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抗战文化 吹响号角 抗战精神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对日本侵略者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还特别重视文化斗争，最大限度发挥文化在抗战中的作用，注重抗战文化建设，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战文化阵地，使其成为对敌斗争的一大利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化，可谓是动员之广泛,声势之浩大、队伍之壮观,威力之猛烈,影响之空前。
一、坚定文化自信，发展抗战文化
在民族危亡日益深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科学理论主张。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科学理论、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坚定了抗战胜利信心，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中国共产党是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促进者。通过建立广泛的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团结广大文化人士,有力推动了抗战文化运动的开展,培养了大批抗日文化新生力量,改变了一些地方文化落后的面貌,促进了抗战文化的繁荣，开辟了一条动员广大群众抗日的重要途径。
二、以文艺为刀枪，吹响抗战号角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以笔为戈，记录民族苦难、唱出民众心声、吹响时代号角，创作了无数富有战斗性的文艺作品，涌现出众多传世经典。抗战话剧、抗战诗歌、抗战电影、抗战美术、抗战歌曲成为时代文化最鲜明的组成部分；硝烟中、战火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到处兴起了抗战文化的热潮，激荡着全民抗日的呐喊与怒吼，回响着英勇杀敌的血性与豪情。
（一）新闻报国：铅字和子弹共鸣，笔杆与枪杆齐飞！
书生，迎向炮火就是战士。纸笔，浸透鲜血铸造刀枪。日本侵略者的肆意妄为激起新闻媒体的“熊熊烈火”，他们利用舆论喉舌为抗日战争鼓与呼。《新中华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八路军军政杂志》《救亡日报》《解放日报》《拂晓报》《江潮报》……一版版痛斥日本侵略者的铅印“字弹”，一版版颂扬人民军队胜利凯旋的战报，在敌后根据地广为传阅！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报纸刊物宣传工作，在八路军根据地有《新中华报》《解放日报》[ 1941年5月16日，《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在国统区有《新华日报》，在新四军根据地有《拂晓报》《江潮报》。其中，创立于1939 年 1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是抗战时期共产党人边办报边抗战的缩影。它曾被朱德评价为“一张华北版《新华日报》顶一颗炮弹，而且天天和日寇作战”[ 宋好著：《敌后新闻事业的先锋战士》，《军事记者》，2015年第7期。]。
（1）“背起报馆打游击”
《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在山西沁县后沟村诞生。该报的总编辑兼社长何云，早年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38年在《新华日报》国际版任编辑，随后受组织安排创立《新华日报》（华北版）。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开始对敌后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何云在激烈的反“扫荡”中，他带领整个编辑部“背起报馆打游击”，他们一方面荷枪实弹与敌人周旋，另一方面将办报的必须品诸如铅字架、轧墨机、脚踏机等改造为轻便灵活的类型，这样战斗一开始，只用三匹骡子即可将报馆驮走。他们这样边抗战边办报，及时报道华北抗日军民的对敌斗争，因此《新华日报》（华北版）被誉为“华北人民的聪耳，华北人民的慧眼，华北人民的喉舌”和“华北抗战的向导”[ 甄寿英著：《华北新闻抗战事业的开拓者》，《采写编》1998年第10期。]。
（2）一文一武“双星”陨落
何云不仅有过人的胆识，更有与生俱来的豪气。有一次他与来访的重庆《新华日报》记者陆诒饮酒谈天，他很自豪地告诉陆诒：“你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只是笔杆抗战而已，可是在此地，则是铅字和子弹共鸣，笔杆与枪杆齐飞。”[ 邢兆远、李建斌著：《文章浩荡卫神州——忆英烈何云和<新华日报>华北版》，《光明日报》，2015年9月3日第7版。]确实如此，在根据地办报时刻都面临各种危险，就在1942年5月，日军集结重兵，对太行山辽县麻田一带进行“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企图摧毁八路军总部和《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就在这次反“扫荡”中，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左权于5月25日牺牲，三天后何云也不幸中弹牺牲。他们二位是同年生、同年逝，得知他们牺牲后，刘伯承沉痛地说:“实在可惜啊！一武（指左权）一文（指何云），两员大将，为国捐躯了！”[ 何立波著：《何云与骡背上的<新华日报>》，《党史博采(纪实)》，2015年第4期，第38页。]全国解放后，左权将军和何云烈士的忠骨移至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内，何云安葬在左权将军墓的左侧。
（二） 歌曲风云：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抗战的烽火激发了根据地音乐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为他们提供了不竭的创作源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保卫黄河》《到敌人后方去》《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八路军军歌》《新四军军歌》《延安颂》《游击队之歌》…… 一首首饱含着不屈战斗精神的歌曲，在延安、在晋察冀、在抗日根据地唱响。在高昂的抗战歌声中，广大军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直到将日本侵略者打败！
抗战时期的歌曲，以其独特的视角，解读出中国发展的趋势，其中传唱70多年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诞生在今天北京房山霞云岭堂上村。创作这次歌曲的作家，名叫曹火星（原名曹峙），1924年生于河北省平山县。1938年冬，八路军120师挺进支队，转战到平西抗日根据地。1939年，在房山的山南村组建了群众剧社，曹火星成为剧社的一员。不久，剧社的驻地搬到了霞云岭的堂上村。
1943年9月2日深夜，地铺上的战友们都因一天的奔波劳累早早地进入了梦乡。19岁的曹火星却辗转反侧、不能成眠。生活的体验使他感慨万千，灵感涌现。一个鲜明的主题，在他脑海中升起，一个滚烫的旋律，在他的心中燃烧。他再也躺不下去了，他要把这真情实感写下来！于是他翻身坐起开始了创作。经过一夜的反复推敲和修改，他终于完成了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这首歌曲，自从在这个小山村首唱出来之后，就一直伴随着抗战的烽火硝烟，伴随着人民群众高涨的抗日热情传唱开来，从小山村唱到晋察冀，唱到革命圣地延安，唱遍了全中国。后来毛泽东同志听到了这首歌曲，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王向辉、樊志华著：《“颂党第一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诞生背后的故事》， 《共产党员(河北)》，2019年第6期，第53页。 ]。从历史的高度增添了精彩的一笔，逻辑上也更加严密，成就了一曲流芳千载的佳作。
（三）曲艺号角：舞台是抗日战场，戏剧是杀敌刀枪！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群众戏剧运动书写了令后人惊讶的传奇，大批反映抗日战争的话剧、秧歌剧以及京剧、豫剧、河北梆子等传统戏剧风行一时，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剧作家。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这些戏剧为光明而舞蹈，为自由而歌唱，它们贴近民众、鼓舞士气、宣传抗战，是中国戏剧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章。在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推动下，身处国统区的许多进步作家创作大量戏剧，为鼓舞广大人民的抗战意志发挥了重要作用。
（1）秧歌剧《兄妹开荒》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指出，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要重视民间粗浅的文艺形式，在你们的提高下这种群众的文艺将会变成参天大树。”[ 公玺著：《新秧歌运动的兴起———谈<兄妹开荒> 的创新与影响》，《当代音乐》，2017年第15期，第96页。]毛主席的这句让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鲁迅艺术学院教师王大化深有感触。此时，抗战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一方面来自国共摩擦日益严重，另一方面日军不断扫荡封锁，使得陕甘宁边区陷入经济军事双重困难的危机境地。特殊时期有特殊政策，边区政府发动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大生产动员令。就在1943年的一天，大清早头遍鸡叫后，边区的人民从家走出到地里开荒，这一幕被王大化和李波捕捉。他们这个时候有了新想法，“要把大生产中的模范榜样反映出来，宣传他们的光荣事迹”，于是以劳动模范英雄马丕恩父女的事迹为原型的秧歌剧《王小二开荒》诞生了，该剧借鉴陕北民间曲调经过一番改造和利用变成新的艺术形式。据李波回忆：他们看到把自己开荒生产的事都编成戏了，感到非常亲切，但他们不说《王小二开荒》而说“兄妹开荒”。从此，《兄妹开荒》便代替了原来的剧名，在群众中流传开了[ 方正、刘剑主编：《撞击艺术之门》，《<兄妹开荒>妹妹扮演者李波回忆演出盛况》，第444页。]。
《兄妹开荒》重点表现的是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他们摒弃了旧秧歌剧中那些男女调情、争风吃醋的低级趣味，相反则输入健康的、明朗的生活情趣。全剧仅兄妹二人，用“误会法”构成一出既有浓郁生活气息又生动活泼的小戏，反映了“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农民的高涨的生产热情和欢乐的劳动生活，展示了他们翻身解放后的精神面貌。
（2）历史剧《屈原》
在根据地有各种新颖的曲艺文化，同样在国统区的进步戏曲家也创作大量戏剧。其中，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在武汉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他还创作了大量话剧剧本，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六出历史悲剧作品。其中，1942年1月2日至11日，郭沫若仅用10天时间，一气呵成五幕历史剧《屈原》。历史剧《屈原》正是借饱受强秦凌辱的楚国，来暗喻正遭遇日寇侵略的中国之现状。从1942年4月3日起，横空出世的《屈原》在国统区连续公演了十七天，座无虚席，掌声雷动。公演后很多观众反复朗诵剧中的台词，从中汲取力量，抵抗日寇。
（四） 画笔刀枪：用颜料铭记历史，用画笔镌刻战争！
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救亡成为美术创作压倒一切的主题。美术工作者在创作作品时，也向世人昭示“我愿我的每一笔都为了抗战”。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美术创作活动非常活跃，以“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团”为代表的美术工作者，深入敌后，一面作战，一面利用短暂的战斗间隙来完成他们的作品，在艰苦的敌后斗争生活中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揭露了日军暴行，表现了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敌，反映了广大民众开展的人民战争，描绘了抗日根据地的战斗生活，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重要作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套色木刻版画——保卫家乡（门画）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绘画材料和用具如颜料、画布、画纸、画笔等极为短缺，频繁的战事更增加了美术创作的困难。根据地的美术工作者就地取材，用宜于木刻的梨木板、枣木板作画板，自制绘画材料，进行创作。木刻成为抗日根据地流传下来的最多的美术作品。其中套色木刻版画——保卫家乡（门画），就是当时青年版画艺术家彦涵的作品。
彦涵[ 刘千著：《人民艺术家——版画艺术大师彦涵掠记》，《中国美术》2012年第1期，第50页。]原名刘宝森，1938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1938年冬，鲁迅艺术学院木刻工作团成立，彦涵成为木刻团的重要成员。这幅创作于抗战最困难时期的木刻版画，是一幅左右对称的“门画”。按照中国传统，门上贴的往往是门神的画像，彦涵在这里却赋予门神“新生机”。他用自己的画笔，把八路军和民兵的形象搬到门画像里，整个画面淳朴真实，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画上的小脚女性在当年还引起了争论，有人说这是落后的表现，彦涵却认为艺术要尊重历史，“连小脚妇女都踊跃投入到保卫自己家乡的战斗中，这难道不正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写照吗？”。彦涵的艺术手法是众多木刻艺术画家的代表，他们用手中的画笔，创作了大批优秀的木刻艺术作品，很好地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
（2）漫画利器——看你横行到几时！
漫画以简单而夸张的手法来描绘生活或时事。它一般运用变形、比喻、象征、暗示、影射的方法。构成幽默诙谐的画面或画面组，以取得讽刺或歌颂的效果。翻开中国的漫画历史，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漫画家们以漫画为武器，揭露日寇的暴行，唤起民众，鼓舞士气，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其中以张仃的漫画——《看你横行到几时！》[ 张仃著：《张仃漫画》，辽宁美术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第20页。]最具有代表性。
张仃[ 张仃著：《张仃漫画》，辽宁美术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第4页。]生于辽宁北镇，从小就对绘画有着浓厚兴趣，上世纪30年代，就读于北平美术专科学校。身处北平的他，无时无刻不对故土惦念，流亡之痛和社会黑暗使他内心总有种种苦楚。在这种情况下，他利用讽刺的漫画，来充当表达揭露黑暗的利器。这幅《看你横行到几时！》就是发表于1936年《中国日报》。漫画中把日本帝国主义刻画为一个横行霸道的螃蟹，而距离近在咫尺的中华民族这个“炸弹”引线已经点燃，透过作品仿佛能听见引线滋滋燃烧的声响。通过这样夸张的方式放射出中华民族在饱受凌辱后将会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力量，还反映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侵略行径终将以失败告终。
（五）热血文学：人民文艺出硕果，优秀文学呈井喷！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的烽火把广大作家从狭小的都市生活圈，卷进战火纷飞的前线和质朴的民众中。他们在这一新形势下，接近了现实，投进了崭新的战斗生活。他们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创作了一部又一部群众喜闻乐见，反映抗战时期的战斗与生活，歌颂抗日志士，鞭挞民族败类，鼓励与启迪民众投入抗战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是有力的战斗武器，像投枪，像子弹，像为勇士吹起的号角，鼓舞着人们为国家的自由、为民族的解放而战！
（1）抗日墙头诗
街头诗也称为传单诗、墙头诗、岩头诗等，即这些诗以人民大众为对象，以具体的战争及政治事件为题材，采用简捷的短诗体式；写好诗歌后，或张贴在街头、墙头、岩石上，或印成传单加以散发。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印刷条件差，纸张极度紧张，在这一特定情况下，墙头诗应运而生。墙头诗也称街头诗，1938年1月，诗人田间、柯仲平等在延安倡导墙头诗运动。延安的诗歌团体——战歌社、战地社成员都积极参与。大批佳作和一批新诗人出现在各个根据地。
1940年新四军和南下的八路军在盐城会师，创建了盐阜抗日根据地，那里曾聚集了阿英、贺绿汀、冯定、丘东平等大批文化战士，由此出现了许多有特色的墙头诗。如“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当兵要当新四军，赶走鬼子享太平。”这首街头诗通俗易懂，老百姓也喜闻乐见，并且有极强的教育意义，号召广大民众积极参军，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
（2）大众文学运动——冀中一日
1941年，为庆祝冀中军区八路军三纵队成立三周年，党中央专程送来毛泽东同志的亲笔题词：“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冀中军区主要领导程子华、吕正操、黄敬等同志考虑到要更好地反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的伟大史实，从高尔基主编《世界一日》、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得到启示，决定组织写作《冀中一日》并确定5月27日为写作《冀中一日》的日子[ 冯译冉著：《探析“冀中一日”文艺运动》，《邢台学院学报》第28卷第3 期，2013年9月。]。
据吕正操回忆《冀中一日》讲到，每个群众，每个战士，每个干部，都热切地期待着五月二十七日这一天的到来。站在抗日斗争最前列的冀中军民，对于自己的革命事业是热爱的，对于战胜日本侵略者是充满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他们把“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当成一种对自己的鼓舞，对敌人的示威。之所以选择5月27日，是很多连队为了获得一个好的题材，经过上级批准，选择5月27日这一天打下了敌人的据点。到了5月27日这一天，能动笔的人都动笔写作，据统计，亲自动笔写稿者有十万人。不能动笔的请人代笔，许多不识字的老大爷、老大娘，也都热心参加了这一写作运动。各地送往“冀中一日”编委会的稿件，要用麻袋装，大车拉。
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活动得到了军民的广泛参与，活动收到稿件达5万多篇，最后选定233篇，于当年10月油印出版。但在日军的扫荡中，油印出版的《冀中一日》征文集未及发行，大部分失散了。值得庆幸的是，在195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根据找到的当年《冀中一日》油印本第一、第二辑整理出版的新版《冀中一日》。《冀中一日》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是一次大众文学运动的伟大实践。它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冀中地区犯下的残暴罪行，反映出冀中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战斗的抗战生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六）烽火影像：爱恨仇气势悲宏，家国情义愤填膺！
中国的血色影像伴随着日本军队入侵中国而“迅速出现”，尤其是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中国的血色影像以其独特方式，记录着中华民族血淋淋的抗争，尝试着表达个体民众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创伤。无论在什么地区，影视界的人们都力图发挥电影特有的煽动力，继续鼓舞民众深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特别是根据地的抗战影像，犹如破寒的梅花，绽放出一个民族不可屈服的血气、意志和深层的情感，给人鼓励，催人奋进，发人猛醒。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政治部专门设立了摄制新闻纪录片和新闻照片的机构——延安电影团[ 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编：《延安文艺丛书（13卷）——电影、摄影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3年10月出版，第4-12页。]。它1938年在陕北延安正式成立，团长由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袁牧之负责艺术创作，工作人员有吴印咸、李肃、叶昌林等9人，由此开创了人民新闻纪录电影事业。摄制纪录片《延安和八路军》《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又称《南泥湾》）《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数部[ 刘妮主编：《亲历延安岁月——延安电影团摄影纪实》，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第2-3页。]。摄影师吴印咸、徐肖冰等人在摄制影片的同时，还在陕甘宁边区和前线拍摄了大量新闻照片，记录了抗战时期中共领袖人物、高级将领、根据地军民抗战业绩和经济文化建设的成就。
《白求恩大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一直到现在对于中国人民而言，都是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这要归功于“延安电影团”成员吴印咸拍摄的有关白求恩大夫工作生活的宝贵素材。《白求恩大夫》一片生动表现出白求恩对工作的严肃认真，对中国人民的满腔热情以及战士和群众对他发自内心的感谢与热爱。
三、领导文化抗战，凝聚抗战精神
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化，同样也是一种文化抗战。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中华民族和国家观念的普及，让四万万中国同胞由传统的血缘认同、种族认同、乡土认同，逐渐转向全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认同。
2、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以《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的理论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成果，使得延续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在重要的历史时刻找到突破瓶颈走向复兴的道路与理论。
3、凝聚了抗战精神。在文化抗战的洪流中，在寻找“中国往哪里去”的征程中，树立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小 结
在中国抗战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斗争和文化运动，对抗战的宣传和鼓舞、支持和推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最终取得胜利提供了巨大精神动力和深厚民众基础。
论文作者:韩小昆
论文发表刊物:《教育学文摘》2020年第2期
论文发表时间:2020/4/14
标签：冀中论文; 延安论文; 文化论文; 华北论文; 中国论文; 抗战时期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教育学文摘》2020年第2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