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门:城市纪念碑的形成与消亡_建筑论文

前门:城市纪念碑的形成与消亡_建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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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门不仅是一座以建筑形象存在的老城门,更是一个包蕴着声音、视觉和综合感知的对象。鳞次栉比的小铺和露天摊,此起彼伏的吆喝叫卖,扰攘相接的招牌幌子……听觉的嘈杂、视觉的凌乱、感受的拥挤,构成了这里的日常景观。自清朝开始,前门的热闹扰攘就从来没有断过。向前翻看历史,前门修建于明永乐年间,初名丽正门,清改称正阳门。明北京城墙共九座城门,正阳门俗称前门,与民间称作后门的地安门分别据守中轴线南北两端,地位十分重要。明末清军占领北京后,强令原本居住在内城的汉人迁至位于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到崇文门、前门、宣武门之间的外城。大批移民带动了区域的兴旺,连接内外城的前门更成为非常繁华的所在。再向后延伸到新千年,前门在城市区域之外更透露老北京韵味和旧京华风致。这里涌动着形形色色的传奇,充塞着各个阶层、各怀目的的人。

      正是这种琐碎与庸常,使前门日渐焕发出纪念碑般的色彩。作为城市纪念碑的前门属于城市平民,它在传说、典故、日常生活和游子回望中生成,由一个个细节沉淀成集体的记忆,由一枚枚具象勾勒出乡愁的剪影。它一度披挂着近现代的风霜,镌刻着传统和民俗,每个人都能从中发现触动自己内心柔软处的回忆。作为城市纪念碑的前门与城市的成长与变迁休戚相关。然而,在近年来大兴土木的飞跃式新城区改造中,笼罩其上的纪念碑韵味却逐渐丧失。神秘的台湾会馆胶着高端人群,热闹的刘老根大舞台上演着与京味文化格格不入的东北二人转,堂皇的天街更是在完全虚置时空背景下暴露历史文化根脉的断裂——在焕然一新的新前门,再也找不到与个体相连的记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仿佛从天而降的幻景。

      一 纪念碑的生成:前门从建筑到意象

      如果天安门、故宫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前门则是那柔顺的,像荒草一般被践踏了、匍匐着但依然坚持生存繁衍的芸芸众生。老北京民谚有“前门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的说法,但百姓口中的“前门”,却并不单指正阳门楼——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有辉煌的天安门在北方遥对,正阳门的朴素青灰很难形成特别清晰的印象。所谓“前门”是一个区域,它包括城楼外的前门大街、街两侧的大商店、小胡同,还包括大栅栏、煤市胡同、鲜鱼口,甚至天桥一带。这片区域,正是数百年来京味市民文化的原点。

      在前门,可以看到最生动的北京民俗。这里既是交通要道,又是商业中心,还是娱乐场所,百货公司、大饭店、戏园子、澡堂子、照相馆,这里新旧交接、无奇不有。就连有关北京城的传说都少不了前门。据说,北京城由刘伯温按照八臂哪吒形象建造,前门是哪吒的头颅,两旁的门是哪吒的耳朵。①不仅如此,这片区域在北京文化的发展中更是发挥过实际功效。康熙年间,撰写《日下旧闻》的朱彝尊就住在前门外海波胡同(今海柏胡同),②其著作的许多段落都在天桥酒楼上起稿。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整理北京地理民俗的文献,《日下旧闻》不仅记录了宫室、皇城、官署,还记录了城市、风俗、物产等,成为后人研究老北京风貌的重要资料。这部官家史传之外的城市文献,相当于民俗学、社会学的记录。想必朱彝尊在前门开始有关北京总体文献的整理并非偶然:这满目的人群、充耳的市声演绎着体制之外的、最活络的北京平民生活,处身其中做研究正类似在田野做调查。

      清朝政局稳定时,前门作为内外城和满汉交汇之处而人气兴旺;而在民初动荡的岁月里,这里打破了森严的等级界限,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其间的颠沛与欣然,被现代文人用笔墨记录了下来。因此,在现代文学史上不时能够邂逅前门:它不仅孕育了许多文学作品,它与文化生活夹缠,从中可以窥得文人所思所感、交际爱好。民国八年(1919)六月五日,周作人在《前门遇马队记》中记述了作家出前门购物时遭遇马队,与众路人吓得仓皇逃窜的情景。既愤慨于当权者对民众的践踏,又反思人在暴虐面前荡然无存的自尊——一半讽刺、一半自嘲。张恨水《啼笑因缘》的故事也来自前门:据张友鸾回忆,1925年的一天,记者门觉夫请他和张恨水去前门外四海升平杂耍馆听大鼓艺人高翠兰演唱,之后没几天,就听说高被军阀抢去做妾。张恨水由此构思了这部刻画前门艺人命运悲喜剧的小说。1930年,张恨水手头宽绰,买下了前门外大栅栏12号一处闹中取静、“足资歌哭于斯”③的庭院,言辞间提及时颇为得意,可见其对前门的眷恋。老舍笔下也少不了前门:《骆驼祥子》里,祥子婚后躲着虎妞出来,“由毛家湾而西四而宣武门,往南往东再往南到天桥”,这一路逐渐热闹起来,确实是散心的线路。舒乙统计过老舍笔下的北京地名,像天桥、正阳门、前门五牌楼等地点,以及煤市街和鲜鱼口的戏园、大栅栏西街的青云阁、香厂路的城南游艺园、天桥的新世界游艺园、廊房头条的光容像馆、八大胡同等前门一带的热闹场所,无不被老舍的笔所触及。④鲁迅住在绍兴会馆时也常去前门附近消磨时光。他通常从绍兴会馆出发,逛完琉璃厂,走杨梅竹斜街一路东行,到大栅栏的青云阁会友品茗,然后从前门出去再向东,到不远处的东升平浴池洗澡后返家。在1912-1922年十年间的鲁迅日记中,类似的路线记述达34次之多。⑤前门不仅风雅、卑微、动荡,也洋溢着青春激情。杨沫《青春之歌》里写到在“十二·十六”运动中,学生示威游行的时候,林道静她们北京大学的队伍也是在过了前门大栅栏之后遇上东北大学、北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弘达中学的游行大队的。在这里我们发现,现代文人笔下的前门,多半只是一语带过,并不构成文学作品情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作为文学史料的价值大于作品中的形象。

      前门周边生活方便,却十分凌乱,它是亲切而平民化的,是疏离政权斗争和宏大议题的、相对琐屑的民间生活,这在与前门相关的事物如廉价的大前门香烟、大碗茶上体现得特别清楚。始自民国五年(1916)的大前门香烟陪伴了无数普通人的无聊生活。近百年世事跌宕,曾与之齐名的老刀、大英、三炮台等香烟已然湮没,大前门却即将迎来百年诞辰。曾以“大人物吸‘大前门’落落大方”为广告语的大前门,虽属于中低档乙级烟,很难与大人物联系;在品牌更新换代频繁的今天,它的风光更早已不再。但这款香烟对众多老百姓来说,命运平庸不是问题,寿数长久才是关键,它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见证岁月绵延。更有意思的是,大前门香烟最初由英美烟草公司在上海推出,后来又由青岛、天津和上海共同生产,除品牌之外,完全与北京没有半点关系。吸大前门,就是在烟雾升腾中与都城神会。与老百姓更亲近的大碗茶廉价又解暑,它在前门这个流动人口多且消费水平不高的地方特别受欢迎。1990年代,《前门情思大碗茶》以海外游子追忆童年的视角,将大碗茶与前门楼子、窝头、咸菜、杏仁豆腐、冰糖葫芦、蛐蛐儿等并列,这些胡同味儿使大碗茶与老北京恰当地融合。这首歌运用戏曲的唱腔和配器,听起来京韵十足,对大碗茶“世上的饮料有千百种,也许它最廉价,可谁知道它醇厚的香味儿,直传到天涯”的演绎,更着意突出其家常和平民化,以细小事物将抽象的京味儿具象化,为思乡情节找到依托,让漂泊游子获得依傍。前门的意象到了卷烟和大碗茶上面,才以物的形式独立了出来:一个突出历时的长久和记忆价值,一个渲染海外华人回首祖国的情结,二者都强调与前门的不可调和的距离,但也都具有新旧交接和延续的特点。便宜的卷烟、廉价的茶水,在前门唾手可得,所以特别有亲切感。

      正是由于其民间气息和与政治权力的距离,在影视剧作品中,老百姓成为与前门交织的元素出现并加以强调。电视连续剧《前门楼子九丈九》将“前门楼子九丈九,九条胡同九棵柳”的儿歌贯穿全剧,从民间“有钱能买下前门楼子”的说法展开故事;《大栅栏》讲述老商业街上民间经营的智慧和动荡时局中小民的挣扎;《正阳门下》虽将目光投向了改革开放前后,但聚焦的依然是社会底层的小市民。北京话、膀爷、八大胡同里的凄惨与卑下、风光不再的八旗子弟、与大宅门相对的大杂院、拉洋车的、收破烂的……一系列京味文化意象以及底层民众的形象在银屏中强调着前门与民生的联系。

      在参与构建区域现代文化形象和渗透民众日常生活成为影视剧情节主题的过程中,具象的建筑——前门慢慢退却,日渐呈现一种纪念性质。通过对平民化特点的不断强调,这片区域逐渐从背景走向台前,从庸常变成精品,从不值得单独书写的日常细节演变为当代人、海外游子对传统文化、历史事件、皇城遗事想象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个过程既来自因时间流逝使前门成为集体记忆的光环,也来自一种乡愁和归属感对前门的刻意营造。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史上曾经有过一段要和传统划清界限的决绝,但过后平静反思,人们复归传统、寻找历史根基和文化脉络、重新自我定位的思潮再度兴起。在北京的历史建筑中,前门以与紫禁城截然不同的地位和以与政治事件保持距离的身份,以亲近民生的姿态存在。它所代表的历史,是关乎平民命运的,是一种民众的历史,虽在政权中心,但政治色彩相对薄弱,映照着大时代中小个体的悲欢。它是一个文化词语而非政治词语,因此,对前门的认识比较容易在海内外各界华人圈里达成共识,适合作为集体记忆中文化乡愁的落脚点。

      前门与封建王朝、贵族文化的没落相关,也与中国近代史相关,所以它能够勾起人们的向往;前门与北京文化相关,也与北京命运相关,所以它容易令人唏嘘嗟叹;前门与普通平民相关,也与民间趣味相关,所以它特别使人亲近。把有关北京的近现代忧思和人们心底莫名的乡愁,以一个抽象的概念变成具体的事物,这是前门的能量。这种具象的乡愁,来自前门与老北京百姓生活的融合,反映的是京味文化中平民的、世俗的那一部分。因为它平庸、不显贵,所以才能渗入普遍大众的记忆,能够唤起孩子、老人、小人物的认同和归属感。在当代华人对中国的顾盼中,中国近代史是伴随着紫禁城、大鼓书、糖葫芦,以京腔京韵娓娓道来的。前门就是在近现代的波折动荡中,在北京的美丽与哀愁中,出落成这座城市纪念碑的。

      二 纪念碑的消亡:前门从实在到漂浮

      即便是封建王朝覆灭、新中国诞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未曾给前门带来太大变动。它太卑微,太具体,只关乎生活日用,在政权变革、时事更替的年代,前门的勃勃生机没有减弱。在这里越是物质贫乏、生活窘迫,民间自发的谋生方式越是以多种形式展现出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逐渐活跃,北京外来人口增加,前门一带的小胡同、大杂院生活成本低,又守着活跃的商区,更吸引了三教九流。那些早先萌芽的私人小本生意有如星火燎原,一下子旺盛了起来。前门人口密度极高,人们驻扎在此处,施展全身解数,以灵活的头脑和手段谋求发展,共同将前门营造成一个孕满生机的活体。但兴旺的同时,经年累月积攒下来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假冒伪劣充斥、胡同狭窄混乱、房舍私搭乱建、火灾隐患威胁,那些曾令前门引以为豪、精益求精的传统老字号更遭到廉价地摊货的驱逐……1999年,作家李金龙记录下了当时的前门景象:亿兆百货商店只剩下窄窄的一间小门脸儿;老店黑猴儿变成扬州洗浴按摩;久负盛名的致美斋左为桑拿中心,中间高悬旅馆牌子,右为只剩一间门面的四川风味小馆;从明代延传至今的六必居挂上了旅店的招牌,近三分之二的铺面卖起了杂货……⑥这是经济转型期的真实前门,一脸的焦躁不安、六神无主,对它的改造也多次提及。⑦

      “申奥”成功后,北京开始了整体修缮,前门大街及其周边的改造工程也随之展开,虽然进度不慢,可直至2013年,因施工而流失的人气却始终没有恢复。这种衰落,不在于建筑的倒下——这些建筑对于普通人的意义并不如想象中的重要,也不在于以仿古购物中心替代了老字号——那些老字号的文化味在改造之前就已寥寥无几。最重要的是,前门已经不再是人们心目中那个前门了。早先,使前门具有亲切感和纪念性质的,是它与那些和民生息息相关的具体事物之间千丝万缕的勾连;如今,使前门显得陌生、为人冷落的,则是细节的缺失、印象的漂浮——改造翻修后的崭新前门,余下的是现代性设计和规划的主观意图,却看不到接地气的民间生态。美国学者迪尔⑧将城市分为软硬两个层面。硬的方面是人工建筑环境构成的物质结构,如街道、建筑等;软的方面则是对城市进行的个性化解释,也就是居住者大脑中形成的感知定式。沿着这种视角可以想见,人们对前门的认识和感知,最初虽是借由建筑、区域等硬环境而来,却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复合期待定式。它一方面来自书本中已然逝去的宏大历史,另一方面也夹杂着情感经历和私人细节。这种期待虽然言人人殊,但也有一定总体性,表现为集体记忆中的文化乡愁,构成前门的纪念碑性质。遗憾的是,在前门改造工程中,重点在硬件工程的维修和复古上,忽略了软性形象的鲜明、统一。

      人们对前门印象的转变是一种综合感受,但不妨撷取几个区域片段,管窥其纪念碑性质消退的原因和表现。

      台湾会馆是新前门区域的重点建筑之一。由于清代六部排列在天安门到前门之间的道路两侧,进京办事、赶考的人要在附近落脚,前门外自然成为会馆云集之地。《都门纪略》收录的391处北京会馆中,位于前门周边的就有76处,⑨坐落在大蒋家胡同(现大江胡同)的全台会馆是其中很不起眼的一个,1949年以后更成了居民大杂院。1993年,全台会馆重新更名为台湾会馆,2009年得到修缮扩建,吞并了旁边的云间会馆和饭店,面积陡然增加了近十倍!会馆建筑结合了北方四合院的围合式院落和岭南建筑的高大形制,意在南北兼顾。然而,其以过高的岭南房屋充当北方封闭的合院围墙,深灰色墙体没有向外的窗户,给背后狭小的胡同和低矮的房舍造成强烈压迫。

      前门改造意在赓续传统,修复会馆在情理之中,然而,将那小小的全台会馆改造为庞大堂皇的台湾会馆却颇耐人寻味。这座会馆位于天安门、正阳门的东南,与台湾岛和大陆的位置相似,对它的态度和定位,突出了政策、资金的选择性扶植。在显赫的台湾会馆身上,帆船造型的仿古建筑将政治姿态和统战色彩包装起来,放置于模拟历史的环境中,不露痕迹地提示了两岸的渊源。会馆主要任务是商务接洽和文化交流,需要相对私密的环境,不能任意参观,其对台湾民俗、文化的宣传展览只是附加功能,每周仅开放一天,半公开性质将大部分游客拦阻在外;而前门是公众游览区,在这个原本最主张平等和多样化的空间里,这组关门闭户、不完全开放的建筑群,完全是一个庞大而不友好的特权禁区。可见,台湾会馆本身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使用和交流意义,与前门这片定位为平民区域的特色相去甚远。

      台湾会馆隔壁是一座更抢眼的披红戴绿、张灯结彩的“大花轿”,12个红通通的大字“过大年、赶大集、吃大席、唱大戏”赫然立于其上,周边墙上雕刻着“窗户纸糊在外、革坯房子篱笆寨、大姑娘叼烟袋”等民俗话,对联写的则是“谈情说爱费脑筋,吃饱肚子才能行”的大白话。这一团花红柳绿、令人瞠目的建筑,就是刘老根大舞台,它可以成为如今前门最大的败笔,与周边极不协调。前门紧邻天桥,本是民俗曲艺最集中的地方,虽有“阳春白雪”,但更多的是“下里巴人”。刘老根大舞台的突兀并不在艺术形式的雅俗,而在于它对这个北京民俗中心的入侵。伴随赵本山春晚小品和系列电视剧的热播,那种以东北话为标志,认同谋生智慧、俚俗趣味和通俗浅白的农民娱乐文化风靡全国。而老北京所崇尚的是一种源于皇城和学府的封建士人文化。即便是普通市民,也乐于欣赏一些需要背景知识和品鉴能力的娱乐项目,与东北风的农民文化格格不入。如今京味演艺事业处于弱势,曾经茶楼、戏园云集的前门地区只剩下正乙祠、广德楼、前门影戏馆等,在诸多保护和扶植下勉力维持。这种局面下要重建老北京文化场,特别需要本土氛围。虽然历史上的前门并不保守,但开放的前提是自身有底气、够强势,成为鲜明的文化主流。现在的前门,尚缺乏包容的能力。喧宾夺主的刘老根大舞台在前门造成东北文化进军北京的态势,有违恢复北京地域民俗文化氛围的初衷,破坏了前门整体印象的完整和统一。

      有“天街”之称的前门大街是区域改造的核心项目。作为北京中轴线的开端,这种规划显现梁思成曾赞叹过的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按照规划,对它的改造以保存、恢复为主,但推土机一响就不可抗拒,大片四合院倒下,原住民、原生态经济清理殆尽,天街充分显示了时尚建筑师的复古想象:道路两侧挺立着青砖灰瓦的民初建筑,80余个京城老字号亮出面貌整齐的黑底金字招牌,路灯上装饰鸟笼,胡同口架起牌楼,街中央来回行驶着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老前门的魅力来源于朴素的街巷、原生态的商业,以及居民、游客经年累月的行走痕迹。改造恢复了天街之名,把它设计成步行街,却并非为行走而设计——天街应当称为电车街,正中是专为铛铛车铺设的轨道,它有意隐瞒了街道的实用功能,突出它的景观性:一方面强调天街的皇家背景,另一方面提醒人们封建时代的贵族和工业时代初期的有轨电车一样都已经过时。可以想象,当游人脚踏整齐的条石,背倚复古的商场,在铁轨两边围观那庞大而昂贵的玩具车在街中穿行时,心中是怎样一种不真实:他们配合着环境,在假装的古代前门,坐假装的交通工具,假装游览,假装购物……轨道阻断了步行街横穿斜插的自由,所以连街道也成了假装的!难怪街两侧那些老字号在获得了诸多扶植之后依然难以维系,纷纷退出——在这样虚置背景、人为构建意义的环境中,主张货真价实的老字号也显得那么装腔作势。这个虚置背景、割裂时空的仿古前门,让人联想到颐和园古装买卖街或涿州影视城,其弊端在于以现代化主题公园的景观替代真实生活经验,虚置京味历史的根基,打断传统文化的脉络,将原本最值得引以为傲的资本弃之不顾。

      台湾会馆的政治内涵,刘老根大舞台的文化入侵,天街的人造景观策略……各种话语铺陈并置,哪一个都不容小觑,共同拼凑出众声喧哗、互不容让的新前门。借改造之机,相互争夺的每一股力量都试图壮大,而此前那个集体记忆中已经达成共识的,延续着传统、凝聚着乡愁的前门却在不停辗转跳跃的主题场景中被碾碎。城市纪念碑上那一块块真切可感的砖石被抽离,只留下一个抽象的意念,凌驾于仿佛凭空而降的簇新空间上。建筑虽然复古,记忆却断裂了,实实在在的前门显得漂浮不定。

      在北京,每一个地方都有历史,可它并不是一座因循守旧的都市。这里看得到CBD的高楼大厦,也容得下798的个性张扬,它们将过往掩埋在崭新的建筑群下,却并未招致非议。这些新空间的设计和形成甚至已成新北京的骄傲。然而,为什么人们偏偏接受不了前门的改造?空间丰富的含蕴既是前门的资本,也可以看作障碍。这片空间的魅力在于其多样性和兴旺的人气。这种人气不是房舍、街道等硬环境堆砌的,而是来源于兼容并包的民俗历史文化软环境。前门不是景观化的公园,也不是单一功能的商务区,它承载着生活,也面对游客观赏,还有休闲、娱乐、购物、饮食等各种功能,与城市生活夹缠融合。这样的前门,并非现代社会快捷整饬的规划所能建构。

      当代人总希望以现代思维方式对城市进行规划,而如何在尊重地区文化的同时合理规划,却自始至终是一个须要面对的问题。精心堆砌的建筑和刻意设计的道路与繁荣的城市文化无关。城市魅力由生活其中的人共同塑造,人们生活的过程就是文化之源。在霍华德、柯布西耶等现代城市设计师的影响下,统一、整齐、简洁、便利成为现代城市的标准形象。这些“花园城市”或“光辉城市”建筑在一片空白上,突出功能性和快捷性,有悦目的景色和宜居的特质,却缺乏历史根源和文化根基。其设计理念并不适合移植到有八百年历史的古都老北京之上。北京前门与《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雅各布斯所崇尚的那种有生命力和人情味的老街区⑩相类,对它的更新改造要顺应其生长机理。如果粗暴简单地推倒、翻新、重建,结果就是历史文化传统的断裂,是城市形象与市民期待的错位,是人气的荒芜。前门开在北京城墙上,城墙隔断内外,划出了城市的界限,勾勒出城市的形象。这个界限是否会在不断规划、改造中变得含混?气质独特的城市文化会不会随着更新而沦为平庸?如何在物质的淘汰中使历史文化与当代发展相接续?这是古老城区改造重建最需要考虑的。

      前门象征着民间创造力,它顽强的生命不会轻易覆灭,总是春风吹又生。但它的生命力来源于自然,如果受到的关注和干预过多,哪怕善意的拔苗助长也将适得其反。前门是活的,虽有城门、箭楼、大栅栏牌坊之类年深日久的标志,但它并不是保护在展柜里的化石,而是沾染着尘世烟火气的生命体。前门之于北京,是一座活的纪念碑,生长、改变、衰败……它在生长中不断记录,在衰败后谋求复兴,将这座城市的每一代荣华、每一次风霜、每一缕喘息烙印其上。

      ①详见陈学霖《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三联书店,2008。

      ②李金龙:《皇城古道北京前门大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第282页。

      ③刘东黎:《北京人文地理图志:北京的红尘旧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第146页。

      ④舒乙:《谈老舍著作与北京城》,《文史哲》1982年第2期。

      ⑤《青云阁:展示老北京韵味的风采》,《北京日报》2009年12月27日。

      ⑥李金龙:《皇城古道北京前门大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第343~344页。

      ⑦张秀宝:《对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空间重构的思考》,《中国名城》2014年第6期。

      ⑧[美]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李小科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第203页。

      ⑨张惠岐、罗保平:《北京地方志·前门大栅栏》,北京出版社,2006,第63页。

      ⑩[加拿大]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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