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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07)01-0016-05
民粹主义被认为是“人民的主义”，在它的概念框架中，“人民”散发着鲜明的群体而非个体的心理特质。从心理上讲，民粹主义是一种群体性情绪的表达，它是出于对正义、平等、参与和简单朴素等人类之爱的极度渴望而表现出对现状、现体制的反叛与狂躁[1]。本文试图发掘民粹主义的心理基础，从心理层面上认识民粹主义，解析它所表现的大众心理特征，从而寻找“人民”成为民粹主义的诉求依据的心理根源。
一、从心理学上考察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
不管民粹主义是基于什么具体的社会或政治原因而形成的，除非它已经渗透到大众的精神世界，否则，它不可能取得那样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因此民粹主义必然是大众心理的反映与结果。在认识这种大众心理之前，我们需要对“大众”形象或民粹主义所声称的“人民”的形象有一个总体认识。
“大众”是一个极具偏向性的概念，常常面临完全不同的评论。在贬斥者眼里，大众意味着难以操控的群体，其行为结果看上去非常恶劣，常常与一些低劣贬斥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如偏执、野蛮、邪恶、残暴、狂热、不宽容等。而在大众的崇拜者看来，大众的力量、智慧与品格是毋庸置疑的，只有人民才能提供政治合法性，一切对大众的批判都是基于虚妄的优越性。
古斯塔夫·勒庞提供了一种有代表性的对大众的认识。在他对大众的描述中，大众被分成两种类型，他们各自的特征共同形成了人民的总体形象。一类是渴望稳定，维持现状，包括农民、商人和各种各样的工人等社会中下层，这些人希望得到安宁和秩序，以便安心从事自己的职业，以辛苦的劳作维持生计。另一类是具有破坏性的危险的群体，如失业者、盗贼、乞丐、市井无赖等，他们是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2] (P45)。
在勒庞的著作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他使用了大量的贬斥性语言来刻画他假设的人民形象，字里行间难以掩饰他对大众的敌意与不安。他认为，大众是一群骚动不安却又极其危险的乌合之众，向来是一切起义的核心力量，他们只为类似民粹主义者这一类“大众煽动家”所关注，并被认为是拥有至高无上主权的人民[2] (P46)。勒庞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夸张地指出社会如果由最底层大众支配的可怕后果——制约、禁锢底层民众的规范体系一旦崩塌，底层大众的原始野性就会激发，实施一些残忍的、狭隘的、狂热的暴行。根据他的观点，进入了群体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机制的作用下，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动物、痴呆、社会主义者、幼儿和原始人”一样，这样的个人会不自由地失去自我意识，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低下的生物[3] (P135)。
在勒庞充满偏见的有色眼镜的透视下，大众成为一群极具破坏性的“乌合之众”。但是，祛除这些偏见与有色眼镜的干扰，他的分析中还是触及了大众的一些基本心理倾向。从心理学上看，人类经遗传继承下来的一些原始本能并没因为个体自制和社会规范而消失，当个体因各种原因自愿或被迫汇入群体成为“无名氏”之后，他的原始冲动获得了可以不负责任、不计后果的发泄机会。因此，群体中的个体匿名性正是许多群体非理性行为的根本原因。不过，勒庞以及同样持贬斥态度的加塞特和奥克肖特等人都强调，所谓群体的非理性行为只是融入群体中的人的“人性之恶”，而非孤立的具体的个人，只有当群体行为受非法的私利的个人动机所驱策，它才是一种恶行。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大众又是另外一副完全不同的面孔，他们具有了高尚的群体道德。民粹主义者自称为人民的崇拜者。把人民作为整体奉若神明，崇敬有加，甚至把其设想成一个神秘的实体，无所不能，拥有崇高道德和非凡智慧。民粹主义者相信，他们所依托的群体会在一种纯洁、简单、朴素的道德感召之下表现出一些优秀的品质和极高的道德境界，更可能在某种高远的理念的激励下行动。比如，一些民粹主义者试图推动人民参与政治变革，促使人民为“信仰而战”，而在“民主的荣誉、前途或爱国主义”等简单明确的信仰激励下，作为群体的人民(或具体说民族)表现出了一些极崇高的品质，如舍己为公、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等等[4] (P56)。群体中的个人可以认为自己不必对残暴行为负个人道德意义上的责任，也可以在一个“为更崇高的事业负责”的意识激励下，表现出极高的道德热情和道德追求。的确，一些与个人的利益没有直接联系的观念可以令群体中的个人“达到他慷慨赴死的地步”[3] (P141)。这或许就是所谓的“群体道德”，类似于宗教运动中的道德净化和自我救赎，人们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反映了人们在不同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极其复杂的认识，都带有强烈的偏向性。对于民粹主义的准确把握不能依赖于这两种解释中的任何一种，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种超越褒贬的大众形象，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学的有关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对大众的客观认识。关于群众/大众的基本形象，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卡内提有过精辟的评论，他非常详细地区分了大众的类型和他们的心理与行为表现。根据卡内提的理论，可以将民粹主义所依赖的大众或“人民”理解为具有以下社会学特征的群体。
第一，大众要永远增长。这表明大众是一个没有边界的集合概念，它的增长从本质上说是没有界限的[5] (P12)。这一特点使得大众获得了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试图阻止群众增长，将其封闭在规章制度中的任何政治设计都是充满危险的，因为大众可能在某种恐惧或愿望的压力下寻求突变，寻求解放。民粹主义代表了一种对现有制度的不服从，它凭借的正是大众在数量上的优势。
第二，在大众内部，平等意识占统治地位。这是一种均质化的地位、权利与机会上的平等意识，这一认识可以解释民粹主义者为何要首先打出追求平等的大旗。正是出于对人人平等的渴望，人们才成为群众，任何有可能偏离这种平等的东西，都会被漠视和批判，因为“对正义的一切要求，一切平等理论，其动力最终来自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从群众的角度来认识的这种平等体验”[5] (P13)。
第三，大众喜欢紧密地聚在一起。这种凝聚感、一体感更多是心理上的感受，不管构成群众的具体个人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是否相同，他们一旦聚集成某个群体，就自然获得一种集体心理，他们拥有了与单独一人时完全不同的感情、思想和行为[4] (P14)。因此，大众，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心理群体，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可能暂时的均质化现象，它不一定需要在同一个时间内群体中的个人都出现在同一个地点，它强调的只是一个心理联系。卡内提说，只要没有任何东西加入他们的队伍，一切都是大众自己，大众从来不会感到聚集得太紧密。
第四，大众需要导向。人们结成大众总是基于某个传统、习惯或具体目标。每个个体可能都有自己的个体目标，有些可能会导致群体的毁灭，但更多的情况是，这一个体目标被个体之外所有人共有的目标淹没了。因此，“为了群众的继续存在，导向不可缺少”[5] (P13)。群体中的个体都在无意识因素的支配之下，就像受到催眠的人一样，他的行为受本能支配，一些能力遭到破坏，同时另一些能力却有可能得到极大的强化。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之下，他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有时这些行动会妨碍群体达到自己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接受引导的群体是无方向的、充满危险的。在民粹主义的实践中，卡里斯马型统治的出现对漫无目的地流动着的群体进行了引导和控制，作为结果，专制独裁是一个很可能的结果。
从这种社会学角度看来，人民其实是由许多个体凝聚而成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一个体都有其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他的个体性由自然属性决定，是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力，大众是否会淹没个人，取决于他的自然属性是否服从于社会属性，因为后者是构成群体行为的内在动力。从历史上看，凡是当政者能较好地利用大众的这些特性的，都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对大众心理的掌握就其主要者而言，只要迎合大众喜欢聚集在一起、不断增长的特性，提出引导性目标，实行平等的措施，便可以顺利达到统治目标。
二、从个体到大众——民粹主义内在的心理历程
在民粹主义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极有价值的、需要深入解析的心理学现象，如个体性的放弃(抑或自由的放弃)、群体性(或反个体性)固化、群体心理的超乎寻常的力量，等等。
19世纪中期以来，民粹主义的出现与所谓“大众人”的传说联系在一起。一些学者曾断言近代欧洲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一种人，一种被习惯称为“大众人”的人(mass man)，他的出现甚至被说成“近代一切革命中最重要和深远的革命，因为他已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行为标准和我们政治活动的模式”[6] (P86)。“大众人”成了趣味的主宰者和政策的独裁者，同时他也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评价：由于他的数量使他成为一个令人震慑的巨人，他可能使有些人恐惧，被贬斥性地形容为“沙漠的蝗虫”；它也可能获得另一些人赞美，被赞颂为新的文明支撑者。
奥克肖特认为，“大众人”的形成足以个人交出个体性为代价的。个体性是在足够的自我认知基础上形成的，它首先出现在13世纪的意大利，当时的文艺复兴运动标志着中世纪共同生活的瓦解，“在13世纪结束时，意大利开始充满了个体性；加在人的个性上的禁令消失了，我们遇到1000个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形态，穿着自己特殊的衣服”[6] (P88)。奥克肖特指出，个人逐渐脱离他的同伴，他的行为以高度的自决为标志，他的很大一部分活动表达了个人的偏好。和个人一起出现的，不仅有自由民和艺术爱好者，还有特立独行的人，这类人能够控制自己的环境，自己是自己的法律。这就是近代个体性的开端，一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这种有助于个人利益的、主体从共同忠诚的“锁链”(卢梭语)中解放出来的体验达到了顶峰。但是在这之后，出现了一些改变，人们发现并非所有人都顺利地获得了自己的个体性。
在奥克肖特看来，对个体性的追求是普遍性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实现个体性而成为“个人”。那些因制度或社会原因而失败的人是受挫的“不成功的个人”，他们中产生了叛逆性的“反个人”，也就是“大众人”，这种“反个人”“想要通过废黜个人和摧毁个人的道德声誉使世界与他们自己的性格相似”。因为他的个体性少得可怜，所以他对个体性是充满反感的，“‘反个人’有感情而无思想，有冲动而无观点，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他的力量”[6] (P95)。由于拥有来自数量的优势，“反个人”都不是孤独地存在的，他属于“近代欧洲社会”人数最多的阶级，那些没有自己的选择可作的阶级。奥克肖特给出了与个人、个体性相对立的同质的“大众”的概念，这种概念在心理学和哲学上都具有分析价值，为我们提供了解释民粹主义心理起源的依据。
弗洛姆的视角与奥克肖特略有不同，他不是从哲学意义的“个体性”的失却来解释大众的出现，他从个人在社会共同体中被边缘化的精神困苦，或因受排挤而导致的内心焦虑出发，分析了个人放弃独立判断能力的过程。他认为在种种内心焦虑的压力下，人们情愿“逃避自由”(即个体内在的自由独立)，情不自禁地放弃个人立场[4] (P11)。弗洛姆批判道，现代民主制度并没有实现真正的个人主义，它只是解除了个人遭到的外在约束，保障个体性的自由并没有获得，“唯有当我们有能力可以有自己的思想时，表达我们思想的权利才有意义；只有当内在的心理状况能使我们确定自己的个体性时，摆脱外在权威性的自由才能成为一项永恒的收获”[7] (P169)。然而，这个目标并没有在民主体制下实现，人们从法西斯主义的滋生、国家与集体至高无上的控制中就可以预见个人的无意义和无能力是难以避免的。这些无视甚至剥夺个人价值的控制不是导致逃避个体自由的行为，就是产生对个体的强迫性行为。大众人就是在这种个体不得不向群体聚拢，以寻求安全和保护的心理背景下出现的。
“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的心理”[7] (P169)。民粹主义正是这种集体心理的典型写照，它成为一种群体性意识形态和心理工具，不关注具体的个人，从本质上说是反个人主义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民粹主义对张扬个体性的自由主义的反抗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
三、民粹主义所体现的群体心理特征
对群体心理的分析是我们考察民粹主义心理根源的关键。民粹主义声称为大众代言，实际上更多是凭借着大众的数量威力以表达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充满着批判性精神和非理性的群体冲动，这些特征需要我们从心理学上进行分析。事实上，民粹主义尽管是群体心理的结果，但群体心理并非由构成群体的个体心理组成，它反映的是个体进入群体后所表现的一种特殊心理，它超越了个体单独存在时的个体心理层面，表现出可以共享的一致的心理倾向。这些心理倾向成为许多群体性利益诉求包括民粹主义的特征。
首先，民粹主义的批判性在心理学上源于群体的破坏性倾向。
破坏性是一种心理冲突的结果，普遍存在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性现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合理的所谓“回击性”破坏，即敌对行为，如当某人自己或他人的生命和尊严遭到攻击，或他所持的理想遭到诋毁时，他予以回击的行为可能就是破坏性的，人们有足够理由为这种破坏辩护，并使用诸如爱、责任、良心、爱国主义等各种方法使之合理化。但另一种情况似乎有所不同，这是一种潜伏于人们心中伺机而动的倾向，一有机会便发泄出来[7] (P125)。这是一种冲动，似乎像一种无端发泄破坏性的病态心理，但是，弗洛姆认为，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破坏冲动也被人们合理化了，即至少在某一群体内部，破坏行为被认为是“合乎现实”的，人们将破坏冲动视为一种激情，并不太关心破坏的对象和理由。
破坏是一种摆脱无法忍受的无能为力感的行为，它的目标是消灭一切必须同他形成比较的对象，这种行为产生的根源在于孤独和无能为力所导致的“焦虑和生命挫折”[7] (P126)。焦虑的产生可能来自特定环境中特定的人，也可能来自持久遭受外部威胁的感觉。“生命挫折”则是指个体受到堵塞，无法实现其感官、情感和智力方面的潜能，缺乏实现这些潜能所必需的内心安全感和自发力。
勒庞也观察到了这一群体心理学规律，即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独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意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4] (P53—54)。群体所具有的强大的破坏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无意识的解体因素，即对边界或对象的解体，但是，从个人意志实现的角度来看，群体更可能是合理的外衣或合法的工具。
其次，民粹主义对道德与精神力量的崇尚反映了群体心理的精神统一性。
在群体的影响下，个人变化的最突出后果就是感情和意志的均质化。它表现为群体中的个人会形成明显的从众心理[3] (P136)。这种精神统一性所导致的重要后果包括教条主义、偏执、人多势众不可战胜之感以及责任意识的放弃。
群体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统一体(mental unity)，关键在于群体中的态度和行为是极富感染力的。仇恨、狂怒或者热爱之类的情感会很快得到支持并反复强化。具体说来，造成这种精神统一体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群体极易受人暗示或传染。勒庞认为自觉的个性消失后，个人的感情和思想以群体的形式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这就是暗示的结果。他认为暗示与传染是一种集体催眠方法，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最强的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群体中的个人实际上已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情境中，对暗示者唯命是从，一切感情和思想受人左右。另一种原因则来自大众自我意识中的轻信特性。勒庞把它描述成“集体幻觉”，卡内提认为是大众麻痹幻想症，这种特性在本质上过分强调个人所在的群体扮演了积极而友善的角色，轻信任何以群体名义发布的信息。“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4] (P36)。因此群体容易表现出轻信或偏激的特性。一般而言，轻信来源于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我们常常看到在一些民粹式的政治动员中，人们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轻易地捕获了民心。
因此，由于个体性的消失，群体中的个人不需要独立判断或坚持己见，实际上，最初的号召或提示，会通过相互传染、暗示的过程，经人们简单而轻信的思维而迅速进入所有人的大脑，从而形成群体精神统一性或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
第三，民粹主义的非理性特征是群体心理冲动易变性的结果。
群体在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情绪化的价值需求，这种需求仅靠理性是难以满足的。从心理学上讲，群体更明显地表现出受无意识动机的支配，群体中的个人按其所受到的刺激因素决定行动，“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而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4] (P21)。因此，群体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它依赖并夸大感情因素。群体行动总是基于某种刺激、冲动而实施的。
卡内提认为，自然天成的群众是开放的群众，“开放的群众是真正的群众，它听任自己的天赋的自然冲动”[4] (P6)。群众的出现很突然，群众的瓦解也可能是很突然的，这样一种自发的形式完全在于群众是敏感的和冲动易变的。一个群体被鼓动起来参与一场运动，它需要一个集体兴奋的状态，需要豪爽的或残忍的、勇猛的或懦弱的各种强烈对比与刺激，这些外来的冲动之强烈甚至可能超越个人利益或保全生命的欲望。
使群体屈从的刺激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在不同刺激因素作用下，群体极为多变，极不稳定，会从一种冲动转到另一种冲动，比如我们看到群众可以在转眼之间从最血腥的狂热变成最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其间几乎不需要任何预先策划，“他们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发，但是他们又总是受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4] (P22)。群体这种易变冲动的特性使得他们难以统治。因此，统治者对于他的统治对象最需要了解的是，群体可以非常有力量但充满着不确定的危险，革命的狂热既可能缔造伟业，也可能演变成毁灭性的暴政。这是许多试图依赖理性逻辑的精英分子无法完全控制的，因为支配群体行为的是激情、冲动、狂热，即使存在理性的声音，也是十分微弱的。
民粹主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涉及政治、社会、经济与心理等诸多领域，因此，仅仅从心理学上解释是不全面的。但是，在俄国民粹派以来150多年的实践中，民粹主义表现出典型的群体心理特征，这是我们在分析时难以忽略的，对民粹主义的心理基础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民粹主义这种反现代化理论产生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