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冷和平时代”及其基本特征--对时代问题的思考与探讨_政治论文

论“冷和平时代”及其基本特征--对时代问题的思考与探讨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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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是一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项工作的战略依据。冷战结束后,世界究竟进入了一个什么性质的时代?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尚无一个公认统一的提法。有曰“格局转换时期”,也有曰“冷战后时代”,还有曰“后冷战时代”等等,不一而足。笔者认为,上述多种提法虽不无道理,但都有不全面、不贴切之处,不仅没能对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进行科学地抽象,提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也没能揭示出冷战终结后时代的根本特征,因而都不足取。笔者通过对今日世界主要矛盾、根本特征的分析和对时代主题的进一步认识后认为: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冷和平时代”。

一、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及其缺失

第一,“格局转换”之说业已过时。所谓格局转换时期,是指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直到目前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旧的两极格局已经打破,新的多极格局尚未形成,世界正处于新旧格局的交替时期,因而被称为“格局转换时期”。如果说用这种提法来概括前些年动荡纷乱的世界是恰如其分的话,那么,继续用它来表述震荡过后初露和平曙光的今日世界便显得有些过时和不确切了。因为近些年来,随着冷战的结束,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多种力量经过长期较量和激烈冲撞,已经开始重新组合,并出现了“乱中求治,变中趋稳”的局面。各种矛盾和热点问题的解决也将逐步由诉诸武力转向政治解决、和平解决,一套处理危机、解决冲突的国际机制正在逐步形成。当然,这并不排除某些局部的武装冲突仍有发生和国际组织调解的不尽如人意,但这毕竟不是当今时代的主流,也不是构筑世界格局的主要因素。

第二,“冷战后时代”之说笼统而不着边际。它既无质的规定性,没能抽象出时代的根本特征,也无量的规定性,很难确定其起止时限,是一个毫无限度的含混不清的概念,因而不足取。

第三,“后冷战时代”之说也有其缺陷。所谓后冷战时代,是指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以及美苏两国之间所展开的近半个世纪的全面冷战虽然结束了,但由于其惯性的作用,冷战的阴云还未散尽,新一轮的冷战还在继续进行着。尽管这种提法揭示了今日世界某些基本矛盾及其特定的内涵,但是它没能从根本上反映出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运动及其发展规律性,因而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第四,关于“冷和平时代”,笔者认为是目前唯一能表述当今时代根本特征的正确提法。所谓“冷和平”是指缺少热度、缺乏稳定、貌似平静而实际上充满较量的和平。也就是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一切矛盾的缓解和各种冲突的解决基本上是围绕有利于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的方向进行的。当然不可否认,所有的和平都是相对于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而言的。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冷战结束时人们所期待的那种全面和平至今没有,也不可能出现。因而,当今的和平只能是相对的和平,是缺少热度、缺乏稳定的“冷和平”。

二、“冷和平时代”的基本特征

冷和平时代与冷战时代是二战结束以来两个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又截然不同的时代。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以下四个同时并存:

(一)从国际政治领域来看,基本结构的大体稳定与局部整合的游移多变同时并存。

首先,从世界政治中心的转移来看,从冷战到冷和平时代,世界政治中心将由欧洲单一中心转向欧、美、亚三足鼎立的局面。在冷战前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世界政治中心基本上是以包括美、苏在内的泛欧体系为主。但是,自进入70年代以来,亚洲各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东亚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加强,大大增强了亚洲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中的影响力,从而使得亚洲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明显上升,世界各大力量卷入亚太事务的程度也正在逐步加深。这样一来,这个古老的东方大陆将成为世人瞩目的中心。尽管亚洲内部围绕着经济合作与多边安全等问题也充满了矛盾与斗争,美、日等大国争夺亚太事务主导权的角逐也十分激烈,但这并不影响亚洲国际政治地位的上升。这将进一步改变国际关系规范由欧美国家主导的现状,加速欧、美、亚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

由于亚洲的崛起,欧洲作为世界政治中心的地位尽管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但是,随着两德的统一和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北约东扩步伐的加大,欧盟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和安全实体,对国际事务产生的影响将会愈来愈强。尽管目前俄罗斯与欧盟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这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他们的合作。相反,由于区域化的势头有增无减,俄欧之间的相互需求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因而,它们之间将呈现出既合作又竞争、合作大于竞争的复杂关系。

在美洲,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美国与整个美洲国家的地区联合也将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南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巴西、阿根廷、秘鲁等国的经济实力也在不断提高,这将加强美洲整体联系的发展,加上美国超级大国的实力,美洲必将成为对世界事务最有影响力的地区。尽管美洲内部也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但协调与合作是其发展趋势,是主流。

在可预见的未来,其它地区的整体实力很难有突破性发展,因而对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所以,在冷和平时代,世界政治中心的欧、美、亚三足鼎立的总体结构基本上是稳定的。

第二,从力量格局的演变来看,从冷战时代到冷和平时代,力量格局经历了由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的转变。目前,美、欧、俄、中、日五大力量中心基本上成为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尽管它们实力不等,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和彼此的关系调整中充满了利益矛盾与激烈的争夺,但是,为了争取在构筑面向21世纪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占据有利地位,都在设法发挥自己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优势,通过建立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力图避免对抗,协调彼此的关系,加强相互的合作。不过,它们之间的合作肯定是包含着深刻的利害矛盾的。尽管如此,随着五大力量中心的实力日趋均衡,多极格局的结构也将逐渐定型。

第三,从大国关系的变化来看,目前,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正处于深层次的结构调整中,走向游离不定,变数尚多,威胁和平与稳定的潜在危机并未消除。美、欧、俄、中、日五大力量中心相互关系的态势具体表现为4个特征:(1)相互依存性与独立性同时增长;(2)利益交错、利益碰撞机会增多;(3)多层三角关系仍缺乏稳定性,五大力量构成10个政治三角,其中美欧日、美欧俄、中美日、中美俄四个大三角的关系如何演变发展将主导和决定多极世界形势的发展和走向;(4)中国在多边大国关系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地位的提高与受制因素的增多日益显露。通过对以上主要大国关系特点的分析,不难看出各大国之间利害关系犬牙交错,矛盾与摩擦同在,合作与对抗并存。一旦这些矛盾与摩擦失控,将会成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

第四,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趋势来看,冷战结束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明显增强,它们通过广泛的区域合作提高了自己在本地区乃至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这样一来,打破了冷战时代少数大国主宰世界事务的寡头政治,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参与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分量,推动了国际关系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当然,不可否认,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是当今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障碍,是人类和平的主要威胁,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便无真正的和平可言,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

(二)从国际经济领域来看,激烈竞争与利益磨合同时并存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大趋势下,面对激烈的经济竞争形势,各国要求保护本国和本民族经济利益的愿望正在与日俱增。但另一方面,诸如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这些超越国家利益之上的人类整体利益又迫切需要通过国家之间的协调和互助互利才能得以实现。因而,如何在激烈竞争与相互协调的对立统一过程实行利益磨合便成为当今世界经济领域的明显特征和发展趋势。

随着世界经济的政治效用不断强化,这种利益磨合趋势将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从热点地区冲突的解决和世界三大基本矛盾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便可见一斑。

首先,从热点地区看,世界上所有的冲突大多是因利益的摩擦而引起的。每一个热点就是一个摩擦点,而冷和平时代的这些局部冲突和局部战争与历史上许多战争不同,它不是以完全征服和奴役对方为目的,而是为了争夺局部的利益。这样一来,通过利益磨合,冲突便会逐步缓解。一时磨合不了,冲突也不可能无限扩张。因此,利益磨合方式便成为冷和平时代解决危机、缓解各种矛盾的有效途径。

其次,从大的板块看,当今世界的三对基本矛盾无不包含着利益磨合趋势。东西矛盾随着苏东的解体尽管地位有所下降,但因制度的区别、文化的差异以及经济利益的冲突等因素,这对矛盾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有时还表现得异常激烈。尽管如此,经过长期的斗争和利益磨合,目前这对矛盾基本上能控制在既对抗竞争又相互合作的共处状态。西西矛盾目前尽管表现得比较突出,特别是在市场准入、农产品贸易、出口补贴等问题上,美日之间、美欧之间不断爆发激烈的争吵,但是,这种争吵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致达到破裂的程度。因为它们的经济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紧密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即使相互之间发生摩擦和碰撞,也能通过利益磨合达到相对的协调一致。南北矛盾尽管由来已久,但也存在利益磨合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南方国家地位相对下降,南北经济差距继续扩大。因而,南北国家之间控制与反控制、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将会长期存在下去。尽管这样,南北国家之间在经济关系发展中也能通过利益磨合减少矛盾,增强协作,不过这种利益磨合较有利于北方国家。

无论从当今世界三大基本矛盾运动的发展看,还是从局部热点问题的解决来看,都包含着利益磨合因素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利益磨合已成为当今世界尤其是经济领域的一个鲜明特征。世界范围内的一体化趋势和方兴未艾的区域经济集团化浪潮就是利益磨合的集中表现。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国际组织便成为全球利益磨合的重要场所,随着这些国际组织的作用的加强,利益磨合将进一步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

(三)从国际安全领域来看,总体缓和与局部震荡同时并存

冷和平时代,由于各国加强了深层次的战略调整,国际安全领域出现了整体缓和而局部震荡的复杂局面。其主要表现以及影响国际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国际关系从激烈对抗转向了全球范围的协调与对话,但大国间的利益矛盾与争夺加剧,尤其是争夺安全事务主导权的斗争更加表面化。

随着世界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以及威胁人类生存与安全的诸多全球性问题的临头,世界各国通过各种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多种形式的“伙伴关系”的建立,加强了双边和多边对话,协调了彼此间的关系。因而协调与合作成了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主流。这导致了安全形势总体缓和趋势的持续发展。但是,不可否认,在世界形势总体缓和的背景下,各大国随着对外战略的不断调整,其利益矛盾与摩擦也越来越突出,在安全领域,大国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对全球和地区安全事务主导权的争夺。例如美俄之间围绕争夺解决波黑问题的主导权以及俄伊核交易、裁减军备、古巴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与斗争都十分激烈。俄欧之间围绕欧洲安全事务主导权以及北约东扩等问题的斗争也更加表面化。此外,日俄、日美、美欧之间以及西欧大国之间的矛盾与摩擦又有新的发展。这一切都表明:国际安全形势的不确定因素进一步增多。

第二,重大热点问题的解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和平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有些热点可能出现反复,地区冲突形势仍处于不稳定状态。

在全球缓和的大气候下,各地区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速度不同,受冷战的冲击程度也不同,再加上各国的地缘和地理环境不同,地区安全形势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的状况,有些地区相对稳定,有些地区却冲突不止,动荡不安。不过,这些冲突大多趋于政治解决,如柬埔寨问题、朝鲜问题、波黑内战、车臣危机等等,所有这些地区热点问题通过和平谈判和政治解决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一方面反映了当今世界和平的大趋势和人民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是安全形势缓和的重要标志。

但是,地区冲突的和平解决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能排除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例如波黑问题所涉及到的各种遗留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波黑的重建,还有中东和平进程的一波三折、车臣危机的反复出现等等,都是地区冲突此消彼长、反复无常的集中体现。

第三,国际军控与裁军继续保持发展势头,但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和先进导弹的扩散形势仍很严峻。

在冷和平时代,由于国际社会长期不懈的努力,近些年来国际军控和裁军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如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限期延长的决定,以及美、英、法、中等有核国主动宣布放弃核实验的举措,对于防止和延缓核扩散、进一步促进裁军将产生积极作用。

但是,在国际军控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和先进导弹扩散的形势仍很严峻,对国际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例如,少数“核门槛国家”拒绝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上签字,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所谓的“双重标准”,对少数亲西方国家采取默认姑息的态度,而把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作为防范和打击重点,甚至不惜以军事手段相威胁等等。这一系列表现都构成了国际安全领域的不稳定因素。

第四,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以及其它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对于调解地区冲突、缓解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多方面因素所决定,联合国的维和作用和国际安全合作机制的调解作用仍然是相当有限的。例如联合国在波黑、索马里、阿富汗等地的维和行动很难有所作为,而且曾一度陷入危机之中,因而成效甚微。

第五,国际恐怖主义猖獗,恶性暴力事件频繁发生,不仅严重威胁有关国家的安全,而且是造成地区动荡、威胁国际和平的重要因素。

近些年来,国际恐怖主义暴力事件明显增多,例如,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的爆炸事件、日本东京地铁的毒气事件、斯里兰卡科伦坡的油库纵火事件等等。这些恶性暴力事件不仅严重威胁到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使本来就不平静的世界更加动荡不定,而且有些恐怖事件还严重影响到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地区和平。例如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遇刺事件,一度激化了中东地区本来就很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对中东和平进程带来了消极影响。

上述恐怖主义恶性暴力事件屡屡发生的事实表明:冷战后的今天,各国社会内部矛盾、国与国之间、民族之间的矛盾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减缓,甚至在某些方面矛盾日益尖锐化。国际恐怖主义是导致国际安全形势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四)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看,总体弱化与局部强化同时并存

随着前苏联、东欧国家“民主化”的实现,冷战时期那种泾渭分明的集团型的意识形态抗衡终归消融。西方国家已不再把意识形态界限作为其对外战略的主要依据和重要手段,而是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种形式遏制社会主义力量。这样一来,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在总体上已呈弱化趋势。其原因有四:(1)社会主义运动正步入低潮,除中国外,尚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和影响都十分有限,就是中国,其力量也是防御性的,从总体上对西方根本不构成威胁。(2)作为社会主义的副产品——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集团营垒——第三世界已经分化,无法形成凝固的外向力量。(3)前苏联、东欧的意识形态演变,为双方意识形态的趋同奠定了基础。(4)中国、越南都在加快改革步伐,扩大市场机制与商品经济的作用,也从客观上淡化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层面上的势不两立。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西方大国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攻势总体弱化而局部却强化起来,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动不动就以意识形态为借口,挥舞“人权”大捧,干涉它们的内政,引起了中国和其它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强烈不满。

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要运用“人权”武器,在特定区域强化意识形态外交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其一,是因为“人权”一直是激起西方人情感的敏感问题,也是目前最能激起西方民众支持政府、拯救其已经落败的经济和社会的动力。其二,是自以为西方文明大国价值观念优越的美国人无法容忍与西方道德相悖的东方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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