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我国科普政策工具分析
孔德意*
（辽宁科技学院管理学院，本溪 117004）
[摘 要] 本研究以政策工具为视角，利用内容分析方法，通过构建政策分析框架、确定分析单元、编码归类、信度分析、频数统计等步骤对科普政策工具选择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环境型政策工具显分化之态，供给型政策工具呈均衡之势，需求型政策工具突缺位之形。本研究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性政策建议，旨在优化科普政策工具结构，提高科普政策工具的使用效率。
[关键词] 政策工具 科普政策 内容分析法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步骤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国科普政策文本进行分析，首先为使研究具有针对性，对研究样本进行筛选，并根据政策工具理论制定分析框架；其次确定研究样本的分析单元及构建类目，并对每项科普政策文本中的政策工具内容进行编码和可靠性检验；然后将符合框架的科普政策编号归入分析框架中进行频数统计。在此基础上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对结论进行分析、推论和提出相关建议。
1.2 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为保证政策选取的准确性，提高研究针对性，笔者对整理的511份政策文本逐一进行了仔细研读，在此基础上，最终确定了50项具有代表性的科普政策文本作为本章的分析样本，如表1所示。
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
表1 我国科普政策文本表
续表1
2 基于政策工具的科普政策分析框架
“政策工具是被决策者以及实践者所采用，或者在潜在意义上可能采用来实现一个或者更多政策目标的手段”[1]。基于政策工具视域建立我国科普政策分析框架，可以对我国科普政策工具的特点、规律和趋势进行更深层次的把握。本文结合罗斯韦尔和扎格维德[2]的思想，将科普政策工具分为供给、环境和需求三种类型。
2.1 供给型政策工具
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体现为政策对科普事业的推动力，指政府通过对设施、信息、资金和服务等支持扩大供给面，改善科普事业相关要素的供给状况，推动科普事业可持续发展。供给型政策工具可分为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方面。
2.2 环境型政策工具
本研究首先对已遴选出的50份政策文本按照政策的具体条款进行编码，然后根据已建立的科普政策基本工具分析框架将其分别归类，最终形成了基于政策工具的科普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编码表，见表2。
2.3 需求型政策工具
老人们一说到“可怜的爱米丽”，就交头接耳开了。他们彼此说:“你当真认为是那么回事吗?”“当然是啰。还能是别的什么事?……”而这句话他们是用手捂住嘴轻轻地说的；轻快的马蹄得得驶去的时候，关上了遮挡星期日午后骄阳的百叶窗，还可听出绸缎的窸窣声:“可怜的爱米丽。”
3 科普政策工具单维量化分析
3.1 分析单元的定义和类目构建
可靠性检验，即内容分析中的一致性信度分析。“一致性越高，内容分析的可信度也越高；一致性越低，则内容分析的可信度越低，它是保证内容分析结果可靠性、客观性的重要指标”[4]。内容分析法的信度公式如1所示。
3.2 编码
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体现为科普政策对科普事业的影响力，指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法规管制、财务金融等一系列工具进行政策调控，为科普事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软硬环境和发展空间。环境型政策工具又可细分为目标规划、金融支持、法规管制、税收优惠等方面。
需求型政策工具指政府通过对科普事业的扶助，降低外部因素对科普的不良影响，通过科普产业发展夯实科普事业建设的阵地，从而对科普事业发展进行有效地牵引。需求型政策工具又可分为政府采购、服务外包、贸易管制等方面。
3.3 可靠性检验
分析单元指的是计算的对象，可以是一个字、一个词、一段话、一个主题、一篇评论等。分析单元的选取主要是基于实现研究目标所需的信息，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将研究样本的具体条款作为分析单元。同时，根据科普政策分析框架构建分析类目，所谓构建分析类目就是对样本对象的各个内容进行分析，设置研究类目[3]。本研究构建分析类目如下：政策工具维度——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人才培养、信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公共服务、目标规划、金融支持、税收优惠、法规管制、策略性措施、政府采购、外包、贸易管制。
表2 政策工具编码表
通过统计得出，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总体上呈现均衡的态势。在供给型政策工具方面使用最频繁的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使用比例最高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我国政府在过去对科普提供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导致我国科普事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及能力、水平都还处于低级别层次，意在着力加强；二是我国科普事业发展对相应科普配套服务措施需求加大所致。作为使用频率较高的政策工具，供给型政策工具间组合的结构性失衡情况并未出现，说明政府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中基本“一视同仁”，政策制定者在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信息支撑和公共服务上都有所兼顾。事实上，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及信息支撑等工具在使用上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加大其使用力度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科普氛围，为科普事业蓬勃发展注入活力，为科普事业打下夯实的基础，促进科普事业稳定、持续和健康发展。
科普政策工具频数统计结果如表3、图1所示。科普政策在环境型、需求型和供给型政策工具中的运用，为科普事业发展起到了多方面的促进与激励作用，但是，在具体政策工具运用上却呈现出明显的分化与差异。统计得出，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最高，占整体政策工具的52.49%，供给型政策工具次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相差不大，为46.18%，最少的是需求型政策工具，仅仅为1.33%。进一步挖掘发现，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法规管制一统半壁江山，为54%，之后依次为策略性措施28%，目标规划14%，税收优惠4%，财务金融则未得到体现。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除公共服务所占比例为32%外，其余各政策工具呈均衡之势，依次是人才培养20%，基础设施建设17%，资金投入16%，信息支撑15%。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仅有3条贸易管制工具和1条服务外包工具得到了采用，政府采购工具存在缺失现象。以上表明中央政府在科普政策工具选择上主要以环境型和供给型为主，更倾向于使用间接影响和直接推动的策略，但需求型政策工具缺失直接导致对科普事业拉动力严重不足。
3.4 频数统计
表3 政策工具编码表
根据计算得出评判结果为90.3%，“根据Nunnaly的观点，信度程度在0.7以上时表示前期的研究足够可信”[5]，这证明评判结果通过了检验，是可信的。
项目区内共有大牲畜13头，小牲畜200头，大牲畜最高日用水定额为60 L/（头·d），小牲畜最高日用水定额为10 L/（头·d）。经计算，牲畜日用水量为2.8 m3/d。
图1 政策工具分布图
资料来源：根据“北大法律信息网”的“中国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全库”下载数据整理绘制而成。
4 我国科普工具选择存在的问题
4.1 环境型政策工具显分化之态
通过统计不难看出，环境型政策工具分化严重，法规管制与策略性措施使用过溢，而税收优惠和财务金融等经济激励工具存在匮乏与缺失情况，环境型政策工具所呈现的是两极分化之态势。法规管制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政策工具，是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的具体表现，法规管制的过溢说明政府在政策工具选择和运用上对其具有偏爱性，当科普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法规管制的过度使用会起到一定的负作用。法规管制工具的频现，简单、直接是其主要原因，易使政策制定者对法规管制工具的运用逐渐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另外，先前政策未被切实执行，而之后政策中又被不断提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法规管制的使用过溢。“策略性措施是指将目标规划细化后，将宏观规划落实为可行性策略”[6]，我国科普事业都处于探索阶段，导致在政策上使用了较多的策略性措施，策略性措施频现反映了加强科普环境建设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政府意在通过宏观政策引导，对科普事业发展大环境进行改善。但策略性措施是一种短期行为，不适用于国家法规这类文件，因此，在今后的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给予适当的矫正。财政金融作为科普事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推手和有力保障，涉及低率贷款、财政贴息和分期付款等内容，该类政策工具缺失，是对其不重视的直接表现，不利于我国科普事业宏观氛围形成，阻碍了科普事业的良性发展。税收优惠的匮乏难以激励和吸引各类组织、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社会资源对科普事业的投入，阻碍了我国科普凝聚力的加强和科普资源的共享。
目前对脊柱肿瘤的外科治疗有多种手段，如传统的开刀手术治疗和微创治疗。有截瘫风险或已经发生截瘫的一部分患者，需要进行开刀手术，通过手术切除病变解除脊髓神经的压迫，重建脊柱稳定性后依然可以自主行走，生活自理。患椎体溶骨性转移瘤、骨髓瘤、血管瘤的一部分患者可选择微创治疗，如粒子植入术（针对恶性肿瘤）、经皮椎体成形术等，这些治疗方法能够降低截瘫的风险。
4.2 供给型政策工具呈均衡之势
其中r为平均相互同意度（指两个评判员之间相互同意的程度），M为两者都完全同意的栏目，N1为第一评判员所分析的栏目数，N2为第二评判员所分析的栏目数。本研究的第二评判员分别对50份政策分析单元按照政策编码栏目进行评判，并与第一评判员的评判结果进行对比检验，其中评判结果不一致标记为“0”，否则标记“1”。然后通过公式2得出内容分析的最终信度。
4.3 需求型政策工具突缺位之形
从政策工具频数统计结果来看，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缺位和不足问题尤为凸显，其仅仅占整体政策工具的1.33%，政府采购工具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未得到任何体现，仍处于一个真空状态，服务外包、贸易管制这些政策工具也很少涉及。需求型政策工具借助服务外包、政府采购、贸易管制等形式从某种程度上确保了科普事业发展的持续性，减少了科普事业发展的不稳定性，其对科普的促进作用要比环境型政策工具来得更为直接，能缓解政府在财政、人员等诸多方面的压力，是促进科普事业发展的重要因子。这些政策工具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是促进科普事业发展的快捷方式，需求型政策工具的缺失与不足造成与实际操作层面的断裂，弱化了政策整体的牵引作用，不利于科普事业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加强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是政府的当务之急和现实之需，亦是未来政府工作的一个着重点。
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改革与创新要以理念创新为先导，树立强烈的信息服务意识是高校图书馆进行信息服务创新的基础，新媒体改变了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环境，使得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图书馆必须面对新形势更新其信息服务理念，建立新媒体思维，打破当今的物理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在服务场所、服务时间、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手段等方面的局限性，主动了解读者的信息需求，并能根据读者的信息需求，积极探索，深入分析，提供更多的信息源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充分发挥“信息服务无所不在”的一种图书馆信息服务理念。
5 优化政策工具的建议措施
5.1 适度降低法规管制政策工具使用频率
我国在环境层面所采用的政策工具较为单一，其中，法规管制工具因其直接、简单的特性，一直被政策制定者所习惯采用，甚至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这是造成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过溢的主因，使其效用大为下降，并严重阻碍了环境型政策工具组合效应的有效发挥。鉴于此，对环境型政策工具进行应用结构优化已势在必行。政策制定者应适当降低法规管制工具的使用频率，尽管行政命令式手段简单直接、见效迅速，但是，被动约束式的方式方法难以激发科普工作发展的持久动力。有研究成果显示，财政投入与行政措施的协同对经济增长作用甚微，而行政措施与金融措施的协同却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提升。因此，政策制定主体应降低法规管制工具的使用频率，加大金融政策工具的使用力度，并建立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政策工具箱，形成多元化投资与融资渠道，以满足科普工作发展的资金需求。同时，提升税收优惠政策工具利用率，根据不同税收对象调整对其税收优惠力度。策略性措施和目标规划单独使用效果不佳，必须与法规管制、金融支持等其他政策工具进行组合使用才能发挥效力。总之，降低法规管制工具的使用频率，并加大与其他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协同是优化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关键，也是改变政策工具使用比例失衡的有效途径。
5.2 重视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拉动力
我国科普政策应转变方向，从过去强调以供给为主转向以需求为主，或者谋求两者的统一。第一，应用服务外包政策工具，将科普服务或科普产品的创作与研发任务外包给民间机构或企业，这样不但能促进和激发民间机构和企业发展科普事业的热情，而且更能减轻政府在科普财政及科普人员等诸多方面的压力，可谓一举两得，互惠共赢。第二，加强对政府采购政策工具的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在发达国家，政府采购占全部GDP的15%～20%，目前，我国的政府采购与之相比还存在差距。首先，加大对科普企业自主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量，凸显对相关科普企业的拉动效应。其次，优化政府采购结构，合理确定基础性、共性和应用性科普产品的比例，重点扶持一批科普产品研发和生产基地，以公众科普需求为导向，发挥政府采购应有作用，进而推动科普产品的研发、生产、集散和服务。第三，科学使用贸易管制类工具，既要规避触犯国际相关公平竞争条款，又要达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限制进口低质量的科普项目和科普产品的目的。
5.3 增强供给型政策工具操作性
虽然供给型政策工具未出现使用比例失衡的情况，但是仍暴露出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等一些供给型政策工具在政策中指向性模糊、缺乏具体性操作等问题，这给我国科普政策落实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譬如，《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十二五”专项规划》中明确规定，将科普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逐步提高科普投入水平。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要不断增加科普经费支出，保障科普工作顺利开展。但是，科普经费占财政预算的比例以及具体增加多少科普经费用于科普工作都未给予具体标明，这无疑是加大了政策实施难度。我国政策制定主体应加强政策实施细则，增强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操作性，运用资金投入工具时，应明确资金投入的数额或者科普经费所占预算的具体比例。在使用人才培养政策工具时，应明确人才培养的具体对象以及具体培养方案和建议。另外，在进行科普资源供给时，还应考虑不同地区、对象的实际情况，要因地制宜和量体裁衣，降低盲目供给的可能性，提高政策工具的使用效率，做到有限资源的有效供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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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322.0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8-11-01
*通信作者： E-mail：kongdeyi_kdy@sohu.com。
[ DOI ] 10.19293/j.cnki.1673-8357.2019.03.003
（编辑 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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