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中国红军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战论文,红军论文,中国论文,战略论文,张闻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征胜利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订，红军开始了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性转变。时为中共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洛甫）和红军主要负责人毛泽东等直接主持、领导了这一复杂而重大的历史性转变工程。对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和贡献，理论界、学术界作了较多的论述和很高的评价，这无疑是不错的。但是，对这一时期张闻天的重要历史作用和地位，人们却不甚了解，学术界也较少论及。本文拟就此作一论析。（注：对本课题的系统的研究，前此尚无人做过。对此有所涉及者，主要有：程中原：《张闻天的军事贡献》，《军事历史》1992年第4期；李云龙：《张闻天与抗战初期我军的战略方针》，《张闻天研究文集》（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页，可参。）
一 战略转变任务的提出和军事运行机制的调整
在中共领袖集团中，张闻天是首先对中共和红军提出战略转变任务的人。（注：此前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际七大精神，发表《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对统一战线作了新的解释。但因中共中央此时正在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电报联系中断，并不知悉此一情况。）1935年10月，中国红军长征刚刚到达陕北，面对日本疯狂侵略所引起的时局发展的新的情况和特点，张闻天敏锐而及时地对中共和红军提出了新的战略任务。10月22日，张闻天在陕北吴起镇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在会议上明确指出：到达陕北苏区根据地，标志着长征任务的最后完成，“应使战斗员了解，一个旧的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新的战略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把土地革命战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注：张闻天选集编辑组选编：《张闻天文集》（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以此次会议为标志，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揭开了红军战略转变的序幕。
11月3日，张闻天率中共中央领导及中央机关北移瓦窑堡“安家”。到瓦窑堡后，张闻天便全力投入战略策略的转变工作。11月13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指出：当前的任务是“发动群众，粉碎敌人军事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注：《瞭望》1990年第35期，第18页。）根据此一精神，当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及《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的决定》两个文件，对统一战线策略作了新的解释，强调和号召“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部队……都应该联合起来”，以“一切斗争方式”来展开抗日反蒋斗争。（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4页。）11月17日，张闻天又写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一文，对抗日统一战线策略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文章指出：目前“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任务，就是经过怎样的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注：《张闻天文集》（二），第9-10页。本段其余引文出处同此。）文章打破过去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严重局限，明确地提出了“利用上层的统一战线”，并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把将要到来的伟大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放在自己的领导之下”的策略思想。文章强调，上层统一战线的重点是各派军阀的武装队伍，共产党和红军决不拒绝和他们订立作战协定，必须寻找每一个可能的同盟者，大胆地推动一切抗日反蒋的力量到前线去。
以上情况表明，张闻天在启动中共和红军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策略转变的开始，即敏锐地预见到了红军战略转变的方向、道路和原则等基本理论和策略问题，为这一转变勾划了基本的轨迹。
在红军的运行机制方面，针对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着的战略任务转变的新问题以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暴露出来的红军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张闻天主持下，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调整。
首先，关于红军的领导机制，在张闻天的主持、领导下，作了重要的调整和改善。鉴于博古、李德过去在军委工作上实行的那种个人包办一切、压制不同意见的“极端的恶劣”的领导方式（注：《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张闻天主持工作后，立即在军委中果断、坚决地建立集体领导制度，并将这一制度推行到中央苏区和在湘、赣等地活动的红军二、六军团等中去，令其“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注：《中央及军委关于战略问题给二、六军团的指示》（1935年2月11日），《文献和研究》1995年第2期。），指出：“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注：《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电》（1935年2月5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以杜绝党或军队首长个人说了算的弊端。
其次，在党和红军的关系上，张闻天明确、坚决地实行党指挥枪的原则。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电报中，即已明确要求：关于“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问题，军委必须提交党的中央分局讨论。（注：《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电》（1935年2月5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张闻天再次反复地强调了党对军委的领导，重申：“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注：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这一规定，既保证了中央对军委的领导权及对重大军事问题的决策权，又保证在具体的军事指挥上，军委可以全权决定、决断专行，随时机动处理瞬息万变的军事情况的独立机动的指挥权，从而使中央对军委的领导权与军委的具体的战斗指挥权二者的关系得到较好的协调。显然，这是红军建设上一项具有巨大意义的举措。
再次是关于红军军事领导人的拔擢问题，在当时频繁而紧迫的战争条件下，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张闻天当选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以后（注：张闻天1935年2月5日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地方当选为中共中央“负总的责任”者。），力排种种异议，经他多次提名而使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地位连续擢升，并最终成为中央红军军事指挥上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红军指挥圈中的地位，遵义会议后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注：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遵义大捷后，经张闻天提议上升为“前敌政治委员”（注：《遵义会议前后的四十一份军事电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在打鼓新场，又经张闻天提议而进一步进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注：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第219页。）。对此，杨尚昆（时为红三军团政委）写道：“2月5日，到了‘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常委决定闻天同志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他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注：杨尚昆：《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人民日报》1985年8月5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考虑到中央红军与红二十五军及陕北红军就要会合，1935年11月初在下寺湾，张闻天又以中共总负责人身份向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建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提名毛泽东为西北军委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进入红军指挥圈并迅速上升为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使红军在军事指挥上获得重要的有生力量，而在这一过程中，张闻天的扶助和支持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注：参拙文：《张闻天在扎西会议中历史作用及地位的重新研究》，《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从长征后期和到达陕北后红军及苏区发展的大量事实可以知道，对红军领导机制的完善化以及扶助、支持毛泽东等杰出军事家成为红军军事首领，不仅在当时对红军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的下一步的发展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 军事发展方向的把握和方略的抉择
在中共和红军发展史上，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至全面抗战爆发，是中共和红军走向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当时中共领袖集团能够正确把握军事发展方向并对相应军事方略作出合宜抉择，保证了红军力量的迅速恢复、发展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大。在这一过程中，张闻天始终主持其事，决策部署，显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战略家的清醒明智的高远目光。
围绕着红军的发展战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初期，在张闻天主持下中共中央和军委首先抓了两件大事：一是积极发展红军和巩固、扩大陕北苏区；一是组织东征军事行动。当时的情况是，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不仅人数锐减，而且局促于西北一地，政治影响也大为下降；国民党将红军视为强弩之末，积极调集军事力量，准备将其一举消灭在贫瘠的西北地区；同时，在当时的舆论看来，红军的抗日口号不过是一种宣传姿态，实际上它不仅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真正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红军和苏区的力量、影响如果不能迅速扩大，则不仅不足以充当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而且有被国民党彻底击溃、消灭的可能。面对这种情势，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进行谋划，决定提出相应方针。当时出现两种不同意见。毛泽东主张抓紧时间扩大苏区，并东征山西。中央和红军一些领导人认为部队已极疲劳，先应进行休整，担心东征的结果会顾此失彼，最终连陕北根据地也保不住。张闻天在听取两种不同主张的基础上，对形势作了全面的分析，指出：根据中央苏区的教训，局促于一个地区，并不能巩固；扩大与巩固，现在应特别着重于扩大。巩固与发展两者不是对立的，目前的方针应是从发展中求巩固。（注：《张闻天文集》（二），第39-40页；第73-79页。）陕北和陕甘边区地域辽阔，但地广人稀，兵源不足，给养困难。而东征可有三大好处，一是“过河东征，红军才可发展”；二是“高举抗日旗帜，可以取得全国同情支持”；三是山西“阎锡山不经打……取胜可能性较大”，可以在山西开辟新的苏区。（注：刘英：《在大变动的年代里》，《新华文摘》1991年第12期。）在张闻天主持下，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了西北军委主席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定翌年1月扩大红军5000，赤化宜川、洛川，完成渡河准备；2月渡黄河东征，用半年时间将山西西部吕梁山区开辟为初期根据地；然后相机北出绥远，对日直接作战。（注：刘英：《在大变动的年代里》，《新华文摘》1991年第12期。）会上，在采纳毛泽东东征建议的同时，张闻天也采纳了少数同志的意见，使作战方案更加稳妥，确保过河部队不与陕甘根据地相脱离。为保证东征目标的实现，当时张闻天还决定：“中央领导随主力行动，到红军中去”（注：刘英：《在大变动的年代里》，《新华文摘》1991年第12期。），并决定由李维汉、凯丰等组织地方工作委员会，随军做扩军、筹款、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等工作。
1936年2月至5月，由陕北红军主力组成的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后，接连取胜，先后占领同蒲线，直逼太原城，大有东出河北与日军直接交锋之势。东征行动最后虽由于蒋介石派陈诚以大兵支援阎锡山，未达到全部目的，但以区区数万红军，而敢分兵东向抗日，这在全国包括在国民党部队将领中引起巨大震撼。因此，东征赢得了一个最大的成果，这就是，它使中共和红军的爱国诚意得到全国各阶层，包括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西北军的信任。当时上海社会名流如宋庆龄、鲁迅、茅盾等，也纷纷来信，予以赞扬。因此，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后来之所以能发挥巨大影响，东征之举实为一个极重要的铺垫。同时，东征使阎锡山看到红军的力量；在日本侵略势力的节节进逼下，他最终决定改弦更张，联共抗日，从而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山西的形成。东征还使红军补充了大量兵源，增强了力量。东征之后，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联合的步伐也大大加快，统一战线在各个领域的开展也大为加速。
除东征外，从长征到达陕北至全民族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红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总的原则旗帜下，还根据形势的发展，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行动，如：到达陕北初期开展的陕甘游击战争（1935年11月），西征（1936年5月），西安事变后为争取国内和平配合张、杨而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敌强我弱条件下的持久抗战而实行的从国内正规战争转到抗日游击战争并分批出兵敌后的行动，等等。对于这些重大军事问题、军事行动的决策和部署，军委负责人毛泽东和西北军委（洛川会议后扩升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无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应看到的是，按照当时凡属重大的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皆由军委提出交中央讨论决定的制度，这些重大军事问题、军事行动的决策、部署，又都是在张闻天主持下，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而张是最主要的决策者之一。同时，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知道，在上述问题的决策中，中共中央和军委内曾多次发生意见的分歧，如关于东征决策、西安事变后的军事对策，以及抗战全面爆发后从正规战争向游击战争转变的决策等，都曾发生较大争论。而在这些分歧的意见中，作为中共中央负总责者的张闻天始终能够坚持对于问题的清醒、冷静的分析，把握决策的正确方向。在决策中，他不仅代表中央对各个重大军事决策从理论上、政治上作出透彻的分析阐述，而且直接领导行动的组织、部置，并曾多次亲赴前方直接筹划或做持有不同意见的高级将领的思想工作使其服从中央决策。（注：《张闻天文集》（二），第79页；第217页。）可见，在上述重大军事问题、军事行动的决策、部署中，张闻天也都发挥着最高主持者的极重要的作用。
三 军事战略方针的制订
在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过程中，红军在军事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合乎当时实际并区别于内战时期的战略方针。其中，全面抗战方针、持久战理论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策略。是构成中共和红军在当时乃至整个抗战时期军事策略思想体系的三大基础理论。这一体系的形成，乃是中共领袖集团集体智慧的结果，其中直接负责军事工作的毛泽东等的作用已为人们所熟知，而作为中共最高负责人的张闻天主持运筹、谋划决策，发挥着他人所不能替代的领导作用，人们则甚少予以重视。
抗日持久战的思想与理论，是在中共领导集团对中日双方矛盾关系及力量对比的客观估量与研究之上逐渐形成完整体系的。张闻天是中共领袖集团中提出此一理论的第一人，也是此一理论的主要的奠基人之一。张闻天有持久战思想并非偶然。还在长征出发前夕，他即在《红色中华》发表署名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阐述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指出战争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注：《张闻天文集》（一），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16页。），并对斗争中的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两种倾向作了批评。此一社论为红军实行长征转移，从理论上作了准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随着大规模抗日战争的迫近，张闻天在对敌我关系进行冷静估量的基础上，在中共党内首先提出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战思想。1935年12月，张闻天在由他起草的著名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在对国内外形势进行分析之后，明确提出：“把这一形势同目前依然存在着的不平衡发展的形势合起来看，就知道中国革命保持了一种持久性”，必须“为着同敌人作持久战而准备自己的持久艰苦工作”。（注：《张闻天文集》（二），第45页。）1936年4月，张闻天在《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又指出：“抗日战争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决定胜负的，这是一个持久战。”文章同时指出：“共产党员在准备与组织大规模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应该学习如何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与保卫中国的防御性口号下组织进攻，在进攻中知道如何巩固自己的阵地，如何组成源源不绝的后备军走上前进阵地，如何使先锋队与后续队密切的联系起来，而且同可能发生的保守主义或冒险主义做斗争……在这中间我们应该运用一切作战的方式，对付顽强的敌人，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注：《张闻天文集》（二），第95页。）此后张闻天又不断发表文章和讲话，号召全党：“积蓄雄厚的力量准备持久战，使中国革命得到最后的胜利。”
全国大规模抗战爆发后，张闻天在洛川会议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强调持久战问题。”在报告和发言中，张闻天从中日双方情况及国际形势，战争曲折发展的趋势，日本不能坚持持久战争的弱点及中共在持久抗战中的方针任务等方面，对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作了全面的论述。张闻天指出：“争取抗战胜利，这是艰苦、持久、变化很多的斗争过程，要准备持久战争。持久战，包含进攻、防御、退守等。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是艰苦斗争的过程。”可能发生挫折、失败、妥协、叛变的事件，可能发生新的大举进攻而我们不能抵抗只能撤退，但这还只是部分失败而不是全面失败。我们要在坚持战争的过程中实现我们的主张，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在此过程中，共产党必然取得领导权。要看到日本的弱点，“由于内部矛盾、经济力量脆弱等因素，决定了它不能坚持持久战”。（注：《张闻天文集》（二），第339-343页。）洛川会议以后，张闻天又在《解放》周刊发表《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一文，对持久战理论进行进一步阐述。文章通过中日两国人力、物力、军事力量、国内矛盾、国际关系以及战争性质等的对比，说明日本很难实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中日两国的战争，将带有持久的性质”，中国“必须用持久战以战胜日本”。文章指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关键，是动员全中国人民参加全面的抗战”，“四万万中国人民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力量的泉源。只有依靠这一伟大力量，我们才能进行持久战，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注：《张闻天文集》（二），第352页。）张闻天在他主编的《解放》周刊上还接连编发了彭德怀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周恩来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等文章，对持久战策略展开进一步讨论。不难看出，以上这些工作，不仅提出和解决了持久战理论的基本问题，也构建了持久战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中共全面抗战思想的提出和正式形成方针，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作为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始终主持其事，是这一方针最主要的制订者之一。中央红军长征刚刚到达陕北苏区，1935年11月13日，张即在瓦窑堡以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身份，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目前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使其成为抗日根据地，并“在陕、甘、绥、宁、新建立反日中心”，“实现这一任务，当前就要发动群众，粉碎敌人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来开展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必须动员最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这一战争。”（注：《张闻天文集》（二），第4页。）“动员最广大的群众”“来开展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方针，初步提出了依靠广大人民力量开展全面抗战的思路。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政治形势与策略”的政治报告，并代表政治局起草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在报告和决议中，张闻天明确提出了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以及发动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任务。张闻天指出：中共和红军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注：《张闻天文集》（二），第46页。）
抗战正式爆发后，为具体制定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纲领，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张闻天作报告，讨论中张又作长篇发言并在讨论后作结论。在报告和结论中，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阐述了中共全面抗战的方针。他指出：过去单纯依靠政府的抗战，“只有转变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总的方针是使政府的抗战发展为全民族的抗战，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但这是一个艰苦、持久、变化很多的斗争过程。我们要用全部的力量发动群众，拥护抗战，争取抗战胜利”。（注：《张闻天文集》（二），第339页。）
肯定地说，从长征到达陕北后提出“动员最广大的群众”“来开展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到洛川会议正式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方针，张闻天始终主持其事，把握正确方向，乃是这一方针最主要的制订者之一。
抗战正式爆发后，是否坚持中共在政治、组织上的独立并坚持红军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作战方针，这是关系中共和红军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又一个关键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共领导集团在讨论中曾多次出现分歧。作为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坚持对问题的清醒和长远的考虑，把握决策正确方向，同样也是这一方针最主要的制订者之一。抗战刚刚爆发，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即以“洛、毛”署名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提出红军作战须坚持下列两个原则：“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注：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同日，在中共中央给南方游击区的指示中又提出“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注：《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250页。）8月18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电示在南京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强调“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注：《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293页注。）
在洛川会议上，针对在红军的作战方针和出动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强调独立自主和从长考虑。他指出：“在指挥问题上应是独立自主原则，外面节制，要不妨碍我们这个原则。作战方面主要是游击战争，总的是赚钱则干，不赚钱不干。力量的使用也是如此。”“抗日是持久战，要保存我们力量”，并尽量扩大力量。出动问题“要看各方面情况，在有利时再继续出兵”。（注：《张闻天文集》（二），第340页。）
1937年11月底，王明带着共产国际要求“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斯大林要求中共应全力以赴地坚定国民党蒋介石长期抗战的决心的指示回到国内。（注：《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293页。）12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洛川会议精神提出多方批评。讨论中出现两种意见：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共产国际意见，毛泽东则在承认过去工作存在“错误”的同时，对洛川会议方针的必要性予以坚持和解释。张闻天在表示过去工作存在“缺点”的同时，也明确指出：“自西安事变以来，统一战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并获得很多成绩。”他肯定“洛川会议决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上是正确的”，“今后红军游击战还是主要的，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注：《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295页。）在会议“总的结论”中他又提出：“对八路军与新四军，不仅要扩大，而且要保存党的领导。我们必须扩大三五十万党能直接领导的军队，统一战线才能更有力些”。（注：《张闻天文集》（二），第377页。）在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就发展抗日游击战争以创造根据地问题发言，进一步指出：“八路军要以一个师为单位，这样便于扩大，便于在战争中组织许多附属的游击队，并促使这些游击队又扩大起来，创造许多根据地。八路军要展开起来，在各地起核心的作用，依靠军队来开辟根据地，即抗日战争中的据点。像晋察冀边区的那种形式的政府，其他各地也要发展，也要采取这一形式。”（注：《张闻天文集》（二），第389页。）
由于张闻天、毛泽东等的坚持，王明意见在十二月会议上未能形成决议，其影响也受到有效抵制，保证了中共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和敌后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
综上所述，张闻天在红军从内战到抗战战略转变过程中，主持运筹，驾驭全局，率领中共领袖集团推动了转变的最终完成，实现了红军的巨大发展，充分地发挥了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政治核心的领导作用，显然，正确认识和评价张闻天的这一作用，对于此一时期中国红军史乃至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化，皆具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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