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研究 日本经济实现同世界经济接轨的经验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研究论文,世界经济论文,日本经济论文,经验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发型”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常常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要摆脱落后的状态，实现赶超，不能闭关自守，必须对外开放，使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但是，由于“后发型”国家经济本身的弱点的制约，在实现同世界经济接轨后，势必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被动的地位，使其面临着民族经济遭到严重冲击的严峻挑战。战后在许多拉美国家中盛行的“中心外围”理论正是对这种严峻挑战担忧的真实写照，但拉美国家所采取的战略并不成功。相比之下，作为“后发型”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在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带来的挑战面前，不但化解了“接轨”可能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冲击，而且利用了“接轨”所带来的机遇，实现了日本经济的腾飞，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完成了日本人称之的“第二次远航”。
一、认真分析“接轨”可能给日本经济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及时地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措施
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明治维新以来，虽然日本经济发展速度一直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快的，但日本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不论是产业结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是科技水平，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例如，5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要落后西方发达国家20—30年。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日本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日本经济不能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或风险。例如在商品市场（贸易）与世界市场接轨时，日本就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封闭国内市场，限制进口就会牺牲很多贸易利益，而且过分地限制进口不但不利于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素质，而且还将引起外国对日本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限制，使日本的“贸易立国”战略难以实现。这种情况在日本加入到关贸总协定时就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当时，英、法、澳、奥等14个国家以实行倾销政策的低工资国家实行限制进口为由，援引第35条，拒绝同日本建立GATT关系，使日本即使成为GATT成员国，也享受不到这些国家的最惠国待遇，也无法同它们进行减税谈判。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必须打开国内市场，实行贸易自由化，实行日本商品市场同世界商品市场的接轨。但是，果真如此，日本也将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如，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阻碍日本产业，特别是幼稚产业的发展，迟滞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造成更多的失业，给宏观管理带来更大的难度等等。
面对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日本政府并没有退缩，而是审时度势，制定出分阶段与国际接轨的实施方案，控制与国际接轨的推进速度，使其既不致于引起难以承受的经济冲击，又能通过预定计划唤起产业界面对国际竞争的紧迫感、危机感，使企业加速合理化进程，以期取得预期的积极效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日本经济逐渐从商品市场、投资市场、金融市场与世界市场的接轨，日本政府及时地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从宏观的角度来引导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化解随着日本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层次的提高而可能带来的风险，充分利用接轨所带来的机遇，例如，从50年代中期起日本政府推行“贸易立国”战略并取得了成功。但是随着日本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层次的提高，日本经济同欧美经济产生了严重的摩擦，表明“贸易立国”战略亟待调整。于是，日本政府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在吸收“对外投资立国战略”、“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的科学成份的基础上，确立了“科技立国”的战略，使日本经济在同世界经济接轨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比较主动的地位。
二、采取渐进推进的方针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一国经济要得到迅速的发展，必须使自己的经济成为这个开放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对“后发型”国家经济的发展来说，尤为重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一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可以不问清红皂白地一下子全部融入世界经济之中，与处于不同起跑线上的“先发型”国家进行竞争。相反，“后发型”国家的经济要真正地成为开放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必须采取慎重选择、渐进推进的方针，反之，则可能欲速则不达。战后日本经济在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过程中，这一方针制定和执行的非常出色。
第一，三大经济领域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渐进性。日本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是根据不同经济领域的不同特点以及不同经济领域同世界经济接轨的难易程度、风险大小的不同来确定其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先后顺序的。日本经济首先同世界经济接轨的领域是外贸领域。外贸领域从破除政府贸易体制到建立民间贸易体制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但在民间贸易体制建立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才逐步地实现了日本外贸体制与世界的接轨——贸易自由化。而在贸易体制实现与世界接轨之后，才开始着手推动投资体制与世界的接轨，而这也大体用了10年的时间，而只有在外贸领域、投资领域基本完成了与世界接轨的任务之后，日本才开始推动其金融领域与世界的接轨——金融自由化、国际化。
第二，就某一领域来看，其与世界接轨也是渐进推进的。就贸易领域来看，根据《贸易和外汇自由化大纲》所列出的不同产品的自由化时间表，在一年之内实现自由化的有：生铁、普通钢、船舶等；在3年内实现自由化的有：特种钢、部分机床、铁合金等；不定期实行自由化的有：机械、化工设备、汽车等；农产品等被列入难以实行自由化的行列之中。由此可见其贸易领域与世界接轨的渐进性特点。而日本的投资领域与世界接轨——资本自由化，是经过五次大的资本自由化才大体取消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第一次资本自由化（1967年7月1日），对新建企业引进自动认可制，放松对参与经营的自动认可限度；第二次资本自由化（1969年3月1日）扩大新建企业自由化部门；第三次资本自由化（1970年9月1日）扩大新建企业自由化部门，放松对参与经营的自动认可限度；第四次自由化（1971年8月4日）除个别审查部门，对新建企业实行50%或100%的自由化，放松对参与经营的自动认可限度；第五次自由化（1973年5月1日），除5个例外部门外，对新建企业实行100%自由化，但17个部门推迟实行，除例外部门和暂缓自由化部门外，对参与经营的投资均100%自由化。因此，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日本投资体制与世界接轨的阶段性、渐进性也非常明显。这种渐进推进的策略，其优点很多，其最大的优点就在于积累“接轨”的经验，分散“接轨”可能带来的风险，即使有风险，由于“接轨”的领域的严格限制，也使风险难以迅速传播开去，波及其它领域。
三、保护和扶植密切配合，由被动型“接轨”转为主动型“接轨”
在同世界经济接轨的过程中，为了化解由于“接轨”可能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冲击，日本政府很及时地担负起保护民族经济的责任。这种保护首先起源于对产业的保护，当然，这种保护并非笼而统之地普遍保护，而是有选择地保护，是积极的保护，是为了将来的不保护。这种保护主要是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设置贸易障碍来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和市场的。它主要包括：（1）关税保护，例如，50年代前半期，日本为了保护其幼稚产业——汽车工业，一直对外国汽车课征高关税，小型轿车税率高达40%；（2）实行灵活的进口清帐票据制和进口配额制。此举是试图由此剔除不急需、不必要的项目和商品，只保留国内急需，尤其是对新兴产业、成长产业具有重要意义的项目和商品；（3）实行外汇预算制度，限制外国商品的自由输入。（4）实行非关税壁垒，以保护国内市场。日本的非关税壁垒繁多，而且没有明文规定，透明度极低。例如通过对外国进口商品规定苛刻的卫生、质量、环境标准等，限制外国商品进入日本市场，甚至采取歧视性政府采购政策，限制外国商品进入日本市场。
如果说，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外国商品进入日本市场，是一种消极保护的话，因为这极易引起外国政府、厂商的反感，遭到相应的报复，那么，日本政府通过以产业政策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扶植本国的幼稚产业，加强日本商品的竞争力，则是具有远见的积极对策。这方面日本做得更为出色，而扶植汽车行业则具有代表性。战后初期日本的汽车工业同欧美相比是十分落后的。日本政府排除了根本不必要发展日本自己的汽车工业的意见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扶持汽车工业的发展。一是推迟汽车工业自由化进程。自由化计划大纲开始实施后，汽车工业未被列入近期实行自由化的部门，只是在进口配额方面稍微放松了一些。直到1965年10月绝大部分商品都实行了自由贸易的时候，日本政府才取消了对成品轿车的进口限制。但对汽车引擎的进口限额只是有所扩大，并没有取消，轿车引擎的进口税也没有降低。二是以各种财政、金融优惠措施，扶植汽车工业的发展。三是通过完善公路设施等措施对汽车工业实行间接扶植。正是在这种扶植政策的推动下，日本的汽车工业飞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的“汽车王国”，其发展成果是令人吃惊的。
日本政府中“李斯特主义者”大有人在，因此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就通过制定中长期计划，选择和确定需要保护的幼稚产业，并将其作为日本经济发展，实现同世界经济接轨的主攻方向。而且在执行的过程中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这些产业的内容和发展方向，有计划地规定产业结构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程和步骤。在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推行产业合理化政策，制定了一系列产业合理化方案，重点发展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50年代中期起，日本重点扶植和发展以钢铁、石油化工、汽车、家用电器等为中心的重化工业，从而使重化工业的国际竞争大大增强。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将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从重化工业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集中力量发展技术密集、耗能少、污染小、附加值高的产品，以增强日本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不但如此，日本还从产业体制上做文章，通过建立大规模生产体制，来增强日本经济的竞争力。日本政府认为，在日本经济实现同世界经济接轨的过程中，日本的产业组织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企业规模过小，日本产业的生产规模没有达到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所显示的最低限度的合理规模，反映企业规模的主要指标都低于欧美企业。二是过度竞争，例如，削价竞争、拼命进行设备投资竞争等。针对上述两大问题，通产省提出了寡头化政策，即采取所谓官民协调的方式，通过促进资本集中的垄断，建立规模适度经营的产业体制。但这一主张遭到了以经团联为代表的日本财界的坚决反对。因为它们担心日本企业会由此受到政府控制。但日本财界并不反对建立新产业体制的必要性。因此，虽然通产省的一些主张没有取得共识，但其中一些主张还是在实际中得到了执行，例如：在一些部门坚持推行官民协调，改组产业体制、修改《反垄断法》、推动生产集中和企业合并、采取一系列税收和金融措施、促进新产业体制的建立、扶植中小企业等措施。
通过上述措施，既抑制了同世界经济接轨过程中所带来的冲击，又增强了日本经济的竞争力，从而使日本经济由被动地与世界经济接轨变为主动地与世界经济接轨，80年代起日本比较主动地实行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就反映了这种变化。
四、依靠科技，努力提高企业素质，迎接“接轨”带来的挑战
如果说前三项是日本经济实现同世界经济接轨，迎接可能带来的挑战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依靠科学技术，加速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努力提高企业素质则是日本经济经受住“接轨”带来的挑战的充分条件。因为，实现日本经济同世界经济的接轨，迎接可能带来的挑战，化解由此带来的风险的主体是企业。如果企业的素质得不到迅速的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得不到迅速的加强，那么，政府无论采取多么严厉的保护措施，日本经济也难以承受住接轨所带来的冲击。
战后日本的科技水平要比世界先进水平落后20—30年。通过技术革命，提高企业素质，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加强日本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便成为日本经济实现同世界经济接轨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因此，战后日本为了扭转其经济技术的落后局面，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便选择了一条“吸收型战略”，即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广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的现有成果，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改造，促进本国经济的技术革命，以较快的速度和较低的代价缩短同欧美的技术差距，抑制日本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可能产生的冲击。
在这种“吸收型战略”的指导下，日本政府通过许多优惠措施，鼓励引进世界先进的技术。据长期信用银行的调查，日本通过引进技术，在1955—1970年的15年间，就吸收了全世界用半个世纪开发的先进技术，而付出的外汇远不足60亿美元。据估计，要发明这些专利技术需要花费1800亿至2000亿美元。日本人自己推算，在掌握国外现成新技术的过程中，大约节省了三分之二的时间和十分之九的技术研究费用。如果说50年代初日本在科学技术上还落后于美国20—30年的话，那么到了60年代初，这个差距已缩短为10—15年，而到70年代初，在大部分工业技术领域，日本已基本消除了同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且在钢铁、汽车、家用电器等工业部门的生产技术上日本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日本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的进程大体上与日本科技进步的进程相吻合。或者说，只有在科技进步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日本企业素质提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才敢于一步步地推行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因为以科技为后盾的日本企业、日本经济已具备了同世界竞争的实力，再加上日本政府的其它措施的交互作用，日本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可能带来的冲击可以被减少到最低的程度，甚至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冲击。
总之，日本经济在同世界经济接轨的过程中有着许多成功的经验，上述只是点到了其中的主要之点。当然，日本经济在同世界经济接轨的经验有其特殊性，但其做法对正处于同世界经济接轨的中国经济来说，仍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