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经济制度创新的主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者论文,制度创新论文,主体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学理论中，许多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对劳动者在企业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着不同的认识。这说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新问题的理论及实践认识上需要正本清源，才能尽快实现两个转变，促进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者是经济制度的创新主体。这个主体观蕴含着政治、思想、经济及社会诸方面的内容。本文拟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原理并借鉴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合理内核，对劳动者主体观的经济内涵予以探析。
一、市场经济实现于劳动者主体
从经济学角度讲，所谓的市场经济就是通过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来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方式。这种运行方式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求贯彻等价交换原则。这种交换必然要求交换者具有主体性。马克思指出：“实际上，只要把商品或劳动只是看作交换价值，只要把不同商品之间发生的关系看作这些交换价值彼此之间的交换，看作它们之间的等同，那就是把进行这一过程的个人即主体只单纯地看作交换者。”[①]而“交换过程的各主体表现为商品的所有者。”[②]也就是说，劳动者主体是市场经济的必备要件。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结合是直接明了的。但市场经济却使个人由依附走向独立，劳动者生产资料的结合要通过市场上企业与劳动者双向选择的过程才能实现。就是形成一种劳动合同或合约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讲，可以说这种关系打破了计划体制中的人身依附关系，从经济关系上促进了独立个人的形成。使劳动者的经济“理性”[③]复归。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和交易主体。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④]劳动者。这个“理性”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劳动者劳动力自身所属权。表明自由人身，可以平等同企业建立劳动力买卖关系。二是劳动者具有了一定的财产所有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和处分权等。同时具有劳动权。三是劳动者同时受外部环境影响、受教育程度、个人内在素质、认识能力等因素的限制，因而也有“有界之理性”。[⑤]在计划经济的实践中，由于我们片面地理解了公有制。形成了劳动者一切依附于企业的不正常现象。从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子女入托上学就业等等大包大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劳动者的经济人主体已为人们所逐步认识。
劳动者的经济“理性”对市场经济的影响是双方面的。表现为：一方面，劳动者的经济“理性”进一步强化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首先，劳动者劳动力的自属性，使劳动者成为具有一定独立自主性的主体。它可以自主择业，按劳索酬，维护自己的合法“劳权”等。其次，劳动者个人财产的拥有既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也为劳动者迥避风险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证。从而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凭其资力、能力从事经济活动，参与市场竞争。第三，由于“理性”的“个人并不只关心物质收益和货币收入。对健康、声望、快乐以及其他非物质商品的追求可能诱致个人摒弃他可得到的最大物质收益。”[⑥]因而劳动者传统的主人翁地位和责任感意识仍将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种积极性是深深植根于我国劳动者的意识形态中，来源于劳动者对实现共同奋斗目标、共同事业的追求。来源于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责任感和义务。从而使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得以充分体现。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中，会出现人对物的依赖，如马克思指出：“劳动及产品只要通过交换表现为商品，就必然有物化的性质，进而必然产生人对物的依赖关系”。[⑦]这种物的依赖的出现，虽对打破旧体制中的人身依附关系及建立个人能力，个人关系的普遍性有积极作用。但对物的过份依赖，不仅会制约劳动者创造性和个性的确立，而且容易产生拜金主义、个人利己主义倾向，忽视主人翁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从而会影响到劳动者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另外，劳动者由于知识结构、社会层次、个人能力、技术水平乃至身体状况等方面因素的局限，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容易产生有关收益、健康、名誉等方面的短视行为，从而影响到劳动者群体的相对稳定性。进而影响市场经济的长期繁荣发展和效益效能发挥。
二、经济体制创新的最小成本取决于劳动者主体
经济改革实际就是进行经济制度的变革。其关键之处在于经济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变革的基本内涵是：“第一，任何单个行为主体（个人或组织与集团）在制度变迁和权利重新界定过程中实际追求的目标，皆是自由、效用或利益（净的货币收益与非货币收益）的最大化。第二，制度变迁过程的核心问题是权利重新界定和相应的私人利益调整……”[⑧]它说明市场经济中人们要怎样建立新经济制度；建立什么样的新经济制度；建立之过程设计。这个时期的经济制度一般说应具备三个功能：资源配置、激励和利益分配。那么历史地看，上述过程就
建立 保障是劳动者————制度————劳动者——……的循环链。我们假定除经济内部
（失衡时） （均衡时）的利益关系所形成的约束之外，无非经济的外部条件约束。当经济各因素失衡时，劳动者要建立制度，通过制度保障劳动者达到一定时期内的均衡态。在这里，要看到维持和推动此链节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可称之为革命创新成本。实践证明，改革创新的成本来自于利益分配格局变动之边际成本。如果在改善激励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出现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就会增大改革的成本。因为，第一，利益受损人的不合作或抵制会增大成本。第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代价会增加改革成本。第三，现实利益格局的稳定失衡而导致较大的社会动荡，会增大改革成本。在一定的条件下，过高的成本会使改革本身成为“不合算”的事情，而使其产生“时滞”或得不到实现。
过去十几年的改革，有的方面能顺利进展，而有些方面却困难重重，其根本点就在于利益分配的方式不同。当实施“帕累托改进”时（实际上是国家承载了成本）改革就顺利。相反，有些改革方案就举步维艰，难以实施。由此可知，对劳动者利益分配的均衡程度，决定了改革成本。欲降低改革成本，就必须尽量寻求减缓利益冲突，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方式。而这一切均取决于劳动者的选择趋向和承载能力。说到底，劳动者以及由劳动者组成的企业、集团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变革，才是改革的动力和阻力产生的真正原因。“改革中最难的难题不在于表面上的‘体制摩擦’，而在于这种摩擦背后的‘利益摩擦’”。[⑨]对改革成本的思考，应由劳动者们着眼于尽可能妥善地解决改革创新中发生的由劳动者们承载的各种利益矛盾。
三、公有制基础承载于劳动者主体
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⑩]邓小平同志也曾说，人民要当国家的主人，当生产资料的主人，也要成为劳动成果支配的主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全面理解马克思提出的“个人所有制”就是指每个劳动者必然对公有制财产的占有管理并担当相应的公有资产责任。同时享有相应的公有资产权益，也就是劳动者的公有资产责任的主体性。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中，劳动者公有资产责任主体性在实践中始终未能得以充分体现，只是名义上的“主人”，或者说是政治意义上的“主人”。劳动者只具有劳动的权益和责任，得不到明确的公有资产收益，当然也不承担责任，不关心或无从关心公有资产的完整和增殖。这正是公有制经济现行体制下的人人所有，人人无责任，资产增殖、效率不高的根本原因。目前，全民所有，表现为国家名义所有。国家政府只能将公有资产委托给国有经营管理机构和国有企业进行经营管理。这样全民（劳动者）通过政府再对经营管理机构和国有企业进行“个人所有制”效益监控，其约束肯定是乏力的。这样就难免出现个别国资经营管理机构和国有企业法人代表，在其经济“理性”的负面效应影响下，或者经营不善，致使公有资产不增值或负增值；或采取不正当行为，侵害公有资产中饱私囊，侵蚀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所以这个矛盾必须解决，这是经济制度改革的突破点。解决这个矛盾应从解开两个扣子入手。即：一是如何约束监督国家资产经营管理机构的代理人按照国有资产完整和增值的目标去经营；二是明确劳动者主人翁意义下的主体地位的制度安排及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实现“个人所有制”。
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关键是使劳动者享有明确的公有资产责任权力和收益，以使其切实承担起公有资产增殖或亏损的责任和风险。在我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管理体制下，存在着两层委托代理关系。一是全民（劳动者）委托国家政府来管理公有资产。全民占有生产资料，这是虚拟的、无形的。二是国家政府将公有资产委托给国有经营管理机构和企业进行管理，这是实在的、有形的。那么怎样改革经济体制，使无形变有形，有形更完善呢？首先，应虚实结合，通过相应的制度变革，赋予劳动者参与公有资产管理的责任和权力，使之有形化。如推行劳动者持股制度，进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成立劳动者参加的资产管理机构；强化职代会功能；企业资产运营状况向国资管理机构或职工代表大会定期汇报等。其次是权益结合。在落实劳动者责任权力的同时，赋于劳动者公有资产责任收益权。企业公有资产增殖、劳动者收益相应增加；资产运作不良劳动者亦承担风险和责任。使劳动者都成为能自主实现劳动权主体和公有资产公益权的主体。
四、劳动者意识形态的“资本”效应
意识形态本属哲学范畴。定义为关于世界观的一套信念。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进行研究实践，探索运用意识形态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在本质上是个人自主活动的力量，个人能力的充分发展是最大的生产力，而交往形式（或生产关系）是由个人自主活动创造出来并与其相适应的形式……”[11]在这一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家也作过一些有益探讨，如诺斯概括意识形态经济边际效应有三个特征。其中之一是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12]林毅夫则认为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代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13]若把两者结合起来看，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意识形态作为“资本”应有其特定内容。
首先，劳动者群体共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主人翁责任感”、“诚实劳动”、“勤劳致富”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等等。其次，劳动者个体的意识形态相对稳定。我国改革逐步稳妥地进行收入分配、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以及制度创新的潜移默化的渐进方式，但未剧变式的改革劳动者个人意识形态构成要素，避免了经济制度创新过程的振动或冲突。劳动者个人及集团都得到了改革的收益，从而使“理性”的人——劳动者们都形成了稳定的改革共识。第三，意识形态“资本”的价值也是可以用时间和效率来衡量的。效率是单位时间内的产出。意识形态资本的运用投入过程是无形的，同时又是能动的。因而其效率显现又是有形的。第四，意识形态的“资本”是可以通过教育投资而制造、增殖的。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氛围的教育和实践是向劳动者的意识形态“资本”的渐进补贴和投入。
这一特色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资本”的形成，具有独特的历史成因和现实内容。一方面，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实践中，劳动者的“主人翁责任感”较深地根植于思想之中，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起到了重要的历史性的作用。直到今天在改革从计划向市场转换实践过程中，劳动者仍然一如既往地发挥着主人翁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十几年的渐进改革进程中，在保证为国家大政稳定的同时，国家鼓励劳动者在当好国资“主人”的基础上，积极在“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下“先富起来”走向“共同富裕”。即推进那些最能导致大多数社会成员获益的改革，使进程始终获得大多数劳动者的支持。使改革进程在最小摩擦下稳步前进。
在经济制度创新的今天，重视并运用劳动者的意识形态“资本”更具重要意义。首先，劳动者是体制改革创新的开拓者、实践者。中国的改革、社会主义特色的经济制度的创新事业是一项浩大的人类课题，只有靠广大劳动者集体的智慧，才能顺利实施。只有靠广大劳动者的意识形态“资本”的较好运用才能产生巨大的效能。其次，劳动者是经济制度创新的实施者，更是利益风险的承载者。这个过程同样也是意识形态“资本”化无形为有形的一个“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意识形态“资本”的转化，将方案设想变成制度现实，要靠全体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氛围中进行“再生产”，能动地创造出“价值”和“使用价值”。第三，改革进程中的经济制度的安排、社会资源的配置、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都有赖于广大劳动者的意识形态“资本”投入后的产出反馈，这是最直接和简捷的改革路径之一，从而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成本。
当然，意识形态“资本”同样有其负面效应。其关键在于意识形态的进步与否，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对劳动者的正确的意识形态的培养，转化为积极的经济资本，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
总之，劳动者是经济制度创新的主体，这是时代造就、历史必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实现劳动者与公有制的最佳结合，即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同时，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所独具的意识形态“资本”又具有巨大的能力和效率。因此，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好劳动者主体问题，树立正确的劳动者主体观，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而不断走向繁荣。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92页，下册第462页。
③ ⑤ ⑥ [12] [13]《财产权力与制度变迁》第376页；第376页；第376页；第379页；第381页，三联书店。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9页。
⑦《资本论》第一卷第89页。
⑧⑨《中国过渡经济学》第64—66页；第59页，三联书店。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8—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