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曾国藩洋务思想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论文,述评论文,曾国藩论文,建国以来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以来，关于曾国藩的洋务思想研究的情况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为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为第二阶段。现就两个阶段的研究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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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期这段时间内，对曾国藩洋务思想研究的专门论著很少，但有些涉及。这一阶段的观点基本一致，主要是以范文澜先生的观点为代表。1944年，范老写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系统而详尽地介绍了曾国藩的各个方面。文章认为，“曾国藩及其领导的一群人，丝毫没有民族思想。……对新来的外国侵略者，又甘心当忠实代理人，认反革命的洋人不灭满清、直接参加反革命的内战为‘有德于我’，不必再计较‘关税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压人民一类‘小处’。他有意识地认清了要维持国内统治，必需依赖外力，必需不惜丧权辱国的条件去交换外力”〔1〕。 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国民党反动御用文人对曾国藩的极力吹捧是一种极有力的批判，对于揭露反动派的卑劣伎俩，唤醒人民群众的觉悟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但从纯学术的角度讲，范老的这种完全否定说，也有它的偏激之处。建国初期，范老的观点获得史学界、教育界的认同。
1956年，牟安世出版了《洋务运动》一书。他在书中认为：洋务运动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列强枪炮船只用来武装自己，血腥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实际作用，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见，牟安世的观点也只是基本上重复了范老的观点。
60年代初，发表了一批有关洋务运动的论著。如黄逸峰、姜铎、金冲及、赵亲、祁龙威、夏东元、戴逸、吴松龄等人所写的关于洋务运动的论文，均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他们普遍认为曾国藩办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军事科学技术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起义，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它代表的是反动的方向，促进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如姜铎认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中以恭亲王奕诉及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所进行的洋务运动，由于它的整个动机和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反动的封建统治，同时，它创办的军民用工矿业又带有浓厚的垄断性，因而它对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曾经起着限制和阻碍作用”〔2〕。吴松龄说，在对外关系上，曾国藩不仅“坚持对外投降、妥协的方针”，而且还制定了一个“卖国投降的外交原则”〔3〕。姜、吴等人的观点， 实际上只是揭示了曾国藩办洋务和对外交涉中的一个方面，即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对外软弱妥协的一面，忽略了他要“自强”、“制夷”的一面，并且“自强”、“制夷”应是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要目的。故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也是不公正的。除了这种普遍的观点外，在论述曾国藩等人办洋务的目的上还存在一些小的分歧。如戴逸说：洋务运动除“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外，还“有抵御外侮的一面”〔4〕。 夏东元说：曾国藩“创办近代新式军用工业的目的，用一句话来概括，是为了‘自强’，第一个证据就是1861年8月23 日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的那段话：‘轮船之速，洋炮之远……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5〕。在这里，不论是戴逸所说的“御侮”， 还是夏东元所说的“自强”，均要比前面所述的只是为了“镇压人民起义”的观点要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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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实事求是优良传统作风的恢复和发扬，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曾国藩洋务思想的研究也开始走上正轨，发表了一大批有关曾国藩洋务思想研究论著。这些论著不仅涉及到曾国藩办洋务的动机、目的、作用和意义，而且还就他的外交思想、海军建设等方面作了专门的论述。在论述过程中，学者们各陈己见，平等交流，互相争论，使研究工作一步一步的走向深入。这一时期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点：
第一，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镇压国内人民革命，其性质是反动的，其作用是促进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持这种观点的有姜铎、黄逸峰、胡绳、朱东安、龙盛运、郑则民、王少普等人。如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说：曾国藩等人在19世纪60年代兴办军事工业，“是为对内镇压人民的需要”，“为了维护国内的封建统治秩序”。朱东安在《曾国藩传》一书中说：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包括政治和技术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在政治上，曾国藩主张搞好与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实行妥协投降，在技术上主张“师夷智”。其目的“不过是为抵制和镇压人民革命，长保半殖民地地位，而客观上则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不仅不能阻止中国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的趋势，反而对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起了为虎作伥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上述各家表述虽稍有不同，但其观点基本一致。这种观点，完全忽略了曾国藩为“自强”、“御夷”而办洋务的一面。其实，曾国藩多次说过，办洋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夺英法之所恃”，“隐图自强”，而后以“御夷”。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它为近代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先河，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引进和传播了西方近代文化，增强了国防实力，对中国的教育和科技的近代化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御夷”的目的，如左宗棠、刘锦棠率领西征军，消灭了由英俄武装起来的阿古柏侵略者，若没有曾国藩等人引进西方的军事科学技术，举办洋务，这也是不可能的。可见，上述观点有失偏颇。
第二，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是为了抵抗外国的侵略，其意义也是积极的。持这种观点的有杨国强、许山河等。杨国强说：当曾国藩接到中国同英、法、美三国签订的条约条款时，“阅之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从此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四更成眠，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要摆脱这种困境，唯有以敌为师，“师夷智以造炮船”，以“期永远之利”。这样，曾国藩“在抵御西方苦相煎逼的动机下接受了一部分西方的事物”，也就开始了他为“自强”而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的道路。通过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产生了非常有益的积极作用，使“师夷智”落到了实处，开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风气，引来了制器，使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产关系〔6〕。 许山河说：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是为了开创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风气，使中国走上自强的道路”，从而“改变敌强我弱的状况”，达到“抵御外侮”的目的〔7〕。杨国强、 许山河的观点固然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强”、“御夷”，如曾国藩办近代海军就是专门用来对付侵略者的。但也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曾国藩在引进西方军事科学技术时，确有防范农民起义的一面，这一点不予指出也是不全面的。在方法论上，也是以偏概全。
第三，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有两重性，既有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又有抵制外来侵略的一面，但在提法上、程度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乃至对立，至少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对内对外并重说。持这种观点的有殷绍基、姜铎、卞哲、黄明同等人。殷绍基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是“为应付西方‘文化’的挑战而作出的‘反应’决策”。“既有‘借师助剿’的一面，又有‘渐图自强’的一面”。他所办的洋务运动，“限制和延缓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刺激和加速了中国小农经济的解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8〕。80年代初，姜铎对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 意义还是持否定态度，但到了80年代末，随着思想解放和对曾国藩研究的不断深入，他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成了两点论，认为曾国藩办洋务“虽也包括巩固清王朝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在内”，但“同样也包括‘自强’和‘御侮’的意图在内”，“应该说，洋务运动在推动旧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中，有进步与积极的作用”〔9〕。 黄明同说：“曾国藩办洋务不光是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还包含着谋求社会进步，使古老的中国近代化的意图，这便是曾国藩自己所说的：‘欲为中国谋最有益之事’。”“曾国藩及其后继者办洋务所带来的积极的客观效果，是明显的历史事实，决不可片面地抓住其阶级局限性不放而完全否定”〔10〕。殷、姜、黄等人的观点，不仅指明了曾国藩办洋务的双重目的，而且也肯定了曾国藩办洋务的积极作用和意义。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明同的两点论与他人的两点论又有一明显的区别，就是曾国藩办洋务是想“使古老的中国近代化”。这一点是其他人没有提过的。这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揭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更有利于扩充人们的历史视野，有利于人们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认识复杂的历史人物，使人们不致拘泥于简单的是与非的争论之中。诚然，曾国藩当时确没有“近代化”这一概念，但“为中国谋最有益之事业”，这是他非常明确的目的。所以，黄明同把它概括为使中国近代化也不为过。如果，中国能够迅速近代化，自然就增强了中国抵御外侮的能力，也就实现了曾国藩“为中国谋最有益之事业”的愿望。非常遗憾的是上述各家，在双重目的论中，均没有指出哪一方面是主要的。
（二）曾国藩办洋务的重要动机是为了弹压农民起义。如陈谷嘉说：曾国藩“办洋务的重要动机之一，加强军事实力，有效地弹压农民起义，挽救岌岌可危的清王朝的统治”，但他“办洋务有着抵御外侮的动机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1〕。陈谷嘉的这种观点，虽也是主张双重说，但其“重要动机”是为“弹压农民起义”，这就有违历史事实了，因在曾国藩各种著作中，他都认为：对清王朝构成威胁并成为长期隐患的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外国的侵略者，为了改变敌强我弱的状况，夺西人之所恃，应兴办洋务，此其一。其二，曾国藩办洋务的一个重要内容，希望沿江、沿海各省均修造轮船，发展近代工矿业，这与镇压农民起义又有什么关系呢？至于说到兴办近代海军就更不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了，可见陈谷嘉的这种“重要动机”说是不能成立的。
（三）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要目的或重要动机是为了抵制外国的侵略，其作用是积极的。持这种观点的有徐泰来、喻盘庚、王继平、李时岳、胡滨、成晓军等人。徐泰来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虽然有两个：‘剿发逆’和‘勤远略’，但镇压农民起义的目的不是第一位的，他始终把自强御侮放在第一位”〔12〕。王继平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更重要的目的，乃是为了抵制外国的侵略”〔13〕。喻盘庚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动机，但主要是为了抵御外侮”。“曾国藩所办的洋务事业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对旧中国的近代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开拓和促进作用，促进了我国科技和教育的近代化，促进了我国军事的近代化”〔14〕。成晓军认为：曾国藩洋务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洋人的侵凌与威胁，使他觉得“有可能危及中华民族现有的生存环境和稳定秩序”，“正是这种危机感，使他感到西方文化的‘技艺’、‘术数’比中国礼教文化进步，故主张‘师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远之利’。这就是曾国藩洋务观产生和形成的原因。曾国藩的洋务观主要是‘师夷长技’，使中国‘自立’‘自强’以制夷”。也就是说，他办洋务的主要目的是为“自强御夷”。并且，曾国藩通过所办洋务事业，也明确表明了他的“自强御夷”的性质。同时，由于制器之器的引进，为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并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开了新风气，这是他对中国近代工业的一大贡献。还因制造船炮并为其服务的各项专门化技术工业的产生，对中国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新的近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无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5〕。笔者以为，他们的这一结论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的洋务思想。
（四）认为对内对外两个目的应随着当时形势的变化，有先后、主次之分。陈贵宗、李永璞认为：曾国藩办军事工业经历了一个“由专门剿发逆、靖内乱到与‘勤远略’、‘御外侮”同时并谋的过程”〔16〕。李、陈二人的这一观点，把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硬性分为两个时期，说前期只是为了“靖内乱”、“剿发逆”而没有“御外侮”的目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实，曾国藩从一开始购买船炮到制造船炮均是受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和《北京条约》签订的刺激。可以说，曾国藩从一开始办洋务就有“御外侮”的动机。还有，后期的“同时并谋”，也未分主次。因此，陈、李二人的观点是不妥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曾国藩洋务思想的研究，存在较大的分歧，意见很不一致。这说明：一方面，我们的学术研究在这段时期内既繁荣、又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另一方面，由于史料的有限性，治学方法和人们思想解放程度的不一致性，故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但出现了一个总的趋势，就是对曾国藩洋务思想的研究在不断深入，持全面否定态度的人越来越少，象前面所说的姜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姜先生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均持全盘否定态度，但到了80年代末，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持两点论了。当然，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研究曾国藩洋务思想的时候，不要只注重曾国藩所从事的事业的表面，更应注重其思想深处。还有，科研方法上不要以偏概全。
注释：
〔1〕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附录。
〔2〕姜铎《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 《文汇报》1961年12月28日。
〔3〕《论近代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与洋务派的分歧》， 《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
〔4〕《洋务历史试论》《人民日报》1962年9月13日。
〔5〕夏东元《清政府创办军用工业的性质》， 《华东师大学报》1958年第1期。
〔6〕杨国强《曾国藩简论》，《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7〕《曾国藩是爱国者》《湘潭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8〕殷绍基《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湘潭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编《曾国藩研究论文集》。
〔9〕姜铎《略论曾国藩其人》上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10〕黄明同《曾国藩与容闳》，《船山学报》1988年第1期。
〔11〕陈谷嘉主编《岳麓书院名人传·曾国藩》。
〔12〕徐泰来《洋务运动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 月第1版。
〔13〕《左宗棠与曾国藩之比较》《求索》1986年第2期。
〔14〕《曾国藩办洋务初探》《求索》1986年第2期。
〔15〕成晓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16〕《洋务运动的首创者——曾国藩》《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