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农民政治信仰研究
高志奇，高布权
(延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摘 要： 农民政治信仰是衡量党和国家政策落实效果的重要标准之一。陕北曾经孕育了中国革命，为新中国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说明陕北农民具有极高的政治信仰。随着时代变迁，陕北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政治信仰也受到了影响和冲击。当前陕北农民的政治信仰还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对基层政府不信任，对政策的落实不满意，把政治信仰与得实惠挂钩，不愿直面政府解决问题等。这些都是制约陕北农村社会良性运行和农民全面发展的瓶颈，需要认真对待和妥善解决。
关键词： 陕北农民；政治信仰；社会风气；社会规则；依法治国
一个人，一个民族，是需要信仰的。没有信仰的人，其灵魂是不完整的，而没有信仰的民族则是没有出路的。习近平强调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1]可见，信仰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是多么的重要，没有信仰或信仰不坚定，则又是多么的可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大步向前，逐步实现。要减少实现中国梦的弯路，人民就必须要有信仰，要有相信党和国家的坚定力量，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四个意识，要维护并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可以说，只有紧跟党走，坚决拥护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中华民族才能更加强大，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速度不断加快，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绩是惊人的，但中国人口的主体依然是农民，这个基本国情还没有改变。虽然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中国亿万人民的努力，“三农”问题得到了切实有效的解决，然而由于国家重点关注的是农民的物质生活问题，对农民精神生活问题关注较少，致使农民政治信仰开始滑坡，甚至有不同程度上的缺失。因此，为长远计，需高度关注农民政治信仰存在的问题，要不断提高农民政治信仰，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塑造新农民。陕北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贡献，离不开陕北农民对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政治信仰。当前，陕北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冲击政治信仰的消极一面。所以，关注陕北农民政治信仰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提高陕北农民政治信仰已迫在眉睫。
一、信仰与政治信仰
信仰到底是什么？从这个词的表面意思来看：信，从人从言，指的是人说的话；而仰，则是人抬头看。信仰放在一起，则是指大家抬头看某个人，相信他所说的话。可见，信仰是指大家非常认可某一种观点，都把头抬起来，聚精会神听某个人在讲话。所以，信仰有认可和归属的意思。当信仰和政治放在一起，则将信仰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政治信仰这个词，具有时代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政治信仰是不同的。政治信仰的内容可归结为五个方面：“对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合法性信仰；对政府的合法性信仰；对政治领袖的合法性信仰；对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信仰；对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信仰。”[2]11-12
政治信仰，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便是合法性问题。合法性与权力和权威的来源有关。权力是迫使人服从的能力，而权威则是使人服从的能力，权力带有强制性，权威则更具有魅力性。关于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合法性的问题，主要看执政党是否是人民的代表，人民是否认可它，拥护它；执政党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者，其大政方针的制定是否顺应民意，则关乎其合法性。“政府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是社会利益分配的直接决定者。”[2]12政府的重要性之大，往往使民众对政府具有更高的要求，一旦民众对政府的政策及举措不满意，政府的权威性就会受到质疑。政治领袖往往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魅力，一个强大的政党需要一个有政治魅力的领袖。当政治领袖缺乏这种异于他人的魅力时，则会影响到民众对政党及其领袖的认同。意识形态的认同更为深刻，也更为重要，意识形态是意识类型的总称，一般包括“政治思想、法权思想、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中国才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因为它们所要维护的生产关系是不同的。关于政治制度，当下主要有两大类型，即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国家政权的阶级实质，即通常所说的国体问题；二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即通常所说的政体形式；三是国家结构形式，即国家政权中央和地方的相互关系形式；四是国家机构体系，即一国统治阶级为方便行使政治权力而设立的一整套国家机构体系；五是统治阶级为行使政治权力而建立的具体政治制度。”[3]
政治信仰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本文的政治信仰，并没有这样繁琐的内容。由于研究对象是农民，那么就需要结合农民的实际情况进行问题设计，以农民能够理解的方式去了解农民政治信仰的基本情况。本文的政治信仰通过两大类问题进行研究：第一类是常规问题，主要是针对农民信谁的问题，如遇到困难，会向谁寻求帮助？对村委会的看法以及是否正面接触过党政机关等；第二类是政治信仰相关问题，如农民对国家扶贫政策的看法，农民是否觉得自己有政治信仰，农民如何看待政治信仰缺失，是否关注国家大事等。由于政治信仰具有抽象性，为便于开展研究，就需要对研究内容进行转化。因此，本文的农民政治信仰主要是指农民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对党员干部行为的看法及其态度。
二、陕北农民政治信仰现状
农民政治信仰，既牵涉到宏观的党和国家，又与农民的基本生活状况紧密相连。结合陕北实际，选择从农民基本生活的角度出发对农民的政治信仰现状做一简单的梳理和分析。
(一)农民政治信仰概念模糊，求人不如求己的观念强烈
陕北农民政治信仰存在问题的原因可以简单归结为农民自身，基层工作人员，农村环境以及党和国家政策四个方面。
表一 农民寻求帮助排序表
通过表一，不难看出，当农民遇到困难时，优先选择自己解决，说明陕北农民依然较为传统，遵循自己问题自己解决的理念。当自己不能解决时会选择自己的父母、儿女或亲戚。问题一般不出家。在农民看来，问题即是家丑，家丑不可外扬，所以选择村委会和政府解决问题的比例非常低，且一般选择向村委会或政府寻求帮助，也是问题突破了家的界限。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农民对于村委会及基层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表示怀疑的，这一方面说明农村事务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表明农村缺乏有能力又办事公道的村干部，同时也表明基层工作人员与农民的沟通存在一定的障碍。
传统中国社会，政府直接管理仅到县，县以下由士绅直接管理。士绅管理下的农村，在处理矛盾问题时一般遵循传统习俗、惯例及人情。也即是说，传统农村社会一直存在情与法的矛盾困境。合法未必合情，合情可能又违法。在一个以人情为关系纽带的社会里，农民的举动首先考虑的是情，而不是法。接触到法律，一般是与政府打交道，接触到情，则是在农村范围内解决问题。由于法与农村大众长期隔离，使农民遇事轻易不会找政府解决。因此，在遇到困难选择谁作为帮助者，不仅是一个习惯问题，也能看出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遵循什么样的社会规则。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参赛选手成功的例子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在大赛上，他们口若悬河，思维敏捷，展示了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流的风采。据报道，初赛时有些选手并不十分出色，但经过强化训练后，他们的口语能力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的成功，除了自身和指导教师的努力外，还在于演讲活动本身的吸引力以及演讲比赛形式所带来的挑战。许多研究表明：英语演讲有利于发展大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和写作能力，培养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大学生的心理素质，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1]
但也不能增重太快，如果孕妈妈的自身体重增加过快，也就是孕妈妈短期内一下子变胖了，体内脂肪迅速堆积，这样可能诱发胰岛素抵抗，而孕妇本身因为生理原因就是一个胰岛素抵抗的易感群体，再加上短期内体内脂肪迅速堆积而诱发的胰岛素抵抗，这样胰岛素抵抗相互叠加，就可能诱发妊娠期糖尿病，而妊娠期糖尿病若控制不良对宝宝和孕妈妈的危害相当严重，特别是对宝宝的危害很大。
(二)农民愚私之心依然严重，得实惠者自认为政治信仰高
为全面建成惠及全国人民的小康社会，习近平高瞻远瞩，提出了“精准扶贫”政策，目的就是要让全国人民一道奔小康。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开始关注中国农村问题时就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农村的发展，中国的问题在农村，其根子在农民。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的“愚贫弱私”是制约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要使农村社会真正发展，必须先解决人的问题，即去除农民的“愚贫弱私”。“在‘愚贫弱私’四大问题中，‘愚’问题是最基本的。因此，晏阳初等人特别强调‘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4]和谐社会需要新农民，小康社会需要新农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需要新农民，否则无论怎么建设和发展，都是毫无意义的。
一位农民谈到政治信仰时说，吃救济粮，跟党走。反过来讲，吃不上救济粮，就不跟党走了吗？这不仅反映出一些农民的自私、势力，也反映出基层工作者工作不到位，没有给农民讲清楚什么是“精准扶贫”，没有给农民讲清楚政府和扶贫干部的职责是什么，没有给农民讲清楚农民自己的职责又是什么。此外，政府重点抓或者村里有能人从外面拉来资金，优先一步发展起来的新农村所起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由于人的主观因素使有些村子优先发展起来，表面看可以起到示范作用，但实际上还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其他村村民认为这是政府或某个人的功劳，最后导致落后的村产生了依赖扶持和帮助的心理。因此，示范效应的负面作用，应引起基层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基层工作者也切忌不能盲目搞示范村建设。否则，不仅起不到示范效应，还会让农民对政府及工作人员有微词，甚至心生不满。
于是突然，她想要两个充气娃娃。她会让他们相遇，相知，相爱，相守。他们在豪宅里喝咖啡，喝葡萄酒，听音乐，聊天，做爱，无拘无束。而她，将会守着城市的某个角落，守着她与秦川的往事，度完她的余生。
根据对工程海域垂线泥沙分布特性分析，工程后在潮流作用下，工程区近底流速增大，超过起动流速，底沙在近底潮流拖曳、上举作用下向凹槽区运动、迁移，造成航道主槽淤积。由于工程海域水体含沙量较大、泥沙回淤速度较快，建议在主航槽两岸设置挡沙堤，对主航道进行必要的掩护。
“中国风”歌曲善于以修辞的运用，尤其是“用典”手法的使用来堆砌“中国式”的骨肉鲜活的歌谣。但在使用的程度上态度有所不同，主观依赖修辞的一类“中国风”歌曲走向或素雅或华美，节制使用修辞的则走向或瘦削或清虚。
表二 农民政治信仰与得实惠关系
注： 得到实惠用+，未得到实惠用-表示
重视“三农”问题的同时，更要不遗余力的提高农民的政治信仰。过去一直将工作重心放在农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上，轻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再加上基层政府在农村也没有开展有效的政治信仰教育工作，导致农民物质生活改善与政治信仰提高出现了不相适应的情况，即农民物质生活改善速度快于政治信仰提高速度。农村不比城市，城市以正式组织为主，思想政治学习可以通过组织开展，而农村一般不开展思想政治学习。由此导致农民对党和国家的一些政策不是很清楚，自然也就难以理解政策为什么是这样执行，而不是那样执行。再加上有些基层干部对政策理解也不是很透彻，在不能解答农民提出的问题和困惑时，往往以“这是国家的政策”为由敷衍农民，继而加深了农民的误解，使农民对基层政府和工作人员越发不满。因此，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需要提高的，只有精神和物质相协调，农民才会更加拥护党和政府，紧跟党走。
(三)农民对国家政策认可度高，对基层政府及村委会的做法满意度低
毋庸置疑的是，农民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是拥护和支持的，尽管不是所有农民都能直接享受到政府的实惠。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所有农民都是党和国家政策的受益者。在谈到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时，农民都拍手叫好，对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坚决拥护，都认为党和国家真的是为人民群众办好事。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农民对基层政府及村委会的做法却满意度偏低。出现这种境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政策如何贯彻落实和执行，基层政府和村委会还是缺乏一定的工作技巧，加之农村事务本身复杂，不好处理。此外，基层工作者还要面对一些检查和考核需要应对，以致于一些该做好的事情没有做好，顾此失彼。
农民谈到政府派出的工作人员需要完成各种表格内容的填写，被选为贫困户的农民亦需要配合工作人员来完成。对于这个情况，农民们觉得此举太过繁琐且没有意义，总感觉这些工作与农民实际境况的改善没有多大关系。当然，农民由于自己的立场和自身的局限性，确实看法有失偏颇，但也不是没有道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与村委会的沟通存在问题，与农民更是缺乏交流。此外，农民自身观念也过于狭隘。一位村干部坦言，自己做了很多利民的事情，可是依然得不到村民的理解，总有村民认为他肯定捞了不少好处。最后致使这位村干部选择辞职。当下，村务的处理，不仅需要工作能力，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忍辱负重。
(四)农民依赖心理严重，主动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对较差
受传统及农民自身局限性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民主动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对较差，尤其不会轻易选择与政府打交道。以农立国的社会，人们都热衷于多生子女，不仅是要解决劳动力缺乏的问题，更是因为人多有人多的优势。现在依赖于家庭成员解决问题依然占很大比重，尤其是家庭成员中有资源和条件的，大多都会选择帮助其他家庭成员。一些接触过政府，找政府办过事的农民认为“政府工作人员办事水平较差”，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村里遇到问题，向政府反映，政府迟迟不能予以解决。如有农民举报村里猪场的问题，由于猪场选址不当，导致污染严重，让村民无法忍受，但政府又不出面解决。
从猪场污染带来的问题可以发现，农民缺乏组织性，又严重依赖他人，总希望有人能出面能解决此问题，缺乏主动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个问题的产生需要过程，其解决也需要过程，不可能只要提出就能解决。由于农民缺乏主动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再加上他们对政府的看法颇有偏见，最终导致农民对基层政府和工作人员的认可度较低。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沟通存在障碍。“人际沟通也是一门非常实用的艺术。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职业生涯的成功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人际沟通的知识和技能。”[5]由于农民和基层政府工作人员都缺乏与对方沟通的知识和技能，使得基层工作人员工作难度增大，农民对基层政府及工作人员的认可度下降，最终影响政府的办事效率和农民的政治信仰。
(五)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影响其对政治信仰的准确理解
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低下，这几乎成为他们回避政治信仰以及觉得政治信仰和自己无关的借口和理由。当问到“您有政治信仰吗？”这个问题时，大多数农民都会认为，自己就是个农民，不懂什么政治信仰，政治信仰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那是有本事人的事情。所以，农民把政治信仰等同于政治。诚然，政治信仰与政治有关，但绝对不能与政治划等号。政治信仰在本文可以更多理解为农民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认可度，即信不信党和国家，对党和国家的看法，是否经常关注党和国家大事等。要懂政治信仰，就要理解政治信仰，而要理解，就必须有一定的文化。
农民在谈到政治信仰时，总离不开实惠和好处，即有没有政治信仰或政治信仰高低要看政府的表现。比如有农民说，要有政治信仰，政府就必须给农民好处。另外，农民对精准扶贫的效果也有自己的看法，比如有农民说，精准扶贫让那些贫困户更懒了，能不能想办法让那些人别那么懒。不难看出，“三农”问题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农民对眼前利益的诉求度非常高，要是得不到满足或已经得到又被剥夺，心里则非常不满。比如有农民说，不脱贫其实还挺好的，否则就领不到钱了。在实惠和好处的诱导下，曾经以贫为耻现在变成了以贫为荣。“我贫我有理，我贫我光荣”的不健康心理在侵蚀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诚然，农民要有政治信仰，确实与政府的举措和付出有直接的关系，但不应变成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受自身文化素质的局限，农民对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方法和能力反而有更高的要求。现在政府及工作人员稍有不妥的做法，都会让一些农民心生不满，甚至会让那些得了好处又不想失去好处的农民采取一些极端行为，比如“上访”等。因此，加强农民的文化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其政治信仰是非常必要的。
三、陕北农民政治信仰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与农民谈政治信仰，对他们来讲，显得过于遥远，甚至有些空洞。在访谈过程中发现，就政治信仰直接谈，农民几乎无话可说。对此，就需要把农民政治信仰这个概念进行操作化。其第一个测量的指标便是“在遇到困难时，农民一般会怎么做？如果需要帮助，会选择向谁寻求帮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答案出现惊人的相似性，基本符合费孝通所讲的“差序格局理论”。按照回答问题出现的频次及强度，可以按照定序测量进行排序，详见表一。
(一)农民自身素质所限
该系统与各个水源监测点组成一个网络互动工作平台，监控中心可实时监视水厂及水厂各个数据监测点的数据采集终端（RTU或PLC）运行情况、水源安全状况，并对水厂各个数据监测点所采集的电压、电流、电量、流量、流速、频率、转速、压力、水位、浊度、余氯等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存储，供控制中心及有关部门分析和决策取用，提高管理工作效率。特点有以下几点：
实物需求上，宏观周期下行，经济增速下降，消费者收入减少，影响汽油和日常消费品开支，而工业放缓影响柴油和化工品需求，下游需求减少拖累原油的实物需求下降。
(二)基层工作者工作方法欠科学
由于基层工作者的工作年限、经验、沟通能力等方面的影响，使得基层工作者在开展工作时，所采用的工作方法欠科学，影响工作效率，继而使一些农民心生不满，最终影响农民的政治信仰。对于基层工作者来讲，不仅要完成工作，更要做好工作。一般情况下，基层工作者直接与村干部对接，与农民沟通交流较少，这就失去了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的机会。由于村干部良莠不齐，有些村干部在处理事情时经常引来众人不满，但是村干部往往以这是政府的意思为由，强制执行，如此就给农民留下了村干部和政府是一伙的错误看法。最终使农民既不相信村干部，也不相信政府工作人员，进一步拉大了基层工作者和农民之间的鸿沟。对于农村工作，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是非常必要的。由于一些基层工作者的方法不够科学有效，使农民对其产生了不信任感，政治信仰自然受到影响。
令人尴尬的是，农民对扶贫对象的看法还是比较多的。如农民认为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是好的，但让享受政策的人变得更懒了。可见，农民“愚”的印迹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由此就形成了“愚——懒——贫——扶贫——更懒——更贫”的恶性循环。由于扶贫政策的要求所限，这些因个人自身原因所形成的贫困者或家庭只能被列入扶贫对象。这让其他农民心理产生不平衡，相对剥夺感也比较强烈。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凡是自认为有政治信仰或政治信仰较高的农民，都得到过政府的实惠或帮助；相反，没有得到政府实惠或帮助的农民，则认为自己没有政治信仰或者政治信仰较低，即农民政治信仰高低与农民是否得到政府的实惠呈正相关，详见表二。
(三)农村社会风气的形塑
人的言行形成了社会风气，社会风气反过来又塑造着人。社会风气是长期形成的，一经形成，便难以彻底改变。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农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饿肚子的问题也基本得到解决，当时农村的发展速度快于城市。随着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国家又进行了税费改革，即不用给国家交任何农业税或农业特产税，这又进一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可以说，今日中国的农民已无负担，唯一的负担就是要种地。曾经的农民是勤劳的代名词，没有土地，受人压迫，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打土豪、分田地，最终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自新中国建立发展至今，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现在农民的生活是曾经老一辈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虽说这种极端的例子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这种心理在农村是普遍存在的，只是没有机会将心理转变为行动，若一旦有农民不合理的要求被满足，则立即会引来其他人效仿。还有一些农民对政府工作人员，尤其是驻村干部或扶贫工作者缺乏应有的尊重。你不给他好处，他就耍泼耍赖，甚至用轻蔑的语言刁难扶贫干部。农民所认为的政治信仰，就是政府要为农民办好事。可是如何定性这个“好事”呢？是对大家都好，还是只对某个人好，或是狭隘的好事，就是给农民实惠好处。农村发展离不开基层工作者的付出和努力，但农村发展的主体是农民，农民才是内因。如果内因自己先倒下，谈何农村发展。现在一些农民理解问题、看问题比较狭隘，甚至认为驻村干部不能离开村，只要在村里看不到就认为是驻村干部在偷懒。
从表2 看出，单株产量与各性状的相关系数绝对值依次为有效荚数>单株粒数>茎粗>百粒重>有效分支>主茎节数>底荚高度>生育期>株高。其中，有效荚数、单株粒数、茎粗、百粒重、有效分支、主茎节数、生育期均与单株产量呈极显著正相关，而底荚高度与单株产量呈极显著负相关。各农艺性状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其中，有效荚数与单株粒数的相关性最大，相关系数达0.976；单株产量与有效荚数、单株粒数，茎粗与有效荚数、单株粒数、主茎节数、有效分支的相关系数在0.4以上。表明，植株茎干越粗壮，主茎节数和有效分支越多，有效荚数和单株粒数就越大，单株产量就越高。
不同历史时期，会面临不同的问题。尽管现在农民的日子亦非往昔可比，但是社会风气却在每况愈下，农民的淳朴基本成了曾经的记忆。基层工作者对此深有体会。农村社会是相对于城市社会而言的，不仅有着户籍上的本质差异，同时也有着不同的运行规则。如今，农村社会的运行规则基本被冲击得支离破碎，难以保证农村社会的良性运行。当前，农民的思想、行为、习惯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之党和国家政策在扶贫方面的重视，基层工作者工作方法欠科学，农民想不劳而获的自私心理，懒人有人管却越管越懒的尴尬现象等因素的影响，使农村社会风气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而这股风气最致命的地方就在于农民对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看法和评判不公正。要有好的正面的看法评价，就要给农民以实惠，否则就是不满意，这种情况在越穷的地方越穷的家庭则越突出。
(四)党和国家政策重心的导向使然
中国共产党是一心为人民的党，党和国家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6]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使政策制定更科学，落实更有效。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取得的成绩是无比辉煌的，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尤其不能忽视人的精神信仰缺失的问题。
通过表二不难看出，享受实惠，得到利益被农民摆在了首位，传统美德则被置之脑后。由此也就为以后农民脱贫无形中设置了一道心理障碍。扶贫的出发点是脱贫致富，不是搞救助，一些农民不理解这一点，甚至不想理解。政治信仰立足于物质，却远高于物质，依靠自己双手勤劳致富，本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由于国家政策的扶持和资助，反而让农民心理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实际上，那些认为自己有政治信仰或政治信仰较高的人，也并不是就真的理解政治信仰的含义，他们所理解的政治信仰仅是出于对“得实惠”的一种本能反应。
“三农”问题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的户籍分割体制以及农村与城市天然的差距，造就了城市发展远好于农村的局面。长期的差距以及各种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使得农民的文化素质、精神境界的提高被忽视，农民几乎成了低素质的代名词，虽然这种看法并不全面，但也能反映出一定的社会问题。如在陕北某村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为了加快农村发展，方便农民出行，尤其有助于农产品的运输销售，政府决定修路，但是修路却遭到了农民的阻拦，因为新修的路面要进行拓宽，而拓宽就要伤到一孔废弃的破窑洞，于是这孔破窑洞的主人就进行阻拦，只要给钱就让修，否则就不让修。
四、提高陕北农民政治信仰的有效措施
新时代，提高农民政治信仰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革命的成功从农村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农村的发展。农村要发展好，就必须要有高素质的农民，而高素质的农民必须要有强烈的政治信仰。
(一)加强农民的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
思想教育与文化教育是一体两面，开展思想教育离不开文化教育，而文化教育的提高则有助于思想教育的开展。对于农民的教育，遵循的原则是思想优先，兼顾文化。当前，学校教育太过于重视文化学习，思想教育流于形式，效果较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风气，客观上也影响了农民的思想，使农民思想也日趋复杂化，私心逐渐加重。农民的思想教育，要通过示范和惩罚两个方面来实现。对于品德好的个人和家庭要进行奖励，对于影响团结的农民要进行劝导。基层政府和村委要适时开展政治信仰教育，使农民有机会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与政策。对于新出台的政策和管理办法等，要及时为农民解读。虽然现在媒体，如手机、电视等也都具有宣教功能，但由于媒体的信息量太大，而农民又受自身情况所限，对信息的甄别能力较弱，很难选择到正确和有效的信息。实际上，现代媒体所宣传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还扭曲了农民的价值观，如当下经常发生的不文明行为没有得到有效制止或惩罚太轻，在经过媒体的大肆宣传后，不仅没有起到积极的宣教作用，反而助长了不良社会风气的蔓延。
对农民进行教育，不断提高其政治信仰，要始终做到把思想教育融入文化教育之中，以文化教育为途径，达到思想教育之目的。可以以集体的形式和名义进行组织学习，尤其要充分利用开会、选举、表决、赶集、庙会、唱戏、村里红白喜事等机会进行宣传教育，不断将教育形式多样化。现在陕北各县，甚至各村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小产业，要利用展示特色，举办各种产品会的机会，做好农民的政治信仰教育工作。农民的政治信仰教育要采取寓教于乐的形式，农民有看“热闹”的习惯，但是要想办法让农民看出点门道，而不是仅停留在“热闹”层面。农民之所以看不出门道，就是因为农民不懂，而不懂主要是因为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既然如此，则需要加强文化教育工作。“三农”是中国社会发展之基础，农民是“三农”之根本，农民政治信仰高低关乎农村社会发展，影响整个中国发展之进程，轻视不得，马虎不得。因此，要提高陕北农民的政治信仰，就一定要做好农民的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工作。
基于Hadoop集群，引入Storm实时计算框架，可使大数据平台具备实时计算能力，当需对绿通治理数据进行实时分析时，可通过该计算框架获取海量数据的实时计算结果。
(二)提高基层工作者的工作能力
基层工作者是连接政府和农民的纽带，这里的基层工作者既包括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也包括村干部。无论是基层政府工作人员，还是村干部，他们的工作方法和能力，对于农民的认识和价值观的提升都有直接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农民对党和国家的根本看法，即“农民的政治观”。农民的政治观可以简单理解为农民对党和国家的根本看法。现在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主要与村干部对接，与农民沟通交流较少。从管理和提高工作效率的角度理解，这并无不妥，但是农村工作复杂，仅这样做还很不够。农村事情的解决现在还有很多是按照传统习惯来处理，所以基层工作者在工作时也要力争做到因地制宜，符合当地甚至是某村的习惯。
根据相关报道，并结合核电站二回路腐蚀产物的分布规律，可以用凝汽器中的磁性过滤器、除氧器筒体内部及蒸汽发生器泥渣沉积量作为水质控制优劣的评价依据[4]。现以某核电站为例，对凝汽器磁性过滤器、除氧器筒体及蒸汽发生器的沉积物进行分析评价。
基层工作者的工作能力影响着农民对政府的看法，当基层工作者的工作能力不被农民认可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农民对党和国家的治理能力多少存在一些疑虑。所以，提高基层工作者的工作能力，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政治信仰。基层工作者的工作能力是学习得来的。作为基层工作者，首先，要做到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心声；其次，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要学会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力争在村的范围，在自己的能力和权限范围内稳妥解决问题；最后，还要善于总结，只有总结经验，才能在工作方法上取得创新。全面建成小康农村，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容不得半点马虎。现在陕北出现的一些示范村，一般都具有四个特征：一是有自己的特色，要么有特色文化，要么有特色资源；二是有外部资源，不少村依赖于外部资源，大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如道路硬化，房屋修建或改造；三是农民收入普遍提高，精神境界、政治信仰也有所提升；四是村里有能人，第一书记和村干部能力非常强，热衷于村发展，且合作默契，使农村大变样。这四个特征，第四个最为关键和重要，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村里有能人，才使农村有特色，有新面貌，有高收入，最终使农民政治信仰高。因此，加快农村发展，不断提高农民政治信仰，务必要先做好基层干部的培养工作。
(三)净化农村的社会风气
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气是由不同时代的人塑造的，但是社会风气一经形成，便难以改变。俗话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何尝与社会风气不无直接关系。当前农村的社会风气，经过新农村建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净化，但是情况并不乐观。农村的社会风气，通过农村人的言行举止来体现。那些不讲理，胡搅蛮缠，搬弄是非的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伙，甚至是一群的。换句话说，一个不讲理，胡搅蛮缠，搬弄是非的人，一定有一个塑造其这种低素养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即环境塑造了他。可见，不良社会风气要改变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任何人任何组织都要严格遵守法律。十八大以来，惩治贪污腐败分子、违法犯罪分子以及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等，都是在依法治国，也都是在净化社会风气。“‘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没有一系列的保障条件，法治就难以实现。”[7]188农村是一个相对重情的社会，理论上讲，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应该可以净化农村的社会风气。但随着农村社会风气的每况愈下，二者结合，或者说更偏重于德治的措施显然效果不佳，因为没有人愿意听，更没有人愿意做。净化农村社会风气，一要为农村立规则，二要严格执行规则。要坚持依法治村为主，以德治村为辅，切实推进农村社会风气的净化工作。农村社会风气好了，党和国家的政策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农民对党和国家也就更满意更有信心，政治信仰自然也就提高了。
(四)科学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
经好还要有人会念。当听到一些农民说，党和国家的政策真好，但是下面的人不会执行这样的话语时，总让人感到既愤怒，又无可奈何。科学落实好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须的。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影响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影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一位农民说，他们家被评为贫困户后，一直享受着国家的特殊待遇，可是突然有一天村干部告诉他，他们家脱贫了，不再享受国家的特殊待遇，这对他来讲是不能接受的，不仅是因为他们家以后不能再享受到国家的特殊待遇，更因为他们家的情况和以前基本没有任何变化。在他看来，他们家并没有脱贫，凭什么说已经脱贫了，本来对党和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很看好，这下看来也是在走形式。类似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现在评上贫困户的不满意，没有评上的也不满意。有评上的怕脱贫，也不希望脱贫；有认为自己没有脱贫，但是到脱贫时间了，于是就有人告知说脱贫了；有说就不该扶贫，扶的都是懒人，越扶越懒，越扶越贫等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尴尬情况就是因为没有科学落实好党和国家的政策。
一般农民不懂政策，也不想研究，也研究不了，他就看怎么执行怎么做，执行好了做好了他满意，执行不好做不好他就有怨言。基层工作确实非常难做，如何把党和国家的政策落实好，让农民满意，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解决问题。要落实好党和国家的政策，提高农民的政治信仰，就要做到不忘初心，“把群众路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要在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就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实惠”。[7]92坚持这样做，就会心里坦荡荡，就会乘风破浪，就会无往不前。科学落实好党和国家的政策，是提高农民凝聚力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农村治理水平的主要路径，是提高农民政治信仰的重要法宝，是实现农村社会全面发展的良方。党和国家政策落实的情况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也是农民认可不认可党和政府的主要依据。农民为什么认为党和政府好呢？就是因为党和政府总是为老百姓着想，制定了很多关乎老百姓的好政策。因此，科学落实好党和国家的政策，是提高农民政治信仰的重要法宝。
五、结语
本文对陕北农民政治信仰的研究，并没有进行过度抽象的分析，本着农民能够理解的思路，对政治信仰这个概念进行了操作化，主要研究农民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对党员干部行为的看法及其态度。通过研究不难看出，大部分农民对党和国家的政策是认可的，用农民自己的话讲，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真好，不忘受苦的农民”。大方向没有问题，不等于小地方没有疏忽。从实际调查情况来看，陕北农民在政治信仰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农民对基层政府不信任，对政策的落实不满意，把政治信仰与得实惠挂钩，不愿直面政府解决问题等。鉴于此，要提高陕北农民的政治信仰，就要不断创造有助于提高农民政治信仰的环境和条件，需要从农民、社会风气、政府及其工作者等多方面入手。唯有如此，才能为新时代培养出更多、更高政治信仰的新农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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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Research on the Political Belief of Farmers in Northern Shaanxi
GAO Zhi-qi,GAO Bu-qu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0,Shaanxi)
Abstract ：The political belief of farmer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tandards to measure the effect of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Northern Shaanxi once nurtured Chinese revolution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which embodies the high political belief of farmers in Northern Shaanxi.With times changed,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Northern Shaanxi,and farmers′ political beliefs have been greatly influenced.At present,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political belief of farmers in Northern Shaanxi,such as distrust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linking political belief with benefits,and reluctance to face up to the government to solve problems.These are the bottlenecks restricting the benign social operation and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farmers in Northern Shaanxi,and need to be taken seriously.
Key Words ：farmers in Northern Shaanxi; political belief; social morality; social rules; law-based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975( 2019) 03-0030-07
收稿日期： 2018-12-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植民众政治信仰研究”(16XDJ004)；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当前陕北地区农民政治信仰研究”(17JK0844)
作者简介： 高志奇(1984—)，男，陕西洛川人，延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高布权(1969—)，男，陕西定边人，延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齐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