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及其到达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始于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20年间，中国市场化转型已进展到何处，转型过程呈现出何种特征，其经验教训何在，转型何时完成，这些都是我们要考察的课题。
一、经济转型的到达点
1.双重转型过程。关于市场化进程的量的测度，中国国内已有诸多研究。试图将市场化到达点进行量化很有意义，但是，将经济分为计划与市场两部分的二分法却令人不太满意。笔者认为中国市场化的特征在于“双重转型”。所谓双重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两者同时并存。
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即所谓经济体制转型。另外，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就是从“市场未发达”阶段向发达的市场阶段转变。“双重转型”过程不只是体制的转变，仅仅靠体制转变不能解决问题。为使体制改革有效，还必须培育市场。
既然市场化转型具有以上特征，笔者设定以下两个指标来对市场化进程进行定量分析。
第一，产业结构可分为第一次产业与第二次、第三次产业。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作为社会分业的进展，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代表性指标。第一次产业是传统部门的代表，第二、三次产业则可视为现代部门的代表。因此，现代部门相对传统部门的比率称为市场化的第一指标。第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指标。现代部门可以分为计划部门与市场部门，以所有制不同作为划分标准。国有企业与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作为计划部门，城市其他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自营业、从事农业劳动以外的农村劳动力（包括乡镇企业职工）作为市场部门。
2.市场化的到达点。图1表示1978～1999年间以三部门区分为基础的市场化到达点。横轴表示市场化的第一指标，（现代部门除以传统部门）；纵轴表示市场化的第二指标（市场部门除以计划部门），越往右上方，说明市场化到达点越高。
图1 市场化的进展
从图1可以看出，从整体来看，市场化确实向前推进了。但是，市场化推进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市场化进程大体上可分为五个时期。1978～1983年为第一期，可以看出，市场化第一指标变化较大，而第二指标则几乎没变。1983～1988年为第二期，两个指标都说明市场化急速推进。1988～1991年为第三期，从第一指标看市场化进程后退了，这是市场化停滞阶段。1991～1997年为第四期，两个指标都显示出市场化大大向前推进了。1997年以后为第五期，从第二指标看，市场化推进速度非常快。
下面，用与全国统一的指标来测算各省的市场化进展，以考察不同区域市场化推进状况。图2是根据1990年的数据，图3是根据1999年的数据，分别计算各省的两个市场化指标，图上展示了各省的位置排列（直辖市除外）。
图2 市场化的到达点（1990年）
图3 市场化的到达点（1999年）
看图可以一目了然，各省市场化到达点是不规则分布的。1990年可以看出以下三组：一是市场化已有相对进展的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第二组是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与山西省，此外还包括该图没有显示的直辖市，在这些地区第一指标显示的市场化已有进展，而第二指标显示的市场化则进展很慢。剩余的省、自治区属于第三组，从两个指标之任一个来看，市场化进展都很缓慢。
从1999年指标看，各省、自治区的相对位置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所有的地区都向右上方移动了，分布更为分散。现代部门内部市场部门与计划部门的相对比率发生了剧烈变化。两图相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时期市场化进展非常快，同时地区间市场化到达点呈现出明显的差距。市场化两个指标跟全国平均来比都较高的地区，1990年只有江苏一省，1999年则新增加了浙江、广东、山西、辽宁等八省。而市场化相对进展缓慢的地区是青海、新疆、宁夏、云南、内蒙古等省、自治区。
二、转型过程的“中国特色”
中国经济转型是“双重转型”，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从农村到城市的市场经济的渗透和从沿海向内陆的市场经济的波及两个侧面。从20世纪印年代末到90年代初，转型出现转机，市场化进展过程呈现出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的特征。
1.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化。从农村与城市的关系来看，转型过程呈现出如下三个特征。第一，传统部门向市场部门的转型是牵引市场化的原动力，计划部门向市场部门的转型则处于次要的地位。正如萨克斯和胡永泰（1994）提出的，中国市场化是在解决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转移这一“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第二，从农业内部来看，传统部门向市场部门的转型主要表现在代表农村非农业部门的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这样的农村工业化战略与农村内部小城镇建设的城市化战略是同步进行的，城市化的进展与工业化相比显著滞后。第三，地方政府的机能与“习惯经济”的机能相结合的“社区型”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与“市场未发达”阶段政府在弥补市场功能和培育市场方面要充分发挥作用的假说是一致的。
此外，从地域方面来看，这一时期转型过程有如下两个特征：第一，与市场化相伴随的是区域非均衡发展。区域非均衡发展有两层含义：一是沿海地区的高速增长与内陆地区增长相对停滞相并存。结果是沿海与内陆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一直呈扩大趋势。二是沿海地区内部与原来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三个直辖市与东北地区）相比，原来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以广东省为代表的东南部）增长速度更快，这种非均衡发展的存在导致沿海地区内部区域间经济差距大大缩小。第二，经济的迅猛发展并不一定会推进地域一体化。地方政府实行的“市场封锁”随处可见，地区间产业结构的趋同性比较明显，随着地区不平衡的发展，“地区分割在不断强化”。
2.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出现转机，90年代的市场化特征出现了一些令人注目的变化。第一，中国通过其所独有的农村工业化的工业化战略，市场化的类型出现了变化。80年代以后，从农村向现有城市的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十分活跃。即使农村内部存在限制，也出现了人口向规模较大的县城级别的中小城市集中的倾向。从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转移正在成为传统部门向市场部门转换的主要路径。而且与这种变化相适应，“没有城市化相伴随的工业化”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但是也有人认为应该对这种战略加以修正。第二，80年代末以后，“地区分割”开始向形成国内统一市场的方向转化。根据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差异、价格差异、主要产品的地域集中度等指标来看，80年代末以后，地区间的产品流动正在逐步加强。而且，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也与产品一样开始流动，从许多方面可以看出，跨地区的流动正在日益增强。这说明，市场化的进展正在朝着促进地域一体化的方向推进。与这些变化的时期相同，90年代初，无论根据什么指标测算，地区差距都扩大了。根据有关理论和经验的预测来看，只要不是从长期的时间间隔来考虑，急速的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地区差距的扩大。从90年代以后地区差距的动向来看，中国也不例外。第三，制度改革进一步取得进展。在城市，城市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与金融、财政制度改革有关的宏观管理制度的改革等，到目前还遗留未改的领域均已开始实行实质性改革措施。即使在农村，“股份合作制”的所有制改革试点已经展开，“社区型”地方政府的经济机能正在逐步规范化。
3.地区间相互竞争的局面。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中国所特有的另一个特征则是，地区间相互竞争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处于“市场未发达”阶段，而且还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两者表面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两者能够结合起来（共存）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发挥了市场的补充作用。处于“市场未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民间部门的能力较低，为克服市场的不完全性，政府介入以提高民间部门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青木，1997）。地方政府介入最为成功的范例，就是前面提到的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乡镇企业与地方政府融为一体，地方政府大体上行使了一个企业组织的管理部门的职能（Qi，1992）。从企业治理的观点来看，青木（1995）认为，为了提高收入水平和占领广阔的市场，乡镇政府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乡镇政府也有效地对自身进行监督，这是乡镇企业成功的原因。即使不像乡镇层次的政府那么明确，县市级政府及省级政府，在地方财政包干制改革实施后，也与上级政府相对独立，开始采取追求自身利益的行动。例如，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电子工业鉴于彩电行业众多厂家纷纷上马导致激烈竞争，想利用显像管分配权对彩电行业进行重组，但是想指定工厂的限制办法没能成功（结果超过一省一厂的计划，被迫指定58家）。据丸川所说：“中国的电视机行业，在80年代上半期就已经处于电子工业部想控制也控制不了的局面。从电子工业部来看，已经是自由了”（丸川，1999）。正如青木与奥野（1996）所说，不管与哪种形式的模式是适合还是不适合，改革开放的中国尽管与新古典派所强调的市场机制有着不同结构，但已经是竞争非常激烈的社会。
地区间相互竞争的局面更强烈地显示出竞争比所有制更为重要。斯蒂格利茨（1998）指出，即使私有化会提高效率的华盛顿共识是正确的，也不是说所有部门进行私有化都是好的。例如垄断企业的私有化经常会引发行贿受贿问题。而且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可能其效率的提高要以服务质量和安全性的下降为代价。应该考虑完全私有化的替代手段（如竞卖等）。而且与这一点相关联，Shleifer和Vishny（1998）通过比较同样采取激进措施的波兰与俄罗斯，论述了“政府的转型”（高效率的政府存在与否）是成功的重要原因。比如说，俄罗斯的小企业面临着管制太多，还留有许可证制度、收贿的横行等问题。而波兰的小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激烈的竞争。与俄罗斯的小企业相比，波兰的小企业要更加活跃，从这里就可看出原因。而且，波兰的地方政治家，要为筹集选举资金和提供公共物品而获得必要的税金，采取了一定程度上支持新企业产生的激励措施。从乡镇企业的发展看，政府与企业的一体化构图并不为中国所独有，波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存在的。
三、中国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
1.市场化到达点的评价。根据到目前为止的观察结果来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市场化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靠农村发展、沿海地区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中国独有的特征。但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正在从就地转移形式到向城市或其他农村地区转移相结合的形式转变。超越地域限界的产品、生产要素移动十分活跃，地区间的相互依存性正在增强。在这些变化过程中，地区差距的扩大也是无人不晓的，从这些表象来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转型过程中呈现出的中国特色正在相对减弱（但并不是完全消失）。90年代初制度改革的加速，就是对这一系列变化的政策对应，也是市场化转型进入新阶段的佐证之一。
转型过程呈现出中国特色正在逐渐减弱并不意味着市场化的倒退，而是在向进一步促进市场化的方向转变。这里要强调的是，不能对市场化的到达点评价过高。第一，从全国水平来看，农业内部结构的变化才刚刚开始。从多种计算结果来看，超过一亿人口的大量过剩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转移之课题的解决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第二，地域一体化的推进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从区域经济角度来看，正在从地区分割型地域发展模式开始慢慢向形成“地域经济区”的模式转变。但是，除了华南地区出现了明确的征兆外，环渤海地区、长江流域地区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地域经济区”正在逐步形成的十分明显的迹象还未显现出来。而且，地方政府实行的“市场封锁”还没有消除，这对地域一体化的进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根据以上各点来看，无论是从农村向都市的市场化渗透的侧面，还是从沿海到内地的市场化波及的侧面来看，市场化确实才刚刚开始，距离市场经济转型的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转型将持续到何时。制度本身是永远在不停地进化的，正如缪勒所说：只要转型沿着“全球市场化和民主主义的空想的道路”持续下去，转型就永无终结。因此，“制度变化的速度低于标准的水准时”，就可以说转型结束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转型就已经完成。中国的经验与前苏联的经验并没有实质的不同。正如本文反复论述的，中国的市场转型，起初是“双重转型”过程，政策运行也是如此。国有企业的根本性改革一直被推迟，以乡镇企业的发展为象征的农村经济发展是市场经济转型的主动力，农民从农业领域流出大量进入非农业领域，结构变化与生产力提高是城市、农村居民收入都增加的主要原因。
现在看来，如果转型是从低开发阶段到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型，中国可以说已经结束。从实现了持续的高度增长的沿海地区来看，从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的20年时间里，上海市人均GDP达到3677美元（1999年数字），按购买力平价（PPP）算是15516美元。上海已经达到中等国家收入水平。而且，2001年12月，中国成功加入WTO。加入WTO意味着国际市场和国际惯例与本国市场的结合，与中东欧加入欧盟有着同样的意义。从这个侧面来看，中国转型已经完成。另一方面，从内陆农村地区来看，那里自给自足的农业仍然存在。最贫困的贵州省，人均GDP只有259美元（按购买力平价算是1247美元），与上海的差距在12倍以上。根据中国1990年价格测算年收入在625元以下为贫困人口的定义，到1999年还有3412万贫困人口存在（加藤，2001）。由此来看，象中国这样，内陆与沿海存在巨大差距的大国，恐怕不能以全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指标来作为判断转型是否结束的指标。尽管上海市等沿海地区取得一定的发展，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要超过某个阶段还要有一定的时间。现在看来中国转型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3.市场经济体制的多样性。虽然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已经历了很长时期，关于中国向什么方向推进的讨论仍很有意义。最后探讨一下中国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
首先，关于中国前进的方向有如下可能性较大的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进一步放松管制的同时，完善与市场有关的法规体系，建立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与个人能够自由活动的经济体制。即采取新古典派经济学所假定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另一方面，以“东亚模式”为目标模式。由于地区差距的扩大、阶层间贫富差距扩大的状况会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而恶化，为促进受到外资企业激烈竞争的“民族产业”的发展，实行适当的产业政策是必不可少的。中央政府要保持一定的权威，实行产业政策与收入再分配政策，这样的发展模式只不过是以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为成功范例而抽象出的“东亚模式”。这两者，至少有小部分与中国的特征相一致，作为参照模式也有一定的有效性。但是，这恐怕不是与中国相适应的目标模式。
将适合于欧美先进国家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照搬照抄是很难想象的。大野（1998）认为：“非欧美社会的市场经济的目标类型是各不相同的，各社会通往目标的途径也是不同的。很难支持这样的见解：整个社会都会收敛于美国型市场经济模式，或者希望向美国模式收敛。”先进国家的体制毫不修正地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是很难适用的。另外，“东亚模式”与需要中央政府有很强的主导权的中国现状相一致，现有中国政治体制也显示出亲和力。但是，由于中国具有国土与人口规模太大，区域发展呈现多样性特征，这种模式在中国的成功实施也有很大的困难。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中央政府要集中全部信息进行经济一元化管理是很困难的。
经济全球化进展到今天，经济体制一直是多样化的。有“盎格鲁-撤克逊模式”，有“东亚模式”，二者会向一种经济体制收敛下去吗？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多样性，在各个国家所固有的社会构造中，独自的进化会持续下去（青木、奥野，1996）。中国型市场经济体制会怎样进化下去，这是今后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