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国际竞争力论文,金融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1996年，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为第37位。在资本成本回报率、金融效率、股票市场和金融服务4大类指标中，分别排名第22、45、32、34位，基本上处于中等偏后的位置。在17项具体指标中，中国除少数几个总量性指标如股票市场筹资额、上市公司数目、银行规模等排在中等偏上的位置以外，其余指标基本都排在30名以后。
一、各国（地区）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比较
1996年的世界竞争力报告建立了由17项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并就每个指标对各参评国家和地区进行评价、排名，然后据此得出各国（地区）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排名。
资料来源：《世界竞争力报告（1996）》
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比较
美、日、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经济比较发达，金融体系发育得比较成熟，故其国际竞争力名列前茅。其中，美国和日本雄居榜首，从1992—1996年，一直分别居第1位和第2位。其次是欧洲各国，1996年荷兰、丹麦、瑞士、德国、英国、卢森堡、挪威、比利时等国分别居第4、5、6、8、9、10、11、12位。在前10名中有8个是美、日、欧国家，这些国家金融体系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其中，美国金融体系4类指标中表现最好的是股票市场，列第1位，这是与美国的直接金融模式密切相关的；日本的金融服务比较突出，列第1位，但其金融效率较低，仅排名第31位，这可以说是日本战后长期执行政府主导型的金融集中体制的结果；北欧丹麦的金融效率很高，名列第1位，这与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很高有关；瑞士的资本成本较低，在资本成本回报率指标中排名第1位，这与其极高的国家信用级别有关；德国的资本成本也较低，名列第2位。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比较
以亚洲“四小”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其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排名拉开了档次。其中，新加坡和香港的金融体系最为成熟，其国际竞争力分别列第3、第7位，这是由两地高度开放的金融市场及它们作为著名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决定的；中国台湾省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居中，列第21位；而韩国金融体系则比较落后，排名第40位。尤其在金融效率方面，韩国排名第44位，接近于榜尾，这与韩国金融体系的封闭性特点有关。
转型国家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比较
俄罗斯、波兰、捷克等转型国家，长期以来执行的是计划金融体制。开始经济转轨进程以后，原有的金融体制被打破，而新的金融体制又尚未建立起来，故其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排名比较落后。问题最严重的是俄罗斯，其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为倒数第1位。其中，俄罗斯的金融效率和股票市场均为倒数第1位，金融服务为倒数第2位，只有资本成本回报率这一指标表现稍好，排名第33位。但这一指标表现较好的主要原因，乃是由于其高通货膨胀率降低了其短期实际利率而致。波兰的情况较俄罗斯稍好有限，其排名为第44位。转型国家中情况较好的捷克，其排名为第33位。
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比较
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受殖民统治的影响，经济发展比较滞后，其金融体系受经济发展阶段的约束也比较落后。其中，委内瑞拉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为第45位，仅在俄罗斯之前；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分别排名第41、42、34位。拉美国家中金融体系最为发达的是智利，排名第17位，这与智利在拉美国家中较早地按照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方针对金融体系进行调整有关。非洲国家中，由于数据难以取得等原因，只有南非参与了评价排名，其金融体系的排名为第31位。
中国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比较
1996年，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为第37位。在资本成本回报率、金融效率、股票市场和金融服务4大类指标中，分别排名第22、45、32、34位，基本上处于中等偏后的位置。在17项具体指标中，中国除少数几个总量性指标如股票市场筹资额、上市公司数目、银行规模等排在中等偏上的位置以外，其余指标基本都排在30名以后。而1996年，中国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排名为第26位，可见，中国的金融体系成为影响整体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劣势因素。
有关国家和地区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排名情况如表所示。
二、中国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分析
下面，我们将结合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对我国金融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作一分析。其中，在谈到某些具体问题时，我们将对1996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中的17项指标进行适当的改动，必要时将设立自己的指标，以求全面反映我国金融体系的面貌。
资本成本竞争力的分析
这是反映资本的显性成本的一类指标。相对于其他指标，我国在这一类指标中的排名比较靠前，名列第22位。
1、短期实际利率。1995年，我国的平均实际利率为－6.82%，排名列第5位。实际利率为负值，是由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的。但高通货膨胀率对经济的影响是消极的。所以，在这一指标排名靠前，并不绝对意味着在资本成本上占有优势。分析我国的资本成本问题，还应更多地考虑第二个指标。
2、资本成本对竞争性企业的发展是否有利。在这项指标中，我国的排名落到了第33位。应该说，这个评价比较符合我国资本成本的基本情况。我国的资本成本较高，是几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负债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而不像西方商业银行那样主要是吸收工商企业的活期存款和其他领域的资金，所以我国银行不得不靠较高的利率来吸收存款，使银行的经营成本上升，资本成本也就居高不下。第二，我国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而资金利润率低，也造成我国资本成本相对较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而我国国有企业由于产权关系模糊、管理效率低下等原因，经营状况近年来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这突出表现在国有企业的高资产负债率和低资金利润率上。
3、国家信用评级。这一指标我国排名第31位。国家信用级别所影响的只是海外筹资的资本成本。由于我国目前海外筹资的比重较低，所以这一指标对我国资本成本的影响相对来说较小。
金融效率竞争力的分析
这是评价资本的隐性成本的一类指标。在这一类指标中，我国排名第45位，是4类指标中表现最差的一类。这说明我国金融体系对其他部门的介入程度不够，其他部门获取金融资源的渠道不足，使资本的隐性成本较高。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曾长期实行集中性金融体制的国家，其金融效率都比较低。例如日本和韩国，其金融效率排名分别为第31位和第44位。
1、信贷从银行向企业的流动是否容易。这是衡量金融效率的最重要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我国排名仅为第43位。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资本成本较高阻碍了信贷从银行向企业的流动，另一方面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目前尚难做到以营利为经营的唯一目标。银行在进行信贷决策时，除考虑经济利益外，还要考虑政治利益，社会利益，有时往往更偏重于后者。这就导致了那些经济效益较高的项目或企业往往很难得到贷款，而一些回生无望的国有企业仍继续会得到所谓的“安定团结”贷款。另外，我国目前的金融从业人员的素质也不尽如人意，以贷谋私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大大降低了信贷流动的效率，增加了信贷从银行向企业流动的难度。
2、本地资本市场对本国公司和外国公司的进入是否平等。
3、本国公司进入外国资本市场是否受到限制。
在上述两个反映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指标中，我国的排名比较靠后。前者排名第42位，后者排名第44位。这是我国长期实行封闭性金融体制的结果，也是由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具备抵抗外部资本冲击的能力这一特点决定的。
4、国际保理业务占商品出口的比重。1995年，我国全部商品出口中，只有0.02%办理了国际保理业务，排名列第39位，说明我国对外贸易部门中的金融效率还很低下。但是，这一指标在衡量金融效率的指标体系中的地位不太重要，对这一指标我们也就不多加分析。
5、企业能否较易地获得风险资本。在这一指标上我国排名为第39位，说明我国利用金融体系来鼓励企业创新的机制还未成熟。一些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企业，在我国往往是那些民营的、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企业，然而这部分企业的发展潜力往往不被公众和金融界的认同，也往往被排斥在银行信贷所覆盖的范围之外。这使得这部分企业往往要以较高的成本从银行体系之外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本，也就大大降低了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
股票市场竞争力的分析
在这一类指标中，我国名列第32位。在对这一类指标进行分析时，我们将结合中国股票市场的特殊情况，增设一些反映中国股票市场特殊性的指标，并对之进行分析。
1996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中反映股票市场的指标有以下几种。
1、股票市场筹资额。1995年，中国股票市场筹资额为3575.1亿元（420.6亿美元），排名第30位。
2、股票市场人均交易额。从1993年到1995年，我国股票市场的年人均交易额为442元，排名第42位。
3、国内上市公司数目。1995年，我国上市公司数目为323家，排名第19位。
以上三个指标是反映股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绝对规模或相对规模的指标。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不断壮大的过程。1984年9月，全国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986年，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开始了股份制改革试点，公开发行了股票，但还不能上市转让；1990年12月、1991年7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成立，标志着我国股票二级市场的正式形成。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后，我国股票市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91年底，我国仅有上市公司14家，交易额60多亿元；到1994年底，上市公司已有291家，交易额为8190亿元；1995年，我国上市公司达323家，股市筹资额达到3575.1亿元。但是，我国股票市场的相对规模还比较小。举例来说，1994年底，我国股市市值约为3800亿元，合44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股市市值为45000亿元，市场规模我国仅为美国的1%。美、英、日、新加坡等国股市市值平均达到同年GDP的160%，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10%。
4、内幕交易是否普遍。我国的这一指标上的排名为第27位，居中等偏后的位置。内幕交易的较普遍存在，违背了股市交易“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说明我国股市的规范程序亟需提高。
5、股票市场对企业的进入是否平等。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企业能否进入股票市场筹资，取决于该企业是否有规范的公司制度及足够的经济实力等经济因素。而我国由于股市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政府推动型的，每年股票的发行规模和上市规模都要由政府决定。股市的规模控制使有的公司符合上市条件却因没有额度而不能上市，而分配到了额度的公司不符合上市条件也急于上市，造成公司进入股票市场的机会不平等，上市公司的质量也参差不齐。
6、股票市场能否实现同股同权、同股同利。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股市中，股票通常按权利和义务的不同而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而我国在《公司法》颁布之前，一直是按投资者身份划分股票，将同一公司的股票划分为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和外资股。到1994年底，在我国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中，国家股占30.21%，法人股占43.21%，个人股占19.4%，外资股占1.9%。国家股是国有资产主要以固定资产的形式作价入股，其价格等于面值；法人股是法人组织按面值或低溢价购买的；个人股一般是通过公开竞价按高溢价购买的。目前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的只是个人股，也有少量法人股通过STAQ、NET系统上市流通，而其他国家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因此，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在成本、流通条件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不能做到同股同权、同股同利，不利于我国股份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7、上市公司是否规范。上市公司的规范化是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西方发达国家股市中的上市公司比较规范，一般都有着清晰的产权关系、健全的组织结构和公开的财务制度。在我国，尽管上市公司可以说是我国企业中规范化程度最高的一部分，但距成熟股市的要求还相距甚远。例如，某些上市公司仍沿袭原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董事长由上级直接任命，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形同虚设；一些上市公司不按招股说明书的规定运用资金，随意改变经营方向；还有一些上市公司不能正确披露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随意篡改重要的财务指标，等等。
8、股票价格是否能反映上市公司的真实价值。在这一指标上，我国的表现也不理想，股票价格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上市公司的真实价格。这主要是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国家股和法人股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中占大部分，而这两部分股票绝大多数没有上市流通，自然股市中的价格也就不能反映这两类股票的价值。第二，我国股市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投资者无法更多地根据上市公司的基本信息进行投资。许多上市公司年终以送股、配股而不是现金的方式分红，也促使投资者更多地追求股票的买卖差价而不是投资收益，造成了我国股市的高投机性。
金融服务竞争力的分析
在衡量金融服务的质量这一类指标中，我国排名第34位；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与我们在分析股票市场时所采取的方法一样，在对这一类指标进行分析时，也将新设一些指标或对原来的指标进行分解，来更加准确地评价我国金融服务的质量。
1、中央银行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否积极。在这一调查指标中，我国名列第30位，说明我国中央银行贷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水平较落后。对此进行具体分析，需要将这一指标分解为以下几个小指标。
（1）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迄今为止，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仍未完全摆脱稳定币值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1995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提法的实际含义可以理解为：从长期看，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但从短期看，还不能完全不顾及经济增长的要求。
我国的货币政策，多年来一直是在双重目标的平衡中艰难推行的，这是由我国的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政府要直接管理经济的运行，但由于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财政政策对经济的调节能力较弱。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经济建设资金来源于财政渠道的越来越少，而信贷资金的比重越来越大，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比较多地倚重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成为政府能够控制的实现其经济增长目标的有效工具。然而，经济增长和币值稳定这两个目标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冲突，不可能同时兼顾。为满足来自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以及为解决失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我国往往倾向于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其结果却不尽人意。
（2）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长期以来一直是贷款规模的现金发行量。1984年以后，虽然再贷款、同业拆借利率、银行备付金率、M1、M2等先后被列入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并且地位逐渐上升，但贷款规模和现金发行量在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体系中仍居重要的地位。
把贷款规模和现金发行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特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银行贷款是信贷资金分配的唯一方式，生产资料的交易严格通过转帐结算进行，消费基金分配和消费品的分配也实行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然而，自1979年以来，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已有了很大变化。在现今金融机构、金融资金多元化的格局下，国家银行贷款已不能准确反映货币供应的总量，而其他金融机构在货币供应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明显增强。另外，由于现金的需求决定中包含了越来越多的非经济因素，现金发行量已不能准确衡量消费基金的多少并作为衡量银根松紧的标志。改革开放以来，除1984年以外，现金发行失控的年份并不是贷款增幅最高的年份，显示现金多少已与银根松紧具有非同步性。在这种情况下，贷款规模和现金发行量显然已不适于继续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
（3）货币政策的工具。迄今为止，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一直是我国货币政策的基本工具。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作为货币政策的直接数量控制手段，在计划经济时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越来越不适应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均制定现金投放和回笼的年度计划，而实际执行结果均不理想，说明决定现金需求的因素已不在国家计划能控制的范围之内。过去一直行之有效的信贷计划这一工具，进入90年代后也越来越力不从心，原因是随着我国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金融脱媒”现象，使得大量资金以非贷款方式从银行流出。“金融脱媒”现象的存在，还使得货币流通速度成为一个不稳定的经济变量，使信贷流动速度也不像以往那样容易控制。这样，国家已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单纯依靠控制信贷规模而控制货币供应总量。
1984年以来，存款准备金、利率、再贷款、公开市场业务等也开始成为货币政策的工具且地位逐渐重要，但这些货币政策工具在运用中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1984年，存款准备金制度开始正式实施，对增强人民银行的资金实力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年度贷款规模很大，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存款准备金的作用。再例如，中央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也日益受到重视。但是我国中央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则低于市场利率水平之下，并且上下浮动范围很小，使得利率既不能反映资金的价格，也不能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利率杠杆比较僵化。
可见，我国目前货币政策工具的状况是，以信贷计划为代表的直接信用控制工具和不断增加的间接信用控制工具并存。但是，信贷计划等直接控制手段已不能再有效地调控货币供给总量，而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利率等间接控制手段又尚未成熟。货币政策工具的这种“真空”状况，是导致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无法有效贯彻的直接原因。
2、银行规模。按资产额统计，1994年，我国有5家银行进入世界前500家大银行之列，与澳大利亚、瑞典一起并列第22名。我国在这一指标中的排名比较靠前，是与我国银行业被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以及交通银行等大银行所垄断这一特点有关。但是与排名前的国家相比，我国大型银行的数目仍很少。
3、人均银行储蓄。这一指标我国没有数据，故未参加排名。
4、银行部门对产业部门的影响是否积极。在这一指标中我国排名第30位，说明对我国银行部门作用的整体评价不高。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适合经济发展的要求，金融体系的效率较低，以及资本成本相对较高，都会使银行部门对产业部门产生消极影响。
5、对金融机构的法律监管是否足以保持金融稳定。在这一指标中我国排名第31位，说明我国金融监管的水平还比较落后。
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有相对稳定的金融微观环境，所以必须对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行监管。但是，由于我国金融法规不完善以及体制方面的原因，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一直不能十分有效地行使，甚至在一段时间内，金融秩序曾出现严重紊乱的局面。例如1993年上半年，银行之间的违章拆借严重，计划外集资规模失控，市场利率紊乱，储蓄存款大幅下滑，外汇市场人民币急剧贬值。之后人民银行迫不得已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才得以控制住局势。再如，1995年2月上海国债期货市场“3·27”风波，反映出我国期货市场监管中的严重弊端。某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行为不规范，是导致这场风波的直接原因。这些都说明我国中央银行的监管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除以上5个指标外，要全面反映我国金融服务的质量，需要增加第6个指标。
6、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所谓非银行金融机构，是指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近年来，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迅速，与银行竞争合作的局面逐渐形成，日益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中不可忽视的补充成分。所以，非银行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质量高低，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整体金融服务的质量高低。
但是，我国目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还比较落后，这可以从几类具体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例子中看出：（1）信托公司。近年来我国信托公司虽然发展迅速，但其业务与商业银行有许多交叉，真正意义上的信托业务并不多。自从1986年允许银行业务交叉以来，各银行越来越多地经营信托业务，而信托公司也兼营一般的存贷款业务。这种现象导致信托公司无法充分发挥其为社会理财的基本职能。特别是银行经营信托业务，容易导致银行与信托机构相互拆借资金，干扰正常的金融秩序。（2）保险公司。我国1979年恢复了保险业务，1984年分设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96年又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基础上组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保险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目前我国的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障尚未完全分离，保险企业的资金运用仍受很大限制，保险总准备金率低，保险企业应付特大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3）证券公司。我国证券公司的发展迅速，但除少数几家全国性证券公司外，大多数中小证券公司资金实力不足，专业人才缺乏，证券公司发展呈现良莠不齐的局面。少数证券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对自营业务和代理业务不能实行严格的分帐管理，有的证券公司既从事一级市场的业务，又从事二级市场的业务。这些都不利于证券买卖的公平、公正和保护投资者利益。（4）租赁公司。我国第一家租赁公司成立于1981年，现在有东方租赁有限公司、环球租赁有限公司、中国租赁有限公司等几家大的租赁公司。但我国租赁公司的业务范围比较狭窄，即只以融资租赁为主，而只有少数公司开办设备租赁等经营租赁业务，不能更好地发挥租赁的职能。
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对我国资本市场的表现及金融服务的质量分析，可以得出我国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还比较弱的结论。而我国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中所存在各种问题的症结在于“市场”两字，具体来说是：我国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手段的市场化程度还不高，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缺乏市场化的外部环境和经营机制，资本市场缺乏市场化的金融工具和运行机制。这是我国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落后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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