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张仲实在新疆时期的交往史实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实论文,新疆论文,茅盾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茅盾与著名翻译家、出版家张仲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就相识并密切往来，直到80年代相继谢世，是经过近半个多世纪交往的挚友、同志和战友。遗憾的是，关于他们两人交往的情况，目前可以见到的仅有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与张仲实《我的经历》等少量回忆文章集中谈到，其余大多散见于有关茅盾、张仲实研究的论著中，系统的研究成果尚未见到，发掘的资料十分有限。1939年1月初茅盾和张仲实与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报人萨空了等文化名人同赴新疆，准备为建设抗日大后方、发展新疆文化教育大干一番事业。关于辗转新疆，他们的经历丰富而复杂，充满着传奇色彩，其中有不少问题由于资料的缺失而说法不一，存在混乱。这里拟就以下几个相关问题作一初步的考查、辨析。 一 从内地去新疆的出发地、时间及相关活动 张仲实的报道文章与茅盾的回忆存在不一致：张仲实在《我的经历》中回忆说，1938年12月下旬，他和“作家沈雁冰同志一家，记者萨空了同志的妻子、两个女儿，从重庆乘飞机动身，当晚住成都，次日到西安，第三天到达兰州”①。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写道：1939年1月5日，他和萨空了太太金秉英及两个女儿同行，从昆明出发到的成都。“在成都，张仲实加入了我们的‘队伍’。”②关于出发时间及地点存在不同说法，经查阅张仲实1939年2月发表在《全民抗战》第52号、第55号上的《由渝到蓉——赴新途中》《由蓉到兰》等连续报道文章、1939年1月10日出版的第34号生活书店《店务通讯》以及萨空了《由香港到新疆》等书，可以基本明确：(1)茅盾一家应是1939年1月9日从昆明出发，于当日到达成都与张仲实一行会合后再到西安的；1月5日从昆明出发的时间很可能是误记。(2)萨空了太太金秉英及女儿与张仲实同机，是从重庆出发的，茅盾所说与他同机从昆明出发的回忆有误。这一点可从生活书店《店务通讯》及萨空了写于1943年的《由香港到新疆》一书得到证实：生活书店1939年1月10日出版的第34期《店务通讯·同仁消息》中报道：“张仲实先生于廿八年一月四日飞蓉，七日飞新，同行者有萨空了太太。”③而萨空了的书中写道：“重远在港结束了他九龙的家先偕眷飞去昆明候包机转飞新疆，我的家属也由上海到港，飞渝转蓉，会合重远、茅盾、张仲实诸兄及眷属西飞。”④(3)张仲实是1939年1月4日从重庆出发的，他在《我的经历》中所说1938年12月下旬从重庆出发的时间是错误的。根据张仲实写作、发表于赴新途中的《由渝到蓉》《由蓉到兰》等系列报道文章，他是1月4日由渝动身的，同行除萨空了的太太金秉英及孩子，同机的还有第十八集团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一行，到成都后，因等飞机他们同住一家旅馆。张仲实写道：彭德怀“很喜欢小孩子，同机来的空了先生的小女公子，总是跟他逗着玩”。因飞机改班，他们在成都多住了4天：“在4天以内会谈的青年朋友，至少在300人以上，他们都热烈地要求到新疆去。”至9日8时半，他们一行到机场，原定9时半起飞，“不料本日早晨，成都大雾，飞机由昆明飞来后，不能降落，折回宜宾，只好又等了一上午。下午1时1刻才起飞，3点零5分到南郑，下了一个客人，停了10分钟又起飞，经1小时到西安。……因天气已晚，不能再飞，我们便在西安住了夜。彭德怀将军由此下机，转赴山西前线杀敌。”⑤由上可以清楚知道，茅盾一行乘坐的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是1月9日从昆明起飞在成都与张仲实等会合的。 为能更好地弄清茅盾、张仲实赴新行程，纠正错误说法，笔者特根据张仲实写作、发表于赴新途中的4篇连续报道文章和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编制了以下旅程表，供研究参考。
由上表及从相关文献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茅盾与张仲实辗转新疆途中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考察辨析。 其一是在西安以及到兰州的时间。按张仲实报道文章所说他们乘坐的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是9日下午1时15分从成都起飞，中途在南郑下客停10分钟又起飞，4点15分到达西安。在西安“记者一行住的是西京招待所，这是一所很摩登的旅馆，它设备的舒适和招待的周到，不下于上海的新亚或汉口的璇宫”。在西安住一晚后，于10日早7时整飞兰州，至9时一刻到达。⑥按茅盾的回忆，“1月5日晨7时，我们登上了直飞兰州的欧亚航空公司班机……飞机飞行了9个小时，途中在成都、西安各停留半个小时。在成都，张仲实‘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下午4点50分抵达兰州”⑦。经考察，张仲实所说为其作为记者写作、发表在当时出版的《全民抗战》上的报道，几乎与事实发生在同时，应为正确。茅盾所说当天从昆明经停成都、西安直接到兰州，而未在西安住一夜的回忆可能有误。这一点也可从他初到兰州时对西安和兰州的印象的比较中可以互证：“西安的西京招待所可以与上海的一流旅馆媲美，而兰州招待所虽说是兰州最漂亮的旅馆，却简陋的可怜。”⑧这与张仲实9日晚住西安一夜对西京招待所印象的描写完全一样。 其二，在兰州停留的时间及离开兰州的日期，两人的说法不一致：张仲实的报道是1月10日到兰州，2月21日离开兰州，计在兰州停留42天。他在写于1939年3月5日刊发在《全民抗战五日刊》第67号上的《由兰到哈》一文中写道：“谁也没有料到，我们在兰州为了等候飞机，竟住了四十二天！经过种种料想不到的曲折情形以后，二月二十一日我们才搭乘交通部新辟的渝哈线首次班机，由兰州到了塞外的哈密。”而茅盾则在回忆录中说是1月5日从昆明出发当天到兰州，2月20日离开兰州，计在兰州停留45天：“2月20日，我们告别了兰州，开始了历时一年又两个月的新疆之行。”⑨据上文的分析，他们于1月10到兰州、21日离开兰州，在兰州停留42天应是准确的。 1980年4月8日，叶子铭所写《关于茅盾生平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对茅盾、张仲实赴新旅程提出了别一种看法。他认为茅盾一家是1938年12月20日到海防、昆明，再由昆明乘飞机于1939年正月初到的兰州，“而张仲实则是从重庆动身到兰州与茅盾会合的”⑩。按叶子铭的说法，茅盾一家与张仲实是乘不同航班于不同时间先后到的兰州：即茅盾一家1月5日从昆明经成都、西安于当天到达兰州，而张仲实则是1月4日从重庆飞到成都，9日从成都出发，飞经南郑到达西安，并在西安住一晚，10日才到的兰州。这一说法虽至今未能找到有力证据，但却颇能合理解释张仲实《由渝到蓉——赴新途中》《由蓉到兰》两文中，为何详细写到了彭德怀、萨空了太太及其女儿，而无一笔提到挚友茅盾一家，也可以说清楚张仲实的报道中关于在兰州停留42天，茅盾回忆录中在兰州停留45天不同说法的原因何在。由此说，茅盾回忆录中关于张仲实在成都加入他们的队伍以及有关飞抵兰州时在机场和中国旅行社的种种情事的真实性都成了问题。经查，在孔海珠辑录的《访谈录：茅盾抗战流离生活掇记》一文中，张仲实曾在1962年10月20日接受采访时讲过：“我于1938年底从重庆动身，到兰州后与茅盾会合。”(11)我认为，此说成立的可能性极大，但目前尚未找到其他更可靠的证据，我们等待着新资料的发掘。 二 张仲实、茅盾在新疆学院的任职及授课情况 一种说法是茅盾曾任文学院院长。该说法最早见于生活书店1938年第34号《店务通讯》：“十月二十日茅盾先生离港赴滇去新，闻将任新疆学院文学院院长。”(12)叶子铭在其出版于1959年的《论茅盾》中亦说到“茅盾到新疆后的主要工作是担任新疆学院的文学院院长”。孔另镜的《怀茅盾》一文，也较早提及茅盾“到过一次新疆，在新疆学院任文学院院长”(13)。其实，按照茅盾、张仲实等人的回忆，新疆学院当时并没有文学院，故也不存在茅盾任文学院院长的事。 据张仲实的回忆：“到新疆之后，茅盾同志和我都被安排在新疆学院工作。茅盾同志任教育系主任，并兼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我任政治经济系主任，并兼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等课程。”(14)1962年翟同泰访问张仲实时，张也讲道：“新疆学院只有国文系、教育系和政治经济系，没有文学院。”(15)对此，茅盾在1978年2月2日致叶子铭的信中曾明确指出：“新疆学院当时没有文学院，张仲实回忆属实。”(16)他所说“张仲实回忆属实”，即指翟同泰1962年访问张仲实时所说的新疆学院并未设文学院一事的回忆。 茅盾回忆录中提到：“鼎鼎大名的新疆学院竟如此简陋……没有专职教员，我和仲实是第一批。杜重远告诉我，学院现分两个系，教育系请我任系主任，政治经济系请仲实任系主任，我们要包教本系的主要课程。”(17)当时学院仅有教育系、政治经济系两个系，也可从茅盾研究专家陆维天《茅盾在新疆的革命文化活动》一文所讲得到证实：茅盾、张仲实到新疆学院时，当时学院刚刚筹建，师资缺乏，只设教育系和政治经济系，学生约有一百二三十人。1939年暑假后，因慕名而来的各族学生日益增多，才又增设了语文、理工、土木工程等系。(18)而1939年11月间，姜作周接替杜重远任院长，茅盾、张仲实即辞掉了新疆学院的工作。 关于张仲实在新疆学院主讲的课程，已有的说法比较一致。如茅盾1939年9月1日自新疆致楼适夷的信中写道：“盖此校主要教员仅弟与仲实二人，他差不多包办了政济系(应为政经系之误)功课。”(19)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也说过：“张仲实是教自己本行政治经济学，驾轻就熟。”(20)这与张仲实本人前后多次的说法一致，即他主讲的课程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在《我的经历》中，张仲实讲到他“为了讲社会发展史，在业余就翻译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为讲哲学，还翻译了罗森达尔的《辩证认识论》”(21)(此书分上下册列入新新疆丛书第二辑于1940年出版)，并在《反帝战线》《新芒月刊》等发表《资本主义的新危机及其特征》《社会意识与个人意识》《发展乃数量变化底转为质量变化》等有关经济学、哲学著、译文章多篇。 关于茅盾在新疆学院主讲的课程，则说法不一。首先，在张仲实的回忆中先后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1962年10月20日他接受访问时说过，“他教‘语文’(不叫‘国文’)、‘创作基本知识’等四门课，并且要改作业。”(22)二是他在1981年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中的说法：“茅盾同志任教育系主任，并兼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23)其次，杜重远的内弟、当年在新疆学院政治经济系上学的侯立达在接受访问时讲道：沈先生“在新疆学院教基础课：《语文》(不叫‘国文’)，是几个班合上的，星期一、三、五都有课。他上课时时间抓得很紧，每隔10到15分钟要学生提问题(不限课文)，沈先生学问很博，不管什么问题，他都给以详细解答”(24)。除此，还存在讲授“中国社会史”(25)、“中国通史”、“国防教育”、“文艺思潮”(26)、“问题解答”课(27)等多种说法。张仲实等的说法与茅盾当年的信函及其晚年的回忆差距甚大。茅盾1939年9月1日自新疆致楼适夷的信中说到新疆学院时指出，“弟则包办了教育系功课，所讲大半课程与文艺无关”(28)。此信由正在新疆期间的茅盾所写，其真实性当不容怀疑。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明确说道：“我是教历史：中国通史、中国学术思想概论、西洋史等好几门，每月上课十七小时。”(29)另外，还外请老师开了其他课程，如孟一鸣教国防教育，郭慎先讲政府政策。他自己只是向全校同学作过几次文学讲座，后来高滔到新疆后才开了文学课。(30)在1978年2月2日致叶子铭的信中，他也曾针对有关说法明确说明：“我所教是《社会教育》，讲义自编，并不教《创作基本知识》或《语文》。”(31)关于茅盾为什么不为新疆学院学生主讲国文课而请高滔讲授，茅盾本人曾在回答同学的疑惑时做过解释：“高滔老师是中国著名作家，大学教授，在重庆就是讲中国文学课，他的文学基础很好，教授有方，富有教学经验，在内地各大学都争先聘请；他是东北人，口齿清楚，容易听懂，他有充分时间，为你们修改作业，所以他讲国文比我要好。”(32) 综上所述，可见在新疆学院期间，茅盾主讲的课程应是“中国通史”、“中国学术思想概论”、“西洋史”和“社会教育”；张仲实、侯立达等所说他讲授“文学”、“语文”或“创作基本知识”极可能是对茅盾有关文学讲座的误记或混淆。而张仲实所说的“教育学”可能是“社会教育课”的简说或笼统表述。而他所说的“心理学”很可能是其误记了。 三 张仲实被逮捕的时间及脱险过程 张仲实被盛世才逮捕的时间在张仲实本人及茅盾的回忆录中前后有不同的表述。如张仲实在写于1970年代初的《我的经历》中讲道：1939年11月间，盛世才另派人任新疆学院院长，把杜重远软禁起来。“一天我正在沈家里聊天，盛突然派人来找我，说，督办要我去谈话”(33)。而在发表于198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上的《难忘的往事——与茅盾同志辗转新疆的前前后后》一文中，他则用“记得有一次盛世才的副官突然到茅盾家来，说盛世才要我单独去一趟。茅盾家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因为盛世才总是以谈话为名暗杀革命人士和他所不满的人”(34)。据叶子铭《关于茅盾生平的若干问题》一文所说，“一九六二年，翟同泰同志访问张仲实时，张曾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他说，那时我经常在茅盾家里，就象是他家庭里的一名成员一样。盛世才每次派人来找，总是要我们两人一起去。大约是一九四○年一、二月的某一天，盛世才又派人来，这次却只要我一个人单独去见他，我情知危险，但又不能不去”(35)。茅盾于1984年发表的《新疆风雨》(下)中写道：“二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仲实在我家闲谈，说到杜重远最近再次要求回内地治病又遭盛世才借口没有交通工具而拒绝，感到杜的前途十分危险。正说着，仲实突然接到通知，说盛世才要他马上去督办公署。这是很反常的，因为往常盛世才没有单独召见过仲实，都是我们两人同去的。”(36) 看来，张仲实1970年代、1980年代的说法较为笼统，既未能说明事情发生的时间到底是1939年还是1940年，更未说明具体是哪一月。而他1962年10月20日接受翟同泰访问时关于1940年1、2月间的说法，属于他五十多岁精力充沛时的回忆，应为准确的说法，这也与茅盾回忆录里1940年2月下旬的一天的说法相吻合，更符合事实。 四 茅盾决定去延安的原因 张仲实在《难忘的往事——与茅盾同志辗转新疆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讲道：“1939年12月间，周恩来同志去苏联医治右臂的摔伤，路过迪化，茅盾同志和我都被邀去参加了盛世才给他举行的欢迎宴会。第二天，毛泽民同志告诉我，说周恩来副主席请他转告我和茅盾同志，说我们可以去延安。我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茅盾同志，茅盾同志听了十分欣喜。我们都为党牵挂、关怀着我们而感动和兴奋，我们马上就商量决定迅速脱离新疆去延安。”(37)张仲实写于1978年的《我的经历》中亦有与此基本相同的文字表述。张仲实该文对茅盾研究具有重大影响。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不少认为茅盾一家去延安好像是他自己在迪化时已经考虑好并经党组织同意做出了决定的，其实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根据他本人的回忆，他和他的一家本来是要飞重庆的，并没有去延安的想法，只是当时由兰州到重庆的交通工具无法解决，张仲实劝他“也去延安看看”而在途中做出的决定。在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的《延安行》中他写道：当他们1940年5月6日由哈密飞到兰州后，说好于次日晨6点去机场飞重庆。但7日早，因从绥远来的傅作义将军要乘该班飞机去重庆“公干”，他的随员很多，座位不够，同机的盛世才驻重庆的代表张元夫找茅盾、张仲实商量让他们搭下一班飞机。但茅盾建议张仲实单身一人可以先走，张仲实坚决推辞，坚持要同茅盾一家一起行动。讲到这里，茅盾写道： 张元夫走后，德沚嗔怪仲实不该谦让，“张先生太老实了，你这一让让掉一张飞机票，只好自己掏腰包了。”仲实说：“我原来就不想去重庆，现在你们都留在兰州，我一个人更不想去了。”仲实告诉我，他想去延安，在迪化就问过孟一鸣，孟告诉他到了西安找八路军办事处就行。仲实劝我们也去延安看看。 当天夜里我和德沚商量，决定到了西安再定，如交通方便，就与仲实同去延安，两个孩子也可以进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学习。(38) 由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茅盾去延安并非初衷，而是在特殊情况下临时做出的决定。因为，按照茅盾一向慎重、周密的行事风格，在涉及他在当时是否去延安的重大问题上，他自己的回忆绝不会违背真实，尤其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期的时间，他绝不会把自己想去延安说成是别人劝他也去延安看看。 值得注意的是，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对张仲实所说的周恩来托毛泽民转告他们可以去延安的事并无任何文字反映。在当时，回重庆还是要求去延安，对茅盾来说是十分重大的决定；他若真的是已想好要去延安的话，就不可能不写进回忆录中。我个人认为，张仲实的回忆，可能是将他个人要求去延安，周恩来对他的答复错记成了对他和茅盾两人的答复。因为，周恩来、党中央一直认为，茅盾作为著名作家，留在党外比党内发挥的作用大，在重庆、在国统区比留在延安发挥的作用大。这一点，从他到延安后中央不同意他恢复党籍以及很快决定让他离开延安到重庆去的安排中也能得到证明。由此可见，在这一点上张仲实的回忆可能有误，而茅盾回忆录应是真实的，即他本来是要回重庆的，而去延安，确属当时交通无法解决所迫，是在张仲实劝说下做出的决定。但这并不影响他真的到延安以后内心的高兴，以及他之后迫切要求重新回到党组织怀抱的愿望和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努力做贡献的决心。 ①(14)(21)(33)张仲实：《我的经历》，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张积玉、王钜春编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1年版，第44、45～46、45、45页。 ②⑦⑧⑨茅盾：《从东南海滨到西北高原》(下)，《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 ③(12)北京印刷学院、韬奋纪念馆编《店务通讯排印本》(上)，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331、330页。 ④萨空了：《由香港到新疆》，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⑤张仲实：《赴新途中——由渝到蓉》，《全民抗战》1939年第52号。 ⑥张仲实：《由蓉到兰》，《全民抗战》1939年第55号。 ⑩叶子铭：《关于茅盾生平的若干问题》，见《茅盾漫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36页。 (11)(22)(24)《访谈录：茅盾抗战流离生活掇记》，孔海珠辑录，《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1期。 (13)(15)(16)(31)(35)详参叶子铭《茅盾漫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36～237、239、316～317、316～317、239页 (17)(20)(29)(30)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3、269、269、269页。 (18)(26)陆维天编《茅盾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9页。 (19)(28)原刊《文艺阵地》第3卷第10期，见孙中田、周明编《茅盾书信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 (23)(34)(37)张仲实：《难忘的往事——与茅盾同志辗转新疆的前前后后》，《人民日报》1981年5月16日。 (25)赵明：《“峻坂盐车我仍奋”——怀念茅盾老师》，见《茅盾在新疆》，陆维天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 (27)郭基南：《洒泪念师情》，见《茅盾在新疆》，陆维天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页。 (32)任万钧：《茅盾在新疆学院》，见《茅盾在新疆》，陆维天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页。 (36)茅盾：《新疆风雨》(下)，《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 (38)茅盾：《延安行》，《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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