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劳动力素质与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关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利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劳动力论文,人口论文,素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反映出的我国人口特征的变化，让各界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多了不少忧虑。怎样理性看待这些忧虑呢？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人口状况和经济发展状况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由这个时期的劳动年龄的各项人口特征所决定，而这个时期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特征却是过去一代乃至多代的人口政策以及相关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结果。人们当前的经济和社会行为（如储蓄、生育、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在一定程度上由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这些行为必然影响当前人口特征；而当前人口特征的改变最终又会体现为对未来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但这种笼统的互动影响关系分析，显然不能准确反映人口特征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理，更不能借此预测未来。为此，从改造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入手，分别对劳动力规模、储蓄行为以及劳动力质量等关键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进而尝试性地给这种互动关系一个学术化的系统说明。
一、人口特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
索罗的经济增长理论从生产的角度回答了实现经济增长的机制问题，即经济增长是两个过程——劳动力人均产出的提高过程和劳动力的增长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劳动力人均产出增长率由技术进步率决定。在技术进步外部性的假设下，劳动力的增长则决定了经济总量的增长。不过，尽管以往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都将劳动力作为要素，但其中并未明确纳入人口特征变量（人口特征通常指数量、质量和结构等特征）。在此，以索罗模型为基础，通过这些特征变量的引入，更准确地考察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引入这些变量时，首先要定性地明晰人口特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影响可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通过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表现；间接影响是人口特征对劳动力以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通过这些因素提高了它们原有的直接影响程度。
（一）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特征直接影响经济增长
索罗模型中产出用式（1）表示：
其中，Y、A、L、K分别表示产出量、劳动力质量、劳动力数量、资本量，下标t表示年份。技术进步因素体现在资本中，因此没有单独表示出来。
根据索罗模型，作为人口特征变量的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影响。劳动力数量的投入，作为最基本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起着十分重要且为正向的推动作用；而劳动力质量，也即劳动力平均素质，通常指劳动者的健康状况、文化水平以及工作技能、经验等，对经济发展也具有影响，并且对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二）人口结构特征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人口结构包括人口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等，其中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通常具有更大影响。这里以抚养比指标为代表，重点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1.人口结构特征提高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程度
劳动力规模（即劳动力数量）用式（2）表示：
当前劳动力的平均素质由往年在这些劳动力身上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获得，人力资本投资可以看成是人均教育投入的结果，人均教育投入E和受教育年限是直接相关的。实际上人均教育投入的多少更多地取决于家庭因素。由于影响教育的关键因素除开国家的教育制度以外，主要来自家庭的影响，而家庭因素中最主要的就是经济条件和家长对教育的态度。一般而言，孩子越少，分在每个孩子身上的关注程度越高；同时，孩子越少，家长对每个孩子的关注程度越集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家长经济条件越好，对子女教育越重视，在教育上的投资就越多。同时，少儿抚养比DOY对子女的身体发育、营养健康等都有重要影响。
2.人口结构特征通过影响劳动力以外的其他因素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资本K、投资I，以及新技术T分别用式（5）、式（6）和式（7）表示：
决定外国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劳动力、运输、资源、市场需求等各方面因素对投资预期收益都会产生影响，从而决定投资数量。在资本和劳动力的结合中，劳动力素质决定资本配置。虽然从局部看是资本选择劳动力，即新的机器、设备，新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的需求成为挑选劳动力的依据。但是，从整体看却是劳动力所具备的素质对资本的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因为资本要向高素质劳动力流动。如果将劳动力资源的成本优势看成是固定变量，那么对外国直接投资变化趋势真正产生作用的则是劳动力资源的素质变化。因此，将外国直接投资看成主要是劳动力平均素质的函数，外国直接投资FI的表达形式见式（9）。
劳动力的储蓄行为与人口特征密切相关。除制度环境、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原因以外，人们的储蓄行为和当事人及家庭的特点还有更为密切的关系。以一个家庭作为分析对象，家庭成员中有收入的人越多，抚养比例越低，那么家庭收入多于支出的部分就越多，从而储蓄也就越多。同时，家庭成员的收入水平、支出水平和年龄结构有关。决定收入水平的因素中。学历、职位等因素都和年龄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在决定支出水平的因素中，结婚、置家、生育、子女教育等家庭重要事件都是需要进行较大支出的项目，也与家庭成员的年龄有密切关系。往往一件事情完成以后，整个家庭进入到持续储蓄的阶段，直到又一件重要事情的发生。一般而言，从家庭建立到子女成年，这一段时间需要进行大额支出的事情较多，储蓄较少。从孩子成年到自己退休这段时间需要大额支出的项目较少，这段时间成为家庭储蓄的黄金阶段，家庭储蓄总额最终达到峰值。退休后，初期收入减少不多，储蓄相对还会维持较高水平。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收入和储蓄都随通胀累积而缩水，同时，健康、医疗、看护等费用的支出越来越多，储蓄会大幅下降。可见，人生大事件的发生都是和年龄密切相关的，而这些事情对家庭的储蓄行为都有决定性作用。从减少分析变量，降低分析的复杂程度出发，可以试图将储蓄和抚养比直接联系起来。实际上也如此，如果少儿抚养比升高，则储蓄率要下降；老年人口比例升高，则储蓄率也要下降。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合称总抚养比。数据实证结果同时表明总抚养比升高，储蓄率要下降②。基于此，为简化表达形式，将储蓄看成是当期总抚养比D的函数，见式（10）。
上面的分析比较清晰地说明了一个国家的人口特征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实现经济增长的机制中，劳动力规模和质量在当期直接影响同期经济表现，而储蓄则是联系当前和未来不同时期劳动力规模和质量的纽带，人口特征对储蓄的积累和使用则起关键作用，使经济增长过程呈现出与人口特征变化相互契合的历史依赖性。通过上面的分析也能得知，在外部环境、政策制度等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经济成果将最终归结到人口特征——以抚养比为代表的人口年龄结构变量的影响。
二、人口特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理论分析说明了人口特征——主要以抚养比为代表——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具有根本性。在理论分析的框架下，为验证人口特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根本性，实证分析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以索罗模型为基础，在不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量的情况下，验证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第二个层次把人口年龄结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纳入模型中，验证人口结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
（一）人口特征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模型
根据索罗模型，被解释变量为产出量，用GDP表示。解释变量有三个：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质量和资本量。其中，劳动力的数量为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没有将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包括在内，就业数据来自于200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单位为万人；劳动力素质是指就业人员的平均素质，用就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因为劳动力数量选择的是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因此核算的是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劳动力素质；资本的核算结果因方法的不同有较大的差异，为避免所用方法对结果的影响，用其他相关程度较高的数据作为替代。选用的替代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选用了世界GDP总额、发达国家GDP总额和7国集团GDP总额3个指标，这3个指标均按现价核算。
模型结果显示，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素质和世界经济3个因素均对GDP有显著影响（见表1）。这3个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可以说都十分重要，标准化系数大小差异并不大。其中，劳动力数量对GDP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劳动力素质，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这3个因素中是最小的。无论是模型1、2、3，标准化系数的大小关系并没有变化。
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素质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直接的、重要的影响。表1的结果表明，劳动力素质与劳动力数量的重要程度几乎相同。在模型3中，劳动力素质标准化以后的系数为0.336，劳动力数量的系数为0.363，两者只有0.027的差距。
在表示世界经济的3个指标中，7国集团经济总额相比世界GDP和发达国家GDP两个指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更大，这说明作为我国进出口主要市场的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更为直接。
（二）人口特征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模型
在没有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特征的情况下，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素质和世界经济三个因素已经能够对GDP进行很好的拟合，但残差却有时间序列相关性，表1中模型1的DW值仅为1.144。根据这种情况，采用引入工具变量的方法，对有关因素的实际影响进行测算。
在模型中，纳入代表人口年龄结构的抚养比作为一个工具变量。人口年龄结构与残差存在时间序列相关性的可能性较小；此外，人口年龄结构对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素质均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选择世界经济作为工具变量之一，因为这个指标与我国的人口特征不会有太多的联系，但对我国就业人数及劳动力素质有较大的影响。
表2显示了将抚养比和世界GDP作为工具变量，用两步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到的实证结果。
第一，人口年龄结构特征提高了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程度。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素质和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显著性没有发生变化。模型4、5、6中，各系数的t值均有99％以上的显著性程度。通过引入工具变量，劳动力素质的标准化系数在3个模型中都是增大的。在模型4中，劳动力素质的标准化系数从0.357增大到0.428；在模型5中，从0.350增大到0.392；在模型6中，从0.336增大到0.357；说明劳动力素质的重要程度提高了。
通过引入工具变量发现，劳动力素质的系数提高以后，已经高于劳动力数量的系数。在模型4、5、6中，劳动力数量的标准化系数均下降，劳动力素质的标准化系数均高于劳动力数量的系数0.1左右。这个结果说明，劳动力素质的实际影响程度要大于劳动力数量对经济的影响程度。
第二，人口年龄结构特征通过影响劳动力以外的其他因素间接影响经济增长。模型6（见表2）的结果表明，主要发达国家对我国经济的实际影响比直接影响要大。与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素质两个因素相比较，主要发达国家的实际影响在3个因素中是最大的。表2中，G7GDP的标准化系数为0.405，比劳动力数量系数0.254大0.151，比劳动力素质系数0.357大0.048，比模型3（见表1）中的标准化系数大0.086。由此说明，从1993～2008年，16年的快速经济增长过程中，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是这个时期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实际上的最大动力。
（三）人口特征具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根本性影响的特点
这种根本性影响体现在，人口特征并非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却是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因素变动的根源。通过前面对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素质等因素的分析，特别是比较不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特征的直接影响与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特征的实际影响的差别，人口特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本质性。也就是说，人口年龄结构特征虽然不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但它是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那些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往往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特征所表现出来的特性进行变化。
为进一步评估人口特征与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3显示了模型7～13的实证结果。在分析中，人口特征作为解释变量固定在这7个模型中，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素质和世界经济3个因素以不同的组合形式进入实证模型。考虑到这些实证模型均有增加多余的解释变量和减少必要的解释变量所造成的后果，即使有这些问题，最终实证结果还是能够表明：
第一，人口特征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性。模型9（见表3）仅考虑了劳动力素质因素，人口特征系数没有显著性，可以看出劳动力素质和人口特征线性相关性明显，也表明劳动力素质和人口特征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他模型（在表3中）的人口特征标准化系数均有较高显著性，表明将人口特征当作直接影响经济的因素，在统计上并不能排除。
第二，人口特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影响方向稳定性。表3中的7个模型均表明，当年的总抚养比对经济的影响都是负的，少儿抚养比的情况不同。由于考虑的因素不同，少儿抚养比对未来经济的直接影响方向不能确定。
第三，人口年龄结构特征的重要程度不如劳动力素质。从系数显著性看，劳动力素质的标准化系数的t值都有99％以上的显著性。特别是从模型9中可以看出，劳动力素质和人口年龄结构特征之间有较显著的共线性关系，过去的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对未来的劳动力素质的决定作用十分明显。因此，作为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劳动力素质比人口年龄结构因素显得更为重要。
第四，人口特征的重要程度高于世界经济的影响。模型13（见表3）中，世界GDP的标准化系数的t值显著性低，而其他解释变量系数的t值显著性高。如果不考虑这个因素，模型12（见表3）表明，在没有世界GDP这个解释变量的情况下，其他解释变量的系数及显著性均没有太多的变化。因此，从统计分析的角度看，世界GDP因素的重要性不如人口特征。但是，不考虑人口特征的直接影响，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实际影响其实很重要。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正是人口特征具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根本性。即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正是我国借助当前人口优势——即充足的低价劳动力——积极参与对外经济合作与贸易所形成的。
三、人口特征对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
利用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的人口特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对我国的中长期经济增长进行预测。在人口特征变量中，就业人数和11年前少儿抚养比比较容易确定，当期总抚养比的变化趋势是唯一需要进行估计的变量。因此使用这3个变量进行预测可以将不确定性降低到最低。
表4给出了过去3个阶段和未来2个阶段每年平均新增就业人数情况。推算结果显示，1983～1990年、1991～2000年和2001～2008年三个阶段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分别为1321万、1021万和1348万③。2011～2020年、2021～2030年两个阶段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分别为1033万、－14万。如果按就业人数的年均增长速度计算，前3个阶段的年均增长速度为7.54％、3.39％和3.32％，推算后2个阶段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98％和－0.03％。再看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前3个阶段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1.06％、10.27％和10.45％。即使是按照最乐观的估计，由于劳动力增长速度的放缓，2011～202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要下降较大幅度。到2021～2030年这个阶段，劳动力的增长已经消失，经济增长将完全依赖人均产出的增长，也就是完全依赖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要成功实现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没有在此之前的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累是不可能做到的。
下面根据人口特征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进行估计。
第一步预测。就业增长速度用表4的结果，2019年以前的DOY11是目前的统计数据，总抚养比的取值采用了3套方案。由于当期总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总抚养比升高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下降。未来10年，我国总抚养比还会因为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增长延续下降趋势，所以3套预测方案中没有总抚养比上升的方案，3套方案的差别只在于总抚养比下降的速度不同④。根据表5的计算结果，2019年以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在9.9％～4.9％之间。由于总抚养比不可能大幅度下降，甚至会上升，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正影响较小，甚至为负。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第二步预测。由于2019年以后的DOY11已经没有统计数据可以使用，所以全部变量均需要推测。在此，很难像第一步预测那样按年份进行预测。第二步预测不是针对某个年份的具体预测，而是针对不同自变量的取值情况进行组合，计算不同情况下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方便起见，假设DOY11于2019年以后保持不变，总抚养比取32％～41％区间，就业增长速度取－0.03％，计算10种情况下的经济增长速度。由于总抚养比在劳动年龄人口总数逐年下降的前提下不可能再下降，未来总抚养比一定会逐年提高。根据表6的推算结果，在总抚养比41％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只有2.5％。
以上所有分析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都表明，我国的人口特征将在未来20年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劳动力供给数量和劳动力自然淘汰规模也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在2011～2020年还不会表现出来，到2021年以后，劳动力供给规模大幅减少，自然淘汰规模急剧上升，劳动力新增数量成为负数，从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这里实证分析的时间阶段为1993～2008年，如果未来教育、投资等模式与这个阶段相比没有太多的变化，劳动力素质和技术进步等关键因素的变化延续这个阶段的规律，那么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如同上面预测的结果一样。只有改变过去的发展模式，才能改变未来经济增长内在的驱动方式，从而改变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在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素质和世界经济3个变量中，期望劳动力素质和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增强，才有可能在上述估计的结果上提高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估计。但是经过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我国的对外依存度已经难以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这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相比较2008年以前难以提高。因此，只有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才是促进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最有可能、最有效果，并且是最重要的途径和措施。
四、结论
理论和实证分析都表明，在政治环境稳定的前提下，人口特征具有对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影响。虽然在直觉上难以看出实现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与人口特征、特别是与过去的人口特征会有什么样的联系，但实证结果却能表明实现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其实都与过去的人口特征密切相关，并通过这些直接因素反映到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上面。在实证分析中，将人口特征对经济的影响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通过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素质表现，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对外开放等因素的作用；间接影响的研究则表明，人口特征对劳动力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也有作用，并且通过这些因素提高了它们原有的直接影响程度，这也就是人口特征对经济增长根本性影响特点的体现。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的公布，体现了这里分析的时政性：劳动力数量等人口结构特征的变化使我国经济增长不可能再沿袭老路。根据分析结果，我国未来要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只有改变过去经济增长内在的驱动方式，才能突破当前人口特征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制约。而改变经济增长内在驱动方式的重要手段就是劳动力质量的改变。《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等重要规划的颁布实施，为实现这种转变提供了可能的保障。但还必须注意教育类型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才可能使这种保障真正转化为让我国经济长治久安的人口特征。
注释：
①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考虑我国的国情，计算我国劳动年龄的区间范围确定为19～60岁，这与国际社会惯用的15～64岁年龄区间作为劳动年龄范围有所区别。
② 利用我国1993～2008年的总抚养比数据和劳动年龄人口年龄中值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相关系数几乎为1。因此，在分析中一般只提及其中一个变量。
③ 根据2009年统计年鉴所提供的历年就业数据进行比较。
④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具体哪年达到最高值，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具体哪年达到最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按照最乐观的估计，2020年以前，劳动年龄人口数会一直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保持不变，甚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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