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大量流入后拉美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美论文,经济管理论文,外资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和金融学界对发展中国家利用外部资金的利弊得失以及应该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国内有关方面的专家和学者也对外资的双重性作了一定的阐述。本文在吸收各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进一步论述外资对拉美国家带来的各种影响以及拉美国家采取的对策，并根据实际效果作些比较研究。
一、外资大量流入对拉美国家经济的影响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A·斯特劳特1966年创立的“两缺口”模型，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约束有三种形式：一是“储蓄约束”或称“投资约束”，即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投资需求的扩大，影响了经济发展；二是“外汇约束”或称“贸易约束”，即出口收入小于进口支出，有限的外汇不能满足资本货进口的需要，阻碍了经济发展；三是“吸收能力约束”或称“技术能力约束”，即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和管理人才，无法更多吸收和有效运用外资和各种资源，从而影响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发展。有效地利用外资，可以消除这些约束，提高国民储蓄（国内储蓄和国外储蓄之和）及投资增长率，加速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发展。从拉美国家的实际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出外资流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1976～1982年期间，拉美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而同期外资流入量占拉美国内生产总值的5%；1982年以后至1990年，拉美地区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之中，经济增长率降为年均1.5%，而流入的外资总量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从90年代初起，外国资本以债务危机前更大的规模流入拉美各国，其流入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①]可见，拉美经济发展与资本流入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可以被看作是相互的，因为正是由于拉美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才引起了外国投资者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兴趣。
然而，从拉美利用外资的历史和现状来看，流入拉美地区的外资具有一些对拉美经济和社会稳定十分不利的特点。第一，流入拉美地区的外资总量是十分不稳定的。1981年拉美吸引了占其国内生产总值6%的外国资本，而仅隔两年后的1983年，这一比重几乎降为零，并一直保持到1990年。从1991年起，该比重增至4%，1993～1994年间又恢复到了1981年的6%的水平，如果对个别国家进行考察的话，这一比重的变动幅度更大。如墨西哥，债务危机期间，外资在停止流入的同时还伴有国内资本的大量抽逃，因此，资本流入净额在有些年份为负数；而90年代以来，一度曾高达8%。[②]这种因外资流入突然增加或减少带来的不稳定性，大大增加了东道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难度，甚至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引发了金融危机，造成经济和社会的动荡。1994年年底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第二，近年来，流入拉美的外资以债券（特别是短期债券）及股票为主，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较小。这种外资结构与东道国寻求中、长期发展资金的目标相违背。大多数学者认为，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其外资构成中存在着过多的短期资本。这种被称为“烫手的钱”的短期资本以追逐短期利益为目的。它流向多变，流动频繁，类型复杂，对于经济的影响难以预料。一国的金融开放度愈大，短期资本对于经济的影响就愈大，愈难预料，因而管理的难度相当大。第三，90年代以来流向拉美的外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外力作用“推”动的[③]。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流入拉美的外资主要受到下列几种因素的驱使。一是国际利率的影响。80年代债务危机期间和90年代初以来流入拉美的外资在数量上的几次起伏，都是因国际利率的变动引起的。90年代初世界市场利率开始下降，到1992年年末降至6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二是发达国家经常项目状况的牵制。80年代由于发达国家经常项目赤字增加，流入拉美的外资减少甚至停滞。90年代以来“七国集团”的经常项目状况得到改善，资金出现盈余，因此它们纷纷到它们认为最有利可图的地方为其资金寻找出路。而近年来发达国家内部对证券投资政策所进行的较大幅度的修改，又为这些资金向外扩张提供了条件。此外，从拉美各国（不论国家大小，国力强弱，经济状况好坏）都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内在因素起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巴西和哥斯达黎加以及智利和秘鲁的情况就足以证实这一点。这里存在着一种被称为“传播效应”（contagion effect）的影响。[④]这一特点决定了一旦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流入拉美的外资必然随之产生波动，影响经济发展。笔者认为，区分外资流入的驱动因素是“推”的力量还是“拉”的力量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其重要性在于：它对于帮助东道国认识这些资金的性质并制定正确的处理外资流入后引起的问题的对策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一般认为“拉”的作用将比“推”的作用更具持久性。拉美各国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很不相同的。这就导致它们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并取得了不同的政策效果和不同的利用外资的成效。据称，智利是拉美各国中管理外资最成功的，而它的成功就在于当局将外资的大量流入视为短期现象而不是持久现象，因而在制定对策时有备无患。
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出发，外资流入后还会产生各种影响。（一）增加货币升值的压力。在浮动汇率制下，它是由名义汇率的变动引起的；在固定汇率制下，则是由国内通货膨胀带来的。（二）与此同时，国内利率的下降和国内资产价格的上升，使支出相对于产出而言得到增加。因为外资流入会增加国内货币供应量，并降低利率。其结果是银行信贷扩张，支出也随之增长。（三）经常项目赤字。由于货币升值，进口增长会很快，而出口并不能相应增长，经常项目出现赤字。
从拉美的实际情况看，货币升值与资本流入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总的来讲，债务危机前和90年代初以来，拉美各国的货币是在逐步升值的；而债务危机期间，则是在贬值的。90年代初以来，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实际升值幅度最大的国家是阿根廷、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和乌拉圭。巴西在1994年年中实行“雷亚尔计划”以前，其货币是在贬值的；而这之后，则出现了强有力的升值。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汇率制度下，各国都出现了货币升值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智利货币升值幅度不大。许多学者注意到外资流入拉美和东亚两地区对汇率产生的不同效果。[⑤]在拉美，货币升值压力很大；而在东亚则没有。这是因为，在东亚，外资流入促进了投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而拉美却没有推动投资，表现为国内储蓄率的下降和私人消费的增长。如果我们假设投资具有较高的进口资本货成分，而消费则主要具有国内的产品和服务的成分，其他条件不变，那么，拉美的这种倾向显然会引起货币升值。当然，货币升值与拉美各国实行的稳定计划也有关系。拉美国家多以汇率为基础制定其反通货膨胀计划，使汇率在有限的范围内浮动，并事先公布浮动幅度，借此降低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这虽然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但人为的定价却使本国货币存在着较大程度的高估。由此可见，拉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上存在着矛盾。因为吸引外资必然会引起货币升值。为了不使对外贸易部门受到影响，政府不得不实行保护汇率的政策。而这显然与稳定经济和降低通货膨胀的目标相违背。在稳定还是促进出口这一问题上的不同抉择，又决定了拉美不同国家利用外资取得的不同成效。
与货币升值同时出现的现象是资产价格的上升。90年代以来，拉美主要国家证券市场上价格上升的幅度之大令人注目。如1991年，阿根廷美元的收益率高达400%，智利和墨西哥也曾达到100%。[⑥]而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后资产价格又大幅度下降。但智利和哥伦比亚资产价格下降的幅度要比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小。这是因为前者没有像后者中的阿根廷和巴西那样将汇率完全固定；同时，它们还对短期资本实行了一些限制性措施。因此，外资流入对智利和哥伦比亚资产价格的影响不大。拉美大多数国家资产价格攀升的结果之一，就是近年来国内储蓄率的下降。因为土地和房产市场随着外资的流入而出现的繁荣引导了居民在这方面的投资。
经常项目赤字是近年来拉美各国比较普遍的现象，其中阿根廷和墨西哥的情况最为严重。1994年墨西哥的经常项目赤字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8%[⑦]，超过债务危机前的任何年份。拉美国家近几年来财政状况大有改善，因此经常项目赤字不是由财政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不断下降的私人储蓄和有所恢复的投资和消费的差距带来的。外资的大量流入使国内消费者对于未来过于乐观，许多消费属于超前消费的性质。拉美近几年来不断扩大的耐用消费品进口就可以说明这一情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因外资流入及对此的不当管理而引发的风险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宏观经济风险。这主要是指外资流入引起的货币升值压力和通货膨胀压力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二是金融部门的风险。在拉美国家，有弹性的和流动性的金融市场还没有形成，会计制度和司法制度还不能真正起到监督债务合同实施的作用，因此金融体系面对外部冲击会陷入危机。三是债务管理和流动性风险。这主要是指短期债务带来的对银行构成的风险。
二、拉美国家管理外资的宏观经济政策
针对外资带来的消极后果或风险，拉美国家采取了一定的干预措施。这种干预可在三个层面上进行。一是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市场购买外币，以期达到降低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这一政策的结果是，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增多，货币市场上货币供应量扩大。二是对增加的货币供应量采取隔离政策，以降低通货膨胀压力。以上两个层面的干预被统称为隔离政策（Sterilization Policy）。第三个层面上的干预是指对资本项目的管理。第一和第二层面上的干预包括各种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但总的来讲有两种策略：一种是非隔离策略（non-sterili-zing option），另一种是隔离策略。采取第一种策略的国家以阿根廷和1994年7月以后的巴西为代表。它们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降低通货膨胀率。因此，以汇率为机制抑制通货膨胀为其主要政策选择。外资流入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是依靠紧缩财政得以消除的。采取第二种策略的国家以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为代表。它们的宏观经济目标是保护汇率，从而保护出口部门；同时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及其他配套措施，以降低通货膨胀压力。下面，我们将主要介绍这类国家实行干预的情况。
（一）隔离政策：货币政策
这种政策的目的在于减少因黄金或资本流入本国后引起的货币升值压力，避免货币膨胀。它主要是当局通过各种方式调节利率来影响信贷扩张的量。它可分为三种形式：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的改变；公共部门存款的重新分配，即公共部门存款的管理。
（1）公开市场业务
中央银行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政府或中央银行债券，减少商业银行储备金，降低政府债券的价格，提高利率，从而限制了货币扩张。拉美许多国家采取了这种政策。如墨西哥出售政府债券Cetes和Tesobonos，智利和哥伦比亚发行了中央银行债券。这一政策的有利之处，在于它能够限制货币信用的扩张，且不增加银行系统的负担。但其最明显的弱点是进一步扩大了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利率差，从而引起了更多的外资流入；并且利率的提高增加了政府为多发行的债券而支付的利息负担（这种负担被称为准财政成本quasi-fiscal cost）。估计这种成本每年占拉美国内生产总值的0.25～0.80%[⑧]。这两种影响，迫使墨西哥从1993年起减少了干预的力度，迫使智利从1991年中期起、哥伦比亚从1993年起改变了干预的政策。
（2）改变存款准备金标准
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标准可以减少货币乘数，从而降低货币扩张速度。因为这样商业银行能提供的贷款就相应地减少了，利率随之提高。哥斯达黎加采取的是提高所有国内货币存款的存款准备金标准，哥伦比亚则要求较高的边际存款准备金，而智利和秘鲁等国仅对外币存款征收较高的存款准备金。但阿根廷降低了这一标准。只有墨西哥从1989年4月起在外资大量流入期间取消了对存款准备金的要求。
这种存款准备金实际上是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征收的一种税收。商业银行会将这种负担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转嫁给客户。于是它们可能会提高贷款利率或降低存款利率。较低的国内存款利率会降低外资流入的吸引力；但提高贷款利率却会导致企业寻求其他途径的资金来源，如从境外获得贷款，这实际上就是外资的流入。这与公开市场业务的意义是相同的，结果都是提高了国内利率，吸引了更多的外资。拉美国家采取的就是这种政策。
（3）公共部门存款的管理
公共部门存款的再分配，是指将公共部门的存款或养老金从商业银行系统转移到中央银行。如果这些存款被算作货币存量的一部分，那么这样作的结果与提高存款准备金标准是相同的（相当于将存款准备金提高到100%）；如果不算作货币存量的一部分，那么其效果与公开市场业务的效果相似。区别仅在于中央银行不必支付很高的利息。因此，它具有一些上述两种手段不具备的长处：它不会提高利率，也不会增加政府的准财政成本。但其不利之处是，由于银行存款量巨大，对银行来说管理这些存款有一定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很难掌握它的现金头寸。墨西哥在1991年银行私有化中将其所得转交中央银行管理。拉美其他国家没有采取这种政策。
实行隔离政策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其主要表现是：干预期间货币升值的压力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得到消除；在短期内中央银行发行了大量的银行券。哥伦比亚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的短期票据占货币量的比重从1990年年末的30%上升到1991年10月的80%。[⑨]在智利，这一比重仅在半年内就上升了100%以上；干预初期，国内短期利率即有所上升。因此，与没有实行这种政策的阿根廷相比，这些国家国内利率与国际市场利率差扩大了。这些现象表明，隔离政策的作用有限，当局影响利率和货币量的能力也非常有限。值得一提的是智利和哥伦比亚与墨西哥和阿根廷在管理上的不同。智利和哥伦比亚的政策目标是保护本国货币不至于升值过快，影响出口。因此，它们没有像墨西哥和阿根廷那样为降低通货膨胀率而将货币定值过高或拒绝贬值。
（二）汇率政策
利用汇率政策管理外资，主要是指名义升值或使汇率有一定的波动。一般认为，在外资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名义升值可以使国内货币供应量与外资流入引起的扩张效应相分离，从而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将汇率设计得更具波动性的目的，在于防止因汇率预期而产生的投机。智利和哥伦比亚同时采取了这两种措施。墨西哥采取了后者。值得一提的是后一种做法。这种措施是让名义汇率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使汇率的走向变得较难预测，从而增加投机的成本，减少投机的机会。哥伦比亚的做法与智利的做法不同：前者钉住美元；而后者则钉住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即美元占45%、德国马克占30%和日元占25%。[⑩]智利的这种汇率政策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这一政策与其他控制短期资本的措施一起，有效地抑止了短期资本的流入。但这一政策有可能导致实际汇率的剧烈波动，影响贸易部门和其他部门。
（三）财政政策
对外资大量流入的另一种对策是紧缩财政：或减少政府支出，或增加税收，或两者兼而有之。其目的是降低总需求，阻止因外资流入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的进一步增大。但财政政策的制定一般是以中长期目标作为依据的，为短期目标而改变财政政策需要在政治上的高度认同，因为无论是消减政府支出还是增加税收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这决定了为控制外资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而改变财政政策的可能性极小。严格地讲，为此而实行财政紧缩的国家只有智利和哥伦比亚。智利从1990年中期起，通过增值税和公司税及降低支出实行了财政紧缩政策。哥伦比亚历来有较为严厉的财政制度，再加上它有较精简的政府和较轻的债务负担，所以在1989年实施的调整计划中没有包括紧缩财政这一项。只是从1991年起随着外资流入的增加，引起当局对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担忧时，它才采取了财政紧缩政策。除上述两国以外，像阿根廷和墨西哥的财政紧缩政策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揽子计划中的内容。但这种政策在客观上对于降低因外资流入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对资本流动实行管制
对资本实行管制，是指对资本流动实行数量限制或外汇管制、双重或多重汇率安排以及向对外金融交易征税等措施。拉美国家基本上取消了双重或多重汇率制。但是实行数量限制或向对外金融交易征税仍是它们经常采用的措施。数量限制经常包括对国内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对外资产和负债头寸实行限额、对外国金融机构经营国内业务进行限制等。向对外金融交易和金融收入直接或间接征税是为了抑制短期资本流动。直接征税，是指对金融交易或收入征收交易税或收入所得税；间接征税，其实就是对外国贷款征收不计利息的存款准备金。
对资本流动实行管制，应包括对资本流入和流出双向的管理。在外资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一般都限制资本的流入，而放开对资本流出的限制。
对资本流入的控制，一般仅针对短期资本征税。如何区分短期资本，是这一政策实行的关键。标准的国际收支分类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短期投资及其他。而实际上，这一分类并不能反映短期资本流入的真实情况。外国投资者往往会设法逃避税收进入境内。通常的做法是低报或高报进出口合同金额，即为将资金投进拉美，出口商或进口商采取高报或低报合同金额将多出的资金投资于境内。尤其在实行了贸易自由化的国家，这种做法更为常见。
智利从1991年、哥伦比亚从1993年，也就是在放弃了隔离政策以后，开始对短期资本征税。其具体做法是对企业的外币贷款征收存款准备金。智利对企业在中央银行的一年期的外币负债证收30%的存款准备金。哥伦比亚要求除进出口信贷以外，企业的五年内的外币贷款需向中央银行交纳存款准备金，并一直保存到贷款到期。存款准备金率随着贷款期限的长短而变化，从14%到42.8%不等。最近巴西也开始实行这种政策。但与智利和哥伦比亚不同的是，巴西不是根据债券期限的长短而是根据资产种类的不同征税。凡外国投资者在巴西证券市场上购买证券都需交纳1%的税。[(11)]从智利和哥伦比亚实施的效果看，这种税收比较有效地防止了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尽管1991年流入智利的外资少于1990年，1992年起增加，但增加的主要是外国直接投资和其他形式的期限较长的外资。同样，1994年流入哥伦比亚的外资有所增加，但短期资本在减少。
放开对资本流出限制的目的在于允许资本外流，以此减轻国内资金过多的压力。其主要做法是：允许国内投资机构和居民向境外投资；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者抽走投资；事先偿还未到期的外债，等等。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采取了这种政策。但这一政策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外资以更大规模流入国内。因为外国投资者对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更有信心。
三、干预的效果
判断一个国家引进外资的政策是否成功的标准，在于这个国家在适度引进外资的同时能否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并促进经济的增长。根据这一标准去衡量，智利和哥伦比亚是近年来拉美国家中管理外资最成功的国家。这与两国采取的一种混合管理政策有关，即它们采取的不是单一的调节手段，而是多种手段并重或各有侧重。因为如上所述，任何一种调节手段都有不足之处，都有一些负面影响。而利用多种手段可以达到相互取长补短的效果。从实际的干预效果看，智利吸引的外资是比较适度的，大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左右，并以直接投资和其他中长期资本为主，短期资本只占1/4。[(12)]本国货币基本保持稳定，略有升值。如以1990年为基期，那么1995年智利的货币与美元的比值则为117.7。[(13)]尽管智利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的成绩不很突出，但这并没有对其经济发展和稳定构成威胁。1995年智利的经常项目有一定的盈余。国内储蓄率高达27%。其经济连续几年保持平稳增长。哥伦比亚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左右，以直接投资为主，1995年其外资总额估计达25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为23亿美元。[(14)]本国货币有所升值，但基本稳定。其他各项指标也属正常。墨西哥近年来的情况几经波折。曾经被世界银行等组织推崇为经济改革楷模的墨西哥先后加入了被誉为“富国俱乐部”的经合组织和令许多拉美国家垂涎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但1994年年底它却发生了令众多国际投资者至今无法理解的金融危机。从许多专家学者的事后分析来看，墨西哥宏观经济管理上的许多弊端是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从一些主要经济指标看，墨西哥的经济基础存在着与智利截然相反的特点。首先，自1990年以后，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呈下降趋势。而增长较快的部门是金融部门。墨西哥的通货膨胀率虽得到控制，但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美国的通胀率相比仍高出很多。因此，尽管墨西哥每天对其货币实行小幅度贬值，但最终仍导致了货币高估。其次，尽管财政在总体上是平衡的，但私人部门的不平衡（即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差额）却在扩大。这主要是因国内储蓄率降低而引起的。国内储蓄率的下降，说明墨西哥存在着巨大的超前消费的趋势。第三，经常项目赤字扩大。墨西哥的经常项目赤字是由大量的短期资本弥补的。据估计，流入墨西哥的短期资本占流入资本总量的60%甚至更高。[(15)]第四，投资率尽管有所上升，但仍低于80年代初的水平。这些因素一方面反映了墨西哥经济的脆弱性，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墨西哥宏观经济管理上的缺陷。
四、对有关问题的思考
由于利用外资和对外资管理的不当而引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在拉美已有两次体验。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使拉美国家对外资产生了防范心理。但金融一体化使得对外资开放国内市场这一进程不可逆转。因此，如何管理外资是任何一个致力于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问题。笔者认为，从拉美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可以总结出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关于实行金融开放的意义问题。金融危机在多大程度上是市场的责任？在许多情况下，金融危机是由资本的跨国流动引起的。向国际资本开放国内市场后，国内利率和汇率的实际变动，或仅仅由于投资者对这些价格的预期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导致资本大规模地在境内外流动，从而对东道国的经济产生冲击，即如上文所讲到的各种风险增加了。此外，金融开放以后，金融当局管理宏观经济的能力普遍地被削弱了，也就是说东道国的政策自主性受到了约束。政府面临着许多自相矛盾的目标选择，如拉美国家面临的是降低通货膨胀率和扩大出口的矛盾。这些因资本流动而带来的问题，使许多国家开始怀疑金融开放的意义，表现在政策上，就是许多国家开始放慢开放的速度。一些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经合组织正在讨论如何降低金融开放的程度和资本市场的流动性程度。当然也有些学者坚持金融开放。笔者认为，金融危机确实主要是由资本流动引起的，但责任并不完全应由资本市场来负。比如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当局的政策不当。这是被公认的。因此，比较科学的做法是使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管制并存。如智利的做法。因为绝对的金融管制，如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期间实施的措施，实践证明并不十分有效。国内资本的大量外逃，就说明资本管制的效率十分有限。
第二，关于干预的方式问题。是以阿根廷式的非隔离策略还是以智利等国的隔离策略为优？从拉美的经验中我们认识到，外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吸收的问题，而且更是一个如何去管理的问题。管理不当的后果是非常惨重的。如何在以后的过程中不重蹈覆辙的关键是要认真地总结过去，制定出合理有效的外资管理政策。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十分重要的。如上所述，金融开放以后使得宏观经济管理复杂化。政府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有可能与另一个目标发生冲突。因此，政府在选择目标时必须将一个或一组相互连贯的目标（如促进出口与经济稳定等）作为主要目标来考虑。阿根廷选择的是以稳定价格作为其政策的主要目标。其国内货币与美元的比价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高估。但阿根廷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巴西。而巴西的货币也存在着高估问题。因此，货币高估对阿根廷的影响基本上不太明显。但这种局面并不能持久。一旦巴西经济出现衰退，对进口的需要减少，或巴西货币贬值（巴西已经开始实行货币贬值了），那么阿根廷面对的仍将是与其他拉美国家相同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阿根廷可以算作一个特例。面对大量外资的流入，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隔离政策。
第三，关于干预的效果问题。智利和墨西哥的干预结果为何相差很大？世界银行认为，尽管这两国均采取了比较强有力的隔离政策，但有一个基本的差异，那就是墨西哥的汇率政策缺乏弹性，外资大量流入引起了货币升值，危害了国内经济。而且这一汇率水平是不可能持续的。因为货币升值没有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另外，墨西哥引进的外资量也超过了其经济增长速度所需要的程度。根据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S·爱德华兹的计算，按墨西哥90年代初经济增长速度的需要，墨西哥吸收外资的量应该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4%，而不是实际的8%。[(16)]当然，也有的国家引进的外资量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8%而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如马来西亚和泰国。墨西哥把过量的外资用于房地产业、金融服务业和消费品的进口。而智利由于利用外资适度，其具有较大浮动性的汇率体制允许货币小幅度升值并限制了短期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吸引了以中长期投资为主的资金，从而产生了良好的利用效果。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后的“龙舌兰效应”对于智利的影响极小。这表明，流入智利的外资主要是受国内中长期因素吸引的结果。
笔者以为，在外资管理问题上，智利和墨西哥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以下几点决策依据。（一）外资是如何利用的。如果流入的外资是用于填补政府财政赤字，那么这种利用外资的策略是很危险的。而用于投资并且是投资于出口部门的外资利用是安全的。根据国内储蓄率的变化情况，我们也能对这一问题作出判断。如果国内储蓄率很低，那么可以认为外资是被用于消费而不是用于投资（如墨西哥近几年的情况所显示的）。国内储蓄率的高低，还决定了一个国家对于外部冲击的应变能力。因为在国内储蓄率低、高度依赖外部资金的国家，外部资金的突然枯竭将影响宏观经济的正常运作，如80年代的债务危机。（二）外资是如何获得的。如果外资是在有利于借款者的条件下流入东道国的，那么这样的外资基本上不会构成威胁。很明显，期限越长，对东道国越有利；以本币为票面货币的越多，对东道国越有利；直接投资越多，对东道国越有利。（三）外资流入的总量。任何一个国家利用外资的规模不能过大。有人认为外资以不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5%为宜。对外负债增长过快或经常项目赤字增长过快都是很危险的。当然，这要根据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能力而定。
注释：
[①][②] 理查德·赫斯曼：《动荡的资本流动》，美洲开发银行1996年。
[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流入APEC地区的外资》，1995年。
[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5年世界经济和金融观察》。
[⑤] 同[③]。
[⑥][⑦] 同[④]。
[⑧] 丹尼尔·泰特尔曼：《外资流入与宏观经济政策》，载《拉美经委会评论》1994年8月。
[⑨] 同[④]。
[⑩] 汤小棣：《90年代智利经济模式的运作》，载《拉丁美洲研究》1996年第2期，第24页。
[(11)] 同[④]。
[(1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观察》，1995年5月22日。
[(13)] 《拉美时代》，1996年11月号。
[(14)] 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国家概况——哥伦比亚》，1995年第1季度。
[(15)] 米盖尔·D·拉米雷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稳定计划：它是解决墨西哥经济问题的长期方案吗？》，载《泛美研究和世界事务杂志》，1996～1997年冬季号，第135页。
[(16)] 吕迪格·多恩布希：《货币危机与经济崩溃》，载《布鲁金斯经济行为论文集》，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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