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可能做出坏行为的心理学解释——基于自我控制资源损耗的研究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学论文,证据论文,好人论文,自我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2013年11月25日，重庆市长寿区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一位10岁的李姓小女生在电梯内狂殴1岁半的陌生孩子，更骇人听闻的是5分钟后该孩子满身是血疑被从25楼扔了下去。事情发生后，李姓小女生的家长和老师都对这个女生做出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想不通，因为他们一直觉得李姓小女生在平时没有任何问题，是个好人，有爱心等。坏人(如果简单地把世界上的人二分为好人或坏人的话)做出坏行为，人们通常都能想得通，但好人(包括普通的正常人)也会做出坏行为(尤其是极端行为)就让许多人想不通了，因为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第一，好人为什么会做出坏行为？第二，好人又在什么时候可能做出坏行为？ 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个体的行为有时候和个体的心理自我损耗(ego-depletion)有关。自我损耗概念出自于Baumeister等人所提出的有限自制力模型，该理论主要包括三层含义：(1)个体的自我控制行为需要消耗自身的自我控制资源，并且短期内自我控制资源是有限的；(2)成功的自我控制行为依赖于可用的自我控制资源，自我控制资源愈充足，自我控制任务表现便愈好；(3)所有形式的自我控制行为使用的是相同的自我控制资源，即使前后具体任务分属于不同领域，个体先前的自我控制行为也一定会造成个体随后的自我控制行为水平的下降(Baumeister，2000)。当个体有意识、有目的地改变当前的自我状态时会消耗一部分自身自我控制资源，而当这种消耗达到一定量时，其心理上便对自我处于一种弱控制状态，即出现了自我损耗(Muraven，Tice，& Baumeister，1998)。 已有的研究表明，个体一旦处于自我损耗，其各种社会适应性行为的能力就会受到相应损害并表现为效率低下(Gailliot & Baumeister，2007)，这就是自我损耗后会出现的各种后效(after effects)。自我损耗的后效已经在情绪、认知及行为等多个方面得到了证实，如自我损耗的个体更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反应、会暂时性地降低个体的智力成就水平(Schmeichel，Vohs，& Baumeister，2003)，加剧吸烟者的吸烟行为(Shmueli & Prochaska，2009)，限制个体控制消费性冲动的能力(Vohs & Faber，2007)等等。 在实验室环境中，自我损耗的操作通常包括情绪调节范式、分心控制范式(stroop任务范式)、思维抑制范式、抵制诱惑范式、打破习惯范式等，本研究选取分心控制范式与情绪调节范式引发个体的自我损耗。分心控制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注意控制(Gilbert，Pelham，& Krull，1988；Schmeichel et al.，2003)，该范式的一种重要形式是stroop干扰任务(Baumeister，Gailliot，DeWall，& Oaten，2006；Bray，Martin Ginis，Hicks，& Woodgate，2008；Schmeichel & Vohs，2009)，如Neshat-Doost等人就曾利用色彩stroop任务作为自我损耗的实验性操作，以探讨自我损耗与自传体记忆任务表现AMT(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task)之间的关系(Neshat-Doost，Dalgleish，& Golden，2008)。情绪调节则是指人们出于某种目的故意克服或改变当前的情绪状态，大量研究证实抑制或夸大情绪反应都有可能会造成自我损耗(Baumeister，Bratslavsky，Muraven，& Tice，1998；Muraven et al.，1998；Schmeichel，Demaree，Robinson，& Pu，2006)。无论是stroop效应范式，还是情绪调节范式，都采用双任务范式设计，这种双任务范式的逻辑是：当个体完成需要自我控制的任务时(如完成stroop任务或情绪控制任务)，他们自身的自我控制资源会遭到损耗，而在此之后紧接着完成另一项自控任务时，完成任务的质量就会下降(Muraven & Baumeister，2000)。 利他行为是社会公认的一种典型的好行为，所谓利他行为主要是指行为主体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使他人获益的行为(Trivers，1971)。自我控制则是指个体自主调节自己行为，并使其与个人价值和社会期望相匹配的能力(Kopp，1982)。大多数观点认为，个体常常需要通过控制过程，如压抑利己的内部冲动才能做出利他行为(Loewenstein，1996；Loewenstein & O'Donoghue，2007；Martinsson，Myrseth，& Wollbrant，2010)，而当自控失败后，个体自私自利的内部冲动就会显现出来(Gino，Schweitzer，Mead，& Ariely，2011)。尽管也有观点和研究强调利他认知或行为的直觉性、内隐性乃至情绪性特点，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个体的利他行为通常都是一种受主观意识控制的自主行为(Xu，Bègue，& Bushman，2012)，Baumeister等人甚至将自我控制称为“道德力量”(moral muscle)，并认为其代表着个体抵制自私的冲动以表现出社会赞许性行为的能力(Baumeister & Juola Exline，1999)。 当然，个体做出利他行为受到了多重亲社会动机的驱动，比如迎合道德标准(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等)、追求社会赞许等，大部分的文化体系(宗教、道德和社会团体)也都褒奖助人为乐的品质与行为。但是无论是出于哪一种动机，个体在利他时不可避免地需要承担潜在的风险与损失，根据生物进化的观点，自然选择偏好那些能够为个体带来直接利益的特质和行为，这意味着个体的内在本质很可能是自私的、无情的(Cialdini，1991)。这就是说，许多时候人们在社会赞许或文明行为的表面下也许潜伏着某种自私的内部冲动，当个体处于自我损耗时，其自我的控制力出现了明显下降，个体这时候就有可能做出不道德行为(Gino et al.，2011；Mead，Baumeister，Gino，Schweitzer，& Ariely，2009；DeWall，Baumeister，Gailliot，& Maner，2008)。 基于以上的分析，研究者假设： 第一，自我损耗能显著减少被试好行为(即减少被试的利他行为)。好人做出坏行为固然有一定的偶发原因，但如果抛开这些复杂的偶然因素暂不考虑，仅就这种行为产生的心理过程而言，好人做出坏行为可能主要缘于个体因之前的一些自控行为而使自己出现了自我控制资源的严重下降，而当自我控制资源由于过度下降而出现自我损耗时，即使这个人是一个好人，他也有可能在随后做出坏行为。 第二，自我损耗的个体并不一定必然出现好行为的减少(即有一定的技术可以阻止自我损耗个体减少其好行为)，为此，研究者还考察了自我损耗的个体在启动了“公平准则”或“自私倾向”之后，其利他行为的变化情况。 在本实验中，为了有效操作好行为和坏行为，研究者主要考察了自我损耗的个体在独裁者任务中分配给他人的代币数，以代币数额来直接评估个体行为的好坏。即和正常的控制组被试相比，给他人的代币数额多就是利他行为(即好行为)，给他人的代币数额少则是利己行为(即坏行为)。 1.1 社会公平准则与行为决策 心理学的研究中将社会规范定义为一种区别于法律、规章等明文规定的行为规范，它是一个群体中被成员所接受并遵从的行为标准和规则(Cialdini & Trost，1998)。社会规范可以通过减少亲个体行为的可能性简化个体的行为决策(Weber，Kopelman，& Messick，2004)。社会规范激活理论认为，社会规范并不总是会对行为产生影响，它只有当个体在特定情境中“聚焦”到某一社会规范时才会发挥明显的作用(Cialdini，Kallgren，& Reno，1991)。其中，公平准则是最普遍和最常见的社会规范，是为不同社会和国家的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社会规范(Fehr & Fischbacher，2003)。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公平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实是思想系统的基础。”不少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即个体是具有遵循公平的内在倾向和价值取向的。比如，个体拒绝不公平行为的反应时显著地快于接受不公平行为的(Halali，Bereby-Meyer，& Mciran，2011)；近期的研究显示，当接受方认为对方给出的分配方案是不公平的时候，会为了维护公平准则而拒绝既得利益以惩罚对方的贪婪，即使这种拒绝将会损失自己的获得利益(Bruni，Gilli，& Pelligra，2008)；近年来脑成像的研究也显示，均等的分配会激活脑部的奖励中枢，表明均等状态能够让个体获得快感(Harlé & Sanfey，2012；Tricomi，Rangel，Camerer，& O'Doherty，2010)；Fehr，Bernhard和Rockenbach(2008)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更加地倾向于规避不均等方案而采取平均分配资源的方式，这反映了儿童的公平观念是随着其社会化的过程被逐步强化的(Fehr et al.，2008)。 更值得本研究关注的是，公平原则或信念还是影响个体利他决策的关键因素。有关利他惩罚的研究发现，公平偏好能够促进个体作出利他行为(利他惩罚)，当惩罚者作为第三方对不公平的分配者实施惩罚时，其脑内的奖赏回路便被激活，激活程度越高(公平偏好水平越高)的惩罚者越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牺牲自身利益)作出惩罚(De Quervain et al.，2004)。因此，本研究选取公平规范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规范，以考察启动(激活)公平规范对个体在利他行为决策时的影响。 1.2 独裁者任务 独裁者任务(DG，Dictator Game)的分配者有权将一笔固定的资金或代币分配给接受方，无论分配者如何分配，接受方都必须接受。该任务中分配方通常将总额的20%左右分配给他人，利益分配者的出价虽然低，但却不为零，说明分配者仍存在一定的利他行为和公平感知(Camerer & Thaler，1995)。因此，独裁者任务的实验范式通常被用来研究个体的利他行为、公平行为和亲社会行为水平(Martinsson et al.，2010)，如有研究者运用独裁者任务考察灾难对儿童利他及分享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灾难中的年幼儿童的利他行为显著地少于非灾难的儿童(李一员，吕建国，高雪梅，谭小宏，李红，2009)；Isael等人利用独裁者游戏与社会价值取向任务(social value orientation)发现，催产素与个体的利他行为有关(Israel et al.，2008)，此前Zark的研究并未发现吸入催产素的参与者在独裁者博弈中表现出明显的利他行为(Zak，Stanton，& Ahmadi，2007)。 事实上，DG是在最后通牒模型(UG，Ultimatum Game)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UG任务中一方是分配者，另一方是接受者，在该博弈中，分配者提出一种分配方案，在两者之间以某种方式划分一定数量的奖金，而接受者有权接受或者拒绝该方案。如果接受该方案，则二者各获得由方案所决定的金额；如果接受者拒绝该方案，则双方都将一无所获。与UG不同的是，DG的接受者被剥夺了拒绝分配方案的权利，因此单次的(one-shot)独裁者任务能够让个体不受互惠动机的影响而作出分配，但即便如此，个体在DG中的决策还是可能会受到社会性回报因素的影响，诸如责任意识、社会地位、友谊、尊重、自我形象等(Lerner & Tetlock，1999)。本研究采用独裁者任务评估利他行为的主要原因在于，相对于问询个体捐献的意愿或助人的可能性，DG的方式直接关系个体的自身利益，能更真实地反映出个体的利他和亲社会水平。 1.3 研究的总体设计 本研究由两个实验构成：实验1的主要目的是检验利他行为是否受到自我控制资源的影响。假如自我损耗能减少了个体的利他行为，那么处于自我损耗的被试分配给他人的代币将显著性地少于正常状态下的被试，如果这一结果得到证实，那就证明损耗状态下的个体的分配决策明显违背了一般公平准则(即出现了所谓的坏行为)。实验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自我损耗的个体是否必然减少利他行为(即好行为的减少)，具体考察个体由于自我损耗而做出不公正的利己行为时，公平线索或利己线索的提示对其决策是否会产生影响，并对两种线索之间的效应差异进行比较。 2 实验1：自我损耗对利他行为水平的影响 2.1 方法 2.1.1 被试 随机选取高校在读大学生58名，其中实验组30人，控制组28人，所有被试均报告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以往未参加过同类实验，所有参加实验的被试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将得到一定报酬。 2.1.2 实验材料 (1)损耗任务 Stroop任务是认知心理学中常用的实验范式之一，近年来该范式已被广泛用于引发个体的自我损耗状态(Baumeister et al.，2006；Bray et al.，2008；Neshat-Doost et al.，2008；Schmeichel & Vohs，2009)，它主要是通过制造信息冲突(呈现字体颜色和色词含义不同，如“红”字用绿颜色写)的方式让被试处于自我损耗状态，要求个体克服自身阅读的习惯化倾向而对字的颜色作出一定反应，这个过程将消耗他们的自我控制资源。Stroop任务采用E-Prime 1.1软件编程，测试流程为：指导语—空屏(1000 ms)—注视点“+”(200 ms)—刺激词(被试作出反应刺激即消失—空屏(1000 ms)，实验1将被试分为损耗组(实验组)和无损耗组(控制组)，损耗组完成不一致色词任务(如绿色“蓝”，红色“黄”等)，控制组则完成一致色词任务(如绿色“绿”，红色“红”等)，两组被试皆被指示看到红色词按“F”键，看到绿色词按“J”键。两组的目标刺激分别都是100个，其中红刺激和绿刺激各50个，刺激背景设为黑色，如果被试在3s内没有作出相应按键反应，系统则会自动跳至下一个目标刺激。 (2)利他行为测试 独裁者任务(Dictator Game)中所有被试均被告知已被随机安排为分配者，另一个房间中的被试是接受者(虚拟的)。分配者的任务是通过一个模拟的在线任务在自己和接受者之间分配10个代币，代币愈多所获奖品的价值便愈高(1代币约等于价值3元的奖品，以此类推，共计3元～30元价值不等的10种奖品)。 分配任务由E-Prime程序编制，每个被试需作出8次分配，但每次分配的接受者均不同，屏幕上会相继显示8位接受者的基本信息(主试事先录入)以增加实验情境的真实性，并且分配者被告知其基本信息将得到全程保密，主试记录被试每一次的分配金额，最后以8次分配额的均值为准颁发酬劳(奖品)。 (3)情绪评估量表 个体的情绪状态与利他行为有着密切的关联，如积极情绪状态下人们倾向于做出利己的行为，而消极情绪状态下则表现得更无私(Tan & Forgas，2010)，故实验1还特别评估了被试的积极和消极情绪水平，以考察利他行为是否受到情绪效应的影响从而避免无关变量的混淆。本研究采用邱林修订的正负性情绪量表(PANAS)(Watson & Tellegen，1985；邱林，郑雪，王雁飞，2008)，该量表对中国人的适用性已被证实(黄丽，杨廷忠，季忠民，2003)。本研究剔除了部分词意重复的形容词，最终确定10个情绪形容词，包括5个积极情绪形容词(高兴、快乐、兴奋、欣喜、愉快)和5个消极情绪形容词(悲伤、愤怒、害怕、紧张、难过)。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1到5程度依次增强(1表示完全没有，5表示非常多)。 2.1.3 实验设计与程序 实验1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是自我损耗类型(无损耗vs损耗)，因变量为被试在独裁者任务中分配给对方的代币数。 正式实验前，主试告知被试：“下面我们要做一个考察颜色敏感性的测试。”接着，所有被试被随机分配至实验组(自我损耗组)和控制组(无自我损耗组)进行Stroop任务，实验组被试完成不一致色词任务，而控制组被试完成一致色词任务。在该环节结束后并没有给被试任何的反馈，以避免干扰被试而影响后续实验环节的表现，随后被试需填写PANAS问卷，并通过独裁者任务评估其此时的利他行为水平。实验结束后主试询问被试是否猜测到实验目的，最后向被试释疑、致谢并给予相应报酬。 2.2 结果分析 2.2.1 两组被试在情绪状态上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确定两组被试在利他行为表现上的差异是由自我损耗造成的，而不是由额外变量(情绪状态)所导致的，研究者测量了两组被试的积极和消极情绪状态。结果表明，无论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两组被试的状态都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2.2.2 自我损耗对利他行为的影响 实验1通过独裁者任务测得被试分配给他人的代币数即利他行为水平，结果发现，控制组被试对他人的分配额度则显著地高于50%，t(1，27)=4.21，p＜0.001；损耗组被试分配给他人的额度则显著地低于50%，t(1，29)=-4.40，p＜0.001。 此外，以分配的次数为组内自变量，以组别为组间自变量作2(损耗状态：损耗vs无损耗)×8(分配次数：第1次vs第2次vs第3次vs第4次vs第5次vs第6次vs第7次vs第8次)作重复测量方差分析(Repeated Measures ANOVA)，结果显示，组别的主效应显著，F(1，56)=37.05，p＜0.001；损耗组给他人的代币数目(M=3.61，SD=0.32)显著地少于无损耗组(M=6.41，SD=0.33；p＜0.001)，这个结果支持了第一个假设，即自我损耗状态下的被试(实验组)倾向于表现出更少的利他行为(如图1)。另外，分配次数的主效应显著，F(7，56)=2.86，p＜0.01，但其先后变化并不存在明显的线性趋势(linear trend)，F(1，56)=0.18，p＞0.05；分配次数与组别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F(1，56)=0.14，p＞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