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互动与中美关系——中美文化关系学术讨论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文化论文,中美关系论文,互动论文,纪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7月1日至4日，中美关系史学会与中国社科院美国所、 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在南京大学联合举行中美文化关系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等科研机构和北大、南开、武大、复旦、中大、南大等高等院校近5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召开正值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中美两国首脑在去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和本次高峰会谈中对了解对方历史、文化、传统重要性的反复强调，使这次从文化角度讨论中美关系的学术会议具有了特别的意义。与会学者向会议提交了30多篇论文，就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中国人的美国观
自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东来中国，中国人就开始逐步认识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而美国文化也逐步成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文化。但是在中国人的眼中美国和美国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即中国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美国观，却是一个尚无满意答案的话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博士后王立新的《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与美国》和美国所研究员朱世达的《中国知识精英的美国情结》研究了本世纪早期和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问题。王立新通过对民国初年著名知识分子的研究认为，中国思想界当时经历了从信赖欧美自由主义和崇拜威尔逊主义到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彻底觉悟”、声讨巴黎和会，并进而抛弃资本主义，信仰社会主义的过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外交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朱世达根据对许多作家、科学家、艺术家访美观感、随笔的分析，展现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由肤浅到深入、由热烈到沉静、由感情上的爱恋到理性上的反思的发展过程。这些研究可以被看成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对近二十年和本世纪百年思想史反思的一部分。但也有学者认为，王立新的研究中对五四后仍然亲欧美的知识分子注意不够；朱世达不仅采样对象不完全符合标题的涵盖，而且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美国观的变化，缺少国际政治视角的分析，即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追求民族平等和富强的强烈愿望注意不够。
二、美国人的中国观
对美国人的中国观的研究是围绕一些著名人物展开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在中国创办了《中国丛报》， 并长期担任主笔。过去研究者较多注意他和《中国丛报》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活动。复旦大学历史系陈绛教授的《裨治文与〈中国丛报〉》研究了他在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方面的工作，有助于认识西方传教士在美国人的中国观的形成中的作用。中山大学梁碧莹教授的《早期美国商人对中国的认识和介绍》研究了美国商人亨特（William C.Hunter）的两本书，认为在中美交往的早期阶段，亨特依靠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较客观地认识和介绍中国，并对早期美国人认识中国起了重要的正面作用。但亨特是否可以代表大多数商人，从而说明商人和传教士一样在美国人的中国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者们还有不同意见。
费正清是本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最著名的中国学学者，对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有最重要的影响。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陶文钊的《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分析了费正清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和实践，分析了他在学术组织和人材培养方面的大量工作，勾画出他在美国学界和政界认识中国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但是顺道参加会议的美籍华裔学者袁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大陆学者对费正清等美国中国学家的评价过高，而费正清等不论是在学术观点上，还是在学术组织工作中，都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情结和轻视华裔学者的倾向。他还认为，在评价近代西方文明东传的积极意义时，也要注意避免受到西方学术界传统殖民主义观点的影响。他的看法虽然是一家之言，但对我们有相当启发。
在研究美国人的中国观方面，南大历史系教授李庆余对19世纪末美国扩张主义思潮的评析和中美中心副教授蔡佳禾对哈佛大学教授A.约翰斯顿的著作《文化现实主义》的评论，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兴趣。
三、中美关系中的新闻和影视媒体
社科院美国所副研究员陈宪奎的《中国新闻媒介眼中的美国形象》对1997年全年《人民日报》关于美国的报道进行了详细的数量分析，认为中国新闻业改革开放后，增加了国际新闻特别是美国新闻的报道量，使中国人较为真切和正确地感受到了美国的形象，奠定了中国促进中美关系改善的国内基础，也反映了中国政府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政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要求非常强，不能也不必要用“客观”二字加以约束。同样，美国媒体中也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因素。有人认为统计中不仅要统计报纸报道的数量和内容，还要注意更具导向作用的国际评论以及报上避而不谈但极有新闻价值的内容和数量；还有学者认为，在坚持根本原则的前提下，也可以借鉴美国新闻媒体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和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自由手法和模式。
电影和电视是人们相互认识的最直观的途径。洛阳军外院研究生潘蔚娟的习作《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虽然单薄，但却是一个非常好的课题。在这个大题目之下，可以研究不同的环境对美国电影中中国形象的影响，如世界的政治形势（如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和中国的国内变化（如改革开放）、华裔在美国社会中影响的扩大和美国社会对多元文化认识的改变，还有美国对世界的认识等因素。但是中国人如何看待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也是很有趣的课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汪朝光的《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对美国电影的检查》是他对民国时期电影系列研究中新的专题研究，说明了其他国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对美国电影中自己的形象，总有不同的看法，并总是试图对它的扩散加以限制。对近年来美国影视界推出的几部关于中国西藏的影片，与会学者一致谴责了影片的编导对中国形象的歪曲。但有的学者指出，即便有些美国电影中的中国人形象不为中国人认同，但那种形象在美国国内外却可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如《大地》中的中国农民形象，受到中国人的批评，但在抗战期间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实际上，不同文化对形象的理解往往完全不同，如几年前美国推出动画片《阿拉丁》，我们对它的评价很好，但一些阿拉伯知识分子却批评它歪曲了阿拉伯人的形象。所以不同文化之间在影视方面的善意的交流和沟通更显重要。
除了新闻和影视媒体，深圳大学项锷的《麦当劳现象在中国》和复旦历史系戴鞍钢的《美商的广告宣传与近代中国》所讨论的当代麦当劳和近代“美孚灯”等带来的美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四、关于中美文化、教育交流项目的专题研究
老一辈学者、武大教授刘绪贻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与中美文化交流》从西方文化入侵以后中西（中美）文化互动、碰撞的角度研究老课题，探讨了中国第一批学童留美项目设置、开展和中断的文化背景。其他学者指出，近年出版的《留美幼童书信选》对研究学童的深度西化所引起的决策层之间和执行者之间的冲突以及学童的曲折经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另有学者认为，在研究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动力和阻力的同时，也应该研究非西方国家如何将西方的东西本土化，如何“调适”学习西方文明和保持文化传统，并通过某种非根本性的“妥协”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南大历史系副教授申晓云的《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行和中国教育中美国模式的采用》认为1922年颁行的“6—3—3”学制， 不仅是学习年限上，而且在教育理念和精神上与以前的学制完全不同，是用美国的教育思想理论对清末以来中国教育制度的根本改造，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民族工业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文章对为什么中国在教育制度上采用美国模式而不是其他欧洲模式，却在其他有些方面如法律制度上采用欧洲模式等问题，尚需做更深层的思考。
华东师大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刘家峰的《调适与冲突：50年前后的教会大学》以齐鲁大学为个案，研究从解放到1952年院系调整、教会大学被终止的过程中，政府和知识分子对旧教育制度特别是教会大学的基本态度和政策，认为教会大学被终止的根本原因不是新政权与教会大学之间的“根源性矛盾”。但有的学者认为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也不能解释教会大学被终止的原因。另有学者认为，这个个案研究虽然做得不错，但对解放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信任度，估价不足。
五、关于外交实践的文化思考
四川社科院张小路的《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以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运动为例》研究了在20世纪初期中美两国政府就美国社会愈演愈烈的排华运动进行谈判的过程中，海外华侨和国内民众利用社会舆论影响中国政府，并进而影响两国外交政策的情况，认为当时展开的那场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运动虽然失败， 但运动表明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觉醒， 是在20世纪初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的演变孕育了社会舆论，而表达和传播舆论也具备了起码的技术工具和手段之后，民众通过舆论对国际关系进行的一次重要干预，展现了舆论与外交的互动关系，预示了更大的社会变革的到来。评论者认为，虽然该文所探讨的舆论内涵不够清楚，对外交部门的研究又主要着眼驻外使节，但题材和角度都较新，是一篇较好的中国外交史专题研究。
南大中美中心教授任东来提交的论文《1934—1936年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外交》是对中美经济关系史的探讨，但他从白银外交出发对决定近代中国命运的力量的思考则给人以启示。他指出，50—60年代“（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等对中国近代史的帝国主义解释模式是西方学术界的主流，70—80年代“中国中心论”注重对中国内部力量的研究，近年美国有学者认为民国时期的所有大事都有国际背景，民国时期的对外关系“彻底穿透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任东来赞同已故罗荣渠教授“中国走向现代世界是各种内外因素互动作用的‘合力’所推动”的观点，通过对中国在白银外交的困境中建立起现代化货币制度的研究，说明中国近代外交并不总是被动消极的，中国的内部力量往往与“彻底穿透”的对外关系相互结合相互作用，“合力”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
六、学术研究的方向：“原创性”
在对会议进行总结时，学会新会长陶文钊说，这次会议的特点是严格的学术评论和批评，老中青取长补短。在会议上的发言中，一些学者谈了自己的对学术研究“原创性”的看法，指出学术上的创新可以表现在选题、资料、解释和论述方法等不同的方面，如果离开创新，低水平的重复研究根本不值得去做，也不可能有任何意义。这次会议正值南京大学颁布《学术研究规范》，所以与会学者对学术研究“原创性”的强调对南京大学的科研工作也有很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