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成熟的路标——“中国电视喜剧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标论文,中国论文,研讨会论文,喜剧论文,成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月25日至27日，4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专家、学者和电视喜剧的导演、出品人、制片人欢聚津门，参加“天津喜剧电视节”组委会举办的“中国喜剧研讨会”，为美丽的津城平添一分喜色。
本次研讨会无论就与会者的数量、层次、代表性还是就讨论的广度和深度而言，都是以往同类主题研讨会所少有的。会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定名。专家们指出，本次研讨会的研究对象，连其名称至今也仍是众说纷纭，主要有三：“喜剧电视”、“电视幽默”和“电视喜剧”。大家认为，每种名称各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喜剧电视”可与“幽默小说”、“喜剧小品”、“喜剧性歌舞”等诸多约定俗成的定名构成严格对应的喜剧艺术样式系列；“电视幽默”则可将所有活跃于电视中的喜剧性审美现象囊括以尽，而不必顾忌其中喜剧性的含量有多少，比重又有多大。但如果考虑到我们的审美对象说到底是某种艺术形式的“电视”现象，那么称之为“电视喜剧”也许会有较多的便利之处，因为它可与一系列人们熟悉和习惯的电视艺术样式的定名造成对别关系，比如“电视剧”、“电视新闻”、“电视文学”、“电视广告”等，但需要指出的是，用“电视喜剧”定名有其严格的质的规定性和外延的确定性。“喜剧”一词本有三层内涵、外延均区别甚大的含义：一是指狭义的艺术形式，即戏剧与悲剧、正剧相对别的一种独立体裁；二是指广义的艺术形式，即各种带有喜剧性的艺术体裁；三是指美学范畴，即与优美、崇高、悲剧等范畴相对别的一种美的表现形态。有趣的是，当“喜剧”受到“电视”一词的装饰和制约时，在人们约定俗成的概念中，其外延便突然内缩了：从一种“美学范畴”径直退至一种“戏剧类型”，所包含的具体艺术样式主要为喜剧性的电视剧等，而除此之外的各种喜剧性艺术体裁以及带有某种喜剧因素，但这各因素尚未达到一定质和量的指数的非喜剧性艺术体裁则不得不被排斥在“电视喜剧”的概念之外。
与此密切相连的第二问题，便是“电视喜剧”所包含的艺术样式。与会者指出，“电视”一词有两层不同的含义：一指传播媒介，它与电影一样，是一种音像合一的综合性传媒，其包容性极大，各种艺术形式均可借助这一媒体进行传播。与此同时，它又是“电视艺术”的省略称谓，系指艺术作品的一种表现（而非再现、照搬）手段。只有借助于这各特殊的表现手段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方可称为电视艺术作品。而那些被原封不动地搬上电视屏幕的其他艺术种类，如戏剧、音乐演唱会、舞蹈、电影、绘画、时装、杂技、魔术等，则不能列入电视艺术之列，因为电视仅仅利用了别的艺术样式的特殊生产过程终点上的物态化产品，这些艺术产品并不是按照电视艺术语言的特殊规律生产出来的，电视的特殊艺术语言也不是作为这些艺术产品生产过程的必然环节而发挥作用的，它仅仅是复制原作、扩大原作的表现形式和范围而已。在这种情况下，电视尽管传达了美信息，但它不应列入电视艺术范畴，而应归于其他种类的艺术范畴，因为它所传达的不是电视艺术的美信息，而是其他种类艺术的美信息。
这里特别值得探讨的，是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电视录播的舞台小品”。一方面它的主要创造手段是戏剧，另一方面，由于电视在录播过程中也融进了自己所特有的若干艺术手段，如景别的处理（远、中、近景及特写）和拍摄角度的变化（俯、仰、平、斜摄等），因此，它似乎可以算作一种“准电视艺术作品”。
据此，专家们认为，“电视喜剧”的艺术样式主要应包括这样几类：一是喜剧电视剧（连续剧、系列剧、单本剧、短剧、微型剧）；二是通过镜头运动和蒙太奇组接等手段进行实景拍摄的电视喜剧小品；三是电视录播的舞台喜剧小品；四是电视动画系列片；五是电视相声；六是喜剧性的“电视广告”和“电视新闻”等。
与会者不仅研讨了电视喜剧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而且把关注点放在对我国电视喜剧历史的回顾和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发展的探讨上。专家们认为，中国电视喜剧走过的历史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60年代—70年代末为启蒙阶段。这一时期作品的形式比较单一，主要是单本剧或4集以下的短篇电视连续剧，如《老梅外传》、《小佳佳游园》等，此外仅有的样式便是相声剧，如《你看象谁？》。内容以歌颂为主，少量的讽刺也失之肤浅。从艺术上讲，人物、情节一般都比较简单，侧重于表现某个人物某个侧面的浅层次特点；电视化的程度也比较低，运用电视特技较少，且不够成熟。
80年代是全面拓展阶段。这一时期作品的形式有明显的突破和创新；不仅相继出现了一批中篇和长篇连续剧，而且开始出现系列剧，如潘霞执导的系列短剧《多棱镜》；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推出了“电视录播的舞台喜剧小品”；1987年，天津电视台导演俞炜推出了实景拍摄的电视喜剧小品《哈哈集》。从反映的内容看，歌颂的比例有所下降，比较深刻地讽刺了阻碍改革开放的传统观念和消极社会因素。从艺术上讲，开始追求风格的多样化，出现了反映中国电视喜剧较高水平的作品，如单本剧《不该将兄弟吊起来》（1986）、短篇连续剧《大马路，小胡同》（1987年）、微型剧《哈哈集》（1987），以及喜剧小品《芙蓉树下》（1987）、《超生游击队》、《大米与红高粱》（1989年）等。
90年代进入了繁荣阶段。这一时期除较多地出现了长篇系列剧外，还首次推出“情景喜剧”和“电视相声”。特别是涌现出一批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轰动效应的中国电视喜剧的代表作，如长篇连续剧《围城》（1990）和《宰相刘罗锅》（1995）、长篇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1991）和《而立之年》（1996）、长篇情景喜剧《我爱我家》（1995），以及方言连续剧《傻儿师长》（1992）和《山城棒棒军》（1996）等。
专家们认为，90年代这批优秀作品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喜剧的整体水平开始趋于成熟。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逐渐形成几支有实力、有影响的电视喜剧创作队伍，这就是：与相声有着不解之缘的“京津喜剧”；与“二人转”等东北方曲种有着深刻渊源的“关东喜剧”；以川剧、楚剧等地方戏中的“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为基础的“巴蜀、武汉喜剧”；以滑稽戏为基础的“上海、江浙喜剧”；来自黄土高原的“大西北喜剧”；以粤剧为基础的“粤、港、台喜剧”；反映部队生活的“军营喜剧”；兼收并蓄、集大成的国家队——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视剧艺术中心。本届“天津喜剧电视节”所评出的12部“新时期电视喜剧优秀作品奖”获奖作品囊括了近十多年来的佳作，这次评奖活动是继1996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电视喜剧展播之后，关于电视喜剧艺术的第二次全国性重要活动，是中国电视喜剧从稚嫩通向成熟的一枚路标。
中国的电视喜剧今后应如何进一步发展？与会的专家们认为，一是要呼吁广大观众和各级领导理解喜剧，宽容喜剧，支持喜剧，为电视喜剧提供一个创作自由、艺术民主的生态环境和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二是要进一步恢复中国喜剧艺术的讽刺传统和电视喜剧所特具的讽刺功能，正确理解讽刺，正确实施讽刺，让中国观众欣赏到有深度、有内涵、有品位的真正的电视喜剧艺术；三是要拓宽电视喜剧的路子，下功夫发展系列喜剧、情景喜剧、音乐喜剧、漫画喜剧等多种电视喜剧样式，呼唤多样化的喜剧精品；四是要在继续推出高档次的喜剧明星的同时，下功夫培养出跨世纪的青年一代喜剧人才，呼唤喜剧艺术的新面孔。
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士还积极为中国电视喜剧的发展出谋划策，希望今后每年由中国视协电视喜剧研究会有针对性地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一套研究论文集，建议将这套系列丛书定名为《喜剧电视在当代中国》；每两年举办一次电视喜剧评奖活动；筹建中国电视喜剧基金会，奖励矢志于电视喜剧事业的优秀人才和优秀作品。
本届“天津喜剧电视节”是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和天津广播电视局主办，中国视协电视喜剧研究会和天津哈哈艺术公司等单位承办的。经于广华、邵牧君、罗艺军、余倩、童道明、蔡骧、彭加瑾、陈孝英、徐志、严石、徐企平、俞炜、汤吉夫、张春生等14位专家组成的评委会反复审议，评出的12部佳作是：《围城》、《宰相刘罗锅》、《而立之年》、《山城棒棒军》、《傻儿师长》、《编辑部的故事》、《不该将兄吊起来》、《大马路，小胡同》、《旱鸭子下海》、《我爱我家》、《五朵金花的女儿们》。与此同时，电视节组委会还向多年来为我国电视事业默默奉献的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阮若琳，中华喜剧美学研究会会长、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名誉所长陈孝英，天津电视台“哈哈TV”制片人、国家一级导演俞炜颁发了“特殊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