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现实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79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晴雨表。速度成为政府、经济界及大众传播媒体使用频率仅次于改革的单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促使经济以较高的速度持续发展。10多年的改革进程实际上一直都是以经济速度为参照系。因而，对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中国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探讨已刻不容缓。
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困境
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型，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经济均衡论的基础之上的。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均衡经济增长，E·多马是这样论述的：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第一，从生产能力方面，设潜在的社会平均投资生产率σ为
σ＝（DP/DT）/I （P为潜在社会生产能力） （1）
设σ为常数，由（1）有dp/dt＝σI （2）
第二，在需求这一边，设边际储蓄倾向为s，则国民收入Y与投资I的关系为
dY/dt＝dI/dt×1/s （3）
设经济处于一种均衡状态，因此p[，O]＝Y[，O] （4）
为保持均衡状态，必须dp/dt＝dY/dt （5）
将（2）和（3）代入（5），即得到基本方程式σI＝dI/dt×1/s （6）
解方程式得，I＝I〔，O〕e〔sσt〕 （7）
sσ就是均衡增长率，当它保持不变时，要保持充分就业，投资就必须按不变相对利率或复利率增长。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表达为：
G＝sσ （1）
式中G为均衡经济增长率。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以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将生产函数演化为：
ΔY/Y＝α（ΔL/L）+（1－α）（ΔK/K）
式中，ΔY/Y为经济增长；ΔL/L为劳动力增长率；ΔK/K为资本增长率。如果它们分别用G[，Y]、G[，L]、G[，K]来表示，则
G[，Y]＝αG[，L]+（1－α）G[，K] （2）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为：
G＝σ[π/Y（S[，π]－S[，w]）+S[，w]] （3）
式中，π表示资本家阶级的收入；S[，π]表示资本家的平均储蓄倾向；S[，w]表示工人的储蓄倾向。
虽然三种经济增长模型，各有其表述形式，但在一定条件下三者可以转化为同一形式加以表述。
在均衡条件I＝S下，设投资率为i＝I/Y，现代经济增长模型可归结为：
G＝σi （4）
这就是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中，广为引用的经济增长模型。
国内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研究表明，马克思再生产模型在进行经济增长研究时，可以转化为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来表达。①也就是说，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所讨论的也是均衡经济增长。
在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分析后可以发现，任何一个学派的观点、任何一个具体的理论模型，都不能直接运用于分析中国经济现实。也就是说，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为前提，运用演绎推理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无论是定性或定量，还是理论分析或实证分析，都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中国经济不但是非均衡的，而且还是第二类非均衡，即市场不完善以及企业缺乏利益约束和预算约束条件下的非均衡（厉以宁，1991）。②
若用中国实际经济数据对（4）式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可以发现该模型只能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变化的10%左右，而其余90%左右则不能解释。这就从统计思维的角度否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对中国实际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的效用。从经济意义上讲，均衡增长模型（4）不能解释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增长。
“均衡”的理论与“非均衡”的现实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陷入困境。因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都暗含一个基本假定：储蓄均自动变为投资，并根据一定的资本产量比率转化为增加的产值，这一产值的一定比例又能储蓄下来并用于投资，于是继续不断的增长过程得以维持下去。这一基本假定的制度背景则是：存在一种充分发达的和运转自如的现代市场经济。显然，这一假定不适用于现实的中国经济，因为这里必须考虑影响中国这种不发达国家，特别是目前经济转轨时期吸收资本、并依有效方式将储蓄用于投资的能力的各种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投资机会之间，如何有效地分配可供利用的储蓄这一中心问题，以及与之有关的鼓励经济人才得到充分供应的组织和机构问题；通过市场制度，来正确反映产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借以提供适当的经济刺激问题；建立能在公营和私营经济部门有效地执行投资决定的组织系统问题。很显然，用现代经济理论模型对中国经济进行分析是得不到正确结果的，因为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非均衡状态。对中国经济增长规律的分析只能借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和分析方法，而不是它的具体模型。
二、逆向思维中的现实抽象
由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困境，现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大都局限于对现象描述、原始统计数据的堆积和具体事件的举例等，或者用中国的统计数据硬套国外现成的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给人的感觉是在验证模型的正确性，而不是分析中国经济的实际。总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和内在机制缺乏比较深入的考察，在众多量大面广的研究中始终缺乏一根主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规律的研究。而且在定量分析中，都基本采用与定性分析相同的思维方式——演绎推理，其主要着重点都在论证的正确性。偏重论证的正确性，忽略结论的可信性。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经济分析中的一个遗憾。
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遍及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活动空间。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可用已有的经济理论为根据，也可以运用实证（数据）资料作为立论辟说的依据。这就涉及到两种思维方式：归纳方法和演绎方法。归纳法是从特殊开始到一般，它关心的是在给定前提为真的条件下结论的可信性；而演绎法则是从一般到特殊，它关心的是论证的正确性。这是两种方向相反的思维方法，既对立，又统一，互相补充，互相渗透。归纳方法为演绎方法准备条件，演绎方法为归纳法提供理论依据，扩大和加深运用归纳方法所获得的成果。统计学为归纳法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前景。统计推断就是一种典型的归纳推理，它所揭示的统计规律，为得到的经济理论提供了高度的可信性。根据这一观点，统计推断是处于一切实验科学的中心。难怪萨缪尔逊认为，在许多其他与经济有关的学科中，统计学是特别重要的。
基于逆向思维的统计思想，笔者一反国内经济研究的传统方法，不从某种经济理论模型或某一学派的观点出发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问题，而是依据中国的实际（统计数据），将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纳入统计思维之中，首先运用归纳法（统计推断）推断中国经济增长规律（模型）；然后再用演绎法（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出发）对中国经济增长问题进行分析；最后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对政府经济行为进行分析。③在研究中得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其中，R为均衡增长率；也就是说，σ所表示的社会平均投资生产率不是以年投资计算，而是以周期长度的平均投资计算。
σ具有以下特点：
1）σ的数值极大部分取决于技术进步（表现为随均衡增长率变化）。必须注意的是，σ通过I来表达，但它不是I所创造的。正确的理解应是：σ是指随着投资而来的而不是投资所造成的生产力增量。
2）它是指潜在的生产能力的增量。
3）它与整个社会生产能力的增加（包括劳动力）有关，而与投资推算的报酬率无关。因此它不受收入分配变动的直接影响。
4）虽然σ具有常数性，但实际上还是存在波动（在常数性检验中就可以看出）。它有一个所能达到的最大极限。它与最大限度之间的差距，一方面决定于投资率的大小，另一方面取决于其它因素，如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增长及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增长。以上这些特性，最重要的是σ的潜在性。它不是用于说明国民收入的增加，而是用于研究经济生产潜力的增长。σ值越大表明经济越能够较快的增加它的产量。
K的经济意义
K是边际（净）投资率。它表示经济增长的需求成本。K值越低，意味着社会投资冲动越大，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波动也越大。
在统计思维中，K的量度也不再是均衡理论的ΔI/ΔY，而是用下式表达：
K＝ΔI/ΔY
式中，ΔI＝ΔI－I[，－1]R＝I－I[，－1]（1+R）
之所以有这一变化，是因为动态的看，在ΔY的经济增量所需的投资中，不包括生产性投资的增长部分（这部分增长贡献已经记入σ中）。关于m/K·u：
从m/k·u可以看出，经济制度的变动u是通过m/k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关于u的进一步定量分析属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范畴，超出了经济增长研究的范围，本文不作深入研究。
与（4）式相比，（5）式在表述上经济增长不再与储蓄率发生关系，而是直接与投资有关。而且在（5）式中，经济增长率不再是同期投资率的函数，而是（在经济体制影响因素m/k·u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由投资增长率Δi（代表投资需求）和投资率i[*]（必须考虑投资滞后效应）（代表投资供给）共同决定。特别是提出投资率增长率的定义，并把它引入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是中国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核心，也是它区别于其他经济增长模型的关键所在。
建立在统计思想基础之上中国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从统计思维的角度较为圆满地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决定因素间的传递机制。
从（5）式可以看出，从经济系统内（在剔除非经济因素、未知随机因素和经济体制变化因素的影响后）来考虑经济增长，由经济因素决定的经济增长可由下式给出：
r＝1/K·Δi+σi[*] （6）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率由投资率增长率Δi和前期固定资产投资率i[*]共同决定。
这一结果告诉人们：中国经济增长率与人们所感觉的、一直为其困扰的投资率、投资增长率、（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率、固定资产增长率等等均无直接关系。中国经济增长与投资的关系是以中国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增长率Δi和前期固定资产投资率i[*]之间的传递机制来表现的。
从（6）可知，中国经济增长由两部分组成：由投资率增长率引起的经济增长与由前期固定资产投资率引起的经济增长。两者的共同作用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轨迹（见图一）。
从图一中，中国经济增长波动曲线r围绕由前期固定资产投资引起的经济增长率曲线r[，1]波动，而r[，1]的运动轨迹又波动于大于零增长率的一条引力线周围（协整分析已证实这条引力线的存在）。这显示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来源于前期固定资产投资率所决定的经济增长率。
从图一还可以看出，由投资率增长率引起的经济增长率r[，2]是一条其轨迹波动于零增长率之间的曲线，它与r的波形非常相似。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主要来源于投资率增长率引起的经济增长率的波动。
计量分析得出的中国经济增长波动与滞后期为6年，即与6年前期的投资有关，暗示出经济波动与建设周期有关。由于投资的供求时间差，即投资从需求转化为供给所需的时间，投资项目只有建设完成并交付使用，才可能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或其它效益。所以，投资滞后期必然与投资建设周期相联系。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显示，中国各行业全部建成投产的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的平均建设工期为5年左右④。5年建成，第6年带来经济增长，这是i的含义之一。
图一 投资率增长率与前期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共同作用
三、中国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意义
（5）式作为从统计思维的角度思考、由经济计量（统计）模型逆推的中国经济增长理论（假说）模型，揭示了非均衡状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规律。它不同于均衡理论的经济模型，实际上它是界于均衡经济理论模型与计量（统计）模型之间的非均衡经济增长运行模型。它既可以根据其参变量的经济意义进行深入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也可以对其参数进行估计，将其转化为经济计量（统计）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经济预测和经济决策评价。⑤
由于投资率增长率的引入和对投资率考虑投资滞后效应，中国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把经济增长理论向动态方向推进了一步：
1.把经济变量从纯数量向既考虑数量又考虑方向推进了一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把所研究的对象经济增长量、总供给量、总需求量等等，都是作为标量（只有大小的量）来考虑的；而中国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则赋予这些变量某些矢量的性质（具有大小和方向的量）。
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是总供给量等于总需求量，即
dp/dt＝dY/dt
这里的dp/dt和dY/dt都是标量，就是说二者只要数量相等，σi（或sσ）就是均衡增长率，当投资按不变相对利率或复利率增长时，它将保持不变，并保证充分就业。
在中国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经济增长由投资供给决定的dp/dt和投资需求决定的dY/dt共同决定，这时的dp/dt和dY/dt不但要考虑数量大小还必须考虑变动方向，也就是说dp/dt＝dY/dt不但是指数量相等，而且还必须变动方向相同。那么，在这种设定下，dp/dt＝dY/dt时，经济增长率就不会一定保持不变，而要视二者的变动方向而定。
如果dp/dt和dY/dt变动方向相同，则经济增长率不会保持不变，而会在同为正向的情况下，呈现高速增长；在同为负向的情况下，则有可能呈经济急剧下降的趋势。如果dp/dt与dY/dt数量相等，但变动方向相反，则将可能出现零增长。如果dp/dt与dY/dt数量不等，且变动方向相反，则经济增长出现波动。
2.把经济增长点由静态定点转化为动态运动点来考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研究经济增长时，把经济增长点作为一个支点（定点），而总供给与总需求分别位于其两端（如同天秤一样），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的点为均衡增长点（天秤平衡），相反，总供给不等于总需求的点，则为非衡增长点；而中国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却将经济增长点作为一个由投资需求和投资供给共同作用下的动态点，并认为静态的经济增长均衡点，实际上是达不到的。
在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中，dp/dt和dY/dt是作为一种度量衡，对经济增长点进行测量，判定其是否为均衡增长点。而在中国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由投资需求Δi决定的dY/dt和投资供给决定的dp/dt却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点上，通过产生的合力作用拉动经济增长点随时间长河不断地运动。
3.将经济增长均衡点转化为经济增长均衡（引力线）线来考虑。中国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追求的经济增长均衡点，在现实经济中是达不到的，但实际经济增长运行轨迹中却隐含一条均衡（引力）线，使现实经济增长运行点围绕其附近运动。
从以上三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中国经济增长不应追求某种均衡增长点，而是应当探寻波动于经济增长均衡线周围的适宜经济波动区间。这一结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和政府实际经济增长决策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现实宏观经济决策中，经济理论界与政府决策部门常常为最优经济增长点而争论不休（例如关于6%与9%的争论）。然而在统计思维中，最佳经济增长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以一定概率保证的经济波动区间。也就是说，统计规律下的适度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增长区间，而不是一个点。这一结论将是政府经济增长决策和经济预测中分析问题的立足点。
经济理论就是探索经济行为的规律性。在统计思想中，虽然就个别经济行为来看，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目的以及手段各异，情况错综复杂，但是，运用统计思维，以大数法则作为分析出发点，经济学家常能发现经济行为所涉及的经济变量之间有着某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相互依存的现象一旦达到一定程度的稳定性时，经济行为的规律性就出现了。而将这种规律性的来龙去脉交待得一清二楚就是经济理论的职责。把揭示经济规律的结论写成函数的形式，它就成为定量分析以及计量建模的理论依据。国内计量经济研究缺乏的正是这种理论依据。这也正是本文为之探索的东西。
注释：
①宋则行：《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探索》、《当代经济研究》 1995年1期。
②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1年版。
③毛迅：《论经济增长的统计规律》，博士学位论文 1995年5月。
④毛迅：《中国经济增长统计预测》，《统计研究》，1996年第1期。
⑤《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 （（1950—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
标签：经济增长理论论文; 投资率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均衡生产论文; 统计模型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