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治经济学过时了吗？
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在我国常常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是既讲政治又讲经济的学科，或是被理解为要突出其政治性的学科。在大学乃至中学，多年来将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课来教学，连“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也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专用词。这就更加重了这门学科的政治化色彩。有人对“政治”有自己的看法，将政治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于是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政治，而非科学。这里存在着误解和偏见。
其实，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的名称，不是马克思的发明，马克思只是沿用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普遍使用过的这一名称。早在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就出版了名为《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这里所用的“政治”概念，与我们现在一般使用的政治一词的涵义不同，它是指国家范围或社会范围的意思。政治经济学，其原意是研究国家范围或社会范围的经济问题，突破了原来只局限于研究家庭经济或只作为某一学说的组成部分的格局。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把自己的有关经济著作称为政治经济学。例如，1817年出版了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9年出版了法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西斯蒙弟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20年出版了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创始人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著作相继出版，如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纲要》、麦克库洛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目前流行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其实也是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是在西方经济学著作中，都曾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作为通用词使用过。加上“政治”一词，并不表示把政治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目前，随着经济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分支学科不断增多，于是，政治经济学被纳入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以与应用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科相区别。
我国高等学校开设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人就以为现在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是专属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在目前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有的经济学家想将“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其中有的是只想换个名称，似乎“经济学”更好听点，可淡化“政治”色彩。有的则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想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退出我国大学讲坛。这种想法和做法是不适当的。且不说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比如日本，一些著名大学的经济学专业，也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经济学Ⅰ，把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Ⅱ来开设。日本学者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包括《资本论》）的研究相当广泛和深入，成果很多。日本学者山口勇教授近年在东京发表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学一哲学思想》，特意向中国提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和类似西方的矛盾的产生，为了科学地分析和克服这些矛盾，“就要加强对《资本论》的研究。《资本论》不只是社会科学的经典，还是逻辑学，劳动者阶级自觉的哲学。”欧美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在基本理论上反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经济学家，也不能不肯定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地位和理论生命力。如熊彼特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说：大多数创作“经过一段时间，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时代，就完全湮没无闻了。有些却不。……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的道理。……对于马克思理论来说，这种非难或甚至精确的反驳，由于不能致命地损毁它，只起了显示这个理论力量的作用。”罗宾逊夫人在《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一书中批评正统派由于拒绝向马克思学习，“在很大程度上陷于荒唐可笑。”她认为，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式，为研究储蓄和投资的问题，以及研究资本品的生产和消费品的需求之间的平衡，提供了一种极其简单而又不可缺少的研究方法”。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正面评价可以引证很多，仅从上面引证的一些言论便可以看出，我国有的经济学家简单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多么轻率！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是让人们背诵的教义，也不可能要求它提供我国改革与发展中所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它所提供的是观察与分析经济现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经济理论不是静止的、停滞的，而是不断前进和发展的。高等学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既要传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特点，特别是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制度完善等多方面的问题。要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变化，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过程，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国应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需要，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内容已经有了很大的拓宽，并且吸收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合理的部分。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不可能也没有理由被西方经济学所取代。现在，我国高校经济类学科已普遍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给予西方经济学以应有的地位。难道马克思主义包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倒没有地位甚至要取消其存在吗？这与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相容吗？
二、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特点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需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导，而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又推动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与发展，其意义会远远超越中国的国界。这一点，连外国学者也看到了。日本学者伊藤诚在其新著《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一书中讲得很清楚：“随着逐步进行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对于苏联崩溃后的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各国以及解放斗争来说，其重要性明显增加了。看来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的过渡及其良好的经济业绩，对采取同样方针的波兰和匈牙利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复兴和重新掌权将产生重大影响。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从马克思学派的观点来看，也有进行充分研究和理论化的必要。”对中国乃至对世界有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和现代化，而非经济学的全盘西方化。照搬照套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何况西方经济学有许多流派，它们相互批评、相互诘难，甚至相互否定。宣传西方经济学真理论、科学论，其本身就是非科学、非理性的。即使从表面逻辑来说，难道相互诘难和否定的西方经济学各流派都是正确的科学的？美国萨缪斯在《剑桥经济学杂志》1995年第19卷发表了《制度经济学的现状》一文，其中谈到制度主义者指出了“新古典主义在对纯粹市场的概念及其应用方面都是错误的。”新古典主义者“创造出了自发的、自由的市场独立地运作于人类行为和控制之外这样的一种幻像。与此相反，制度主义者强调，市场经济本身就是社会控制的一个系统。”“制度主义者坚持认为，资源配置的最终决定因素不是某种抽象的市场机制，而是制度，特别是权力结构，后者构建了市场，同时市场又对它产生影响。”显然，这种相互对立和否定的观点，不可能都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不同流派中的合理部分，但如果认为这些相互对立的不同流派都是科学，对我国都具有普遍适用性，那不啻于一个人把市场上不同型号的鞋子都买来供自己穿，未免显得荒唐可笑。
过去，苏联（目前流行“前苏联”的提法，这是不科学的。是否要讲“前明朝”、“前清朝”、“前民国”呢？）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与党性”，我们也长期照讲不误。政治经济学的“党性”是什么？它具有哪个党的党性？我是长期有疑问的。但如果认为政治经济学没有和不应有阶级性，特别是认为西方经济学不存在意识形态和阶级性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普遍意义，那就违反事实了。当然，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其所阐述的每个原理和规律都有阶级性，否则就谈不上借鉴西方经济学了。但是，不能否认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特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理论，论证了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地主剥削农民的阶级关系。而西方庸俗经济学如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资本创造利润、利息，土地创造地租，劳动创造工资）则宣扬阶级利益和谐、各自凭生产要素创造自己的价值收入。尽管这种理论早在100 多年前就受到马克思的批判，但它由于代表资本主义的利益，总是在以不同的形式传播着，甚至赤裸裸地用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如现代西方经济学美国学派的创始人克拉克在其所著的《财富的分配》一书中明确地讲：资本主义“社会有没有权利维持现状，以及它能不能照样地继续存在，都要看这个论点（指三位一体公式——引者）能否成立。”“工人阶级的福利情况，取决于他们收入的多寡。……如果他们创造的财富很少，但全部归他们所有，他们也许就不会想到革命。假使他们觉得他们生产了巨额财富，而所得的仅仅是一部分，那么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就一定会变成革命者，全体工人也将都有革命的权利。许多人指责现在的社会制度，说它‘剥削劳动’。……如果这种说法被证实，那末，每一个正直的人都应当变成社会主义者”。“如果实际工资等于劳动的全部产物，利息等于资本的产物，利润等于调合工作的产物，那么财产就在它产生的时候得到保障了。”请看，西方经济学家的立场和阶级性多么鲜明，其意识形态多么强烈！
政治经济学是经济科学，不是政治学，但从它所表现的立场、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政治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人们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识别政治方向和理论是非，具有重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也表现出它的政治意义，这是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政治性。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好不要作为“政治课”来开设。那样，就会不断随着政治风向转，跟着政治气候变。一会儿讲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一会儿又讲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一切弊端的根源，市场经济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使政治经济学失去稳定性、独立性和科学性。政治经济学应是经济专业的基础理论课，应相对独立地进行探索、研究和创新。对非经济类专业，它应是理论课，而非政治课。政治课可以开设别的有关课程，以突出党和国家的有关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等。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
有的学者提出这样的意见：不应区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其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也是西方人，因而他们的经济学也应算作西方的；“西方经济学”这个概念是苏联搬来的，苏联以原东德的地域划线，把原东德西面的国家称作西方国家，因而把这些国家的经济学称作西方经济学，这不科学。应当用“现代经济学”概念取代“西方经济学”概念。
我认为，这种意见和观点，缺乏理论和事实根据，其道理难以站得住脚。
第一，“西方经济学”概念不是从苏联搬来的，苏联一直称之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我国过去也随之称作“资产阶级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在新形势下为淡化“阶级”色彩，以便更好地介绍和借鉴当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说，便将其改称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或“现代西方经济学”。或是将原称作“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全部学术和流派，统称为“西方经济学”。不应离开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历史事实，进行无根据的、纯主观的判断和评论。第二，“西方国家”、“西方经济学”、“西化”等概念，不是地域概念，它们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经济学”、“资本主义化”的同义语。例如，所谓“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包括地处东方的日本在内，指的是经济发达的七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样，“西方经济学”不是简单地从地域上界定的，而是指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对而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马克思曾将两者概括为“资本的经济学”和“劳动的经济学”。连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在从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角度谈问题时，也常把自己的经济学称作西方经济学。第三，将资本主义国家称作“西方”，将社会主义国家称作“东方”，并不是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或政治家的专用语，美、英、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新闻媒体和政治家同样如此。所谓“西方国家”、“西方世界”等概念，绝不是从苏联搬来的。资本主义国家使用这些概念，同我国使用这些概念的涵义是一样的。如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4版）上册第4 页就讲“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至于“西方经济学”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著作中同样明确使用，也不是从苏联搬来的。西方国家也没有和不会因为马克思是西方人，就把他的经济学说归到西方经济学中。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泾渭分明的。第四，所谓“西方经济学”概念不科学，主张改称“现代经济学”云云，表面上看，似乎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认为只有西方经济学是科学，是对西方和东方都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现代经济学。然而，只要实事求是地认真考虑一下，就不难弄清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大业的推进，究竟是需要和应当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即发展了的马克思经济学为指导，还是应以派别林立、相互矛盾的西方经济学来指导？西方经济学没有为我国提供“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没有提供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没有提供“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没有提供我国怎样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没有提供我国怎样搞改革开放、建立经济特区的理论，也没有提供我国怎样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理论，等等。只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就需要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代特点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在我国就会继续存在。我并不主张将这两种经济学截然对立起来，事实上两者并不是完全相互排斥的关系。众所周知，作为马克思经济学大厦基石的劳动价值论，还是来源于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我也不反对使用“现代经济学”概念，但它应包括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两者。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排斥借鉴和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某些合理的、对我们有用的部分，包括某些概念、原理和方法，但这与盲目照搬、搞经济学西方化、用西方经济学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
四、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建设问题
苏联教科书以及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前中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早已退出了中国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学的讲坛。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建设，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尤其是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者一直关注的重大课题。人们作了许多艰辛的探索和尝试，不断更新内容和体系框架，出版了数百部不同版本的教材，这些尝试性工作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在某些方面取得的进展是不应和不能轻易地抹煞的。但从现有的经过修订的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看，不尽人意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缺乏内在的逻辑体系。 一般都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资本主义部分又分垄断前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两部分，不同部分明显地缺乏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垄断前资本主义部分基本上属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缩写本，垄断资本主义部分逐渐突破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框架与内容，但叙述多而理论性弱，内在规律性研究不够，而社会主义部分则多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尤其是根据各个时期的中央文件精神编撰的。因而，在基本概念、基本分析框架及其结论等方面，不能保持前后的一致性。（2）缺乏基本的稳定性和科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这一缺陷鲜明地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属于“政策解释学”和“政策宣传学”，随着中央文件和政府政策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几乎是中央每开一次有关的重要会议，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是赶快跟着修改一遍，不断地进行着修修补补。
不解决现有教材的上述两个根本性问题，就不可能产生一部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相对稳定性和独立性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笔者看来，就目前的条件下，在短期内形成一本高质量的具有“三性”特性的教材十分困难，这有待于中国经济学界进一步努力探索。目前，并不需急于去创建一套全新体系、全新框架、全新内容，而应为新体系、新框架、新内容的建立做些基础性工作。
第一，切实注重基本理论研究。现有教科书缺乏内在逻辑的统一性，主要根源在于对现实问题研究过于具体和对策化，缺乏基本的科学抽象和理论深度。资本主义部分虽然在概念上、逻辑推理上、整个构架上，具有科学的抽象性和理论深度，然而，长期照搬照抄《资本论》也不是好办法。在社会主义部分则更显得不足。作为教材，是理论研究成果的综合反映，而不是经济对策研究的转述。因而与其急于构筑新体系，不如从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研究做起，当理论深度、科学抽象达到了一定的层次，就为新的理论逻辑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第二，尝试打通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当然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但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经济学教科书特别是社会主义部分就一定按照《资本论》的体例撰写。“两张皮”不能较好融合的事实表明，原有的体例很难实现逻辑体系的一致性。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从基本概念入手，寻找一个较好的切入点，构建一个新的分析范式和理论逻辑发展线索，形成一个具有较严密的逻辑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从而既能解析和把握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律，又能把握和反映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经济范畴是特定经济关系在理论上的抽象。建立一门新的学科，应有新的范畴作为其体系结构的基本因素和阶梯。社会主义经济学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应有自己特有的经济范畴。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几十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学在这方面收效甚微。
第三，政治经济学不是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尽管从所表现的立场、阶级性和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治性，但它毕竟首先应该是作为一门科学而发挥其作用，必须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它不是政治学，更不是政策解释学、政策宣传学和思想政治教育读本。在过去直至目前，政治经济学大多作为“公共政治课”在大学开设，政治经济学一般也用作干部和群众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的教材。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提高人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认识和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识别政治方向和辨别理论与政策是非，具有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说，它具有政治性。但这是从理论高度和深度上，从世界观的转变上起作用的。如果把它作为政治思想课，就必然要围绕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中央文件精神和政府政策的变化而旋转，从而政治经济学缺乏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就势成必然。如前所述，政治经济学应是经济专业的基础理论课；非经济类专业，也是理论课，而非政治常识课；对于干部和普通群众，也应从掌握或了解经济理论科学出发而学习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从政治宣传和政策解释出发去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够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独立性、科学性和相对稳定性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条件。
第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突出研究生产关系的，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用来剖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其任务是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内在矛盾和客观规律，揭示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榨取剩余价值的本质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必要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献计献策，提供理论和对策依据。尽管《资本论》中也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特别是市场机制，论述了价值规律配置资源的作用，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规律和提高经济效益等问题，然而，这诸方面的论述，是服从于研究和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并没有将其作为独立的和并列的研究对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社会生产关系，这方面研究得还很不够。但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服务，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仅限于生产关系就不够了，可以把研究对象扩展为“经济利益”。“经济利益”不仅包括生产关系，也包括资源配置方式、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途径与客观规律等。忽视这些方面的经济利益的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跛足的，也是缺乏生命力的。
五、经济理论研究要求真求实
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导师的理论思想，包括马、恩、列、毛、邓的理论思想，以及以此为指导的中央文献中的有关思想。一方面要反对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读书不求甚解、把被误解和曲解了的理论思想，当作“好箭”，来射中国当前改革与发展之“的”的倾向。近些年来，不准确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一些话来论证和指导实践的现象大量存在。且不细说“左”的理论与政策盛行时期，如何曲解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论述，仅改革开放以来，把误解和曲解了的某些理论用来“联系实际”的情况，就数不胜数。有些“理论家”很有本领，今天这股风来了，他引经据典为这股风论证；明天另一股风来了，他又引经据典为另一股风论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调整所有制结构，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这在马恩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和直接理论根据的，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社会性质是什么，也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新的探讨与说明。然而多年来，在研究和论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及不同经济成分的社会性质时，许多人把马克思的一段话误解了，并造成了广泛的以讹传讹的影响。这段话是：“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人们把这段话中“一切社会形式”误解为一切社会制度，把这段话的内容误解为：在一切社会制度中，都有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成分是普照的光，决定着其他经济成分的地位和影响，改变着其他成分的特点和性质。有人以此论证我国目前的私营经济、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
马克思的这段话被整个地理解错和引用错了。这段话根本没有涉及一切社会是否存在多经济成分的问题。它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专门讲“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出现的。讲的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其体系结构如何建立，经济范畴该按什么次序排列的问题。这里所讲的“一切社会形式”，是指由一切资本主义经济范畴所反映的社会形式，如资本、利润、利息、土地所有权、地租等。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人口开始是错误的。从地租、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但也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是由于产业资本首先是工业资本的产生和占支配地位。因而先于资本主义存在的土地所有制和地租、商业资本与商业利润、借贷资本与利息等社会形式，都成为从属于工业资本、由工业资本决定其地位和影响的社会形式。资本首先是工业资本成为“普照的光”，改变着其他社会形式的特点和性质。因而，土地所有制和地租以及利润、利息等，都具有了资本主义的特点和性质。因此，《资本论》中经济范畴的地位顺序，是先研究工业资本的产生及其规定性，然后依次研究其他社会形式。弄清了马克思前述一段话的真实含义，就会弄明白。引用它来说明一切社会制度都有多种经济成分，我国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多么牛头不对马嘴。从历史事实来看，并不是一切社会制度都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原始社会的两三百万年中有什么多种经济成分？人类社会将来要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那时还会有私有制经济？另外，即使有些社会存在多种经济成分，也不会具有同一的社会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制度内部开始产生与发展时，还占统地位的封建主义经济不会决定与影响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不会具有封建主义性质。可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弄懂马克思主义。应处理好掌握、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掌握”，包括学习，弄懂和运用。
不准确地引用被误解和曲解了的马列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谈不上“发展”与“创新”。
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究竟是社会主义的还是非社会主义的？对此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都应该摆事实、讲道理，有分析、有论证，不要把主张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非公有制（私有制）是非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简单扣上“‘左’的流毒”的政治帽子。要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从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到我国三代领导人及中央有关文件中的观点，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或讲公共所有制、社会所有制），私有制经济是非社会主义经济。邓小平在其著作中没有提及私营企业，但他明确指出：“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邓小平把“公有制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作为涵义相同的概念使用。他既讲“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6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又讲“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1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十五大报告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人将这个新的论断等同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应等同或混同起来。十五大报告中没有讲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如果一切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所谓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或公有制为主体，也就失去其根据了。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市场行为共同构成的。这是正确的。我不但现在这样肯定，过去也是如此。令人不解的是，有位研究人员近年来在多种场合和刊物上讲，他早就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但受到了卫某人的批判。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我同他争论的是另外的问题。我发表于1993年第6期的北京市委主办的《阵地》杂志上的论文，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构成的。”并对此进行了论证。在1994年4月11 日《太原日报》上我又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指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就是说，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行为也纳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之中。虽然从市场主体来看，非公有制经济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多种经济成分的商品经济会形成统一的市场。市场机制没有‘社’‘资’的区分。市场对不同经济成分都一样起资源配置的作用。根本不存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配置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非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配置非社会主义经济资源的问题。”我还讲了，“非公有制经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提出三点：“（1 ）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导；（2）有利于市场的发育， 市场机制与市场体系的发展与健全；（3 ）有利于市场竞争的展开和统一的市场形成，迫使公有制经济转换经营机制。”我是一直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区分开来论述的，十五大以前和以后都是这样。
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需要较宽松的环境，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也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学者们有严肃负责的态度，在讨论和争鸣中要讲职业道德，应如实把握对方的论点和论据。不要断章取义，歪曲别人原意，甚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进一步扣帽子、打棍子。要排除学阀作风。为了增强讨论和争论的科学性、准确性和透明度，转述别人的论点和论述，应引用原文，并注明出处。为辨明是非，申述自己发表过的观点，也应引原文，说明出处，以克服和防止理论工作中的假冒现象。胡编乱造、信口开河、缺乏职业道德的学风，成不了学派，为任何严肃的学者所不取。
在对待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上，应将其社会性质同其地位和作用区分开来。我认为与其指“资”为“社”，不如为“资”正名，肯定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在过去“左”的错误下，急于“让资本主义绝种”。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呀，“兴无灭资”呀，打击之，消灭之。其实，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让非公有制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正确对待资本主义、要在一个长时期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成为现实。我们不必讳言资本主义，要改变一种陈旧的惯性式的思维倾向和方式：在“左”的形势下，当要排斥某种事物时，就把本不姓“资”的东西打成姓“资”，如个体经济姓“资”，商品经济姓“资”，限制之，排挤之，甚至将本姓“社”的事物如按劳分配，打成“资”的基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而在新形势下，当要肯定和发展某一事物时，又把本不姓“社”的东西，定为姓“社”，甚至指“资”为“社”。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其实，只要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即使是资本主义经济，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展。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讲的：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在我国现阶段，资本主义经济还有其进步作用。1949年5月，毛泽东和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致东北局的电文中说，应克服“左”倾错误，包括“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要性”（注：《毛泽东经济年谱》，264页，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肯定上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三性”就可为“资”正名。我讲为“资”正名，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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