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转轨时期中国政治稳定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对策论文,体制论文,制约因素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都只有在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才能顺利进行。在中国，政治稳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当代中国的最高利益，但对中国社会来说，政治稳定还不是一种必然的存在，不是一个被彻底解决了的问题。目前，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轨时期，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许多可能引发政治不稳定的主客观条件。如何克服这些制约因素，降低其对中国政治稳定的危害，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中国政治稳定的现实制约因素
体制转轨时期中国政治稳定的现实制约因素有很多，其中比较突出的主要有：
1.某些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现实表明，腐败现象在某些地区和行业又开始滋生蔓延，腐败的滋长对社会政治稳定构成严重的危害。
腐败指某些政府官员或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的一种为社会法律、规范所不允许的行为。它以较强的传染力和穿透力在社会各个领域迅速扩散，毒化社会凤气，将本来正常的社会人际关系异化为金钱权益关系，意志薄弱者陷入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泥潭，社会生机在金钱的追逐中遭到窒息。它是一副烈性的腐蚀剂，腐蚀社会政治心理、政治认识和政治价值观，动摇社会成员的崇高理想、目标。它扰乱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行，破坏社会公平原则，它造成党政机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严重，从而损害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威和形象，恶化党群、干群关系，削弱党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它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通过权钱交易、人为地堵塞产供销渠道、垄断紧缺物资商品、故意增加流通环节、激化市场供需矛盾来阻碍市场体制的建立和运行，破坏社会利益分配格局，造成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 2.政治参与要求与动机参差不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萌发了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要求，这本来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文化水平的限制，部分社会成员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缺乏深刻的了解，对民主建设的艰苦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出现了许多政治参与失常现象。
其一，政治参与的期望值过高。
这种参与期望值过高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一是要直接参与最高层决策，不想在较低层次、具体事务上参与；二是想影响和改变国家的大政方针，力图使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顺应个人或某个群体的利益要求；三是总希望政治变革的步伐能够加快，并且越快越好；四是希望参与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幻想在短期内使经济、政治体制走向科学化、合理化，立即消除腐败现象、分配不公等弊端，把民主政治简单化、理想化。这种高期望值的参与将给改革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首先，扩大化的参与要求和行动把政府与国民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政治方面，不能集中力量解决经济问题；其次，参与中的过激行为会造成某种混乱和破坏现象，使改革本身受到影响；第三，由于人们在参与遭受挫折后，情绪发生抵触和消沉，会给经济建设形成一种逆向力；第四，由于公民过度参与所造成的无序状态还会引起社会沉渣再起，一些敌对分子可能借机闹事，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第五，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局限，我们不可能对国家的现行组织结构和领导体制进行闪电式变革，来适应某些人的政治参与要求，只能是循序渐进。这使政治体制在经济、文化开放的大潮中往往缺乏足够的应变能力和自我调节机制。当各种政治思潮接踵而来的时候，就可能陷于被动，穷于应付，甚至会由于急于适应某些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要求而导致政策失误。
其二，政治参与的要求与动机参差不齐。
有的人出于一种政治责任感，希望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影响领导层；有的人是出于本人的某种利益要求，希望通过参与政治来使党和政府注意到他们的要求，实现自己的利益；有的人则是出于对现实生活中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义愤，期望通过参与政治来消除不平等，如此种种政治参与动机所带来的政治参与行为及其后果则很不一致。其中既有能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一面，也有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一面。在中国现阶段建设民主政治，发展政治参与，必须持谨慎态度。政治参与一方面有赖于整个社会成员民主政治思想成熟的程度，一方面又要依赖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民主化的提高。如果发展政治参与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民主化的步伐相脱离，也会产生不安定因素。
其三，随大流无主见的政治参与。
在传统体制下，人们缺乏政治参与经验和现代民主政体要求的心理承受力，一旦涉足政坛，跻身高层次的参与时，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无所适从感，造成心理上的震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人们参与的兴奋点和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而没有引导人们从基础层次、较小范围开始参与、适应。因此，当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人们直接参与国家政务时，由于对所接触到的尖锐政治问题缺乏充分思想准备，常常表现出恐慌和不知所措，在参与国家政治决策的过程中，由于社会成员的阶层、思想水平、认识能力不同，他们对政治的看法、评价也不尽一致。如果将这些不同的看法正常地表达出来，不失为民主议政之举，也利于科学决策。事实上，人们往往因自己的认识与现行政策有所不同而感到担忧，并且信奉明哲保身，不愿表露自己的意见，甚至还可能违心地“赞成”。这种随大流无主见的大规模“参与”，有时就会起到客观上加剧社会动荡的效果。
3.社会阶层发生分化与重组，阶层矛盾明显化
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引发了社会成员构成的空前分化，许多新的社会群体和利益矛盾不断出现，迅速、广泛、深刻的阶层分化和重组的阶层关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现阶段，中国虽然从总体上消灭了阶级对抗，但并没有消除由旧的劳动分工和职业分工所带来的利益差别；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样性带来了所有制结构的多层次性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利益均衡格局，原来单一的社会利益结构发生多样化的变动；现实生活中心理共同体、意识共同休的存在，使处于相同社会地位、具有共同职业声望的社会不同成员，自觉不自觉地在思想上形成了有着某种共同利益追求和价值规范的社会阶层。这种多元性的经济结构、多样化的利益结构、多层次的意识结构，已经导致社会主体结构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多向度的变化，使社会成员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由于具体利益差别日益分化并不断重新组合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阶层矛盾。10多年的改革历程表明，社会阶层矛盾有日益明显和激化的趋势，如果处理不当，这种本来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势必造成内耗，对政治稳定形成破坏性因素。
4.部分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涣散，社会控制功能弱化
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大幅度增加，但是有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忽视政权组织建设，导致一些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涣散，行政管理和社会控制功能弱化，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现象。
在很多地区，特别是偏远农村和山区，处于第一线的基层行政、司法组织体制不顺，人员素质较差，发挥不了应有作用。为弥补警力不足，在各行业内设的公安派出所，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治安管理，然而伴随这种全民办公安的势头，接踵而来的是多头管理、力量分散、各自为政、相互扯皮，甚至给犯罪分子提供可乘之机，降低了人民公安的威信和形象。城乡一些基层组织，如党支部、居委会、村委会软弱涣散，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很难发挥，社区服务成了商品化关系，结果对管辖地范围的干群、邻里、家庭、婚恋矛盾或熟视无睹，或调节不力，居民、村民对本社区缺乏信任感和归属感，致使矛盾激化。
由于社会控制疲软和手段运用不当，嫖娼卖淫、吸毒贩毒、走私贩私、制黄贩黄、拐卖人口、赌博迷信、黑社会组织等社会丑恶现象在一些地方死灰复燃，越轨行为骤然增多，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状况得不到改善。
社会风气不正、基层组织管理不力，还造成政令不通畅，使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难以完全兑现，甚至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疏远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使许多本来应该解决且能够解决的问题成为久拖不决的老大难问题。
5.分配不公日益突出，贫富分化逐渐加剧
在饱尝平均主义、“大锅饭”的苦涩之后，中国人民打碎了这副套在自己身上几十年的锁链，选择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所有制领域的社会成员之间、不同地域的社会成员之间、不同产业、行业的社会成员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应该说，收入差距适当拉大，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过分悬殊，尤其是市场机制不健全、择业和竞争机会不均等的情况造成的不合理收入悬殊、贫富分化加剧，却容易使社会中居于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产生怨言、不满和相对受剥夺感（这种相对受剥夺感越强烈，要求改变被剥夺状况的冲动也就越强烈，越易酿成利益冲突），这一切和平均主义一样，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不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的政治稳定。 6.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与失业的压力
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是近年来人们最关心、议论最多的话题，也是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一大隐患。1980年前后、1985至1988年和1993年至1994年的物价波动事实表明，如果物价上涨幅度过大，或者消费者收入增加低于物价上涨幅度，通货膨胀迅猛，不仅会导致人们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引起消费者的心理恐慌和心理浮动，而且给经济发展带来损失，严重影响社会政治稳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失业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失业率过高，则会产生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甚至激化各种社会矛盾。随着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中国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制度改革和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也使得城镇相当一部分工人失业或半失业，这些剩余劳动力和失业者的大量积存，使劳动力供求之间、待业与就业之间的矛盾更加显形化，这个问题得不到积极妥善的解决，必然要转移到社会上去渲泄，给社会造成紊乱和不安。
7.非均衡经济发展的冲击
非均衡经济发展即国家生产力布局与资源配置、产业结构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在一定时期里的相对失衡。这种非均衡经济发展影响巨大，在整体上形成了一种体系性的振动力，对转轨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构成了系统性的多重震荡。
一方面，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区域发展失衡等多种经济发展作用力容易形成对纵向政治体制的超稳定压力。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由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区域冲突等引起的“经济过热”、“原料大战”、“区域封锁”、“瓶颈产业”等经济问题已经不是某一地区、某一产业的市场调节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大政治问题。它形成对中央政府经济行政系统的巨大压力，并促使整个纵向政治体制，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权力体制作出系统性宏观调节，协调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冲突和矛盾。如果政治体制不能及时进行权威而合理的政策协调，这种经济冲击力就会转化为一种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市场波动、政企矛盾、经济结构转型等引起管理冲突。在建构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这些都会对管理体制产生冲击，要求横向政治体制特别是政府管理体制进行变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作用力的逐步加强，理顺政企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对政府管理体制形成局部性压力，影响现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转型。如果横向政治体制特别是政府管理体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并及时进行结构转型，这些由经济冲击力所引起的管理冲突也会诱发政治不稳定。
8.文化、观念、心理、意识等因素对中国政治稳定的制约
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利益格局都在经历着重大的调整，这种调整必然带来人们思想价值观念、心理意识的相应变化，这无疑有助于增强全社会对社会变革的心理承受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影响到社会政治稳定。在经济体制转轨中，制约中国政治稳定的文化意识因素主要有：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在中国迅速传播，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受到严峻的挑战。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摩擦和冲突日益明显。昔日的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失去原有的权威，取代它的新价值观念又难尽快形成，有些人感到思想盲从、行动无所适从，陷入了没有明确的目标追求和行动准则的困境。前几年出现过“价值真空”、“信仰危机”、封建迷信抬头等现象即是佐证。这些文化观念上的摩擦冲突一旦外化为人们的行为，对政治稳定的冲击不言而喻。
意识形态中“左”与右的干扰。尽管从理论上说，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已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居统治地位，但在实践中，它经常面临“左”和右两方面的干扰，并往往由反右而导致极“左”，由反“左”而走向极右，它们已经先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和1989年政治风波这样严重的后果。由于“左”以传统习惯为基础，右以外部势力为后盾，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条件下，两者都将以不同的方式长期存在下去。加之由于历史原因，在中国全民中间形成了突出政治、对社会意识形态动向反应灵敏的普遍性社会心理，因而，无论“左”与右的干扰本身，还是反“左”与反右的政治运动，都有可能诱发社会的心理动荡，损害社会的安定团结。
某些心理意识之间的矛盾。人口迅速膨胀从各方面给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所以必须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就难免与某些群众的个人利益和落后观念发生冲突。部分社会成员对改革的期望值过高，缺乏代价意识和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当改革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容易悲观失望、丧失信心。市场经济要求培育相应的平等、自主、公平、竞争、创新、合作、信用、法制观念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些恰恰与中国社会残存的专制、特权等封建社会遗留影响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观念意识格格不入。此外，个人私欲膨胀、重利轻义和职业道德、公德水平下降等等都会削弱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破坏社会的稳定性。
9.中国政治稳定的外部制约因素
实现经济体制的顺利转轨，除了需要保持国内社会安定，还要求一个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外部世界对中国持续政治稳定的多重干扰仍然会不同程度地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不断给中国的和平与发展制造麻烦；西方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把中国作为其战略重点，因而有可能在长时期内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造成威胁与危害；外来军事侵略的可能性在下一世纪尚不能完全排除；由于许多历史缺陷的拖累与约束，在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世界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与较量中，中国也将面临诸多困难。这些都是制约中国政治稳定的外部变量。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在此过程中，除存在上述制约中国政治稳定的国内外因素外，还会出现许多新冲突、新矛盾，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二、实现中国政治持续稳定的对策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政治稳定难免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只能走代价高昂的转轨道路。我们转轨战略的基本原则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力争在转轨代价递减和转轨震荡逐渐消除的条件下实现中国政治持续稳定。
1.加强法制建设，严格依法办事
法制不健全是政治腐败、社会无政府状态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加强法制建设、严格依法办事是实现治国安邦的一项重要措施。加强法制建设，首先加强立法工作，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健全和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其次，保持基本法律规范的相对稳定，使这些法律和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更换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变化而改变；再次，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各种法律法规，国家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严格行政执法，司法机关要依法审判、依法检察，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最后，加强法制教育，一切社会组织和公民都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并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消除公民因不懂法律或违反法律制度而产生的各种不稳定行为。
2.深入持久地反对腐败，保持廉政。
腐败与政权更要迭休戚相关。要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实现政治持续稳定，就必须深入持久地反对腐败，通过构建有效的反腐保廉制度，把腐败现象抑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为此，应重点做好防范、制约、监督、惩处四方面的工作。
防范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政治、经济、思想等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政治防范一要完善反腐保廉法制；二要把好用人关，选好用好领导干部；三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机关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经济防范除了解决体制弊端，完善各种经济管理制度、程序和规章，消除腐败的滋生条件外，还要保障人们的正当利益，给党政机关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以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相匹配的收入。思想防范主要是通过廉政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们的防腐拒变能力。
腐败往往与权力直接有关，因而对权力必须加以制约。一是以法制权，即以法制化的规则和程序制约权力，使掌握权力的人只能在法律限定的范围、程序和程度上行使自己的权力。二是以权制权，即通过在个人、群体和政府不同机构中合理配置权力，以达到权力的适度分散与平衡，当一种权力超过其合法限度时，就会立即引起其他相等权力的自行制止与限制。
监督主要是从外部对权力进行约束。中国现行监督体系在形式上主要有：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这些监督形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现行监督体系还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不同监督体系之间、在同一监督体系内部，还未形成层层相依、环环相扣的职权与责任或权力与义务的关系网络。要使监督在反腐保廉中充分发挥作用，必须从体制、制度和程序等方面解决这些问题，特别要赋予监督主体以与其职能相应的监督权限；对各种监督体系之间的关系要有具体法律规定；监督主体的监督行为要走向规范，做到有章可循。
严厉惩处腐败，对极少数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要坚决给予党纪、政纪和法律的制裁。按照党纪、政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做到执法执纪必严、违法违纪必究。各级党政领导要带头创造严格执纪执法的环境；要有具体办法保证执法执纪人员秉公执法执纪而不受报复和刁难，特别要创造司法部门独立办案的外部环境，保障他们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防止其他党政部门介入、干涉具体案件的审理工作，真正建立起司法权力独立运行的体制。
3.正确处理社会各阶层矛盾
在体制转轨时期，对由社会利益分化、调整而引发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我们要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这个总原则下及时妥善地处理，不断提高社会的整合程度。
首先，加强政府调控。这是正确处理社会阶层矛盾的基本方法，它包括行政协调、经济调节、法制程序、思想工作、道德教育和社会调解等方面，其目的就是充分利用政府权威，采取或强制或民主，或疏导或调解的方式，有效地解决矛盾，为政治稳定服务。
其次，开展社会协商。社会各阶层依照法定的原则、程序，就共同关心的社会热点、疑点、难点问题进行平等的讨论协商，互相沟通、加深理解、消除误会、统一认识，充分发挥社会阶层与个人的自我调节作用。
再次，建立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社会阶层矛盾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各阶层间透明度不够、缺乏流动机会，阶层的固定性和封闭性使社会成员无法设身处地体验其它阶层的活动，造成相互不满、互不信任。建立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有助于形成动态开放的阶层结构，有助于阶层间的接触了解，有助于消除分歧和矛盾。
4.加强政治制度建设，疏通民主参与渠道，建立正常的社会渲泄和安全预测机制。
这主要是指政治权力、国家决策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做到公民的参与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制度化建设步调一致，同向共振。政治制度化是指政治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与稳定性的过程，它是民主化过程中防止政治动荡，保持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政治安定取决于制度化和参与的比例。仅有政治参与的扩大而无政治制度化的发展，或者政治参与速度大于制度化建设速度，原有的政治制度往往不能适应新扩大的政治参与要求，政治的平衡状态即被打破，政治参与可能成为政治秩序的破坏力量，引发政治不稳定。要最大限度地避免政治不稳定，必须在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提高社会制度的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凝聚性，建设高程度的制度化政治，使政治体制适应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发展的需要。就现阶段来说，我们必须尽快疏通正常的民主参与渠道，加强社会信息沟通，保证下情如实上达，上情及时下达，吸收更多的人参与政治决策。同时，还要建立一个正常的社会渲泄和安全预测机制，释放人们心中积压的不满。在这种机制下，领导机关要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要及时解决，对政府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也要讲明原因，寻求谅解，达到消除不稳定隐患的目的。
5.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面对中西多种社会思潮的冲击，人们的思想会出现多元化趋势，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思想认识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混乱。这种混乱对维系政治稳定、进行经济建设很不利。因此，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灌输和强化对现行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权持认同态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培养人们的社会主义政治信仰、价值、态度和政治认同感，增强全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政治共识。同时，也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向全社会告以国情，晓以大义，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性，认识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是在极为不利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由此换起民众的危机感、紧迫感，避免全社会出现由期望值普遍过高造成的失落、挫折心理，尽可能减小政治稳定的脆弱性。
6.保持政治民主与经济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这主要包括不断完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各项民主制度，并保持稳定、协调和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任何脱离经济的政治发展和忽略政治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发展。在两者的共生关系中，经济发展往往具有最初的决定意义，它决定着建立其上的所有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结构及活动方式，正如阿尔蒙德所讲，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按理应先于政治参与和物质分配，因为分享权力和福利首先要有福利和权力可分享。实际上，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福利的要求。没有经济增长做保障，政治稳定也是难以想象的。与此同时，经济的高度发展必然要求民主政治发展与之相适应，民主政治往往又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能动地为经济发展服务，两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就会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一个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很高的国家，政治上一定是较为稳定和安宁的。
7.有效地防止和避免经济波动
经济波动直接影响政治稳定。要实现政治稳定就要有效地防止和避免经济波动。首先，稳定农业是防止经济波动的基础。“无农不稳，无粮则乱”、“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形象地说明了农业和粮食生产对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因此，要大力发展农业，增加粮食生产，彻底解决12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国民经济才能稳步发展，政治稳定才有群众基础。其次，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避免因高通货膨胀使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利益受到损害而引起的社会不满，增加本国国民对政府的信任。再次，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增长。为此，要保持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长率，保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减少财政赤字，要保持工农业按比例发展，要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坚持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
8.着力解决收入分配矛盾，实现社会公平
收入分配是否公正、顺达，对于人心稳定，特别是对于体制转轨中的中国政治稳定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对于政府来讲，如何将相对稀缺的生活资料按一定的规则公平分配到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及个人中去便是一项极为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因此，政府应从总体上把握三点。
首先，摆正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如何尽快增加和公平分配社会财富是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紧迫问题，这就要求政府把握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效率包括劳动效率、组织效率、生产要素和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等；公平是指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均等。这意味着，一方面，国家应鼓励一部分人以其对生产要素的贡献（技术、资金、设备、管理才能等）获得相应报酬，拉开收入差距，克服平均主义；另一方面，又要采取措施使这种差距保持在人民群众能接受的合理区间内。
其次，在以市场为主体的分配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只能是促进建立市场规则和各种分配规则，一旦其确定，政府就只能以有力的手段，维护其合法性和尊严。
再次，基于分配过程中各种利益冲突与矛盾，政府只能以“调停人”的角色出现。既要重视某些具体群体的正当利益，也重视任何特定群体的合理利益，从社会的总体利益出发，使大多数社会成员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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