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堂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家国情怀*
杨秀香
杨秀香，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气质是家国本位的，家国利益是伦理的目的、标准，这种精神气质在历史的发展中积淀为一种“家国情怀”，即一种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不竭的强大精神力量。今天，培养人们的家国情怀、强化爱国主义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家国情怀是中国人的精神气质
精神气质指一个民族的特质。一个民族的特质最基本的构成就是它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克利福德·基尔兹是解释人类学的代表人物，他指出：在人类学的研究中，人们普遍地用“精神气质”概括一定文化的道德、审美及其评价原理，而用“世界观念”来概括存在和认知方面。他认为“精神气质”和“世界观念”互为基础、相互作用。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人们在对存在的事物认知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精神气质，而一定的精神气质一经形成就会影响人们的行为，进而影响人们对存在事物的认知，所以克利福德·基尔兹说一个族群的精神气质标示着这一族群对他们自己和他们所处世界的根本态度。精神气质能够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态度、影响人们的行为，这是其重要的社会价值。不同民族的不同的精神气质决定了他们不同的行为方式并以此相区别而显示出各自的独特性。正如宗教学的奠基人麦克斯·缪勒在《宗教学导论》中指出：“民族的气质是明确的和与众不同的，从一个民族的道德、政治、组织、艺术、宗教和科学诸方面都能感受到民族气质的独特之处。”显然，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而这种精神文化传统是支持一个民族和谐发展的精神力量。
中华传统文化注重整体利益。与整体相对应的是个体。在传统社会，由于家庭（国家）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是个人生产和生活赖以进行的组织形式，所以是家庭（国家）而不是个人作为权利主体，因此是家庭（国家）根据自身的需要提出对个人的行为上的伦理要求，个人的行为符合家庭（国家）的利益就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的。
这种价值取向、家国利益目标的精神气质在作为传统伦理主流的儒家伦理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这种价值取向、家国利益目标的精神气质在作为传统伦理主流的儒家伦理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儒家伦理的基本价值取向是重义轻利，其实质就是家国利益本位的价值观。在儒家的思想中，所谓“义”即公利，“利”即个人的私利、私欲，对此程颐明确地作了解释：“义”为“公”利，即家国的利益，“利”是私欲，“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重义轻利就是重公利、轻私利。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明确表达了他的重义轻利的思想。传统伦理思想中有所谓“义利之辩”，“义利之辩”说到底是公利和私利之辩，是公利和私利在价值上孰轻孰重的问题，即在价值选择上是重公利还是重私利的问题。“重义轻利”就是说公利优先于私利、要以公利克服私欲，荀子说“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荀子·修身》）。孟子则强调了公利同私利之间的对立，明确表明要“去利怀仁义”。梁惠王向孟子请教有利于魏国的对策主张，孟子回答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如果人们以利为根据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将利作为处理与他人关系的准则，就必然会抛弃仁义而相互争夺、残杀，这样的国家就没有一个不灭亡的：“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相反，如果人们以仁义作为自己行为的根据和准则的话，君臣父子兄弟就会以仁义相待，则社稷就会安定、百姓就能安居，从而赢得天下：“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因此，必须引导人们“去利怀仁义”。
家国情怀作为一种注重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一种价值观念，对人的发展的影响表现为两个层面。
当然，儒家并没有否定私利、私欲，而是承认其不可或缺性，认为私利、私欲同公利一样是人所共有的：“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荀子·大略》），甚至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应该充分考虑百姓的利益、以实现民利为根据：“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但是公利在价值上要大于私利，在公利与私利之间必须进行选择时，公利具有优先的地位。就个人而言，能够做到以公去私就能成贤成圣，尧、舜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就在于他们能够对私利、欲望加以克制，“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光大公利。就社会而言，“义胜利者为治世”，人们能够以公利为要，就能克服因私利导致的纷争，使国泰民安。
家国本位、重义轻利强调的是个人对于家国服从的义务性、道德性，这是由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决定的。
二、家国情怀的历史形成
家国意识催生了家国情怀的形成。国家的基本内涵是指包括一个或多个民族的全体居民在内的社会共同体。国家是人们生活生长的环境，人们受着她的自然禀赋、文化传统、语言文字的滋养，对其眷恋、感激之情会油然而生，这种感情能够使人同国家融为一体，与祖国命运与共，因而会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人们愿意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这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可见，中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同家国意识有关但又超越了家国意识的宗法等级的局限。
2.前奏与尾声的随意性。很多体育教师缺乏对课堂前奏与尾声的应有认识。他们往往在教案的设计中，仅以一个“略”字来代替自己在做前奏与尾声时所要“说”与“做”的全部内容和过程，以示自己对准备活动与结束部分的驾轻就熟。至于“怎么安排”、“如何做”、“说什么”全凭自己的意愿。
家国情怀作为一种注重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一种价值观念，对人的发展的影响表现为两个层面。
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结构是家国情怀形成的社会基础。中国古代的社会是一种宗法性的社会，具有家国同构的特点。所谓“宗”是指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宗族，“法”则是指行为的原则规范体系，宗法即宗族内部成员的行为原则规范。“宗法性社会”是指亲属关系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关系、协调亲属关系的原则规范即维系和调节社会关系的力量，因而宗法关系即政治关系，所以宗法社会具有宗族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同一的特点。宗法性社会这种宗族与社会、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同一性即“家国同构”。这种同一性，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氏族社会血缘纽带解体不充分而遗留下来的血亲关系对于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国”在结构上与“家”一致，致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始终未能独立于血亲—宗族关系而存在。儒家最早的典籍之一《周易》就对家庭和国家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说明：“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周易·序卦传》）国家是放大了的家庭，家庭是缩小了的国家，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所以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法等级制的社会，国在结构上与家一致，其组织系统和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亲家长制，家国同构、亲缘关系是这一社会体制的基础。
农业科研具有涉猎广泛、计划性强等性质，包括各种研究项目、科技成果、科学技术能力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等。在实际管理中，如果缺乏责任感，容易犯错误，可能导致重要的科学项目或科学技术结果无法实现。同时，从事农业科研管理工作必须明确界定工作范围。明确界定“后勤服务管理”的概念，在服务基础上建立相应管理规范，摆脱权力、领导等思想的束缚。切实了解研究人员的想法和需求，把复杂留给自己，把简单留给研究人员[1]。
所以整体利益的价值观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理性养成的。社会的发展需要这种整体利益取向的价值观。
就社会治理而言，这样的社会体制具有伦理本位的特点，人与人之间的情义、情分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对家国的义务而不是争取个人权利就成为社会基本的原则。到了汉代，“政治领域的宗法关系已经解体，但社会层面的宗法关系依然存在，宗法社会养育的文明气质和文化精神被复制下来。”家国利益的价值取向成为民族的精神传统。
三、家国情怀与人的发展
家国本位、重义轻利强调的是个人对于家国服从的义务性、道德性，这是由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决定的。
第一，家国情怀作为一种价值工具有利于促进人的发展。
在数据挖掘查询形式下，数据挖掘的任务是5种原语，这5种原语说明任务相关的数据(即要挖掘的数据集)、要挖掘的知识的类型(例如特征化、区分、关联、分类或预测)、背景知识(通常以概念分层形式表示)、兴趣度度量、发现模式的知识表示和可视化形式。多边矩阵剖面广义交叉乘法是实现这5种原语的基本运算方法。
人即人的历史活动，而人创造历史活动的动力则是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这是由人性特点决定的：“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人的发展的基础、前提、目的是个人发展。个人是目的就意味着人的劳动创造最终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劳动成果为个人享有。但人的现实存在是社会的，社会是人生存发展的条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明确了社会发展之于个人发展的价值：整体发展了，才能够为个人的发展提供所需要的条件。个人要享有劳动成果首先要进行劳动创造，对他人和社会作出贡献。（人的创造只能是社会的，这其中有人为自己的方面，但同时就包含着为他人为社会的贡献。）否则人作为目的、作为享受的主体就失去了基础，就是无本之木。为了要进行社会生产就需要个体之间的沟通协调，形成行为共识，这种行为共识就是一种整体利益的行为取向。整体发展了，才能够为个人的发展提供所需要的条件，保证个人的发展。为了人的发展就要协调人们的行为，就需要有共同的行为规范，共识性的价值观，即整体利益的行为价值取向。所以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能够协调人们的行为，保证社会生产活动的效率，从而有利于人的发展。
家国情怀不同于家国意识。家国意识是在家国同构的宗法等级基础上形成的家国的义务观念，核心是对宗法等级的认同和维护，而家国情怀则超越了具体的宗法等级关系，是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对自己进行生产和生活的命运共同体的强烈关切，具有不受等级、民族、时代制约的普遍认同的特点，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爱国情感，这种情感在历史的发展中积淀为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
家国情怀的爱国情感、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不竭的强大精神力量。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认为是“表达出大儒学者之心声”，实际上，它不仅仅是“大儒学者”的心声，更是中国人家国情怀的历史表达。
第二，具有整体利益价值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人生的更高境界。
个人和社会构成了人的存在的两个方面，二者之间既统一，又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就其统一而言，社会和个人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个根本利益在人的存在的层面上看，人的存在就是社会性的，个人组成了社会，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人组成社会的目的是通过结成相互的关系才能够进行创造满足自己需要的对象的实践活动，人才能够生存和生活。就是说人是由个人需要的推动才去进行生产、组成社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即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衣食住行的需要及需要的实现必须体现在个体层面上才具有现实性，人的需要首先是个人的需要，人的物质生产活动首先是个人的劳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才说“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需要即人的本性，所以，追求个人利益是一种本能，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但是问题在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在某些情况下一方不妥协、让步，矛盾就不能够得到解决，这时，个人牺牲自己的正当利益去实现整体的利益，显示了他的高尚和伟大。其高尚和伟大在于他超越了本能，用理性和意志的力量决定自己生活和生命的价值，彰显出人生的高度。只有当一个人认识到整体利益的实现包含着更多的个人利益、具有比自己的利益更大的价值、牺牲个人利益换取整体利益的实现从而使更多的个人利益能够得到实现是值得的，才会有超越自我、牺牲自我的勇气。所以整体利益的价值观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理性养成的。社会的发展需要这种整体利益取向的价值观。
列宁在归纳马克思唯物史观时曾说：“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7]对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这样的大尺度时代，最基本的判断标准就是使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及与之相联系的生活器具。蒙昧时代的标志就是火的使用、“旧石器”的制作和弓箭的制造；野蛮时代的标志是制陶术的发明、开始驯养家畜培植作物、开始有冶炼技术和铁制工具；文明时代的标志则是铁器广泛利用、手工业全面发展、技术工艺长足进步，而且商品货币交换、私有制、阶级剥削、政治国家也已出现。
腿脚不便的老人出趟门也不容易。城乡地区无障碍建设还比较滞后，中国消协与中国残联去年的一项百城调查显示，我国无障碍设施实地体验调查普及率为40.6%，大众感知调查普及率仅为37%。一些行动困难的老人上公厕找不着扶手、坐公交艰难登台阶、下地铁没法坐轮椅、老弱病残孕专座被挤占等麻烦还有很多。
整体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在现实生活中的载体是国家。在民族国家形成以后，民族国家是人们利益实现的基本单位，所以国家就是社会的整体利益的代表。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在逆全球化思维渐显的背景下，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人的个人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培养人们的家国情怀、强化爱国主义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实验的过程中发现，MgSO4的加入能够提高磷酸盐的的固化时间，因此，在固定硼砂加入为3 g时，对MgSO4的加入量进行优化见图2。
*本文系作者2019年5月31日于辽宁师范大学作的题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家国情怀”的报告。（有删节）
杨秀香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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