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地图学——论现代目录学的本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录学论文,地图学论文,本质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位科学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知识的一半就是知道到哪里寻找知识”。目录就是告诉我们到哪里寻找知识的工具，而目录学则是告诉我们如何寻找知识的一门学科。目录就像地图指引我们行进的方向一样，指引我们寻找知识的途径和方法。目录从本质上说就是知识地图。目录工作的任务就是要绘制和构建这些寻找知识的地图，而目录学则为我们绘制和构建知识地图提供必要的方法和理论指导。因此，更准确地说，目录应该称为“知识地图”，而目录学则应该称为“知识地图学”才更为恰当，更符合新时期目录工作和目录学发展的基本特点和本质。
1 目录学发展的时代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目录学发展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对目录学影响最广泛、最深远的社会环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尤其是个人电脑和因特网的广泛应用与普及，引发了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人们对书目情报和目录学知识的需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个性化、多样化、综合化、精确化是对目录工作和目录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二是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的兴起使知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和内生变量，当今社会正在由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
在知识社会中，整个社会大厦正日益建立在专业化知识和专业知识人才的基础之上，“知识工作者将通过正规的教育来获得工作、职业和社会地位”，“个人、组织、机构、产业、国家获得和应用知识的绩效将越来越成为关键的竞争因素”[1]。这就要求作为社会知识创新与知识传播链条上一个重要环节的图书馆必须转变职能；要求作为知识交流中介和知识传递工具的目录更为深入、准确和有效；要求揭示和报道知识的目录工作以及提供和反映知识获取理论与方法的目录学，由文献世界、信息世界走向知识世界[2-3]。新时期社会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导致人们需求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社会需求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到社会各个专业领域和科学理论之中，并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目录学发展正是处于技术得到极速发展和知识受到高度重视的时代背景之中，并且两者正在快速地融合为一体，成为影响和推动目录学发展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技术化和知识化是新时期目录学发展过程中两大最明显的特征，技术化是知识化的基础，知识化是技术化发展的必然。但目前从整体上来说，目录学界更关注目录学的技术化特征，而忽视了目录学的知识化特征。
2 知识与目录
目录是知识的载体，知识是目录的核心内容。目录是获取知识的有效工具，是知识交流的中介。目录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是指引知识获取的知识地图。
2.1 知识
知识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知识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对知识及其价值有不同的认识。随着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的兴起，知识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和关注，而且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但迄今为止，人们还是很难说清楚“知识”到底是什么。
目前关于知识的定义十分丰富，不同的人，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对知识的理解和定义不同，他们分别从各自的认识立场和研究角度出发对知识进行了定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知识定义集。知识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外延非常广泛的概念。由于知识的内在复杂性和开放性，对知识作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是很困难的。事实上，关于“知识”属性和定义的争论从古至今一直都没有真正停止过。正如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人类的知识》一书中经过仔细分析后得出的结论：“知识是一个意义模糊的概念”。一切关于知识定义的各种观点共同表明，“知识”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各种元素的无序集合，而是被纳入了一个动态的、与人或组织相交互的系统。更明确地说，知识只有在“使用”过程中，才能体现出其价值，才成为有实践意义的、真正的知识。随着对知识内涵认识的加深，人类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知识进行了多种分类。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知识进行分类恰恰是建立在对知识内涵理解的基础上，分类原则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类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对知识作用的不同认识。虽然学术界在知识的定义和分类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1996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知识的分类成为目前最具权威性和流行性的一种。
尽管我们对知识的概念和类型还没有取得认识上的统一，但是我们却在知识的基本特性上获得了一些共识：知识具有共享性、价值不确定性、可传递性、系统性、正确性、可表达存储性、隐含性、可占有性等特性[3-5]。
人们在对有关知识的研究中，知识组织和知识管理是最重要的议题。如何才能实现知识的有效组织和管理呢？必须要有科学有效的组织管理方法与工具，而知识地图就是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和工具之一。正如在各种空间活动中需要地图一样，我们迫切需要序化和查找知识的知识地图。
2.2 目录及其本质
目录也称书目，是指著录一批相关文献并按照一定的次序编排组织而成的一种揭示和报导文献信息的工具。书目属于二次文献的范畴。书目编撰就是运用各种手段，将分散的一次文献(原始文献)所含的知识、信息，进行筛选、压缩、整序，揭示其内容，著录其外形特征，进行科学的编排组织，使之转化为有序的、可以传递的二次文献。书目的主要作用在于以文献名称为核心，对原文进行压缩和整序，从而降低原文获取的成本，节省读者查找文献的时间，提高一次文献的传递速度和利用效率，促进科学信息资源的公共获取[6-7]。
早期的书目工作都是以文献为基础而展开的。千百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直把目录工作的对象和基础，把读者的知识需求误认为是文献或文献信息。文献是记录知识的一切载体，只是记录知识发现、生产、加工、存储、传播与利用等知识活动过程与结果的物质载体、工具、手段或中介，而知识才是其中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正因为如此，当我们无法将知识与载体有效分离，无法准确定位载体中的知识单元和知识点时，只能把知识的载体，即文献作为获取知识的基本单元，但这并不表明对知识的需求就是对文献的需求。人们之所以将对知识的需求错误地定位为对文献的需求，既有其认识上的局限，也有其历史必然和特定的社会背景，而这种历史误解由于知识发展的连续性、累积性和系统性，被完整地继承下来。尽管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期不时地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挑战和批判，但并没有成为主流。知识集合论、知识组织论、知识可获得性论、知识交流论、客观知识论、公共知识管理论等观点的提出[3，8-11]，直指图书馆活动和目录工作的本质：知识是图书馆活动和目录工作的基础和出发点。国内外不少学者也指出：图书馆是保存、传播、利用记录在各种媒体上的知识的场所，是为人们获取广而深的知识服务的[12]；图书馆是一个运输知识的通道，图书馆是一个供应知识的单位，图书馆是一个分享知识的场所[13]；图书馆是资讯集合场所，是知力(即知识力)供应站，是知识储存库，是文化有机体[14]；图书馆是公共知识中心，是公共知识资源管理中心[11]。图书馆学的本质是公共知识管理学[15]。这些精辟的见解有力地说明了图书馆资源的本质是知识或知识资源，图书馆活动(包括目录工作)的对象和基础是知识，这引起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共鸣和思考。社会环境的变化，图书馆活动和目录工作现代化、技术化和知识化的特点也正日益凸显出这一点。
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和知识管理的兴起，图书馆的形态变化可以说经历了文献馆、技术馆(如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网络图书馆等)、知识馆(凸显知识在图书馆资源、管理与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和综合馆(复合型图书馆)4个发展阶段，而目录形态也由文献目录向信息目录、数字目录(如机读目录MARC)、网络目录(如OPAC)继而向知识目录和综合目录转变，图书馆和目录形态的变化有力地证明：目录的本质是对知识进行揭示和组织，是一种揭示和报导知识的工具。目录是组织和描绘图书馆知识资源分布的地图，也是组织和描述全部人类知识资源的地图。目录工作的对象和基础准确地说也应该是知识，而不是文献。因此，可以说，目录的本质是地图，是文献地图、情报地图、信息地图，也是知识地图。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我们有不同的认识。
3 知识地图
3.1 知识地图的起源与发展
知识地图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图书情报学和知识管理两个领域，之后被广泛借用于其他学科领域。从整体来说，目前关于知识地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知识管理领域。随着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全球竞争的加剧，出于组织有效实施知识管理战略、提升竞争力的需要，企业迫切需要对其内外部知识资源进行有效组织与管理，而知识地图正是实现组织知识资源有效管理的工具。国外知识管理领域较早对知识地图进行系统研究的有G.K.W.K.Chung、J.L.Gordon、Kraak以及Jr Nelson等。其中J.L.Gordon对知识地图的研究比较具体，他对比了知识的规则表示、语义网表示、框架表示、概念图表示等技术，展示了知识地图的构建过程，并简单讨论了知识地图在空间科学、商业管理、教育等方面的应用，其重点在于知识及其关系的图形表达方面。其他学者的研究大多从专业的角度，如企业管理、地球科学、软件开发等方面来使用知识地图。国内则主要有邓三鸿、乐飞红、丁蔚等几位学者对知识地图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16]。二是图书情报学领域。目的是为了有效定位文献中的知识单元，并实现对整个知识体系的宏观组织和控制。图书情报学领域最早研究知识地图的是英国的著名情报学家B.C.布鲁克斯。两个领域对知识地图的研究侧重点不同：布鲁克斯认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真正任务是组织、加工和整理客观知识，绘制以各个知识单元为节点的知识地图。一旦这种知识地图相对稳定，便进而形成人类的体外大脑[17]。布氏所提出的“知识地图”试图以知识网络的形式说明知识单元的发展变化，进而形成新学科的知识变化过程。这种信息环境的特点是：当用户实地检索时，只要以某一知识节点为起始点，就可任意地、非线性地、交互地、机动灵活地改变检索途径，从而实现真正地由文献检索变为对知识库的浏览[18]。而知识管理过程中组织的知识地图则着重于组织内外部知识资源的整理和关联，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对于知识地图本身“连接各知识单元”的这一基本特性是相同的。
3.2 知识地图的本质
地图是地理相关信息的一个指引。而知识地图则是指用符号、语词、清单、图表等各种信息模式来表示知识分布及其各种关系的地图，是进行知识组织与管理的良好工具。知识地图是一个向导，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知识的集合。知识地图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关于知识的来源的知识[19]。对用户来说，大部分的知识是在知识地图所指向的知识源中，而不是被包含在知识地图本身。这是知识地图和其他一些工具，如CASE、数据库、群件和BPR等软件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20]。知识地图从形成和本质上更接近目录。
一般来说，一幅完整的知识地图应该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全部知识体系的总目录，包括其基本属性、种类、重要性等；二是知识目录中各条款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份完整的知识地图能提供知识或知识资源的存储地点、所有权人、有效性、及时性、主题范围、检索权限、存储媒介等，并能揭示所有知识资源，如知识单元、文档、文件、政策、名录、知识工作者的能力及社会关系、专家的权威及专利、组织或团队的重要事件、经验等，并能反映各类知识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知识地图的形态可以多种多样，如知识库、工具书、专家系统、数据库、知识管理系统、专家导航图、文档分布图、搜索引擎、网站等，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无论知识地图的最终指向是人、文献、文档、知识单元或其他资源，它都必须指出在何处人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所需的知识。
从技术上讲，知识地图的实质就是知识目录的总览，它允许人们对知识目录所描述的知识单元或知识资源进行处理、浏览和形象化[21]。而知识目录是指知识库或知识系统的分类典藏登记表(一个精心设计和组织的登记表)，收藏知识单元或知识资源的著录出处，能够揭示各知识款目之间的关系，并提供相应的链接服务的知识系统。信息和知识的目录通常由元数据揭示，简单的元数据仅仅提供目录源的有关外部特征信息如地点、作者、信息或知识生产日期、入藏号等，复杂一点的元数据应能够揭示知识款目的内容特征，如主题、分类号、应用、该知识的相关背景等。并且知识地图与现代信息技术紧密结合，使知识组织和管理变得十分精确和有效[16]。知识地图可以起到缩小知识获取时间，加速知识循环；提供多角度、多手段、多途径获取知识的方式；促进知识工作者和知识型组织进行无形资产的评价与管理；协助知识型组织进行人力知识资源管理等作用。目前，知识地图正被广泛用于各个学科领域。
4 构建知识地图：新时期目录工作的使命
4.1 目录工作基础的转变
随着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图书馆学和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两次巨大的变革。即20世纪80年代以前，将文献作为图书馆学与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并以文献为基础形成了完善的文献工作与目录工作业务流程，同时建立了以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成熟的学科研究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对信息需求的日益增长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图书馆学与目录学的研究重心开始由文献转向了信息(情报)，随之形成了以信息(情报)为研究对象的信息、情报工作和目录工作业务流程和学科体系。到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研究热潮的兴起，图书馆学与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知识化趋势日益明显，知识开始成为图书馆学和目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图书馆工作、目录工作流程和图书馆学、目录学学科体系建设也开始向以知识为核心进行转移[3，22]。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很早就开始关注对客观知识进行组织和分析，在他看来，人们利用现有各种分类法和索引法对文献的标引分类都不是知识组织，而是组织文献或文献组织。他理想中的知识组织，是对文献中的逻辑内容(即知识)进行分析，找到人们创造与思考的相互影响及联系的节点。为此，他提出了“知识地图”的概念，试图揭示知识的有机结构[23]。
4.2 目录工作的使命
目录工作是目录学的基点，目录工作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科学地揭示和有效地报导文献信息”。“揭示”与“报导”其实质就是对知识进行组织，它是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的核心。新时期目录工作的使命就是要构建和绘制获取和利用知识的知识系统或知识地图。不论是文献知识地图(如书目、索引、文摘等检索工具书和手册、名录、年鉴等参考工具书)，还是数字知识地图(如书目数据库、知识管理系统、知识库等)、网络知识地图(如网络搜索引擎、联机数据检索系统、知识网络等)，其本质和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有效组织和管理知识，为需求者提供知识线索。只不过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知识组织和管理的效率，为知识重组，为知识地图的构建和绘制提供了更为科学有效的手段和工具，使知识组织的广度和深度大大加强。
5 知识地图学：新时期目录学的新生
5.1 传统目录工作和目录学面临的危机
众所周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目录学理论与方法已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研究的领地正面临着被众多学科领域分割包围、鲸吞蚕食的局面和危机，而这些相关学科已基本上接受和完成了现代信息技术的洗礼和改造，面目焕然一新。如参考咨询由文献检索咨询发展到信息咨询，继而到网络信息咨询，知识咨询也呼之欲出；检索由文献检索发展到计算机信息检索，再到网络信息检索，并出现了知识检索的趋势；分类编目由文献分类编目发展到信息组织、网络信息组织(如MARC、CNMARC、DC等)，随即发展到知识组织，等等。虽然目录学也受到了信息技术的惠顾，如MARC、书目数据库、数字目录、网络目录、OPAC等新概念纷纷出现，但没有成功地完成对传统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的改造，而且很多内容很快又被划入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只有传统的、经典的、特色的目录学理论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没有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目录学者则纷纷转向，侵入其他学科研究领地。传统目录工作和目录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近年来国内目录学研究成果的剧减(有关目录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寥若晨星)，目录学教育的急剧萎缩(目前国内开设目录学课程的学校仍寥寥无几)，无不说明目录学发展的重重危机，以至于人们发出了“经典目录学已辉煌不再”、“传统目录学难以为继”之慨叹。新时期传统目录学的精华如何传承发展，怎样使经典目录学理论香火永续，应该引起目录学人的思考。
5.2 目录学研究对象的变革
目录是图书馆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目录工作是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录学是图书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图书馆工作和目录工作的基础，图书馆学和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说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变，即由以文献为基础到以信息(情报)为基础再到以知识为基础。由文献到情报、信息再到知识是整个信息管理学科群发展的一个基本主线。因为情报、信息、知识与文献的关系十分紧密，存在着难以分割的关系。同时，由于认识水平所限，在目录学初期的研究工作中，人们还不能够找到知识、情报、信息的准确表达方式，因此，几乎所有的知识、情报、信息工作都是在“文献工作”这一总称或术语下进行的，目录工作者为组织知识、情报、信息所创造的各种方法都是以文献特征为基本标识单元，借助文献来进行的。继而又发展到将知识表达为情报、信息，借助情报、信息来进行[24-25]。因此，文献、情报、信息工作掩盖了目录工作的本质，即知识工作。
1)以文献为研究对象的目录学。20世纪40年代以前，尽管目录学研究主要是以图书、目录和读者等各种要素及其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主要包括著录、编排、组织、书目情报、书目资源管理等，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以文献为研究对象，但其中包含着文献，因此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研究的基础仍然是文献。20世纪40—50年代，目录学研究的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献工作或文献学，如文献分类、编目、目录编撰、文摘、索引理论与方法等。20世纪60—70年代，由于文献量剧增，计算机在信息组织、检索方面的优势日益明显，计算机在目录工作中的应用引起了广泛关注，机读目录、联机检索等成为目录学研究的新课题，引文分析、书目计量学、文献计量学的地位也日渐上升。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大量应用于目录工作，文献管理系统、书目数据库、联机数据库检索系统的开发应用以及情报网络化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26]。这一时期，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研究都以文献为基础展开，而且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以及学科研究的逐步深入，文献的概念、类型与范围也在不断拓展。目录学学科的产生直接来源于文献学、文献工作，对文献规律和文献加工整理的研究被视为目录学发展中的第一个里程碑。
2)以信息(情报)为研究对象的目录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对信息需求的日益增长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目录学的研究重心开始由文献转向了信息(情报)。目录学研究对象从文献转向信息(情报)同时也是目录学学科自身发展的要求，因为当时传统的目录学研究正处于低潮时期。原有的知识体系已经十分完备，但又找不到稳固的理论基础，使学科发展陷入了困境，迫切需要找到新的突破口。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信息科学的兴起，使目录学找到了新的结合点，看到了新的曙光，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因此，这一时期，有关书目信息、书目情报、书目情报组织与服务、信息组织、搜索引擎、自动编目、机编目录、自动文摘、自动索引、机读目录(MARC)、书目数据库、联机编目、书目技术等的研究日益丰富起来，成为目录研究和关注的焦点[27]。
3)以知识为研究对象的目录学。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研究热潮的兴起，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知识化趋势日益明显，图书馆学、情报学界逐渐认识到知识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自然也成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
知识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此论断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研究热潮兴起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才真正将知识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英国著名情报学家B.C.布鲁克斯很早就提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是关于客观知识的分析、组织、传播和利用的科学。图书馆学和情报科学的真正任务应是组织、加工和整理客观知识(即世界3，客观知识世界)，绘制以各个知识单元为节点的知识地图。并提出了著名的知识方程：[S]+ΔI=K[S+ΔS]，即知识的增长是通过情报(信息)的获取来完成的[23，28]。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图书馆学和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们开始将研究对象逐步转移到知识上来，使图书情报工作和图书情报学研究再一次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同时也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目录、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的使命也开始转移到对知识的有效组织、揭示、报导、查找、传递与利用上。
5.3 目录学的本质
在新的历史时期，目录学发展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学术界对目录工作的基础和目录学的研究对象也有了科学、准确、本质的认识，目录学技术化和知识化的发展趋势正日益明显，现代目录学的内容体系和理论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迹象无不表明“目录学”这一传统概念已不能完全涵盖其新的内容，目录学的本质是关于知识地图的构建、绘制与利用理论与方法的一门学科，目录学的本质是“知识地图学”，应该用“知识地图学”这一更广义、更合理、更恰当的学科名称来规范目录学。不恰当的学科名称会制约和阻碍学科本身的快速发展与拓展，同时也会影响学科的内容体系和理论体系更新，并进而影响学科的社会地位。既然知识和知识地图是目录的本质，揭示、报导、组织、查找和传递知识，即构建和利用知识地图获取知识是目录工作的本质，那么就应该把这种本质和实质性的内容反映到目录学研究中去，重新构建目录学的内容体系和理论体系，使目录学有一个合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任何学科都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不断有新学科产生，也不断有传统学科消亡。传统目录学发展的困境和危机，目录学教育的萎缩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时代在呼唤着“大目录学”，时代也在呼唤着新的目录学。顺应时代发展而提出的数字目录学[29-30] 和网络目录学[31-33] 论证了知识目录学产生的必然。
5.4 目录学的新生
不少目录学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了知识在目录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将其引入到目录学理论研究中来，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数字目录学不仅仅限于数字资源的揭示与报道，还要从知识的角度进行研究。在知识体系中，数字目录承担着两种功能，一是知识记忆与导航功能，知识资源库和知识导航系统是数字资源系统的精华；二是科学报道与评价功能，利用各种数字评价系统，通过科技成果评价、科学竞争力评价等支持科学研究与创新[29]。书目情报系统使文献信息有序化的过程的实质是对知识的结构性重组，书目情报活动的实质和核心是知识组织[34]。作为目录学学科研究基点的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的知识和效用信息的集合，具有压缩性、二次性和知识性等基本特征[27]。书目情报是经过分析和综合的有序化的知识，书目情报流的本质是知识的通讯，书目情报的本质就是一种知识通讯活动，其形成的每一个环节都与知识组织紧密相关。书目情报服务应渗透到知识管理领域之中，深入研究知识库管理系统(如知识地图的建立等)、信息检索技术、知识挖掘技术、知识管理系统(知识获取、知识组织、知识分类与理解、调试与编辑、搜索与检索、传递、传播与共享等)[32]。未来的第四代书目情报系统将是知识生产者、知识管理者、知识创业者直接控制知识的增长、吸收、加工和传播的集团。这些观点和研究成果表明，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的兴起与发展对目录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知识和知识工作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正逐渐渗透到目录学研究中来，引起了目录学研究者们的关注。事实证明，传统目录学理论不但知识体系陈旧，难以适应目录学发展的技术和知识环境，而且学科基点、内容体系和理论体系正面临技术化、知识化的冲击。新时期目录学的任务，就是要以技术和知识为核心概念重新构架目录学的内容体系和理论体系，扩展目录学的研究视野，从传统狭义的目录、目录工作和目录学拓展为广义的知识地图、知识地图构建和知识地图学，使目录学重新走向辉煌，得到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