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医科学化”思潮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中医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8)02-0035-07
“中医科学化”是20世纪30年代中医界为了将中医学纳入近代科学体系，构建与西医平等对话的“科学平台”，而主张对中医学进行根本改造的医学思潮，在当时的中西医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余波至今未消。近年来，不少关于中国近代医学史的论著将这一思潮纳入了研究视野，从医学的角度指出了它所隐含的“西医化”倾向①，但缺乏历史文化视角的透视，其思想特征及实质尚待进一步的论说。有鉴于此，本文将对20世纪30年代中医界内部“科学化”思潮的背景、特征及其实质作一梳理和分析，以获得对这一思潮的整体印象，并希望对当前关于“中医现代化”的争论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作为一种维护生命的知识和技艺，中医学在古代中国备受推崇和庇护，是民间与官方共同认可的医学知识系统。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制造“焚书坑儒”事件，其“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1](《秦始皇本纪》)，此后历代封建王朝虽然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但却对中医学网开一面，除个别巫医害人之术外，其他医药方书，大多任人传习。此外，中医在古代中国还享有较高的政治礼遇，明清时期宫廷中甚至有群祀先医之仪，行三跪九拜三献之礼，足见官方对中医学的重视与信赖。不仅如此，中医学在其发展的历程中，还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是儒、道、医三者结合的生命文化。古代中国曾有“上医医国”、“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等谚语，医者之中最负盛名的也并非负匣游乡、靠施药治病谋生的“游医”，而是精通中国文化的“儒医”，这不但体现了“中国医者”的文化特质，更体现了中医学对中国儒教社会的强大普适性，“宜若江河万古不废矣”[2](P35)。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医的生存环境。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国家在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侵略的同时，也在文化领域乃至专门知识层面逐渐构建了带有明显殖民色彩的“西方模式”。就医学而言，虽然西医学在明朝中后期就已经传入中国，但“直到19世纪以后，它才更具备制度扩张的殖民品格”[3](P4)。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医院、医校及医学刊物，不仅成为推行殖民侵略的得力工具，而且对中国本土的医学知识和医事制度形成了全方位冲击。据1873年《申报》的一则报道，北京某西医院“据云去夏至今一周年中共医有九千六百十八人，可见华人亦皆信其术精胜矣”[4](P2)。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政权崩溃，中医学赖以存续的政治庇护烟消云散，而西医学却趁此机会茁壮成长，快速地吞噬着原属中医的生存空间。据统计，仅教会医院即由1905年的166所[5](P323)，上升到1920年的326所，病床16737张，每年住院人数达144 477人次[6](P623)。至少在中心城市和新知识界中，信奉西医的人越来越多，如晚清开办的京城官医院最初实行中、西医并诊，但进入民国后西医生诊察的病人竟超出中医生的1-2倍，使该院逐渐变为以西医为主的医院[7](P117)。再以国内发行的医学期刊而论，从清末至1935年，中国境内发行的西医期刊有178种，而同期内中医期刊只有137种[8](P286-287)，虽然两者数字相差不多，但对于庞大的中医群体而言，足以说明中医的知识阵地已经出现了巨大缺口。
相对于西医蒸蒸日上，中医则显得愈来愈黯淡无光。20世纪上半期，中医在乡村中仍受到较为普遍的尊崇，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医药日渐加快的颓势。以中药为例，四川是中药的主要产区之一，1931年药材出口总值6 184 373元，1932年减至4 207 111元，1933年再降至3 366 375元，同期内重庆药庄倒闭者7家，歇业者22家，因营业衰落而改组者8家[9](P96)。河北省安国县为著名中药材集散地，同样出现了不景气的现象。1927年，该地商会登记的药行会员为93家，此后逐渐递减，至1931年减至61家，而靠药行生意为生的经纪人也从1927年春季庙会的463人、冬季庙会的624人，分别减少到1930年411人、562人[10](P198-203)。
事实上，中医生存空间的缩小，还不仅仅来自西医对中医“饭碗”的争夺，更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后国家现代性的增长以及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精神的提倡，直接导致了中医学在学术、政治领域的痛苦历程，并危及到中医生存的合法性。
中华民国成立后，新政府以民主共和为标榜，开始在知识层面追逐新学而排斥旧学，以体现国家和社会的进步。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制定《壬子癸丑学制》，在医学类中不列中医，教育总长汪大燮甚至公开表示要废去中医，不用中药。中医虽据理力争，但得到的结果却是“应毋庸议”，其理由为：“现在世界大同，科学日精，凡讲授专门科学，须以最新学说为衡。”[11](P266)中医由此开始了在政治领域的边缘化过程。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引进以取代旧的文化价值[12](P9)。1915年，西医界的全国性社团组织——中华医学会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本土西医共同体的诞生。尽管其成员留学背景、学校出身不同，但却接受了相同的西方医学教育，吸收了相同的医学原理和技术，获得了相同的学科训练，和其他知识精英一样，“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12](P1)。1917年，西医余云岫发表《灵素商兑》，“突然向他们根本巢穴的黄帝内经素问灵枢来下攻击”[13](P12)，从各个方面对中医“原典”进行解构性批判，认为《灵枢》、《素问》源于巫祝，是非不分，“徒以阴阳五行生克之说，补泄佐使之论，敷衍了事”[14](P4)，希望此书一出，“世之盲从荒唐怪诞、迷信二千年来术士薪传之玄论者，可以唤醒其醉梦，恍然于旧说旧术之毫无根据，不可为训，而赞成医学革命之举矣”[15](P59)。其后，西医界乃至非医知识分子对中医的批判连绵不断，废止中医之声不绝于耳。作为倡导废止中医的领军人物，余云岫基本概括了西医的剑锋所指：“吾之所破坏者，阴阳也，五行也，十二经脉也，五脏六腑也，气运也，六气也，脉学也，皆从实地上摘其谬误，一言一语，不敢苟造，皆根本自然科学之大法，铁案如山，旧医至今不敢撄吾锋镝，作旗鼓相当之论战。”[15](P62)
余氏所谓中医“不敢”虽言过其实，但在科学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中医因科学话语的缺失而不能与西医“旗鼓相当”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医急遽跌至政治的底层。在西医乃至政府看来，中医“不合于科学”不仅是学术问题，亦是社会问题。西医学被认为是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新知识系统，而中医学却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旧”学系统，显得“罪无可赦”。西医余云岫所提废止中医的理由，就明确体现了这一社会道德的谴责：“(中医)根本不明，诊断无法，举凡调查死因，堪定病类，预防疫疠，无一能胜其任，强种优生之道，更无闻焉，是其对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完全不能为行政上之利用，……政府方以破除迷信，废毁偶像，以谋民众思想之科学化，而旧医仍持其巫祝谶纬之道以惑民众。”[11](P267,p268)尽管废止中医案没有实施，但此后政府对于中医的种种限制，在实质上将其推进到废止的边缘。废止中医案后不久，教育部通告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不列入学制系统，卫生部亦通令中医医院改为医室，禁止参用西法西药。这些虽然在中医抗议下没有被实施，但毕竟预示了中医黯淡的前途。1931年，国民政府迫于压力，同意成立中央国医馆，却规定该馆“系属学术团体之组织，并非行政机关。……其分馆支馆不得干涉卫生行政”[16](P43)；次年10月，行政院又训令中央国医馆所属医药学校一律改称学社，不准立案和列入学校系统，而1933年立法院通过的《中医条例》迟至1936年才予以公布，其歧视之意，甚为明显。中、西医地位之悬殊，正如时人所言：“如卫生行政之权，法律之优先权，财政之调使权，业务之自由权，凡此中医之不能享受者，西医皆得而享之。立场虽同，地位则异，天光水月，霄壤悬殊。”[17](P3)
然而，“科学不要中医，但中医不能不要科学”[18](Ph7)。1929年废止中医案后，中医界不得不开始反思自身，“惟胥沦是惧，立会设社，学说精研，以谋进步”[19](P1)。部分激进的中医人士认识到，“中医不欲自存则已，苟欲自存，舍取用科学，别无途径”[20](PI)，因而提出以“科学”改造和革新中医，从而谋取中医存续的合理性和改善中医的生存环境，并汇集成一股“中医科学化”思潮，成为20世纪30年代“关心中医的学者一个最大的祈望，也是中医界人自唱起来最有声浪的口号”[21](P1)。作为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陆渊雷、谭次仲、施今墨、叶古红、叶橘泉、余无言等人皆将此作为拯救中医的不二法门，认为“中医之必当科学化，所以循进化之顺序，应世界之潮流，为国家社会计，为中医自身计，皆无可逃避者”[22](P475)，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科学化”主张。
由于史料的限制，目前很难说明“中医科学化”口号最初出于何人。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医科学化”思潮是为了回应“中医不科学”这一命题出现的。张忍庵谓“科学化”即是“合理化”[23](P19)，朱松谓科学化即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固有医学”[24](Pl)，如此等等。虽然其文本表述不尽相同，但都表达了对中医传统学说的怀疑与否定。
早在清朝末期，即有少数中医界人士着手对中医学的某些错误进行修正，如王清任所著《医林改错》等。民国建立前夕，周雪樵等人也提出了改良中医的口号，只不过其着眼点在于革除医界“腐败”，提高医者的流品。中西医论战期间恽铁樵提出的中西汇通思想，仍然坚持了中医学的本体，没有动摇中医学的根基。但是，当中医因“不合科学”而险遭政府废止后，中医界内原本存在的自我怀疑与沟通中西的观念却骤然膨胀，发展为对中医理论的自我否定。1929年4月，在中医界群起对废止中医案的浪潮中，上海名医陆渊雷率先承认“中医之学说不合科学，中医之疗效突过西医，皆为不可掩之事实”[25](P20)，在肯定中医疗效的前提下，公开否认中医传统理论的科学性。此后，以陆渊雷为代表的中医激进群体对传统的中医学说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颇有五四时期“破除偶像、价值重估”的意味。陆渊雷以科学的尺度考量中医，他说：“科学这东西，又来得结实，一步步踏实实地，铁案如山……不容你不信。心上信了科学，再看中医的说理，觉得没有一桩合於科学的。”[20](P38)在陆渊雷看来，中医虽有妥善的治疗方法，但其说理却过于荒谬。他不仅断言“五运六气十二经脉非中医之险要”[26](P18)，“单讲五行运气之人，不得代表中医”[27](P12)，而且认为中医疗效仅是对症而言，非对病有效，是“不识病而能治病”[20](P25)。基于这一认知，陆渊雷对于中医学作出了近乎定性的结论：“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真理，天下无不合真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乃不合实理。……国医之情形，乃近于‘说假方，卖真药’。”[28](P123)可见，在陆渊雷的心目中，中医学除了疗效之外，其理论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价值，而“科学”的权威却彰显到了极致，即陆氏所言：“科学乃大自然之定理，放诸四海而准，中医旧说，在头脑未锢蔽者，无不嗤为诞妄。”[29](P47)
正因为“玄说是不合于理，就无从科学化起”[23]，“中医科学化”思潮首先着重于中医理论的破除。1929年，时逸人著文指出，中医学说最足贻人口实者，厥惟五行之名义，呼吁改进中医“必先删除各家之臆说，使居今之市医，凭心自问，专在用药治疗，辨症实际之考察，并参生理病理实地之功用，不拘生克之套词，而后则当置五行於无用之地，此为不废五行，而五行自废”[30](P6)。1930年，叶古红发表《中华医药革命论》，明确提出“谶纬的五行生克说，在所必废”[31](P1)，认为肺就是肺，肝就是肝，一切从治隔治之说，都应从生理解剖上研求解释的路径，而不能以肺金克肝木作为解释，主张废弃中药学中五色五味配五行、分治五脏的理论[31](P2)。为此，“中医科学化”论者还剥离了五行生克与治疗之间的关系，认为辨症方药为中医之主体，五行生克仅为寄生附属品，其主要意图，乃摒弃中医理论，借以消除西医批评的口实，希望“吾若能除五行而根本於经验，从辨症方药以治法，虽质而不文，治疗方面真正之价值自在，奚伤乎，西医争无可争，其争自息。吾更由科学而进究之，则治方之发明，正未可限量，或驾今日西医而上之，亦非不可能也”[32](P3)。
除五行生克之外，气化之说亦在应废除之列，因为“气化之名词概念不解决，则中医与科学终有莫大障碍”[33](P39)。对此，谭次仲曾言，中医既能治病，“又何必假托气化谬说，使人致疑，而自招覆亡以为快也”[34](P175)。陆渊雷曾著《从根本上推翻气化》连载于《中医新生命》杂志，并自称是反对气化的急先锋[35](P13)。他认为“气化之说”上不闻于秦汉，下不见于汉晋六朝、隋唐之际，仅是金元之后诸家好大蹈空之言，“乃将气化二字看得无边广阔，漫无定义，则歧之又歧，流荡忘返而已”[36](P56)。他甚至以鄙薄的口吻说：“驳脆薄之学说，昔人比为摧枯拉朽，至于五行六气气化之中医学说，则枯朽之不如不足以摧拉。”[29](P47)
毁弃《内经》等中医典籍的理论价值，是“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另一思想特征。《内经》是中医学说的奠基之作，后经几千年的传习、阐发和实践，成就了中医学庞大的知识体系，其间虽有不少主观臆说，但它对于医学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然而，在“科学”的面前，这些似乎都失去了价值，成了穿凿浅谬之论。陆渊雷认为，注释《素问》的全元起、王冰并非医者，而隋唐以前的医家皆不讲《素问》，故而得出“素问本非医书”、“於汤药殊无关系”的结论，并将《灵枢》、《难经》指定为伪书[37](P29-30)，且因其“多出于古人之悬揣，不合生理、解剖、病理，时医不察，尊奉之以为医学之根柢，自招物议，引起废止中医之危机”[37](P29)，从而呼吁中医界：“何苦为素灵作忠臣遗民，抱守残阙，自取灭亡哉！”[37](P31)。基于这一认识，“中医科学化”论者大多主张废弃中医古籍，认为中国医书“无一完善之本，无彻底之破坏，即无良好之建设”[19](P1)。如陆渊雷就明确反对初习中医者学习《内经》等，主张中医学校“摈退内经，非但不可做入门课本，切不可做正常科目，只可作研究参考之助”[35](P10)，而《难经》“名为解释内经，却比内经更多谬误，也不须读它”[35](P13-14)。
“中医科学化”论者在对中医学理进行“解构”的同时，也在关注它的“重构”。不过，这一理论重构的前提仍然是建立在唯科学主义认知论的基础上。1931年，陆渊雷起草《国医药学术整理大纲草案》时，将“宜於事实学理上，取其最近者用之，不可存中西新旧之见”[38](P1)作为先决问题第一条提出。该主张可谓是富于睿智的洞见，以至于余云岫对此也颇有赞誉，认为“真可谓洞见症结，一语破的矣”[39](P378)。然而，陆氏所谓“近者为用”的目的，在于使中医界抛弃对传统学说的尊崇，而以“科学”为旨归，表明陆氏囿于唯科学主义的“新、旧”二分法认知模式，忽视了知识的“空间性”。为此，陆渊雷还进一步论述了皈依科学的逻辑前提：“一事物之理解，只有一个真是，容有若干之说俱非，不容有两个以上俱是。若此者，当定其一是，去其众非。”[38](P1)具体到医学而言，“若不能彻底证明解剖之非，则气化不能与解剖同时俱存，若不能彻底证明科学之非，则哲学不能与科学同时俱存(指所谓科学医与哲学医而言，非泛指科学与哲学)，即使证明解剖与科学俱非矣，而气化哲学之说，未有实验以明其真是，则所谓气化与哲学者犹未能自立也”[38](P2)。
陆渊雷所谓“近者为用”以及“定其一是，去其众非”的认知前提，决定了“中医科学化”思潮对重构“中医理论”的设想。在陆渊雷看来，所谓“科学化云者”，并非“仅仅几部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翻腾注说”[40](P2)，更非简单采用一二西药西械，而是“当求原理上之彻底了解”[38](P5)。但是，所谓“彻底了解”只是“将国医学方法部分加以科学合理的说明”[38](P5)，而于理论则“宜大有更张”[38](P4)，“须阐发一部分，黜除一部分”[38](P6)。表面看来，陆氏的主张不无道理，可问题关键在于陆渊雷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原理，仅以五行岁露学说解释有效方药，与近世科学相去悬绝，而“西医的理论知识，虽不能说登峰造极，大部分已不能推翻，而中医除治疗方法外，其理论知识竟绝少——或可说是没有可取的，用了中医的治疗法，不用西医的理论知识，那就成了个医匠，不能算医学家，更谈不上学校和研究院了”[35](P9)。可见，其所谓阐发、黜除乃至更张的实质是以西医理论裁化中医理论。与此相似，谭次仲也主张以西医理论代替中医理论。他认为，医学以自然界的个体为研究对象，可分为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人类生理相同，“病理又岂有中西之异哉？”[41](P51)作为医学，不可能离开上述诸点而另外成立一种解释，“若要解释，若讲原理，就不许有丝毫的离开科学的立场多讲半句话”[42](P15)。谭次仲声称：“今若不曰气化而曰生理、病理、药理，不曰风而曰脑，不曰湿而曰胃肠，即所谓科学化矣。”[41](P47)因此，“中医科学化”对中医理论的重建是一种简单的替代论，是对中医传统理论的断然抛弃，即陆渊雷所谓“合之两伤，不如离之两美”[38](P3)，借助西医理论解释中医之特长，以使“国医学与科学不生隔阂”[38](P6)。
在提倡引进西医理论的同时，陆渊雷也在关注“人”的科学化，主张强迫中医加习科学，如生物学、物理、化学、数学等普通知识以及解剖、组织、生理、胎生等接近医学的科学和病理解剖、病理学、病原细菌、诊断等西医学。为此，陆渊雷还设计了改造中医生的初步方案，建议凡申请登记开业之中医，须兼考科学，“其年老执业已久者置勿问，听其营业，听其授徒，惟年在少壮以内者，限三年内补习科学，限内亦听其营业，限满考试而科学不及格者，然后加以制裁。中医固有之五行运气等反科学之说，愿传习者听之，不加禁止，亦不入於考试——如此办法，则新进者既皆成为科学化，年老者绝不妨其习惯上之利益，有益于学，无损于人，虽至顽固，亦不至反抗”[40](P3)。陆渊雷还以身作则，在自己的医学研究和教学活动中身体力行，“治病虽用中药方，理法则大体采用西医”[43](P49)。1931年，陆氏“采录西医生理病理细菌之说，以说病理；会集药征及化学之论，以说药物。现诸上古，验之当世，精思敏悟，成伤寒论近释八卷”[44]，同时为其遥从(函授)学生开设了生理、细菌等课程，“姑随意撰为一家言，随意教之信仰吾之学者，从事下层工作，稍布科学中医之种子”[40](P7-8)。加强中医生的科学修养，适当采用西法本来无可厚非，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陆渊雷参酌西医理论的目的，不是治疗技术上的借鉴和理论上的互证，而是在于以西医之理论完全代替中医的传统学理，即所谓“用中国药物治疗疾病，而用科学原理研究其方法学理”[45]，并且将这一结合视为中医科学化的正途，即所谓“科学中医”，这实际上意味着对中医本体的背离，带有明显的废医存药的倾向。
当然，“中医科学化”思潮中的激进主张，并非是为了消灭中医学，而是为了延续中医学的生命，促成它的新生。因态度鲜明、主张激进而享有“万绿丛中一点红”[46](P457)之誉的陆渊雷，一再强调其从事医学的目的是“一向想要沟通中西”[20](P1)，根本不承认“革命”的概念：“鄙人从事医学，於心於口，皆不自居革命，人或以医学革命推鄙人，不知事实故也”[40](P3)。在革命与改良之间，陆渊雷更倾向于以“改良”、“沟通”、“整理”等词汇来统括其科学化主张，即其妻沈本琰所言“摒去旧说，探寻(中医)得效之故，说以科学，乃所谓整理中医，亦所谓沟通中西，存其可存，而不存其不可存，捍卫中医，功莫大於此矣”[47]。而叶古红虽然倡言“医药革命”，但其真正含义却是“以科学新知识整理旧闻”，以“驯至诊断互参，融会中西”[31](P3)。
然而，陆渊雷等人所试图保存的并非中国传统医学，而是中、西医学共冶一炉后所产生出来的第三种医学[20](P27)。他们深信，科学将使“中医之名义面貌不能必存”，而中医之疗病技能，又使“中医之治疗方药必不灭亡”[47]，因此，将西医之理论与中医之方药相结合，共生一种新医学，成为“中医科学化”的理想目标。陆渊雷在《国医药整理学术大纲草案》中提出“使国医药融合世界医学，产生一种新医学”[38](P5)，谭次仲也极力主张合并两大医学而为一大医学，“立一说於此，使国医观之，靡不曰：然哉然哉，国医诚如是焉；科学医观之，亦靡不曰：然哉然哉，科学医诚如是焉”[41](P45)。这种医学，既不是中医，也不是西医，而是“中国的科学医学”，它“没有中西医的分别，只有中西药的取择”[48](P29)，是完全采用西医学理，“以国药为基础之科学医”[22](P477)。中医传统的阴阳五行等理论在此荡然无存，仅剩下方剂与中药，即中医界津津乐道的所谓“疗效和经验”。显然，这种“医学”不是中西汇通之医学，也不是现今之中西医结合医学，而是一种西医化的“中医学”。虽然陆渊雷等极力回避“中医西医化”这一概念，而乐道“中医之名虽亡而实不亡”[47]，甚至认为“必须这样才好算是沟通中西，必须这样才是中医学吸收西医学，并不是中医学投降同化于西医学”[20](P27)，但同样主张“中医科学化”的名医叶橘泉却一语道破其中的奥妙：“我则以谓中医不欲科学化则已，若欲科学化，即是西医化。因为除了以科学为立场的西医药理之外，世界上决无第二种科学可以拿来化我们的中医药学术。”[49](P65)
因为对西医理论的崇尚，“中医科学化”论者还对自身群体产生了一种厌倦情绪。陆渊雷虽曾因与西医激烈论战而名声鹊起，但在废止中医案后则不见其论争性文字，1933年《陆氏论医集》出版时，也没有把曾令西医界震怒的《西医界之奴隶派》一文收入其中。其原因除不愿与西医争一日之短长外，“亦不欲为今世所谓中医者保其饭碗也”[26](P18)，“我如今只求实际的学问，又不是中医的遗臣奴隶，何苦自欺欺人的偏袒着，自己弄得瞄不准学问的目标呢？”[35](P9)不仅如此，陆渊雷甚至对自己“中医生”的身份也产生了微妙的排斥心理，声称“然役物之繁省，费用之低昂，得药之难易，为多数平民计，西医似未适合国情，仆之用草木汤液治病，随俗姑称国医者，其故在此”[29](p44)。在论战中，谭次仲“对科学先进之西医，认定非我而当者吾师，非我而不当者吾友，岂敢出言不逊，唐突先进”[50](P103)，故未曾因废止问题与西医以言论相见，但却因医药问题与中医界“以笔墨相周旋者久矣”[50](P10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谭氏对于中医虽主张保存，“然决不反对废止”[50](P103)，“如仆之保存中医，而实未尝不废止中医之玄谬不合科学之大部，更谋积极的导之于完全科学化之坦途者也。诚如是，则中医虽存而亦存，不废而亦废，此亦一计也”[50](P105)。
“中医科学化”所隐含的西医化倾向及其隐含的逻辑结果，遭到了来自中医内部不同程度的批评。1933年，顾惕生撰文指出：“以解剖死尸为科学，以仿造西医为科学，则如是之科学化，无殊为死猪化死狗化，无殊为商贩化商品化，而将使中医之真价扫地无余，不独不能为中医助长其光明，而转为中医滋深其罪戾而已。”[51](P2)显然，此属意气之辞，但却鲜明地体现了部分中医界人士对中医前途的担心，即所谓“中国之学术，将不亡于整理之前，而亡于整理之后矣”[52](Pl0)。近代中医名家秦伯未虽赞同改造中医，却并不赞同激进手段。他认为，中医学说大多来自经验与自然界，且有事实以证明之，多合于科学之理，不能简单地“从‘化’字以陶冶之，遂使局外人常觉迷离惝怳，不循轨道”，而应“先从杂乱之中医学说中，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缜密之整理”[53](P8)。而杨则民在赞同科学整理中医的同时，更是旗帜鲜明的反对“中医科学化”，并警示中医界“以不相容而与之化，则自取灭亡而已”[2](P37)。
杨则民等人的忧虑，还可以从西医余云岫对待“中医科学化”的态度中得到证明。“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后，余云岫即对其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赞赏。根据余云岫的看法，当时的中医可分为三派，一是学点时髦，欺骗社会，维持营业的假面派，二是具有假面派特点，但时时良心发现，讲点极通明的话的沟通派，三是旧医学校里倒戈的青年觉悟派。陆渊雷等人属于沟通派中的一部分，是余氏所言的“持两端论调的人们”[13](P23)。余氏认为，“我们对于这一类人们，应该不怕讨厌，从详和他讨论，或者很可以使他觉悟”[13](p23)，“只要他们晓得科学化是旧医学现在必要的趋势，那末一步一步进去，总可以达到完全科学化的目的，到了真正完全科学化的时候，旧医就真正完全消灭了”[13](P22)。可见，“中医科学化”的逻辑结果，竟然和废止中医派的目标惊人的相似。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出现，未尝不是西医界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胜利[54](P89)。
20世纪上半叶，封建专制的瓦解和科学主义的勃兴，打破了中医延续几千年的生存常态，同时，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近代国家对现代性的追求，也急剧地压缩了中医的生存空间。中医虽然极力以疗效与国粹进行自我辩护，抗争不断，但在“科学”的语境下，中医始终无法清楚地表述自己，因而也就无法得到科学的承认。为了求得中医的生存和发展，中医界部分人士试图以“科学化”来改造中医，使其进入近代科学的体系，顺应社会进化的潮流，并释放其“违反科学”的道德重负。虽然这些主张对今日医学的发展具有某种借鉴作用，但其主要思想特征却是承认中医“不科学”的命题，否定中医传统理论和典籍的价值，全盘引进西医理论，其实质则是中医的“西医化”，不过是“废医存药”的折射而已，而其发展的最终结果也必将导致中医的消亡。
注释：
①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作主要有：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马伯英等著《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李经纬、鄢良编著《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医学思潮》，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编《中西医汇通研究精华》，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邓铁涛、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版；胡晓峰：《民国时期“中医科学化”回顾与思考》，《亚太传统医药》2005年第4期；何足道：《略论“中医科学化”及其危害》，载何足道著《中医存亡论》，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至目前为止，学界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医科学化或现代化的文章，但大多是讨论中医是否科学、应否科学化或现代化的问题，属于论争性文字，而非将历史上的“中医科学化”思潮作为研究的客体，在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