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稻的生产潜力、消费与贸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稻论文,中国论文,潜力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水稻生产在中国粮食生产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过去的10年，水稻面积几乎占粮食面积的30%，稻谷常年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近45%，为国民提供了约40%的热量来源。中国水稻也是世界稻米经济中最大的组成部分。自1980年以来，中国水稻种植面积约占世界种植面积的23%，稻谷产量占37%。本文通过对中国过去稻谷的供给与需求的深入剖析和对生产与消费增长的系统分析，表明技术创新是过去中国水稻生产增长的原动力；中国要继续出口大米已不具现实性，甚至中国很可能在几年内由大米净出口国迅速变成世界大米的主要进口国。
一、我国水稻的生产和消费
（一）水稻生产
1.水稻生产发展阶段。解放以来，中国水稻发展经历了5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52—1957年，稻谷产量的平均年增长率为5.04%，种植面积年增长率3.31%（其对生产量增长的贡献为66%），稻谷单位面积产量的年增长率为1.68%（其对生产量增长的贡献为34%）。第二阶段为1958—1964年，水稻生产从1958年就开始停滞不前，并在随后三年内连续下降，一直到1964年才基本恢复。第三阶段为1965—1978年，水稻生产又迅速发展，1970—1978年间稻谷生产量的年增长率达2.5%。 第四阶段为1979—1984年，年增长率更是高达4.6%。第五阶段为1985 年以后，水稻生产又出现了下降、徘徊的局面，一直到1989年才略超1984年的水平。总产的增加开始完全依赖于单产的增长，而稻谷单位面积产量的年增长率却从1978—1984年的5.1%下降到1984—1992年的1.3%。
2.杂交稻的推广应用。杂交稻自1976年开始了小面积生产。杂交稻增产潜力一般比常规稻品种高15—20%，其种植面积从1978年的430 万公顷迅速扩大到1990年的1590万公顷，占水稻种植面积的比重从12.6%提高到41.2%。
3.稻作种植制度的选择。六、七十年代，为了保证粮食生产的自给（包括地区内），农业部门的领导把粮食高产作为生产的主要目标。一大批早熟品种和晚熟的晚稻品种开始应用于生产。1970年，双季稻每公顷产量达6.19吨（早稻加晚稻两季），超过单季稻产量50%。到1990年以后，两者之间的产量差异上升到60%以上，其间，单季稻单产提高到每公顷6.50吨，双季稻单产提高到每公顷10.92吨。在六、 七十年代“以粮为纲”的战略决策指导下，双季稻耕作制得到了广泛推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单、双季稻之间如此显著的产量（按年计算）差异，到1978年，双季稻播种面积占水稻播种面积的比重达到70%。
然而，双季稻的年产量是以单位面积的年劳动力、肥料等投入的增加而增长的。例如，8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刚刚萌动，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取代了纯计划经济的政策。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导致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上升，相应地，全国的双季稻种植面积由1978年的70%下降到1990年的58%，并进一步下降到1992年的56%。
种植制度的演变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关系，是农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具体表现。水稻技术采用的经济计量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工资每提高一倍，双季稻播种面积将相应地下降10%。所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双季稻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节约型的稻作技术的发展，如机械化（生产规模）和栽培技术（如抛秧等）。
4.地区分布和籼粳构成。中国稻区在秦岭—淮河线以北可称为北方稻区，其南则泛称为南方稻区。水稻种植面积的91%左右集中在南方稻区，而北方稻区仅占9%左右。 十多年来北方稻区的水稻种植面积迅速增加。北方稻面积从1984年的208.5万公顷迅速扩展到1990年的282.4万公顷，增长35.4%，但1991年以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东北三省的水稻种植面积也从1984年的99.4万公顷发展到1990年的163.5万公顷，6年间扩大64%，年递增率达8.64%；然而1991年以来，增长速度减慢，1993年比1992年还下降了7.4%。南方稻区则因种植制度的变化， 稻作面积从70年代以来就呈下降趋势。从水稻的品种类型分布来看，总的趋势是北方为粳稻，南方为籼稻，中间则籼粳并存，以籼为主。据1984年统计，中国生产的176.5百万吨稻谷中，粳稻占15%，糯稻占3%，籼稻占82%；在播种面积中，粳稻约占13.5%。近年来，由于中部地区的居民对粳米需求的增长，粳稻种植面积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到1991年，粳稻面积的比例占到了16%，并进而提高到1992年的17%。粳稻面积发展最快的省份主要有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和浙江省。这4个省平均， 粳稻占水稻播种面积的比例从1991年的28%上升到1992年的30%，并进而提高到1993年的37%。
（二）稻谷消费
稻米是中国居民的主要粮食，除了西北、华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以外，稻米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主食，尤其为南方稻区的居民提供了60%—80%的热量需要。从稻谷的利用结构上看，口粮在70年代初及以前约占稻米总消费量的93%—94%，70年代中期以后，则下降到88%—89%，并基本稳定。种子、饲料和工业用量相对较少，增长趋势不大明显。从稻谷和大米消费量分析，它曾经有日益增长的趋势，但近年来已趋于饱和，年人均大米消费量从1964—1966年的71公斤增长到1983—1985年的103公斤。80年代中期以后，大米消费量趋于饱和，并略有下降。 影响大米消费的因素除了收入和价格外，城市化、商品化和市场化等也是影响我国居民粮食消费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详见下文）。
大米消费的区域差异，主要有四个特征：①由于长期半自给的小农经济以及市场发育的极不完善，形成了封闭式的生产、流通、消费循环，稻米基本上是就地生产，就地消费。因此，稻米消费主要集中在南方稻区的13个省份（占90%左右）。 80 年代南方稻区每年人均消费稻谷250公斤（合175公斤大米），而在北方稻区只有30公斤左右。②北方大米消费增长比南方快，大米消费区域逐渐向北方扩展。这种“北移”的趋势除了受近年来地区人口流动速度加快的影响外，还同消费者本身偏好（过去这种消费偏好受到各种外界因素影响而不能得到满足，使消费多样化无法体现），市场发育程度和交通条件有关。③稻米消费城乡差异大。近年来在南方稻谷生产区的调查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平均每人稻谷年消费量在120—130公斤之间，农村则高达250—280公斤。④中国的稻米消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谷消费，还有从籼米向粳米转化的趋势。
二、我国水稻生产增长的动力和消费的演变
（一）水稻生产增长的动力
水稻生产增长一靠扩大面积，二靠提高单产。但从整个经济发展情况看，今后增加面积不但会由于经济的发展而难度越来越大（非农占地的增加、开垦荒地成本的提高等），而且由于传统的行政干预失效（如强制的播种面积任务），加上稻作的复种指数可能还会由于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以及比较利益下降而下降，提高单产必将成为增长的唯一途径。那么，单产增长的动力是什么呢？
1.技术进步是过去中国水稻单产增长的原动力。我们的研究表明，从1978—1992年，技术进步对水稻生产增长的贡献率达96%。在改革初期（1978—1984年），技术进步在水稻生产增长中的贡献率为48%。技术进步在该时期主要体现为高产和多抗品种的采用（如杂交稻品种的大力推广）、栽培技术的提高和稻作种植制度优化等。在改革的中后期（1984—1992年），技术进步成为水稻生产增长的关键因素（见表1）。但不能混淆贡献的相对量与绝对量，在改革后期相对贡献率的提高是由于水稻生产增长率的下降。实际上，技术进步对水稻产量增长的贡献绝对额在改革初期与中后期并无多大差异，在1978—1984年和1984—1992年间分别为2.2%和2.1%。技术进步在生产中起着重大作用，主要是由于6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科技投资（包括水稻）大量增加而使农业科技储备量在1978—1992年间以6.9%的速度高速增长。 而中国农业科技实际投资（以1985年不变价算）已从1985年的10.78亿元下降到 1990年的8.08亿元，这同改革前期科技投资逐年上升的趋势形成极大的反差。科研投资有很长的滞后期，改革中后期以来农业科技投资的负增长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充分体现出来。
2.生产责任制的作用是一次性的。生产责任制在改革初期对水稻生产增长起过重大作用，对生产的贡献率达34%，但这只是一次性的飞跃（见表1）。值得注意的是， 生产责任制在促进了新技术采用的积极性和效益的同时，也提高了新技术采用和管理的成本（见林毅夫，1991；黄季焜和罗斯高，1995）。提高的新技术采用成本主要表现为技术信息成本、技术应用成本和风险成本。
表1 水稻生产增长的因素分解分析
注：括号内的数据为绝对贡献率。
3.在整个改革时期，价格政策对水稻生产增长的作用极小。从改革的整个时期看，国家的价格政策对水稻生产并没有起过积极的作用。它对水稻生产的贡献率在1978—1992年间只有2%。 因为生产资料价格（如化肥价格）的上升幅度大于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但按不同时期分析，价格政策在改革初期（1978—1984年）无疑曾有过相当大的作用，它对水稻生产的贡献率达到22%。对其它粮食生产的贡献率达到27%（见表1）。在改革后期，稻谷价格的提高远远低于生产资料价格的增长， 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愿种田的农户增加，部分耕地被抛荒。近三年内大米价格虽成倍提高，但农业投入品价格增长更为迅速。
1984—1992年间。价格政策对水稻生产的贡献率为－23%。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大米价格已逐渐接近（若考虑米质的差异，实际上已超过）世界大米市场价格。在短期内提高大米价格以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是必要的，但从长远看将困难重重。首先，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农村人口的庞大（75%左右）决定了中国不能执行日本和韩国那样的昂贵的高价粮食补贴政策。其次，从总体上看，中国大米价格已趋近甚至超过世界市场价格，中国若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大米价格的国内保护政策也会受到限制。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的预测表明，未来国际市场的大米价格还将逐年下降，所以，价格政策应该从水稻生产的投入品成本上着手，比如，通过提高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效益，降低生产资料生产成本和价格等来提高农民种稻的积极性。
4.在1978—1992年，劳动力和耕地的机会成本上升使水稻产量少增长0.5%，贡献率为－22%。
5.比较优势的下降，使农业难以与其它行业在资源利用上进行竞争。劳力和土地的机会成本上升已使农业大量失去劳动力和耕地，这在经济结构迅速调整时期尤为明显。整个农业发展的趋势是这样的，水稻生产更是如此。比如，劳动力的机会成本的提高已使水稻生产的劳动力投入从1975年的638工日/公顷减少到1991年的312工日/公顷。耕地减少、复种指数下降也是出于同一道理。据我们测算，在1978—1984年间，由于劳力和耕地机会成本的上升，水稻生产增长率每年少增长1.3 %（见表1）。
6.水利建设和灌溉投资效益下降。80年代以来，大部分水田都已具备了灌溉条件，水利投资在1980年达到顶峰（45.3亿元，以1985年不变价算），到1985年实际投资额下降到20.2亿元。1990年虽略有回升。但在大部分农村，农田灌溉系统的功能从改革以来已逐渐衰退，使得它在水稻生产增长中的绝对贡献率在1978—1992年期间只能达到0.1%。
（二）稻米消费的演变
稻谷消费正发生着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城市化、商品化、市场化和收入增长是这种结构性变化的根源。我们对消费研究的结果列举如下：
1.人口增长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是影响中国食物消费水平和结构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在收入水平和价格同等的前提下，一个居民从农村转移到一个中小城市。他的粮食年消费量将减少58.3公斤。到特大城市将减少64.2公斤，蔬菜减少23—25公斤；与之相反，畜产品的年消费量会增加4.2公斤（中小城市）至7.2公斤（特大城市）；与此同时，水产品、水果和其它食品的消费量也将相应提高。所以，城市化不但影响着粮食的消费水平，同时也影响着粮食的消费结构（口粮和饲料粮的比例）。
2.食品市场发育程度是影响稻米消费的另一重要因素。食品定量供应制和配给制的彻底废除对城市居民食品消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食品市场的发展和消费的商品化对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影响却鲜为人知。在市场和流通落后的地方，农民的生产与消费紧密相关，就地生产就地消费。即使到了1992年，中国农村居民从市场上购买的食品占食品总消费量的比例也只有46%。研究表明，农村居民从市场上购买的食品占食品总消费量的比例每提高10%，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就下降0.06，而肉类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则增加0.16。这一结果解释了农村粮食消费上的时间序列数据（粮食消费在进入90年代以后呈下降趋势）与横截面数据（在同一时点上按收入分组，农村粮食消费随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之间存在的矛盾。
3.收入增长影响着大米消费的数量和质量。收入的增长对大米需求的影响从90年代以来已逐渐从直接影响口粮数量向质量和品种的方向转化。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居民以大米为主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总体上看，大米需求的收入弹性较小而且有下降趋势，但从品种上看，差异显著。在农村，粳米需求的收入弹性最高（0.138，即收入每增加10 %，粳米需求量会增加1.38%），其次为其它米（0.102，包括糯米、 黑米、紫色米及特种大米），杂交米（0.099）和籼米（－0.116）。籼米的收入弹性为－0.116，表明收入每提高 10%，籼米的消费量将下降1.16%。从不同收入阶层看， 各种大米需求的收入弹性都随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对于低收入的消费者来说，收入的提高导致所有大米需求量的增加。当人均年收入达到750元（按1990年价格算）左右时， 虽然粳米、杂交米及其它米的需求量还将随收入的提高而增加，但籼米的需求量开始下降。只有当消费者的年收入超过2000元时，收入的提高才会导致所有大米消费量的下降。（见表2）
表2 不同收入阶层大米需求的收入弹性
品种 低收入中下收入中上收入高收入样本平均
籼米 0.065 0.145 -0.095负 -0.116
粳米 0.490 0.233
0.104负
0.138
杂交米
0.279 0.161
0.079负
0.099
其它米
0.389 0.175
0.075负
0.102
注：收入分组的标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依次为小于500元， 500 —1000元，1000—2000元和大于2000元。
中国大米消费除受以上几个重要因素影响外，还受价格、人口政策（通过影响家庭规模及消费的规模经济来体现）以及地区发展平衡和收入分配（因为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和需求的收入弹性因地区和收入的不同而有异）等因素影响。
三、中国稻谷供给、需求和贸易预测
有不少经济学家和预言家对中国粮食的预测作过大量的工作，但很少有人专门对水稻发展作过预测。为了准确预测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水稻供给、需求和贸易，我们建立了一个中国粮食（包括水稻）供给、需求、贸易和政策分析模型。在粮食需求方面，模型所考虑的因素除了人口和收入变动外，还包括了价格、城市发展、农村市场发育等因素。在供给方面，模型所考虑的影响因素有技术进步、制度创新、投资政策、价格政策、市场改革、贸易政策、国际市场价格、农业的比较效益和自然资源的保护等。其中有关稻谷预测一些结果如下。
（一）大米需求预测分析
1.人口增长仍将是大米总需求量增长的推动力。计划生育将可能使中国人口的年递增率从80年代的1.4%左右下降到90年代的1.28%、 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0.74%和第二个十年的0.65%。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虽能减轻中国未来稻谷自给的负担，但绝对数量（人口的巨大基数）却不容忽视。因为中国在90年代年平均人口增长还达1550万人。2000年至2010年期间，每年人口还得净增990万人。联合国的人口研究表明，到2020年中国人口将接近15亿。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讨论的只是人口增长的中位预测；据高位预测，中国人口到2020年达到近16亿并不是不可能的。这种状况对中国未来稻米需求和进口的影响在下文中还将提到。
2.人均大米口粮消费量将逐渐趋于稳定并略有下降。农村居民的年人均大米口粮消费量在以后的20年内还略有增长，但基本稳定在104 —107公斤，而城市居民的大米口粮消费量在2000 年以后随收入的增长而略有下降。由于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91年的26%将分别提高到2000年的34%，2010年的42%和2020年的50%），按全国总人口算，人均大米口粮年消费量在近二年内就会开始下降，到2000年为92公斤，2010年为90公斤，并进一步下降到2020年的88公斤。
3.大米总需求量（口粮、饲料粮以及加工、种子、浪费用粮等总和）的增长将超过国内生产供给能力。大米需求量到2000年将达到1.41亿吨，超过1.35亿吨的国内生产能力，需净进口大米600万吨。 到二十一世纪，由于人口增长，大米总需求量还将逐年增加，到2010年达到1.49亿吨，2020年将达到1.54亿吨。
（二）稻谷供给预测和贸易分析
中国水稻生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保持低速增长，主要是因为改革以来，水稻科技投资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以及水稻的比较效益和相对优势下降。我们预测，中国大米的供给能力到2000年只能达到1.35亿吨，到2010年为1.46亿吨，2020年为1.60亿吨（见表3）。由于大米总供给量低于总需求量， 大米净进口量到2000年达600万吨，此后，净进口量逐渐减少。到2015年以后， 国内供给量又将超过需求量，从而使中国到2020年有可能出口600万吨大米， 重新成为世界大米的主要出口国。这是我们的中位预测，也是我们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预测是建立在以下几种假设条件上的：①水稻科研实际投资（扣除物价影响后的投资）以每年3.0 %的递增速度增长（实际上中国这几年的水稻科研投资的增长率为负值）；②农业设施的实际投资也以年递增率3.0%的速度增长（实际上在80年代增长率只有1%略强）； ③劳动力和耕地的机会成本增长率为每年1.0%；④水稻价格上涨略低于生产资料价格的增长； ⑤农业资源以每年0.2%的慢速度退化（80年代末退化速度为每年0.4%左右）。
四、中国水稻可能出现的其它几种局面
上节讨论的中国水稻供给、需求和贸易是我们预测的中位方案，但未来是很难预料的。为了检验中位预测方案的可信度、灵敏度和探讨在不同的条件下中国水稻的供需平衡问题，我们对其它几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也做了预测分析。预测情况见表3。结果归纳如下：
1.不同的人口增长速度。在中位预测的基础上人口增长速度再降低1/10，虽然大米需求量显著减少，但中国到2000年也难以实现大米自给的目标，年净进口量在2000年还将高达500万吨；到了2005年以后， 中国才能变大米净进口国为净出口国，到2010年可净出口200万吨， 进而增加到2020年的1400万吨。但这种假设已不具现实性，因为要保持人口年增长率为0.491%（2000—2010年）和0.374%（2010—2020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未来倒有可能的是人口的快增长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到2000年，净进口将高达800万吨，到2020 年才能恢复到自给自足的水平。
2.不同的收入增长。若供给保持中位预测方案，在收入慢增长的假设下，中国大米供需可望在2010年趋于基本平衡。但这种单因素分析也不大现实，因为经济低速发展可能会导致农业投入（科研和水利）的下降，从而使大米总供给减少，供给的减少将抵消需求的下降。如果经济高速发展，大米净进口到2000年将会达到800吨，到2018年以后， 中国才能转进口国为净出口国。但这也是在不考虑收入增长与农业投资的正相关前提下的结论，所以是一个仅供参考的极值。
3.不同的投资政策。对水稻科研投资和水利投资的年递增率从中位预测的3%下降到2%时，中国到2000年得多进口100万吨大米，到 2020年不但不能出口大米，而且还得净进口500万吨。 如此高的大米进口水平只有当中国的科技投资在以后的25年内持续保持着低速增长（2%）以及中国政府对不断增长的大米进口不作任何反应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另一方面，若对水稻科研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能保持高速增长（年增长4%），中国甚至能够在二十一世纪初（2005年左右）转进口国为出口国。预测的结果还表明，中国要在二十一世纪初再次实现大米自给目标的唯一希望在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中国过去水稻增长的原动力，也将是未来水稻生产增长的最大推动力。
表3 在其它不同方案情况下，大米的供给、 需求和贸易（百万吨）预测（1991—2020年）
方案
2000年2010年2020年
中位方案:需求 141
149
154
生产
135
146
160
净进口
6 3-6
1.人口慢增长
需求140
145
146
净进口5-2
-14
2.人口快增长
需求143
153
160
净进口8 7 0
3.收入低增长(农村2%,城市2.5%)
需求139
146
151
净进口4 0-9
4.收入高增长(农村4.0%,城市4.5%)
需求143
152
156
净进口8 6-4
5.科研/水利投资年递增2%
生产134
141
149
净进口7 8 5
6.科研/水利投资年递增4%
生产136
152
172
净进口5-2
-18
注：人口慢增长的年增长率假设为1.142%（1991— 2000年）；0.491%（2000—2010年），0.374%（2010—2020年）， 人口快增长率为1.410%（1991—2000年），0.932%（2000—2010年），0.844 %（2010—2020年）。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