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逻辑整体性分析及其当代解释
□王林林，双传学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列宁对帝国主义论的分析呈现出辩证思维的逻辑整体性：帝国主义的生成基础与本质属性是逻辑起点；帝国主义演进中的内在矛盾与社会悖论是逻辑中点；帝国主义的必然趋势与社会主义的必然归旨是逻辑终点。列宁运用政治经济学与唯物辩证法的总体分析法，对帝国主义生成、演进、趋势的革命批判式解释，完美呈现出其理论意蕴的逻辑严谨性与整体性。以整体性视野把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不仅是对考茨基机会主义者诡辩论的无情揭示与批判，也是解释当下资本主义新变化，回应时代拷问与质疑，重塑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主阵地的理论前提。
［关键词］ 列宁；帝国主义论；逻辑整体性；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含理论意蕴的整体性、分析方法的整体性、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列宁帝国主义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对其核心意蕴与精神要义的解读，需要立足整体性视野，避免理解的偏差与脱钩。列宁对帝国主义生产垄断、金融寡头、资本输出、阶级本质的解构式剖析，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关于未来社会发展图景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以整体性视角把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必须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辩证法的哲学思维，站在资本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揭示帝国主义的生成机理与发展逻辑，回应资本全球化时代西方经济民族主义者对中国崛起的质疑与拷问，澄明马克思主义者所应具有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
一、核心意蕴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逻辑整体性
列宁帝国主义论根植于人的价值关怀，以帝国主义的生成机理与本质属性为逻辑起点，揭示帝国主义演进中的社会悖论为逻辑中点，表达帝国主义的必然趋势与社会主义的必然归旨为逻辑终点。从帝国主义外部的生成演进、内部结构的寄生腐朽，到社会主义形态的自觉选择，其核心理论无不散发着哲学的辩证性、批判的革命性与逻辑的整体性，实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理论批判到现实建构的飞跃。
（一）逻辑起点：帝国主义的生成基础与本质属性
基于逻辑整体性的视角考察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核心意蕴，需要对其基本理论进行解构性分析，以便于以微观嵌入式的路径来透析其理论逻辑的宏观整体性。列宁帝国主义论逻辑整体性的思维起点源于对帝国主义的生成基础与本质属性的批判式剖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以垄断为主要经济特征的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以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详细阐释了帝国主义的生成基础。列宁指出，“从前是各个业主自由竞争，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毫不了解，他们进行生产都是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去销售，现在则完全不同了。集中已经到达了这样的程度”[1](p22)，可以对本国的甚至许多其他国家的工业资源进行大致的估量与统计。并且，这样的集中衍变到一定阶段，又会催生出垄断同盟，它们作为最庞大的资本利益机构，不仅掌握着大多数国家的铁矿资源，而且操纵着资源的分配与流通。它们垄断熟练的劳动力，雇佣最先进的技术工程师，霸占交通命脉与交通工具，垄断市场价格，支配市场秩序，获取最大化利润。可以说，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与生成实事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2](p650)。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衍生演变中的最新阶段，正是势力极大的经济垄断组织的形成所必然引起的历史结果。
列宁帝国主义论逻辑整体性的理论起点，不仅源于对帝国主义生成基础的经济分析，也源于对帝国主义本质属性的定性分析。剖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为解释帝国主义演进中的社会悖论与劳动异化，提供了思辨的逻辑关联性与结构一致性。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与实事决定了帝国主义掠夺、剥削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本性，其经济运行的根本目的和实质是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为了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它把不合理的、异化的市场秩序与制度安排运用得游刃有余，把其掠夺和侵略的本性发挥到极致。帝国主义通过资本输出等手段进行剥削，尤其是对殖民地的剥削更加肆无忌惮，“把垄断扩展到无比广阔的范围，攫取着数亿以至数十亿超额利润，让别国数亿人民‘驮着走’，为瓜分极丰富、极肥美、极稳当的赃物而互相搏斗着”[3](p79)。帝国主义掠夺的野心是没有上限的，而掠夺的多少只能以实力为基础，这又避免不了为了争取最大的实力而进行的霸权斗争。实力的较量与内部秩序的重组，无时无刻不反映在无休止的侵略斗争竞赛中。少数帝国主义大国争夺霸权，不仅是为了争夺领土，更是为了削弱对方士气，破坏对方霸气，巩固自身实力。
（二）逻辑中点：帝国主义演进中的内在矛盾与社会悖论
列宁帝国主义论逻辑整体性的思维中点，源于对帝国主义演进中的异化矛盾分析。正是这一理论意蕴构成了列宁帝国主义论逻辑整体性的媒介点，不仅回应了帝国主义论的逻辑起点，还预示着帝国主义论的逻辑终点，完美呈现出其理论逻辑的严谨性与整体性。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在获取高额利润，演进与发展的同时，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把他们无形地拖进一种从完全的自由竞争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社会秩序，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到来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在形式上被承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而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却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1](p22)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则是帝国主义阶段更加显著的内在矛盾。这一根本矛盾随着垄断的加剧，也衍生出各种尖锐化的阶级矛盾。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显著特点，就是由金融寡头大资本家的剥削与自由竞争消解引起的全面反动与民族反抗。在国内，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必然建立为自己个人服务的公共国家官僚机构，甚至形成法西斯专政，这样的剥削与镇压，激化的必将是极少数有产者与绝大多数无产者的矛盾。在国外，垄断资产阶级瓜分世界领土，争夺世界权益，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搞军国主义，激化的必将是世界上无产阶级革命同胞与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演进中的根本矛盾，根源于垄断资产阶级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性，这一根本矛盾不会随着帝国主义的演进而消解，反而会随着生产社会化的扩大与占有私人化的加剧而尖锐化，潜移默化地散入资本主义结构中的方方面面，从而不断衍生出各种经济危机与阶级矛盾。
列宁对帝国主义生产与集中、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资本输出与瓜分世界新问题的探索，遵循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的总体分析法。以霍布森、希法亭、卢森堡为代表的古典帝国主义经典作家，虽然为列宁剖析帝国主义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但是在解构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却时常陷入理论困境而不能自拔。最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局限于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没有建立起与实践相适应的分析逻辑，没有掌握现实的具体的实践的研究方法，没有形成与具体现实相结合的理论结构，只是提供了各自相互分离的经济要素，仅仅围绕经济学的理论而理论，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最显著的基本特征就是实践，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一定是结合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基础，不是站在纯粹的上层建筑的抽象高度，而是深入帝国主义经济的经济基础与现实实践中，从具体的企业环境与帝国主义的经营模式出发，研究帝国主义的整体面貌、生成机制与运行模式，抽象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由具体到抽象是列宁运用政治经济学总体分析法研究帝国主义的第一步，其理论的魅力之处还在于，在实践的过程中，把抽象的理论继续升华，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实践方向与前途，这一实践方向与前途被具体形塑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觉选择，旨在解决无产阶级所面临的最紧迫的现实问题，不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列宁站在资本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揭示出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资本逻辑的辩护与狡辩下，必然会通过资本扩张的手段，罔顾人的解放与价值关切，最大限度地吮吸人和客观物质世界的剩余价值与自然资源，并由此形成少数人资本积累与多数人贫困积累的两极对立。这种两极对立相互关联的内在逻辑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垄断资本竞争性地榨取无产者的剩余价值，压低劳动者的收入，造成劳动与资本的异化，劳动仅仅是谋生的唯一手段，资本的积累越是雄厚，贫困的积累就越是严重。另一方面垄断资本竞争性地吸取公共资源与自然资源，耗损生态环境，积累原始生产资料，加剧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两极对立的结果就是帝国主义矛盾可调适空间的缩小以及难以避免的社会危机的爆发。随之而来的将是无产阶级打破旧制度思想意识的觉醒，必然会把成熟透的、腐烂的帝国主义推向“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1](p10)。十月革命，列宁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体系出发，突破了与人的自由解放与价值追求相悖的社会结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制度选择，重组与建构了顺应人类历史文明演进的社会秩序。
垄断帝国主义在历史演进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不合理安排，与伦理人文价值关怀相悖，与社会文明演进相脱钩，催生出社会结构的异样与病态。帝国主义的经济结构呈现的是，卡特尔、辛迪加与托拉斯所代表的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为主要特征的高级垄断组织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通过发行证券、办理公债等剥削手段，堂而皇之地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榨取贡赋，坐享其成。帝国主义经济结构的秩序保障离不开政治结构的制度安排，这就需要垄断帝国主义的政治结构必须内在凸显少数垄断金融资本的利益，通过法西斯专政的公共官僚国家机构，而强制干预经济，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垄断帝国主义的文化理念到处充斥着投机机会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思想倾向，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为了资本利润可以不择手段，“力求把少数享有特权的最富的民族变为叮在他人身上的永久寄生虫，靠剥削黑人和印度人等等来安享清福，用装备着精良的杀人武器的最新军国主义来压服他们”[3](p81)。垄断帝国主义演进中的内在矛盾与社会悖论，愚弄民众精神、消解道德底线、罔顾民族情感与人文伦理价值，其逻辑归点必然是政治认同危机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觉选择。
（三）逻辑终点：帝国主义的必然趋势与社会主义的必然归旨
列宁帝国主义论逻辑整体性的思维终点，源于对帝国主义必然趋势的总结与社会主义形态的自觉选择，正是这一核心意蕴构成了列宁帝国主义论逻辑整体性的最终环节，这一结点既是对帝国主义论逻辑起点与中点的必然回应，亦是回应西方民族主义者的质疑与拷问，增进帝国主义论当代解释力，追溯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科学论证。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得越是迅速，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就越是不平衡，并且这种不平衡会逐渐催生其腐朽性，激化其内部矛盾。列宁在强调帝国主义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同时，更多的是批判帝国主义的寄生性与腐朽性，其寄生性与腐朽性主要表现在：帝国主义生产和技术一定程度上的停滞趋势，“在规定了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的进步”[2](p661)。食利阶层的增多以及政治特点上的趋向反动，也必然会加剧帝国主义的寄生性与腐朽性，激化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内部矛盾，引发被压迫者世界无产阶级国家的革命与反抗，最终导致帝国主义垂死的必然趋势。毋庸置疑，列宁帝国主义论基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逻辑归点，完全是资本批判原理在具体历史语境下得出的科学推论。
以亲情化解纠纷。人大代表来自人民，贴近群众。镇人大代表依托亲情打好“家庭和谐牌”，从自己与调解人的关系、调解双方的关系入手，动员亲属劝阻、家人沟通，将小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倡树和谐家风民风。目前共深入56个家庭，调解家庭化解矛盾51件。
二、总体方法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逻辑整体性
唯物辩证法的总体分析法必须立足于帝国主义框架结构中的内在矛盾，运用革命的批判的思维范式，辩证地由垄断资本主义对自由竞争的否定，推演到社会主义对垄断的否定。在方法论上，否定之否定的总体辩证法体系，为列宁宏观把控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与必然趋势，揭示帝国主义的根本属性，构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一定的哲学路径。
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分析法必须立足帝国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经济基础与实践，突破纯粹抽象理论的形而上局限，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化抽象为具体，去揭开帝国主义背后阶级权力关系的面纱，批判帝国主义最大化剥削无产阶级的本质属性，唤醒无产阶级打破现有统治机器、变革统治关系的阶级意识。
（一）政治经济学方法的逻辑整体分析
Coordination of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mature-resourced cities:
(1) 考虑埋地管道管-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土体的力学特性,建立了基于Drucker-Prager准则的管道局部悬跨弹塑性模型,能够比较真实地模拟管土接触,便于工程应用.
QPSO算法将三维平面通过坐标投影转化成二维平面坐标来处理，其生成的路径为二维平面上的路径优化问题求得的最优解；而HBA算法可以直接在三维平面上寻求一条最优路径，不但能在二维平面上寻优，而且能够在三维上通过越过障碍物的上方来寻求最优路径。由图6和图7可以看出，QPSO算法所得的路径比HBA所得的路径要长，通过距离比较，HBA所得到的飞行路径最短，故该仿真实验证实了UAV+RFID路径规划的有效性。
（二）哲学唯物辩证法的逻辑整体分析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逻辑整体性，不仅包括其核心意蕴的整体性，还包括其理论解释方法的整体性。基于经济学的视角，列宁对帝国主义论的阐释离不开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整体分析，正是立足于帝国主义的生产与经济基础，从抽象到具体，剥离出其剥削的本质与追求自身最大化利益的根本属性。基于哲学的视角，列宁对帝国主义论的阐释亦离不开唯物辩证法的逻辑整体分析，正是基于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思维，揭示了帝国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的不合理安排，以及制度上的理论缺陷，辩证否定帝国主义是列宁基于政治经济学总体分析法的必然逻辑。
列宁从帝国主义的生成运行到内在矛盾渐显的逻辑整体分析，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理论到现实的辩证转化过程。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割裂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必然联系，以折中主义取代辩证法，鼓吹超帝国主义前景，是理论欺骗，也是实践阻塞，不过是为了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误导工人群众的革命方向。其阶级实质反映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秩序。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体现的是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张力，不能简单断定为列宁帝国主义论逻辑整体性的断裂。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仅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剥削本性，相反却证明了帝国主义论在当代的说服力与解释力。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逻辑整体性不仅体现在其核心意蕴与研究方法的完整性，也是通过应对考茨基机会主义者，解释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体现其理论历史与现实同质契合的完整性。
三、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逻辑整体性与当代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唯物辩证法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一方面列宁的辩证法处于唯物论的物质前提下，客观地运用它，就是唯物辩证法，而主观地运用它，就是折中主义和诡辩论。列宁在探究帝国主义运行机制与整体概貌时，根植于现实生产方式的经济前提，“我希望我这本小册子能有助于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经济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4](p179)。列宁认为对帝国主义的辩证分析与研究，不能从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该从现实的经济基础去寻找，辩证法要遵循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不能脱离现实与实践，否则只会陷入唯心辩证法的泥沼。另一方面唯物论也要与辩证法相结合，否则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考茨基等机会主义流派之所以背离马克思主义，维护所谓“和平的民主”和“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是因为他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不能用思辨的革命的自觉性去把控历史的发展与选择，客观上是在开倒车，是从垄断资本主义到非垄断资本主义的倒退，实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欺骗与狡辩。列宁则从革命的批判角度，运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考察帝国主义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内在逻辑。分析帝国主义的整体脉络与历史演进，具体来说分为两个运动阶段。第一个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对自由竞争的否定。自由竞争作为资本主义建立之初的经济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与资本家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仅与大生产方式相排斥，而且与资本输出的经济结构也不相适应，随之就必然会被资本主义本身所否定，会被垄断资本主义所代替。帝国主义运动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社会主义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否定。在垄断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帝国主义大国，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与实力，就必然会压制竞争对手，导致战争的发生。战争不仅会无情揭露帝国主义制度中的劣根性、腐朽性与寄生性，也包含着处在帝国主义链条薄弱环节中的国家向新的社会制度过渡的可能性。
（一）批判逻辑：考茨基机会主义者的诡辩与掩饰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逻辑整体性要放在原初历史批判语境下进行分析，通过揭示考茨基等机会主义流派的折中主义与诡辩论，从而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与思想自觉。列宁对考茨基机会主义流派的批判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对帝国主义定义的批判。对于什么是帝国主义这个问题上，第二国际时代的理论家有不同的回答。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紧密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与一般规律，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特殊阶段，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渐成熟，内在矛盾日渐凸显的必然产物。然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流派，则坚决反对列宁对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他说不应当把帝国主义了解为一个经济上的时期或阶段，而应当了解为一种政策，即金融资本比较爱好的政策”[1](p88)。列宁对于考茨基脱离辩证法，肤浅理解帝国主义的做法，给予一针见血式的批判：“考茨基的定义不仅是错误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还成了全面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那一整套观点的基础。”[1](p90)其二，对鼓吹超帝国主义可能性的批判。考茨基给予对帝国主义定义的政策论理解，指出“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即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1](p91-92)。列宁对此回应，考茨基用纯粹的抽象概念来鼓吹超帝国主义，无非是为了替帝国主义辩护，为帝国主义助长声势，背弃马克思主义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其三，对考茨基机会主义流派阶级实质的揭示与批判。考茨基机会主义对资产阶级经济矛盾的掩饰和缓和，实质上是政治路线上的改良主义，其所鼓吹的超帝国主义前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是为了维护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诉求，不仅是一种理论欺骗，也是一种实践阻塞。
（二）解释逻辑：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实质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逻辑整体性，从原初历史语境下对考茨基机会主义流派的分析，到二战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回应与解释，体现了其理论历史与现实的完整契合，不仅对历史具有一定的批判与革命导向作用，对于当下回应帝国主义论质疑，解释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大有裨益。20世纪中期以后，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家产业结构尤其是信息产业也突飞猛进，出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调整与改善，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与再分配制度，提高了普通工人的再分配收入水平，形成了国家干预经济体制机制。在政治上，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也出现了新变化，国家行政机构的权限不断增强，公民权利有所扩大，国家权力配置与行使法制化，进一步缓和了劳资矛盾。在社会阶级结构上，工人阶级队伍的知识化程度提升，他们的雇佣身份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工资待遇都出现了比较好的转变。总之，20世纪中后半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建立世界范围的经济干预调节机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重新恢复了活力，与此相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逐步瓦解，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对此人们产生了种种质疑: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所导致的稳定局面是否预示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消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论断是否已经过时?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逻辑整体性是否出现了断裂？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体现的是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张力，不能简单断定为列宁帝国主义论逻辑整体性的断裂，也不能预示着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论断已经过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仅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剥削本性，相反却证明了帝国主义论在当代的说服力与解释力：其一，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调整与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剥削本质。虽然工人阶级的待遇与工资出现了很大的好转，但是工人阶级被雇佣的身份依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手段。其二，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依然存在。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调适的基本矛盾，这将不断升级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对立，引发社会机构的其他矛盾。其三，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寄生性、腐朽性、垂死性等基本特征。20世纪中后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取代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垄断势头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增强，由此滋生的寄生性与腐朽性比列宁所论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四，两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与规律依然具有科学性。当代资本主义的局部调整与新变化，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部张力与弹性。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如若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尚未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是绝不会出现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与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是一个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前进的过程。
（三）建构逻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与巩固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逻辑整体性不仅体现在其核心意蕴与研究方法的完整性，也体现在其历史与发展同质契合的完整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不仅是批判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的有力武器，亦是解释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武器，从历史视域到当代发展，无不体现其理论的逻辑整体性与思维严谨性。然而，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加剧以及价值观的多元化，西方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为主要代表的西方意识形态思潮，借助于自媒体为传播工具的网络阵地，潜移默化地侵入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暗流涌动，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严峻挑战。西方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呈现的样态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攻击，更深层次反映的是资本逻辑视域下的意识形态诉求，其哲学批判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政治策略。帝国主义时代，“考茨基以及考茨基主义这一广泛的国际思潮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在于考茨基不仅没有设法、没有能够使自己同这个经济上根本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派对立起来，反而在实践上和它同流合污”[1](p109)。列宁对考茨基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流派的批判，表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无论在历史还是在当下，无论在思想还是实践上，都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构成不小的冲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共存、互相竞争的现实表明，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论家都会采取意识形态上比较隐蔽的方式，放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个别不相适宜的历史论断。尤其是东欧剧变以来，有人对列宁帝国主义论某些语意进行断章取义式的质疑与否定，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背后的政治与制度，替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
虽然列宁帝国主义论基于理论的考察，有与实践不相自洽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拘泥于它的个别论断而无限放大，应该把它放在大的资本逻辑批判视域下，关注其自身逻辑和方法运用的合理性与整体性，凸显列宁帝国主义论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整体链条，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从理论批判到现实建构的飞跃。
从图2可知，伍姓湖最高水位345.96m时，湖水容积为3.05×107m3，表面积为21.7km2，最低水位343.85 m时，湖水容积为 0.38×107m3，表面积为 9.6 km2。
参考文献：
[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3.004
［中图分类号］ A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03-0026-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15ZDA00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上思想文化阵地的型构模式及建构方式研究”（16BKS118）；“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2015年度资助研究项目成果”和“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15WTA026）；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林林（1990—），女，河南许昌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双传学（1967—），男，江苏仪征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华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
责任编辑罗雨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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