来品与外资企业的产品。这样一来，“民族工业的生存问题”就势必弄得沸沸扬扬。一方面，本地工业开工不足；另一方面，进口品、外资企业好像红红火火。于是一些人认为是开放过了头，要加强保护。但你拿什么去保护呢？对工业的保护就是东西在市场上有人买。我看，农民收入增长一块，“民族工业”还可以有很大一个发展。一边发展，一边改体制，一边技术升级，可能比较妥当。
问：可是中国人口众多，资源比较贫乏，这些年来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又非常迅速，农村就业问题突出是不是有某种必然性？
答：我觉得不能仅把就业问题看成是人口的函数，或是劳动就业人口的函数，没有那么简单，中间有选择性。做得好会这样，做得不好会那样。过去的工业化体制给中国造成那么大的问题，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产值占到了40%，而城市人口只占全体人口的20%；80%的农业人口，可农业产值却只有20%—30%。这个局面是很畸型的。中国通过改革，十多年来总体消除了不安全因素，增加了公平和效率，农业和农业外的就业都增加了。这本身就证明中国的就业压力虽然很大，但并非碰不动。如果我们清楚地总结过去的经验，保持对经济的总体思考，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解决问题，今后的就业前景并不暗淡。但如果走向错误的政策选择不能自拔的话，未来的情况可能会很复杂。因为中国正处于农业人口的就业结构调整之中，还没有达到与其人均GNP 水平相一致的程度，加上体制错误带来的压力，很可能面临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还要难堪的就业局面，最终给效率和公平都带来重大影响。
问：你总是特别强调在中国情况下，可以通过市场化改革，使效率和就业公平同时得到改善，不过就业和宏观环境是个什么关系？有一种看法认为宏观紧缩必然减少就业，你怎么看？
答：这与货币紧缩没有必然的关系。问题是货币紧缩以后，剩下的资源怎么配置？如果你在货币紧缩的情况下，增大利用市场机制，并不意味着就业形势不好。因为资金相对更贵的情况下，可能增加多利用劳动的选择。我不认为货币紧缩和就业有直接的对立关系，中间有体制调节。并不是多放钱就多就业，少放钱就少就业，并不存在这样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不能完全脱离了制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释放国民经济中不利于就业的因素，各项经济政策都应考虑就业含义。
问：请你分析一下就业压力加大的体制性因素，或者说谈谈过去的做法中有哪些是属于教训的？
答：我想提醒的是，现在我们的体制和发展战略上，仍然有传统决策体制遗留的惯性和痕迹，在农业生产、流通、流动人口管理问题上都表现得相当突出，另外现在国民经济中有所谓“倾斜”政策，把有限的资源倾斜到高科技部门、倾斜到资金密集部门、大中型企业等，使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流入了就业容量较少的部门。应当通过改革，把国民经济中不利于就业的因素尽可能释放掉，防止重犯50年代国家工业化的错误。正因为就业是整体经济流程的一环，所以各项经济政策都要考虑就业含义，必须比较各种模式带动就业的情况。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国际经验无非是欧美、日本、四小龙，还有前苏联模式。这些类别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参照系数，但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完成了就业的结构变化，欧美日不用讲，苏东农业就业人口在30%以下，四小龙也是在发展中快速转移了人口。只有中国经济高速在增长，工业化比重很高，而大部分就业压力还放在农业和农村。中国的例子很特殊。参照国际经验时应当带上本土的问题，应当善于学习。所谓强调中国国情，最大的国情就包括这一点。这个区别会影响我们的政策选择和战略决策。
问：那么现在扩大就业还能做哪些事情？有什么政策性建议？
答：我们认为，至少有三个领域：农业内部仍有潜能，增加农业就业深度有可能，关键是对农业的生产流通体制要有更大跨度的改革。对于包含劳动较少的作物，如果还是用行政指令，强制要求生产，就会减低农村就业水平。应当更多地利用国际市场，利用我们自己内部的比较优势，灵活地利用农业内部的资源。二是继续扩大农村的非农产业。应当研究乡镇企业就业容量减少的原因，分析企业本身、地方政府及社区政府干预、制度性约束等原因，在改革中进一步解决。三是扩大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对应已有的工业化水平严重滞后。农村劳动力移向城市仅仅是个开端，将来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政策上不能阻止，只能加以恰当引导。
问：在城市化的问题上，过去所谓小城镇化的呼声比较高。现在很多国内外专家都提出大城市化的不可避免性。不知道你怎么看？
答：80年代小城镇的蓬勃发展有其历史条件。那时大中城市还没有激活，捆手捆脚的东西比现在多。农村一改革，流动的要素首先集聚在小城镇上。但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又走了一步，形势就不同了。现在看来要避免大城市化大概办不到。在运输的条件变化下，大城市就是机会多，大城市收入可以分层。举个例子，在上千万人的城市里，同样2 %的人到马路上买早点，就足以形成一个大买卖。小镇上没有这个条件。大城市才有服务业。中国服务业发展不够，与人口聚集程度不够有关。
问：不过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已经拥挤不堪了，还有多大的容纳能力呢？
答：当然会拥挤。我们过去是不流动的城市，所有的要素都是不动的。在国外现代化的大城市里，很多空间是给流动人口留着的，是个流动的结体，在周转。我们的城市不能动。这两年高级宾馆盖了很多，高收入的人还能进来，过去根本进不来的。计划体制中的城市转向市场体制，肯定会有问题，存量要重新调整，但还有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管理问题。北京上海人口密度远不如东京香港，而后者更有秩序。可见我们还可以从大城市人口的管理中挖掘潜力，应当学习管理高密集人口和流动人口的经验。现在大城市管理方面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但问题就是需求，可能刺激反应，以建立起新的管理系统，可能迫使社会把一部分资源放到现代化过程中最紧缺的结点上去。
所有“倾斜”加在一起不如向市场倾斜。
让市场去选择，将来可以检验。
问：你刚才谈到“倾斜”政策对就业的影响。那么依你之见，应当把资源倾斜到劳动密集的部门了？那会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后劲？
答：我不是强调哪个密集，而是觉得要由市场来决定。计划经济的思路就是倾斜的思路，以为经过计算，可以对社会经济资源有一个更高明的配置。但是在现实中，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高明之处。所有倾斜加在一起不如向市场倾斜。让市场去选择，将来可以检验。因为市场化是说你的各种要素价格由市场做评估，要素使用组合是根据相对价格确定的。另外，就是在资金较贵的情况下，企业仍然可能选择资金密集的项目，它要搏。它可以有某种预期，然后投一笔巨资用于设备，以求今后的利润前景。企业可以自己去做试验，去对不同的信息作反映，结果由自己承担责任。这里有个社会选择过程，不善于作反应的自己就死掉了，然后流向对未来有更好掌握能力的企业。这就是资源配置的优化过程。至于你说的经济增长的后劲，什么叫后轻呢？如果一种经济没有很高的盈利率，什么也谈不上。
问：即使完全靠市场驱动，企业也可能选择技术替代劳动，选择资本增密。何以说明市场化能够提供最充分的就业机会？何以体现经济效率和就业的一致性？
答：讲替代有两个条件，一是价格信号，二是企业主体。给出价格信号才有替代问题，多少替代多少。替代是个经济过程，不是纯技术过程。如果替代是在市场上完成的，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完成的，那么制造业领域的就业减少了，服务业的机会就增加了。经济发展之后，只是就业结构变化加快。西方和东亚的发展就是这样的经验。战后的整个趋势就是制造业工人减少，服务业就业大大增加。其中还有个培训的问题，如何灵活地转过去，适应新的结构需求。总的说来，基本的事实是人类越发展，就业机会越来越多。如果机器替代工人是合理的，留下就业工人的工资会更高，需要增加服务。转到三产服务业的工资可以水涨船高。因为在农业和工业领域就业，工资和产品价格联在一起。在服务业，工资可以追着平均工资走。这些都是现代课题，所以没有理由对经济发展之后的就业前景悲观。既然中国在过去十几年内可以解决一亿几千万人的非农就业，并在农业内增加近50%的就业容量，那么如果体制选择对头，在今后再有十几年时间，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就业结构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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