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散文的特征及其文学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学诚论文,文学史论文,散文论文,特征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章学诚是清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著作合订为《章氏遗书》。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反映了深刻的时代主题。文章朴实无华，条理明晰，才学识兼备，理论性很强，且能把逻辑的说服力和形象的感染力有机地统一起来。从他那论史、论文、论学的散文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作者自辟新意的才气和胆识，而且还可以看出其散文奇肆闳通的特征。对于章学诚的散文，目前的研究尚欠深入。其实，章学诚的散文全面展现了他的写作心态，从正面、侧面或反面映照着时代的风云，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一
“悲同时之知音不足恃”（注：《文史通义·知难》。），发抒长期结在心头的闷忧，是章学诚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
章学诚生于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乾隆六年，他父亲中进士，后授官湖北应城县知县，他便随父到湖北。章学诚自幼对史籍异常爱好，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下，十四五岁时就能写一手好文章。乾隆二十年后，因父亲被罢职，家境贫困，借寓北京，但他仍苦读不辍。从乾隆二十五年起，他曾多次参加顺天乡试，均落选。后入国子监读书，学士朱筠很赞赏他的才华，特请他到家中设馆。朱筠家中藏书极多，章学诚因而深得遍览群书。不久，朱筠视学安徽，章学诚随从前往。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章学诚就任国子监典籍，第二年中举人，第三年成进士；归部候选，未得官。但他已无意于功名。此后，他先后主讲定州定武、肥乡清漳、永平敬胜、保定涟池等书院。章学诚一生极不得志，为衣食所迫，东奔西走，寄人篱下，但撰写不绝。特别是到了晚年，生活更加贫困，后来眼睛也瞎了，但他仍通过口述，请人抄录，坚持撰述。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因贫病交加，抑郁而终，时年64岁。
从章学诚的人生历程来看，他在当时的确是“知音”甚少。他在给钱大昕的一封信中写道：“学诚从事《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辩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忽为外人道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者述矣。苟欲有所挽救，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韩退之《报张司业书》谓‘释老之学，王公贵人方且崇奉，吾岂敢倡言排之？’乃知《原道》诸篇，当日未尝昭揭众目。太史公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不知者以为珍重秘惜，今而知其有戒心也。……今世较唐时为难矣。惟……著书后世计，而今著书以表暴于时。此愚见之所不识也。”（注：《上钱辛楣宫詹书》，《章氏遗书》卷二十九。）从信中不难看出章氏当时是那样“不合时宜”。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一生在政治上很不得意，自23岁应乡试起，连续7次赴考，都未中式，生活潦倒，依人作嫁， 直到40岁才中举人，第二年得中进士。仕途坎坷，且又知音难遇，使他思想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心情，在他的《感遇》一文中作了尽情宣泄。文章指出，若一个人“趋避不工”，就会“见摈于当时”；然则他又说，假若“工于遇而执持不当”，那也会“见讥于后世”。章学诚既悲叹“士之修明学术，次求寡过而能全其所自得”之难，却又认为“学之成于人者有所优，一时缓急之用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因为这是时势所然也。文中指出：“刘歆经术而不遇孝武，李广飞将而不遇高皇，千古以为惜矣。周人学武，而世主尚学文，改尚学文，主又重武；方少而主好老，既老而主好用少，白首泣途，固其宣也。”所以他认为：“若夫天下之所具，即为上之所求，相须綦亟，而相遇终疎者，则又不可胜道也。”字里行间，章氏的徘徊心绪抒发得尽致淋漓。如果说章学诚在《感遇》篇中所反映出来的矛盾心绪，含“悲叹”成分多一些的话，那么，在《知难》篇中对内心矛盾的发抒，便充溢着对世态不平之“愤慨”。文章一开头，作者便发出极深沉的慨叹：“为之难乎哉！知之难乎哉！”接着解释了“知”的内涵。指出：“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与笑貌也。”那么章氏所谓“知”是怎样的呢？他说：“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简言之，章学诚的“知”，就是要“知其所以为言”。可是在他所处之世，“遇合之知”甚难，“同道之知”亦难，特别是在自己的世交中也“迹似相知而心不知”，因此，章学诚在文中再次发出深沉的慨叹：“嗟呼！此伯牙之所以绝弦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号者也。”（注：《文史通义·知难》。）的确，章学诚的处境是极为困窘的，“嬴绌迥殊众”，“往往遭俗弄”（注：曾燠：《赠章实斋国博》诗，见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95页。），就在同道当中，连始终未尝领受过章氏半句贬辞的钱大昕，也“似未能赏识他的见解”（注：曾燠：《赠章实斋国博》诗，见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 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07页。）。诚然，章学诚也曾想过，“身后之知”也许更加“难言”（注：《文史通义·知难》。），然而他又认为：“天壤之大，岂绝知音？针芥之投，宁无暗合？”（注：《上钱辛楣宫詹书》，《章氏遗书》卷二十九。）因此，他又坚信自己是可知之人。虽然“当世之知”“寥寥矣”，但“真知者，自知之确，不求人世之知之矣”。待到“浮气息，风尚平”之时，“或千里而外”，自己终究会有“真知者”的。（注：《文史通义·箴名》。）于是，他在《知难》一文中借用庄子“生也有涯，而知无涯”（注：《庄子·养生主》。）的话，从而发挥之。指出：“是以君子发愤忘食，黯然自珍，不知老之将至，所以求适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无涯之毁誉哉！”复杂的心情凝于笔端。若我们把《知难》篇与刘彦和的《知音》、刘知几的《自序》篇作一比照，不难看出，在敢于披露自己内心矛盾这一点上，“二刘”是望尘莫及的；而且章氏又是那样心平气静地发抒，就如同那深深的水，缓缓的流，由胸中自然溢现，绝不是那种疾风暴雨式的狂吼，表现出一个学者应有的气度。当然，在社会的现实面前，章氏只能发出“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知若命”（注：《文史通义·感遇》。）的悲叹而已。但是透过章学诚散文中那郁闷徘徊的矛盾心绪的表露，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中有识之士的艰辛际遇。
二
忤逆时趋，放言无忌，“器识闳通”，“议论奇肆”（注：孙德谦：《章氏遗书序》，嘉业堂民国十一年刻本。），是章学诚散文的又一个特征。
章学诚的议论散文，大都能多方论说，善于铺排。缜密而详实。做到条分缕析，给人以一种犀利而以敦实的感觉。如《言公（上）》一文，这是章氏的“得意之作”（注：曾燠：《赠章实斋国博》诗，见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16页。）， 主旨是驳斥所谓立言“为私”说。文章首先论述了“贤圣群臣未尝分居立言之公”，认为诗人抒愤言志，是为了“有裨于风教”，“未尝据为私有也”；其次，又从“夫子作《论语》”、“诸子争鸣，推衍学术”、“史家《春秋》之作”、“经师师徒之授”等方面对“言公”之论作了进一步阐述。文章强调：明白古人贯通之文无取虚理，则言有不必出于私而自公；知道古人口耳之传胜于文字，那么言有不得出于私而自公；了解古人专家之文字不重主名，诸子之言每存旧典，则言有不欲出于私而自公。因此，章学诚认为：“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道，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所有也。”文章不算长，却把事理说得清清楚楚。再如《文理》一文，其主要是针对桐城派而发的。文章开宗明义，从根本上提出“学问为立身之主”，“文章为明道之具”，“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接着论述了学与文的关系，并用这种观点去衡量古文学家的评点标识派；最后结论说：“文字之佳胜，正贵读者之自得”，“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法所能限”，如果“因一己所见，而谓天下之人皆当范我心手”，流弊就不可胜言了。文章对桐城文论的针砭是极为深刻的。还有如《说林》、《箴名》、《砭俗》、《原学》等篇，也写得条理缜密，切中肯綮。章学诚的散文能从事物间的内部联系上，透辟地分析说理，因此，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逻辑性。这种逻辑性，不单是靠形式逻辑的推演，而是从本质意义上，反映事物间内在联系，并且能密于综合，使人感到在他的文章中有闳大通达的器量与见识。这是章学诚散文犀利而又敦实的主要原因，这也正是一个史学家与文学家的散文本色所在。
初清的作家，他们的散文大都具备经世致用的特点。就文风方面而言，较纵横恣意。章学诚的散文所以写得文质并茂，自然和他继承前代学者的风格有关，但与他一生的坎坷经历和他那“逆时趋”的性格有关。章学诚是一个有理想的史学家与文学家，他治学极为严谨。他对刘知几“良史之长，才学识三者不可缺一”的说法作了补充，认为史学家首先要讲究“史德”即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他提倡直笔，强调“经世之业，不可以为涉世之交”（注：《文史通义·俗嫌》。），竭力反对“回护”、“讳恶”等文场恶习。他最看不起当时好名之士写的文章，嘲笑他们“风气所趋，竟为考订，学识未充亦为之，读书之功少而著作之事多”。所以，作文除寄托感情之外，还要“有益风化，关系天下”（注：孙德谦：《章氏遗书序》，嘉业堂民国十一年刻本。）。他对文章和当前的社会现实的联系看得很真切，指出：“文章经世之业，立业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易简编，撑床叠架为哉。”（注：《与史余村书》，《章氏遗书·补遗续》。）又说：“鄙著《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以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身世有所怅触，发奋而笔于书。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注：《又与朱少白书》，《章氏遗书·补遗续》。）所以，章学诚的散文，既有“悻悻得很”的文章，也有反复嗟叹，含有一股浓郁的愤激不平之气的作品。这些散文形式不拘一格，舒展自由；内容丰厚深刻，包容古今，纵横驰骋，奇肆闳通，才气充溢。叶燮曾称贾谊之文为“才人”之文，“天地万物，皆递开避于其笔端，无有不可举，无有不能胜。”（注：叶燮《己畦文集》卷十九。）若用此语称章学诚之文，也是颇为合适的。
三
长于排比，“深于取象”（注：《文史通义·易教（下）》。），善于通类，“未尝离事而言理”（注：《文史通义·易教（上）》。），是章学诚散文的又一个特征。
在散文中，章学诚敢于提出见解，却又不是一般的书生之见。他的散文，在清人的议论文章中是颇具特色的。章学诚的散文长于运用排比和比喻，形象地说明道理，这其中的形象，是议论的有机部分，但又不同于逻辑推理，本来很抽象的道理，采用比喻的方法，能引起人们的想象，往往会产生具体而生动的效果。如《说林》一文，作者为了说明“文辞”与“志识”的关系，便运用了生动的譬喻来说明。文章写道：“譬彼禽鸟，志识其身，文辞其羽毛之翼也。其大鹏千里之身，而后可以运垂天之翼；晏雀假雕鸮之翼，势未举而先踬矣，况雕翼乎？故修辞不忌夫暂假，而贵有载辞之志识，与己力之能胜而已矣。噫！此难与溺文辞之末者言也。”为了强调说明文章的形式和内容（即文辞与志识）的关系，文中接着运用了一系列的排比和比喻：“文辞，犹三军也；志识，其将帅也。”“文辞，犹舟车也；志识，其乘者也。”“文辞，犹品物也；志识，其工师也。”“文辞，犹金石也；志识，其炉锤也。”“文辞，犹药毒也；志识，其医工也。”“文辞，犹财货也；志识，其良贾也。”文中反复地说明，“志识”是根本，“文辞”只是工具，用通俗的比喻，形象、深刻阐明了内容和形式在创作中的辩证关系。又如《古文十弊》，文中对桐城派作了极为形象的批判，把桐城派“妄加雕饰”之文，比作“剜肉为疮”。章学诚认为，文章要“不讳不恶”，“欲表松柏之贞必明霜雪之厉”，所以他把“欲上下左右前后”的作文之法，喻为“八面求圆”；还把只“临文摹书”、“一步一趋”的文风，称之为“削足适屦”；把那“无端而附影者”，谓之“同里铭旌”。说得准确生动，具有说明力。这是一篇针对桐城古文的流弊而发的言之有物的文章，它如响箭，似投枪，直刺要害，而绝不是引经据典空发议论的应制文章。
章学诚不仅长于用排比和“取象”来明辨是非，而且还善于运用类比来说明道理，因为他本身便是一个“通于类”的人。章学诚认为“学者之要，贵乎知类”（注：《文史通义·易教（下）》。），这就使他的议论散文不但深刻生动，而且富有感染力。他在《易教（下）》一文里解释易象时说：“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接着，文章便以生动的类比来说明“象”是“道体之将形而未显者也”。文中指出：“睢鸠之于好逑，樛木之于贞淑，甚而熊蛇之于男女，象之通于《诗》也。五行之徵五事，箕箓之验雨风，甚于傅岩之入梦贲，象之通于《书》也。古官之纪云鸟，周官之清天地四时，以至龙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于《礼》也。歌协阴阳，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封疆，鼓思将帅，象之通于《乐》也。笔削不废灾异，左氏遂广妖祥，象之通于《春秋》也。《易》与天地淮，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见矣，故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悦有见者。皆其象也。”章氏还认为“象”有二种：“天地自然之象”和“人心营构之象”。于是便进一步解了《易》“象”如何通于《诗》的问题。文章指出：“《离骚》之抒愤也，则帝阙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纵横驰说之士，飞箝捭阖之流，徙蛇引虎之营谋，桃梗土偶之问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议。然而指迷从道固有其功，饰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营构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范天下也。”这样，便把“象”诠释得极为清楚。这类文章，往往易流行于讲抽象的道理，但由于作者巧于通类，使人毫无抽象枯燥之感。
章学诚还把抽象的说理与引证历史事实相结合，阐明事理。抒发“知之难也”的慨叹，是章氏《知难》一文的主旨，为了深刻地说明“遇合之知所以难言”这一问题，文章列举了历史事实来论证：“李斯之严畏韩非，孝武之徘优司马，乃知之深，处之当，而出于势不得不然”；“贾生远谪长沙，其后召对宣室，……君臣之际，可谓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对”；“刘知几负卓绝之学，见轻时流，及其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可谓遇矣，然而语史才则千里降追，议史事则一言不合”。文章通过韩、马、贾、刘四位历史人物，即讲清了“遇合之难”的道理，又使人感到证足据实。
出于说理的需要，章学诚散文的语言明快流畅，挥洒自如。文章骈散结合，以散为主，“文句有长排作比偶”（注：《与史余村简》，《章氏遗书》卷九。）。章氏要求作文要用“通俗语言”（注：《陈东浦方伯诗序》，《章氏遗书》卷十三。），他自己在文章中也努力实践这一主张。胡适曾这样地评价章学诚：“实斋先生若生晚二百年，他一定赞成白话”的（注：曾燠：《赠章实斋国博》诗，见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94页。）。当然胡适的话未免有些绝对化，但从章学诚的文章来看，胡适的推理也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
为了进一步说明章学诚散文的风格特征，我们不妨把他的文章与同一期其他作家的文章略作比照。我们读姚姬传的文章，总觉得更多些丽辞俊语、雅洁之言，因为那是桐城之文；我们读戴东原的文章，觉得理通辩实，锋芒毕露，因为那是思想家、考据家之文；我们读钱大昕的文章，觉得更多些古朴而板质、温柔而敦厚之语，因为那是学者之文；我们读梅曾亮的文章，觉得峻洁至极，笔锋婉转，因为那是政论家之文。而章学诚的散文，有着史学家的“疏通知远”（注：钱基博：《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上海中山书店1929年版，第11页。）、“探颐甄微”（注：张尔田：《章氏遗书序》，嘉业堂民国十一年刻本。）；亦有辞赋家的蕴藉风采；也有纵横家器识闳通、议论奇肆的骋辩余韵。这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四
“甄疑似，明正变”（注：刘承干：《章氏遗书序》，嘉业堂民国十一年刻本。），“自辟新意”（注：孙德谦：《章氏遗书序》，嘉业堂民国十一年刻本。），敢于“持世而救偏”（注：《文史通义·原学（下）》。），富有批判精神，是章学诚散文的再一个特征。
章学诚生活在18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初叶。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是，清王朝建立政权已有一百多年，其统治政权已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社会经济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在学术领域中，被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汉学”成为显学，垄断地统治着一切学术领域。章学诚正处于这“风气所鼓而不知偏之为害，虽有大力而莫敢逆”（注：《家书（五）》，《章氏遗书》卷九。）的乾嘉时代。面对“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注：《上钱辛楣宫詹书》，《章氏遗书》卷二十九。）的局面，他没有被世风所困，而认为“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注：《家书（五）》，《章氏遗书》卷九。），他的“持世而救偏”的思想，在其散文中得以充分反映。
空谈义理，是乾嘉时代社会的一个弊端。由于统治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士大夫们往往脱离实际去谈“理”说“道”。他们提出“道是先天地而生”的论点。章学诚针对这一思想，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大胆地提出了“六经皆史”的主张（注：《文史通义·易教（上）》。），并引用《易经》上“道”与“器”的关系，阐明有器才有道的观点。他在《原道（上）》篇说：“天地之前，则吾不得已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行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五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不得已而后起者也。”这就是说，有了人，才有人的活动，才有了“道”。人越多，活动越广，“道”才能昭彰明著，积渐发展，成为礼教，成为制度。这就把人看作第一性的物质，而道是第二性的意识，给空谈义理的唯心主义者重重的一击。当然，“六经皆史”说，是章学诚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而阐发其义的，但是，在清代考据学盛行，经书考订解释占第一位，同时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当时人们很不重视史学的时代，章学诚能这样地提出问题，不能不说是一种创见。章学诚不仅反对空谈义理，而且能看到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不但承认世界是物质的，而且还认为社会发展是有一定规律的。《原道（上）》篇中说：“人之初生，至于什五千百，以及作君作师，分州画野，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譬如滥觞积而渐为江河，培土娄积而至于山岳，亦其理势之自然，而非尧舜之圣过乎羲轩，文武之神胜于禹汤也。……当日圣人创制，只觉事势出于不得不然，一似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所谓吾必如是而可异于前人，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齐名前圣也。”这说明社会的发展是遵循一定规律的，“圣人”只是因势利导，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并不是一二人的力量所能左右。所以文章最后指出：“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基于这种认识，章学诚又认为只有学于众人，才能成为“圣人”。在封建社会里，“圣人”是至尊无尚的，“圣人”的聪明才干是先天地而生；而章学诚则提出了相背的观点。他认为“圣人”的聪明才干是学自众人的，“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流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盖自古圣人，皆学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阅于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向众人学习，才能成“圣人”。这个观点，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然不足为奇。然而，在当时“不仅不敢触犯活人，而且不敢触犯死圣人”（注：蔡尚思：《中国文化史要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的时代，章学诚提出这一论点，是颇具胆识的。
“因袭矫揉，无所取材”，“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九）》。），这是当时统治文坛的桐城派的流弊。面对这种桐城文风，章学诚敢于独树一帜，“能窥前人未到之处”（注：《家书（三）》，《章氏遗书》卷九。），提出一系列理论性问题，对标举义法的桐城派和揭橥性灵说的随园派，对清代文坛的形式主义和种种模拟倾向进行了有力尖锐的批判。首先，他认为“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注：《文史通义·朱陆》。），对古文家之空言无实，斤斤于法度规矩、音节神味，进行了抨击。指出：“可授者规矩方园，其不可授者心营意造”。“执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则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诗之音节，文之法度，君子以谓可不学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注：《文史通义·文理》。）特别是对姚姬传倡言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结合为一，章氏则运用批判的眼光，指出三者的流弊。“骛于博者，终心弊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注：《文史通义·原学（下）》。）这种批判精神，是非姚姬传所敢望的。他在《答客问（中）》又指出：“专门之学，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经生决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至于古人著书之义旨，不可得而闻也。”由此亦见其破除迷信、大胆创新的精神。其次，章学诚强调文学要写其“中有所见”。他在《文理》篇中说：“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朗朗，如锦工秀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摹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妇，亦学其悲号；屈子自沉汨罗，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作楚怨也，不亦傎乎！”文学追求神似，以“形似”为目的模仿古人，这正是沈德潜、翁方纲的通病，也是桐城派只求法式而不求“中有所见”的弊病，对此，章学诚的批评，无疑是十分中肯的。对于无病呻吟、以“媚世”为能事的作品，章学诚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恒’。《书》曰：‘诗言志’。吾观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诗人，何其纷纷也！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赋诗也。无言而有言，无诗而有诗，即其所谓物与志也，然而自此纷纷矣”（注：《文史通义·质性》。）。这对当时的文坛无疑具有针砭作用。
与此同时，章学诚还认为文章要能表达自己的创见，要有明确的目的，而文辞只是表达的一种工具，所以他认为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文生于质，视其质之如何而施吾文焉”（注：《文史通义·砭俗》。），“质去而文不能独存”（注：《文史通义·黠陋》。），“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注：《文史通义·古文十弊》。）。这些理论在今天还不失其应有的价值。
诚然，章学诚的这些“新意”和“创见”以及他那批判精神，在当时还没有被人们所重视，没有激起多大波澜；但是他提出的这些主张，“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九）》。），对清代中叶的学风和文风，对晚清文坛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文1999年1月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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