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的标题不应随意更改_鲁迅论文

鲁迅作品的标题不应随意更改_鲁迅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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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期上,读到陈福康先生《谈谈为鲁迅作品代取的题目》一文。我不大同意该文的一些说法。今就其中关于鲁迅旧诗的部分,因涉及拙著《鲁迅旧诗探解》,先行商榷于后。

1.《别诸弟》

鲁迅有两首《别诸弟》。查《周作人日记》,第一首是庚子年春节后鲁迅从绍兴回到南京后托人带来的,周作人录于日记时题为《别诸弟》;第二首是辛丑年春节后鲁迅回到南京后寄来的,周作人录于日记时原无题。这使人觉得第一首大概也是无题的(这类赠别诗常无题),是周作人过录到日记时才加了《别诸弟》的题目。1950年代初,周作人将这两首诗从日记中抄出寄唐韬,唐韬将它们编入《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出版),第一首题为《别诸弟》,第二首题为《别诸弟并跋》。1958年版《鲁迅全集》将这两诗编入《集外集拾遗》,分别题为《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和《别诸弟三首》(辛丑二月并跋)。1981年版《鲁迅全集》将这两首诗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题同1958年版。

1958年版《鲁迅全集》编者拟定的这两诗的题目,没有什么不好。但考虑到两诗同题使用时会有纠缠和麻烦,又考虑到这两诗题并非鲁迅亲拟,而是经周作人、唐韬、全集编者所拟,因而在拙著《鲁迅旧诗浅说》(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曾妄自将第二首《别诸弟》改题为《和〈送戛剑生往白〉原韵》,因该诗跋中说明是为仲弟赠诗并又索和而作的。事后没有听到反对的意见。但有些朋友认为不如进一步改题为《和仲弟〈送戛剑生往白〉原韵》更明确。我认为这意见很有道理,读者一见就知此诗与二弟有关,便于检索,所以在《鲁迅旧诗探解》中采用了此题。

陈福康认为此题“也不妥”,“因为这‘元韵’本是鲁迅自己的诗,而且这个题目也太长”,认为“改题为《和仲弟》即可”。这意见倒真是不妥的。这里且先从“和”字谈起。“和”在汉语中有多种含义,作为音乐术语的“和”,是和谐、协调的意思,如《礼记·乐记》所说:“其声和以柔”。“和”在音乐上也有随声附和或同声合唱的意思。宋玉《对楚王问》中云:“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一唱百和”的成语可能由此形成。《诗·郑风·萚兮》:“倡予和女。”“倡”同“唱”。“唱和”一词大约此时产生。古代诗词是可以吟唱的,因而“唱和”一词由音乐术语逐渐成了诗词中用语。“和原(元)韵”就是以原来的韵唱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同唱一歌”或“引为同调”的意味,表示相互间十分友好。古代唱和原韵的诗很多。随便举个例,柳宗元有一首《奉和杨尚书于陵郴州追和李中书吉甫夏日登北楼十韵之作依本诗韵次用》。这样长的题,柳宗元当初为什么不简化为《奉和杨尚书》呢?原题虽长,但表达了多层含义:既表示了他对杨尚书的好意,也表示了对已故李中书的好意;既表示了对李中书诗的赞许,也表示了对杨尚书唱和李中书诗的赞许;他和杨尚书、李中书同韵作诗,是把他们两人引为“同调”,以示十分友好。如果简化为《奉和杨尚书》,多层次的内涵就不存在了。我拟的《和仲弟〈送戛剑生往白〉原韵》,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①此诗是赠二弟的;②二弟曾有《送戛剑生往白》诗送鲁迅;③鲁迅用二弟原韵,含有“同调”的好意;④整个题目抒发了兄弟怡怡之情。简化为《和仲弟》,这些层次的含义就大大欠缺。而这些层次的含义,是鲁迅的跋中所具有的(不是我加上去的),但又和跋文不重复。至于“原韵”原出自鲁迅的诗,这毫无问题。同一韵诗,你唱我和,几个来回,在旧体诗中不乏这类例子。我拟的题目并不算长,与1958年版《鲁迅全集》编辑部所拟题目字数一样。

2.《祭书神文》

陈福康说:“鲁迅的《祭书神文》,也录自周作人日记。”“但是,我看周作人日记影印本,发现在‘文’字旁有一墨点。旧时文人在抄录诗文时,如发现错字,常以旁点表示删除。”陈又说:“而且,这明明是一首楚辞体诗(鲁迅自己的小引中说是“俚词”),为什么称为‘文’呢?”因而他的结论是:“鲁迅的原题很可能只是《祭书神》。”

鲁迅的《祭书神文》和两首《别诸弟》不同。两首《别诸弟》都是鲁迅到南京后寄来的,周作人录到他的日记里,第二首就没有题的,因此可以推测第一首的《别诸弟》题目是周作人加的。在旧诗中这类赠别诗确是常常无题的。《祭书神文》则是那年除夕,鲁迅在绍兴与兄弟一起祭书神时当场写的,这种文体是一定有题目的,可以肯定这题是鲁迅自定的。

周作人曾将《祭书神文》从日记中抄出,寄给唐韬,唐韬将它编入《鲁迅全集补遗续编》,题就是《祭书神文》。后来,周作人又在《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中写到这首诗,说他的庚子年除夕的日记中记有:“晴,下午接神,夜拜像,又向诸尊长辞岁,及毕疲甚。饭后祭书神长恩,豫才兄作文祝之,稿存后。”周作人又记:“《祭书神文》如下。”并抄录了跋语和全文。周作人日记中“文”字旁有一墨点,如真是删除的意思,周作人自己怎么会不知道?他何以两次从日记中抄录该作品时都明明白白写着《祭书神文》呢?看来,陈福康先生的《周作人日记》中那“文”字旁的黑点,是墨污,奉劝陈先生赶快用橡皮擦去或用刀片刮去,免得日后又生误会而再次闹出笑话来。

我在《鲁迅旧诗探解》中把此诗称为“骚体诗”,是为名正言顺地把它作为“旧诗”进行“探解”,其实在古代把这类诗称为“骚体诗”倒是不多的。这种体裁,古代称为“辞”,如《楚辞》,如《归去来辞》(陶潜);这种体裁,古人也称“赋”,如将屈原这类作品总称为《屈赋》,如《长门赋》(司马相如),如《登楼赋》(王粲);这种体裁,也被称为“歌”,如《大风歌》(刘邦),如《鸣皋歌》(李白);这种体裁,古人又称“文”,如《吊田横文》(韩愈),如《吊屈原文》(柳宗元),如《憎王孙文》(柳宗元);这种体裁,也有被称为“诗”、“词”者,如《悲愤诗》(蔡邕),如《绝命词》(息夫躬)。我在这里所举的都是历史上的名篇。这种体裁何以有这么多名堂?因为它在古代是一种处于有韵的诗和无韵的文之间的一种文体。这其实是任何一本中国文学史几乎都会谈到的常识。

陈福康先生就凭他购买的《周作人日记》中的“文”字旁有一黑点,也不查一查有关的资料、记载,就贸然以为这是将“文”字删去的记号。他看了《祭书神文》,也不去查一查古代文学史之类的书,就又贸然发出了“明明是一首楚辞体诗”“为什么称为‘文’呢”的质问。这样的学风、文风,如有人指为“太浮躁”,恐怕不能认为是恶意的吧。

3.《一二八战后作》

陈福康说:“《一二八战后作》一题,是许广平代拟的,很值得一议。一二八战争发生于1932年1月,而鲁迅此诗作于是年7月11日,已经过去了近半年,为什么还取这个诗题呢?而且,鲁迅3月31日写的《偶成》和《赠蓬子》二诗(这两个题目也是许先生代拟的),离‘一二八’时间近得多,为什么反不用这个题目呢?倪墨炎《鲁迅旧诗探解》一书,对这个题目删去了‘作’一字,没说明任何理由。我认为改为《一二八战后》也仍然不妥。根据鲁迅日记和本诗内容,这首诗是为送山本初枝女士归国而写的。参照《送O.E.君携兰归国》和《送增田涉君归国》的题目(前者是鲁迅生前审定的),这首诗应改为《送山本女士归国》。”

首先,对陈福康对拙著《鲁迅旧诗探解》的重视,深表谢意。他以为拙著中《一二八战后作》的题目少了一个“作”,是出于对原题目的不满,这是误解。少一个“作”字,除了使题目不完整外,还能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校对之误。拙著原稿中,凡鲁迅的诗,题目和正文都是据排印本复印后剪贴而成,按理是不应出错的。

《赠蓬子》写“一二八”战争前夕,风声紧张,穆木天妻子找丈夫找到姚蓬子家的故事。这故事是姚蓬子自己讲给鲁迅听的。当姚蓬子要求鲁迅赠字时,鲁迅就写了这首诗。如果不知道其中的“诗本事”,这诗就不容易读懂。许广平给这首诗加上这个题目,不但与内容十分切合,而且为理解这首诗起了导读的作用。这样的好题目,是别的任何题目所不能替代的。《赠蓬子》写的是“一二八”战事前夕的事,如果换上《一二八战后作》的题目,岂不是牛头不对马面!

《偶成》是写给光华书店老板沈松泉的。沈拟东渡日本,托冯雪峰向鲁迅要墨迹以作纪念。鲁迅听说沈去日本,就联想到自己早年东渡的情形,有感而写成此诗,可说是即兴之作,题为《偶成》就十分贴切。全诗内容与“一二八”战事毫不搭界,如果冠以《一二八战后作》的题目,那所有读者恐怕都得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在“一二八”战争中,山本初枝带着孩子和鲁迅全家共同避难在内山书店。山本先回家,鲁迅一家人是到3月19日才回家的。3月28日鲁迅在一封信中说:“市面萧条,四近房屋多残破,店不开市。”7月初,山本要离沪返国了,因逃离北四川路的居民怕战争再起不敢回来,街道仍然冷落。“重炮清歌两寂然”,写出了当时的实情。鲁迅题赠山本的这首诗,记下了他是在战后的萧条中送别这位曾在战乱中共患难的日本朋友的。许广平深切理解这首诗的内容,加以《一二八战后作》的题目,实在是太贴切了,而且比《送山本女士归国》这样的诗题更耐读。

然而,陈福康要改变这首诗的题目,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理由。他说:“我曾见到日本有个文人写的东西,无中生有地说山本是鲁迅的情妇,许广平妒火中烧,所以有意取这样的题目,以便抹去山本的名字云云。为了更符合此诗的原意,也为了反击这个无聊文人,我以为应该改题。”这真不知从何说起!日本有人对许广平造谣中伤,对鲁迅、山本初枝造谣中伤,这并不稀奇。这里要请问陈福康的是:你也认为许广平所加的这题目,是“妒火中烧”,是有意“抹去山本的名字”吗?许广平拟的这题目什么地方不符合“此诗的原意”?如果照这个无聊文人的意愿改题,还怎么“反击”他呢?在这种情况下,许广平这个与诗原意十分贴切的题目无论如何是不能改的!如果改了,造谣者们会高兴地说:你看,本来就应改为这样的题目,可见许广平当年确存“妒火”!这不是鲁迅、山本也被诬陷在内了吗?而且,陈福康拟的题目《送山本女士归国》,与同样可拟的诗题《送升屋治三郎兄归国》,与已有的诗题《送增田涉君归国》、《送O.E.君携兰归国》,是同类型重复。同类型重复是不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许广平在拟《一二八战后作》这题目时,避免同类型重复大概也是一个不应疏忽的因素吧。

4.关于题和跋

使人意想不到的是,陈福康还主张将《报载患脑炎戏作》改为《闻谣戏作》,说是:据诗稿,该诗“后题有‘三月十五夜闻谣戏作以博静兄一粲’诸语。我认为用鲁迅原话改拟为《闻谣戏作》,似乎更简洁,且点出‘谣’字,更好。”在我看来,许广平所拟的《报载患脑炎戏作》是十分精彩的诗题:①题与跋互相呼应。“三月十五夜闻谣戏作”,是什么谣呀?是报纸上刊载的说是鲁迅患脑炎的谣言。②补充了内容,解读了诗句。“无如臣脑故如冰”,读者未必解其意,题目点明是针对“患脑炎”的谣言的,读者对这句诗的内涵也就恍然大悟。③此题和全诗“嬉笑怒骂皆成诗”的格调相一致,读者从诗题读到诗句,感到自然、和谐,相映得彰,而且有着画龙点睛之妙。比较而言,《闻谣戏作》,就显得抽象,读完全诗读者仍无法知道是什么谣言,而且和整篇诗句的嬉笑怒骂的格调也不一致。两个诗题的高、低,上、下,我想应该是有目共睹的。

或许陈福康会辩护说:《闻谣戏作》这题目取自鲁迅的跋文,怎么能说它不好呢?陈福康甚至还主张一系列鲁迅诗篇,也要以跋文改已有的题目,如《无题(烟水寻常事)》,跋文为“酉年秋偶成”,“当然即应以《酉年秋偶成》为诗题”;又如《无题(万家墨面)》,跋文为“戌年初夏偶作以应新居格先生雅教”,“因此,自应以《戌年初夏偶作》为诗题”;再如,《秋夜有感》,跋文为“秋有偶成录应梓生先生教”,“因此诗题应按鲁迅原文改为《秋夜偶成》”。陈福康的这些主张有没有道理呢?没有道理!我的论证如下:

①诗题和跋文,都是同一作品的组成部分。如题就是跋,跋就是题,这不是同一作品的组成部分互相重复吗?

②题目是题目,跋文是跋文,各自在作品中的作用是不同的。题目常常要统管全篇,它的作用或是画龙点睛地表达主题,或是引人入港地启示内容,或为作品的艺术格调定调;而诗词的跋文,包括赠人时的题款,它一般都以极精炼的文字,说明写作这篇诗词的契机,或说明写作这篇诗词的环境,或说明这篇诗词何以要送给受赠人。在没有更好的题目时偶尔采用跋文的情况是有的,但多数作者喜欢另拟题目。如《哀范君三章》,诗后有一大篇跋文,题目却是另拟的。又如《题三义塔》,印入《集外集》时,诗前写有一段解题式的跋文;在手写字幅上,诗后有文字不短的跋文,但诗题是鲁迅另拟的。又如《湘灵歌》的跋文是“辛未仲春偶作奉应松元先生雅属”,而鲁迅认可的却是颇具特色的诗题。请注意:鲁迅编入《集外集》中旧诗共十三首,没有一首是取跋文为题的。

③按照陈福康的高见,鲁迅四十多首旧诗中将出现一大批同类型题目:《偶成》、《亥年残秋偶作》、《戌年初夏偶作》、《辛未仲春偶作》、《酉年秋偶成》、《秋夜偶成》等等。加上前面提到的《送某某某归国》一批同类型题目,也为数不少。哪一个诗人会用如此多的自我重复的诗题呢?陈福康是否以为写诗和糕饼店里做糕饼一样,用同一模子可以生产大量的大小一样、花纹一样的成品?伟大文豪鲁迅难道会不知道重复类同是文艺创作的大忌?

④那么,有题是否总比无题好呢?采用鲁迅诗篇的跋文为几首《无题》拟题目总是好事吧?不见得!如果是十分平庸或严重雷同的题目,宁可采用《无题》为题。我相信这是合乎鲁迅、许广平的文艺思想的。鲁迅编入《集外集》的十三首旧诗中没有一首取题于跋文,却有两首《无题》。《无题》诗古已有之,有的还是名篇。李商隐就有多首《无题》,而且历来为研究者关注。杜甫有多首《绝句》、《绝句二》、《三绝句》及《绝句六首》、《绝句四首》,就都是无题诗。鲁迅辞世后,许广平为一些鲁迅旧诗命题,如无合适的题目,就拟为《无题》,决不落入平庸或模式。毫无疑问,许广平做得很对。

5.许广平所拟诗题不能改

在《集外集》编入十三首旧诗时,鲁迅都亲自拟题或认可别人拟的诗题。《集外集》出版后,鲁迅就筹划编《集外集拾遗》,新发现和新写的旧诗仍拟编入,其中有的已有题,如《所闻》、《答客诮》、《教授杂咏》等,但有不少记在日记里或写在字幅上的旧诗,尚无题目。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在编《集外集拾遗》时,以她的特殊身份,以她了解鲁迅许多旧诗的“诗本事”和了解其构思、意图的特殊条件,为尚无题目的诗篇创作了诗题。这些诗题都相当精彩,如《报载患脑炎戏作》、《悼杨铨》、《赠蓬子》、《一二八战后作》等题,要是鲁迅在世,也是会欣然接受的。这些诗题凝结着许广平的智慧和心血。许广平的这些诗题创作完成了鲁迅尚未最后完成的旧诗创作。这些诗篇是鲁迅和许广平的合作著作。六七十年来,这些诗篇被编入1938年版、1956年版、1981年版《鲁迅全集》,人们已认同了许广平的命题。这些诗题早已和鲁迅的诗句融为一体,成了现代旧体诗的经典作品。

许广平成为古人后,她的一切著作,任何人都不可以改动,包括她所创作的多首鲁迅旧诗的诗题。许广平的著作如有欠缺乃至错误,后人可以评论,但无人可以删改。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有失实之处,朱正先生写了专著《鲁迅回忆录正误》,受到普遍的好评,但谁也不会动手去删改许广平的回忆录。许广平为鲁迅旧诗所创作的诗题,已为人们传诵了大半个世纪,怎么可以心血来潮说改就改呢?何况,所要改动的理由又都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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