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重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起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的伟大开端。从此，“三中全会以来”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语言。而本文之命题，旨在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当代中国数次思想解放的密切关系；并由此说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现在的20年，是党和人民不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进行艰难而成功的探索，逐步认识和掌握现代化建设规律的20年；也充分说明，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我们党才能敏锐地把握时代脉搏和契机，才能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一、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真理标准大讨论出现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这是开创中国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重要一幕。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惨重灾难罄竹难书。粉碎“四人帮”无疑是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与灾难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壮举。然而，人们在热烈欢庆胜利之余，面对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虽然怀有热切的期待，但却积重难返。
走出这种历史形成的局面和氛围的道路何在？党内外都陷进了沉思。不幸的是，在这节骨眼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出笼，并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继续推行，极大地阻碍了拨乱反正和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开展，造成两年徘徊，丧失发展中国的良好时机。在“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之下，大量冤假错案也就难以昭雪，大批老干部无法出来工作，知识分子仍然顶着“臭老九”的帽子抬不起头来，人民公社依然束缚着农村的生产力，人们的思想还是被禁锢着无从释放……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无从谈起。
“两个凡是”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违反历史潮流的，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许多领导同志的反对，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在复出之前就多次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和国家的工作，不赞成“两个凡是”；之后又多次重复，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一命题。在这一命题里，邓小平实际上对“两个凡是”及其倡导人进行了极其严肃的政治性批评，明确要求解放思想，突破旧思维定势和精神枷锁。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反对和抵制下，“两个凡是”的禁锢不断被突破，坚冰开始融化。
随着反复阐释和广泛宣传“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命题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人们思想逐渐活跃起来，思想理论战线表现得尤为突出，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孕育起来了，当时不少报刊已经就教育上的“两个估计”问题，所谓的“文艺黑线”问题、老干部和“走资派”问题、“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等等，开展了热烈讨论。群众要求从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呼声愈来愈高，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情绪也愈来愈强烈。而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的中央领导人却继续压制、拖延、阻挠平反和纠“左”工作的进程。这种局面，促使人们不得不弄清判断路线和思想是非的根本标准是什么。于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应时展开了。
1978年5月11日， 《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接着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相继转载。这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提出，“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
真理标准大讨论得到举国上下的热烈响应。从6月起，中央党、 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军区的负责人，先后在各大报刊或地方报刊上发表文章或讲话，赞成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参加大讨论，使这场讨论在全国逐步深入，健康发展。特别是5月底正当这场关系到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原则分歧争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率先表态明确支持这场讨论。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19页。）邓小平在这次会上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正在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都支持这场讨论，从而保证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逐步统一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上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鸣锣开道。可以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我党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又一次规模广大、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教育运动，它揭开了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于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墨守成规到进行各方面改革的转变；同时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不仅要求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而且要求人们彻底打破思想僵化，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从而对于思想解放运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上陈云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纷纷提出要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一些重大的冤案平反并批评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继续犯的“左”的错误。这些意见和要求的提出，犹如一发发重型炮弹击中了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痛处，对进一步促成思想解放和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邓小平在此次会议闭幕时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把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摆在了第一位，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是为了向前看，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着重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如同过去搞革命一样，必须靠实事求是，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而在当前，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解放思想，克服党内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思想僵化的状态。他强调：“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他尖锐地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就会产生死守条条框框、随风倒，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等“怪现象”。因此，“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43页。）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几天之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党和国家的伟大历史性转折。而重新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也是它的重大贡献之一，因而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三中全会公报写道：“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28页。）全会明确指出，必须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认为只有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提出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作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29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在全会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各项工作方兴未艾。
首先，思想解放带来了人的解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社会开始了拨乱反正：大批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教育战线上推翻了“两个估计”，除掉禁锢教育界知识分子的紧箍咒，解放了成百上千万的知识分子；一大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返回或走上重要的工作岗位，彻底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地主富农的帽子也被摘除……平反冤假错案和调整各方面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放下了历史的包袱，能够轻装前进。全国到处都是一派解放思想、人心向上、欣欣向荣、团结奋进的气氛。
其次，思想解放推动了社会变化。思想解放的大潮率先在文学艺术界涌动，造就了一批富有时代特征的作品，迎来了文艺创作的春天；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发展，中国人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服饰打扮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春潮奔涌，日新月异，人们的思想意识、民主观念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推动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前进。
再次，思想解放推动了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冲破了“左”的禁锢的人们，大胆实行农业改革，进行联产承包制，之后，包产到户节节前进，迅速推向全国，到1982年底，约有80%的农民实行了包产到户，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基本上土崩瓦解，至1985年人民公社彻底解体，中国农村改革获得了突破性的成功。随后城市改革也逐步深入，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势头。与此同时，在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潮流中，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起步，国家朝着民主化、法治化迈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从根本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它为纠正多年来的“左”的指导思想，在全国开始全面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党的基本理论，确立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开辟了道路。
三、改革开放20年，思想解放的线索是一以贯之的，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转折的纵深延续
改革开放20年，已经有过三次大的思想解放，第一次是1978年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第二次是1992年破除姓“社”姓“资”的思想解放，第三次是1997年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解放，而这三次思想解放，其线索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也就是说，从拨乱反正到全面改革开放的全部发展过程，都是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相伴随的。
从20年来的发展历程看，每当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迈出重大步伐的时候，党中央总是向全党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每次思想解放又都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前发展，进一步拓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加深了全党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结果全国开始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使长期迟滞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开辟了历史新局面；又如1984年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观念，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再如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把全党的认识带进全新的境界。如同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一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既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大成果，又是对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巨大推动。
实践在发展，理论也要发展，解放思想是无止境的。只要实践在运动，在发展，就存在思想和实际、主观和客观是否相符合的问题，就存在解放思想的问题。正是实践和理论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对姓“社”姓“资”的重大突破，从而又一次推动了全党的思想解放，迎来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高潮。
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之前的一段时间，由于种种原因，“左”的思潮又严重地滋长泛滥起来，给改革开放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和束缚。“左”的一个主要表现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南方谈话，主要是针对这一“左”的蛊惑，破除姓“社”姓“资”的束缚。
邓小平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科学地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并回答了几年来经常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胜利，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第二次解放思想的一项重大成果。
我们说解放思想是无止境的，三次思想解放的线索是一以贯之的，那又是何以贯之呢？这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敢于冲破“左”倾思想的束缚。第三次思想解放，也是对“左”倾思想的猛烈冲击。应该说，第三次思想解放是第二次思想解放的继续，即从冲破“姓社姓资”到冲破“姓公姓私”。
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姓“社”姓“资”的说法告一段落。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趋向，是所有制的多元化。于是，非公有经济就逐步成长起来了，私营经济的数量和规模也创下新的纪录。这时国有经济虽然总量没有少，还增加了，但是它所占有的比重却每况愈下。到90年代中期，在工业中大约占有50%，在商业中只占40%左右。这样在传统的眼光里，就有了新的担忧，私营经济威胁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于是1992年已经结束了的姓“社”姓“资”的争论，就变成了姓“公”姓“私”的问题，卷土重来。
就在姓“公”姓“私”的争论不断激烈的时候，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即“五·二九”讲话。江泽民说：“近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拒绝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了。”（注：江泽民： 《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五·二九”讲话， 为当代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带来了历史契机。
我们的国家之所以有迫切的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是因为改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阻力之一，来自意识形态方面“左”的禁锢。经济方面的种种问题，几乎全都同所有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但是，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前，中国的改革，所有制还是一个禁区。相当多的人回避触及所有制的问题，即使实际的行动已经造成了所有制的变化，也是只做不说。因此，改革已经推进到传统体制的核心部分，而在这个领域内传统思想的影响又表现得特别强烈和有害。人们之所以把江泽民“五·二九”讲话作为一个转折，原因正在这里。改革的锋芒直指所有制的关键时刻，确实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
党的十五大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它重申了10 年前十三大政治报告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且进一步发扬；它确立新的所有制理论，破除了姓“公”姓“私”的问题，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发展。因此，人们都说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转折以来，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每一项重大成就，我们在基本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每一步拓展，都是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取得的。这也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长期的需要，需要贯彻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