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收入市场性再分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收入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从经济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全新角度，透视并分析了传统国民收入分配理论没有论及和不能解释的一系列新问题，如赞助、捐助、赠予等。作者通过对这些社会现象的实证研究，将其本质概括为国民收入市场性再分配机制；接着着重将其与国民收入行政性再分配机制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国民收入市场性再分配机制的九大主要特点及如何缓解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外部性矛盾和更能体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原则的对策；从而指出，在当前新旧体制转轨的中国社会，应积极倡导国民收入的市场性再分配活动。
关键词 国民收入 市场性再分配 福利 注入效应 漏出效应
一、体制改革与国民收入的市场性再分配
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经济活动的总量和空间都大为拓宽。这种拓宽反映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市场化改革给我国的经济运行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我国居民的经济活动总量（如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等）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我国城乡居民的经济活动空间（如个人收入与支出及其流程方程等）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在社会微观组织（企业、家庭与个人等）用自己的收入从事亲朋好友间的财富馈赠、对遭受灾害地区居民的捐助、对社会公共工程的募捐、对高校科研经费赞助，等等。
这些现象，我们可以将其本质概括为国民收入的市场性再分配，即微观组织的收入流程改变是不受行政制度约束的自主决策行为；并以此区别于国民收入的行政性再分配，即国民收入的流程改变是政府的行政性措施结果。传统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告诉我们：国民收入的分配包含两个层次，即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主要在市场运行领域进行，以效率优先的原则使创造国民收入的各生产要素按其发挥的功能获得相应补偿；而国民收入再分配则主要发生于市场外的行政控制领域，以平等优先的原则，再次分配经过初次分配的国民收入。这两种国民收入分配机制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以尽可能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①]。然而这些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对市场性再分配却始终没有探讨。而对于国民收入再分配，我们按其是否以有偿为目的，又可以分为国民收入的市场性无偿再分配与有偿再分配和国民收入的行政性无偿再分配与有偿再分配。有了这样的理论前提，我们就可以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机制进行分析。
图1 国民收入再分配机制
在图1中，横轴代表国民收入市场性再分配，左右两半轴分别代表无偿和有偿；纵轴代表国民收入政府性再分配，上下两半轴分别代表有偿和无偿。两轴沿逆时针方向旋转组成四个象限，即第Ⅰ、Ⅱ、Ⅲ、Ⅳ象限。从图中可以看出，第Ⅰ、第Ⅱ、第Ⅲ、第Ⅳ象限分别表示国民收入的市场性有偿再分配（如个人、家庭、企事业机关单位对服务性消费支付等）、政府性有偿再分配（如除社会救济外的行政再分配等）、市场性无偿再分配（如赞助、捐助等）和政府性无偿再分配（如社会保障中的行政救济等）。市场性再分配为自主决策，表现在微观组织之间的横向收入流动；政府性再分配为强制性决策，表现为政府与微观组织之间的纵向收入流动。限于篇幅，在这四个象限的内容中，第Ⅲ象限即国民收入的市场性无偿再分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
二、国民收入市场性再分配的内容与特点
1.国民收入市场性再分配的内容
国民收入分配的市场性再分配，在我国市场化经济改革之前，甚至在改革后几年，仍是一种鲜为人知的现象。因为在旧的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所有微观组织的社会活动经费开支与经营性收入，都被政府庞大的一揽子计划囊括其中。无论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还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都在作为分配主体的政府的控制之下，一切收支状况都取决于传统体制下的“统收统支”政策，即所有微观组织的收入都从政府计划中来，其开支都由政府计划中去。另一方面，微观组织根本就没有支配多余收入的能力，即“微观组织从政府计划中得到的收入，除了满足自己基本生活消费需求以外，所剩无几”[②]。而且在传统体制下，我们是排斥市场介入经济生活的。因此，在当时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国民收入市场性再分配机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自80年代初期以来，我们逐步地推进市场化改革，这实际上是一个不断介绍、承认、引进、应用市场化的过程。直至90年代初期才正式把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其间，市场化已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国民收入的市场性再分配活动也随之在社会中产生了。主要形式是：（1）赞助。赞助在我们的市场化社会运行中极其普遍，就宏观角度的全社会性赞助来说，仅中国首都北京承办1990年的第十一届亚运会就获得6亿元的经费赞助，而规模最大、战线最长的社会性赞助则莫过于“希望工程”了。再从微观角度的局部性赞助来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极其普遍，如我们最熟悉的由咸阳保健品厂向西北大学提供的“505奖励基金”，上海证券交易所每年出资数百万元赞助中国交响乐团的演出活动，李嘉诚出资兴建汕头大学，还有那些在改革过程中新崛起的城乡个体专业户纷纷出资建校、办学、修路的事迹等等，时常被新闻媒介报道。总之，赞助对社会公共工程建设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2）捐助。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会遇到天灾人祸的侵害。随后社会微观组织把自己的实物如粮食衣服等无偿地捐给灾区居民，这就是捐助。它和赞助的区别仅在于赞助的对象为社会公共工程，捐助的对象为灾区民众。（3）赠予。赠予主要表现在社会微观组织实体间为相互之间传递感情、增进友谊的无回报目的的实物单向性流动。（4）帮助。帮助除了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从而具有赠予的性质外，在一定场合下也发生于非亲朋好友之间。
以上我们分析了国民收入市场性再分配内容及其表现形式。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还有许多表面与其类似但本质却完全不同的社会现象，诸如（1）转移支付。转移支付主要是政府及其行政性组织实体为了体现社会国民收入分配结果的效率与平等或均等[③]的最佳组合，而采取的一系列国民收入再分配措施，如政府的养老救济金、失业救济金、退伍军人的补助费以及组织实体给原属于本组织内部成员的养老救济金、失业救济金等，这是一种国民收入行政性再分配机制。（2）援助。援助的产生首先以经济或非经济回报为前提，而且是援助提供者直接向受援者提出条件，如接受援助提供者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等。如果我们把援助放到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考察，更能清楚地理解这一点。美国在二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其条件西欧承认美国在西欧的霸主地位、向美国开放市场、和美国结盟以抗衡来自前苏联的威胁。现在美国的对外援助又以认同其人权、民主等为条件。另外，援助同时还包括军事领域、政治领域和其他方面。（3）资助。资助是有条件的，即需求者应满足供给者的条件，而且资助主要用于科学研究领域。
2.国民收入市场性再分配的特点
当我们把国民收入市场性再分配与国民收入行政性再分配比较后，就可以得出国民收入的市场性再分配机制的如下特点：（1）无偿性。无偿性是指货币与实物的单向流动。（2）非交易性。从货币与实物的单向流动角度看，国民收入市场性再分配具有非交易性的特点。（3）赋予性。作为这种分配的收入提供者，其目的不在于追求任何回报，而是一种赋予；但这种收入再分配的结果却是，需求者甚至全社会都赋予收入供给者以名誉、社会尊重、社会认同等一系列高级的“精神产品”。（4）非行政性。国民收入市场性再分配活动不仅排斥行政性强制决策，而且排斥行政机构参与。（5）决策自主性。国民收入市场性再分配行为是一种出于需求者与供给者双方自愿的自主决策行为，即取决于供给者是否愿意提供这笔支出和需求者是否愿意接受这笔收入。（6）横向性。国民收入市场性再分配“是一种横向地改变国民收入流程的再分配活动”[④]。众所周知，“国民收入的政府性再分配机制表现为对国民收入流程的纵向改变”[⑤]，直接反映在政府与微观组织和实体之间垂直的相互关系上；而市场性再分配机制则不同，它表现为在国民经济生活中不同微观组织与实体之间、横向地在既定国民收入之间的往来变化。（7）非预算性。国民收入市场性再分配与行政性预算无关。（8）有其特别的中介组织。如果在赞助活动中，赞助的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间直接接洽，没有中介组织发挥作用，就会无形增大实施的信息成本，甚至信息成本大得使赞助难以实现，因为愿意提供赞助的人不知道把这笔赞助投向何处，才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应与个人效应，同时赞助提供者也无法保证赞助需求者接受赞助后的行为是否有违自己赞助的初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赞助中介组织出现了，它是一种既非行政又非盈利的组织机构。（9）特别的社会目的。例如赞助的目的是解决赞助接受主体开展某一项社会公益活动的经费问题，而这些活动如需要政府预算拨款来支付的话，一方面，政府财力有限，另一方面，又会损害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的效率原则。因为一般情况下，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效率和平等之间，“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赞助往往就是当政府处于这样的两难境地时来缓解政府的压力。
三、国民收入市场性再分配的功能分析
1.国民收入分配与福利
就国民收入分配的功能而言，主要在于提高社会经济福利水平，所以如果我们从福利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更能获得全新的见解。福利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于本世纪初产生，它标志着人们不仅单纯研究国民收入的创造问题，更注意到了国民收入如何在社会各微观组织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福利经济学衡量经济福利水平有两个重要指标：“第一个是国民收入的数量，第二个是国民收入的分配”[⑦]。在既定国民收入的条件下，如何选择分配形式，才能达到国民收入分配结果的无人受损、有人受益的“帕累托最优”，正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
无论是国民收入的市场性再分配，还是本文没有专门论及的国民收入其他再分配形式，它们都是通过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流程在社会各组织实体之间的流动，来提高社会经济福利水平。
2.国民收入行政性再分配对福利水平的改善效应
早期的市场经济，是崇尚自由竞争和反对政府干预的。所有社会经济组织都从“经济人”本性出发，在价格机制这个“看不见的手”的牵引下，“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地安排自己的社会经济活动，采取最经济的行为，即人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而导致社会整个利益的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此时的政府只发挥经济运行中“守夜人”的作用，保障经济正常运行的秩序。此时政府的行政性国民收入再分配，主要体现在以税收为国家提供财政来源，应付国家日常事务以及国防等业务的开支。80年代后，对市场失灵的政府治理，在收入分配方面就是通过行政性再分配手段来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或社会福利的“外在性”，即“成功者喂养狗的食物，甚至超过失败者哺育后代的需要”[⑧]。
行政性国民收入再分配，就是为了解决社会福利的“外在性”而采取的强制性收入转移政策。这种方式的收入主要表现为税收，支出主要表现为转移支付、价格补贴、失业补贴、医疗保险等。这种收入或财富转移的理论渊源，仍是商品消费满足（效用）递减规律、消费需求层次递增规律以及消费效用（满足）互动规律的综合作用。在既定国民收入总量中，从富人手中转移出来的部分消费收入对富人消费效用极低，转移出去对其消费效用损失较小，从而对其福利没有减少或者减少很小；而转移给穷人的这笔消费收入引起了穷人消费效用的大大提高，从而提高了其福利水平。强制性再分配就是这样确保富人福利水平不受损害或损害极少，但却大幅度改善了穷人的福利水平，从而导致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问题正是在由行政强制性再分配的收入转移政策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同时，又对社会福利产生一种“漏出效应”，即引起了福利的下降。其原因就在于强制性收入——即从富人手中收取消费收入时引起两种结果，一种直接引起富人福利水平的下降，其下降水平为u[,1]；二是严重挫伤了富人生产产品和劳务的积极性，他们减少产出水平，因此导致了“蛋糕”的缩小和福利水平降低，其下降水平为u[,2]，这两部分的下降水平总和（u[,1]+u[,2]）即是漏出效应水平u′（u′＝u[,1]+u[,2]）。当我们把漏出效应产生的福利下降水平u′与由于收入转移给穷人而引起穷人的福利水平上升——我们就称为行政性再分配机制对社会福利的注入效应u″进行比较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种情况：（1）当注入效应大于零，即u″〉0，同时漏出效应等于零，即u′＝0时，社会福利水平为“无人受损，有人受益”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则行政性再分配政策是完全有必要的；（2）当注入效应和漏出效应均大于零，但注入效应大于漏出效应，即u″〉u′〉0时，福利水平是“帕累托改进”，则行政性再分配的收入转移政策仍有必要；（3）若注入效应和漏出效应均大于零，但漏出效应大于或等于注入效应，即u′〉u″〉0时，社会福利水平连“帕累托改进”也达不到，因而行政性再分配的收入转移政策没有必要。
3.国民收入市场性再分配对福利水平的改善效应
透过对国民收入行政性再分配功能的分析，当我们再次考察国民收入市场性再分配机制时，我们发现市场性再分配机制是一种为解决社会福利或收入分配的外在性、而由富人自愿采取的将自己的消费收入转移给穷人的过程，是一种收入自主转移决策的政策。当然，赞助是其典型形式[⑨]。它通过赞助形式来改变赞助供求者的福利水平，从而改变社会的福利水平，并解决社会福利和收入分配在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或外在性。我们把它和行政性再分配机制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市场性再分配机制下消费收入从供给者自由地流向需求者，也同样遵守我们前面分析的商品消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消费需求层次递增规律和消费效用互动规律。并且，市场性再分配机制也同样具有对社会福利水平变化的漏出和注入效应。
市场性再分配机制引起社会福利水平变化产生的注入效应，除了包括由于这部分消费收入从供给者转移到需求者，引起需求者福利状况的改善u″外，还包括这部分消费收入由于富人让渡而自己从互动中产生的消费效用，即其福利得到改善部分u[,3]，社会赋予他的荣誉性社会尊重等高级“消费品”，因此他消费这些高级产品而产生的消费效用，引起福利改善u[,4]，他在这样的环境下自我激励，更加努力地工作，创造更多的产品和劳务以供消费，而提高其福利水平u[,5]。所以市场性再分配机制引起了社会福利水平变化的注入总效应为u′[,A]＝u″+u[,3]+u[,4]+u[,5]。另外，在赞助对福利变化的注入效应中，u[,3]，u[,4]，u[,5]这三部分分别是富人向穷人提供赞助后引起他自己福利状况的改善，我们称为赞助的内生效应。其中的u[,5]首先改变其收入变化，因此我们又称之为赞助的收入效应，而其u[,3]和u[,4]则直接是由于他赞助后派生而来的，因此，又称赞助的替代效应。至于总注入效应中的u″，是由于供给者提供赞助后，引起需求者福利的改善，因此我们称为赞助的外生效应。
然而，市场性再分配机制引起的社会福利漏出效应却只有一个内容，即富人由于把一部分消费收入赞助出去引起消费效用的降低，即其福利水平的降低u′，而没有由于他把自己的消费收入赞助出去，损害他继续在生产领域扩大产品和劳务生产的积极性，否则，他就不必赞助了。
当我们把市场性再分配机制对福利变化的两种效应综合分析时，发现其结果只有两种情况：（1）赞助的注入效应大于零，赞助的漏出效应等于零，即u′[,A]〉u′＝0，此时，为收入分配状态下福利水平的“帕累托最优”，赞助完全有其活动必要。（2）赞助的注入效应和漏出效应都大于零，但注入效应大于漏出效应，即u′[,A]〉u′〉0，此时，为收入分配下福利水平变化的“帕累托改进”，赞助也应完全有其活动空间，但不会出现漏出效应大于注入效应，否则赞助不可能发生。
4.两种国民收入再分配方式的效应比较分析
至此，我们可以把两种再分配与机制引起社会福利变化效应列入图2：
图2 再分配机制对福利产生的效应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知，无论是行政性再分配机制，还是市场性再分配机制，对社会福利水平变化都有注入效应和漏出效应，即增加或改善社会福利和降低社会福利水平。但相比之下，市场性再分配机制的漏出效应小，注入效应大；而行政性再分配机制的漏出效应大，注入效应小。因此，行政性再分配机制比市场性再分配机制更能阻碍社会福利的上升，从而较易阻碍市场机制的运行效率，这也就是说行政性再分配机制“在平等与效率之间面临一种选择，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⑩]不仅如此，人们通过对现实社会的考察发现，“从慈善组织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公共救济机构那儿容易得多，得到的多。……有时只有在极为可怜地证明自己卑下的需求情况下，才能从后者那里得到帮助——为了几个钱不得不接受令人感到耻辱的调查，或以自尊心为代价换取一顿晚饭”[①①]。而市场性再分配机制却和效率与平等之间的交替没有必然的关系，即通过市场性再分配我们可以获得由较高效率与平等组成的社会福利。
图3 两种分配机制在平等与效率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
在图3中，我们分别用纵横两轴表示平等与效率。两者共同组成社会福利，F[,1]、F[,2]分别表示社会福利无差异曲线，即在这一曲线上任何一点所表示的社会福利水平都相同，F[,1]为行政性再分配机制引起的社会福利水平，F[,2]为市场性再分配机制的社会福利水平。从图中可知，在F[,1]曲线上平等与效率存在交替关系，而在F[,2]上很少存在这种交替关系，而且F[,2]表示的社会福利水平远比F[,1]表示的社会福利水平高。
四、结论
综上所述，国民收入的市场再分配要比行政性再分配更能促进社会福利的提高。因此，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建设中，我们要采取积极措施，合理引导国民收入的市场性再分配的规范运行。遗憾的是，在当前的我国社会中，国民收入的市场性再分配机制在运行中出现了种种扭曲，对它们的详细分析则超越了本文的范围，作者将另文进一步论述。
注释：
①⑥⑧⑩①①均参见A.Ockun,1975:Equality and Efficiency（《平等与效率》）中译本，华夏出版社，北京，1987年版，第105、80、1、80、14页。
②王忠民：《我国满足基本需求的制度选择》，《经济研究资料》，1989年第1卷，第1—33页。
③传统国民收入分配理论认为，国民收入分配的均等与平等同义，实则不然，但本文不作区别。
④⑤参见何炼成、王忠民：《赞助：收入再分配新形式》，《经济研究》，1990年第11期，第32—68页。
⑦Pigou,1932:The Economics of Welfare（《福利经济学》），中译本，1972年版，北京，商务印书馆，第97页。
⑨这是国民收入市场性再分配机制的主要内容，尽管国民收入市场性再分配还有其他内容，在此我们选择赞助，其他内容的功能与其相似，所以在下文中，赞助与国民收入市场性再分配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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