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美学的现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美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将马克思作为一个独特的和革命的现代思想家来讨论他的美学问题。这要求两方面的划界：一方面，马克思的美学如何有别于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特别是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意志唯心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美学又如何不同于尼采和海德格尔等其他现代西方思想家。通过这种划界，马克思美学将获得自身的规定性。这也将显示出马克思思想的边界，而它正是当代人对其继承和发展的起点。
与德意志唯心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也谈论美和艺术问题，但美学在他们的哲学构架中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德意志唯心主义者的基本主题是理性，而理性的建筑结构规定了理性建筑术。作为体系制造者，哲学家在他们构造思想体系的时候将美学作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近代开端处的康德，为了克服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矛盾，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之后引入“判断力批判”。在近代终结处的黑格尔的“哲学全书”，包括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精神哲学描述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发展，而绝对精神的道路则是由艺术经宗教到哲学。总之，德意志唯心主义的思想始终围绕真善美（知意情）来探讨理性的不同维度，这使所谓的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成为了哲学的必然构成。马克思和其他现代思想家如尼采、海德格尔对于近代思想的叛离是颠覆性的。这在于他们不仅将所谓的理性问题转换成存在问题，而且也给真善美、知意情等一个存在论的基础，由此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主要部分已失去了其根本意义。正如哲学成为了非哲学，美学也成为了非美学。不仅如此，传统的诗学和艺术哲学也只是保留了一个空洞的名称，所剩下的只有美的问题和艺术的问题，而它们又不过是一个有关存在的问题而已。这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包括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但其整个理论的基石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其核心是现实的社会存在，亦即人的物质生产劳动。马克思关于美和艺术问题的思索都深深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
历史唯物主义既使马克思不同于近代的理性哲学，也使他有别于其他现代思想。人们将现代思想区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并试图将马克思归属于其中一种，如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晚年马克思的科学主义（《资本论》）等。但现代思想不能简单地分成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而马克思更不能轻率地描述为一个人本主义者或科学主义者。马克思与现代思想的关系的阐明依赖于对于现代思想的问题的清理，以及马克思与这些问题的关系的揭示。一般而论，现代思想可以分成三个维度：第一是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人的存在的问题，如尼采和海德格尔等；第二是意识问题，如现象学；第三是语言问题，如解释学。但存在问题是规定性的，这就使所谓的意识和语言问题都置于存在的基础之上。如果将马克思进行归类的话，那么他无疑属于存在问题这一维度，与尼采和海德格尔共属一个思想家族。然而他们的存在具有不同的意义。尼采的存在是权力意志，它是生命的冲动和追求。海德格尔的存在是真理的发生，它是既显现又遮蔽的林中空地。但马克思的存在是社会实践，它是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存在意义的差异也导致了美和艺术的意义差异。尼采认为艺术是权力意志的直接表达，海德格尔强调美是无蔽的真理自行设入作品，而马克思则在劳动过程中揭示美的奥秘。因此理解马克思美学的现代意义，必须把握马克思的存在观，亦即劳动观：正是劳动，一方面构成人与动物的区分，另一方面构成人与自身的区分。
一、人与动物的区分
马克思把人看成是动物，但不是一般的动物，而是一个特别的动物。因此人和动物之间存在一个最微小的缝隙，但它又是最难以逾越的。
为什么人与动物的关系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在西方的历史中，主要不是人与动物的关系而是人与神的关系形成了主题，这尤其是在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古希腊认为神是不死的，因而是长存的，而人是要死的，因而是短暂的。阿波罗神殿前的箴言“认识你自己”，意味着人要认识自己不是神而是人。中世纪相信神是造物主，而人是受造物，人背离了神并因此要皈依神。只是在近代以来，神或者上帝对人失去规定性之后，人们才首先考虑的不再是人与神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动物的关系。
近代以来的哲学对于人和动物关系的思考，基于人与其它存在者关系的确定。此时的世界是由人和自然所构成的整体。在存在者整体中，矿物、植物、动物、人和神都以自己不同的存在方式存在着。其中当然保存了人与神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已经变成人和自身神性的关系，亦即人和理性的关系。与此相关，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以及人与动物的关系突显出来。这是因为人和自然虽然也同属一个世界，但人作为主体又与作为客体的世界相分离，并去设立它，生产它。这就使人与自然划界，与动物划界。
那么人与动物的界限立于何处？人与动物可以作出许多区分。如生理上，人最显明的特征是直立的双脚和灵活的双手，还有大脑以及其他面部形态，而动物，哪怕是最高等的动物也不具有这些。可以说，人与动物的生理性的差异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存在的，因此其区分是无限的。但这种区分可多可少，并不具备决定性的意义。饮食上，人熟食，动物则生食；性行为上，人可以在任何时令做爱，而动物则只能在特定的季节交媾。但所有这些人与动物的界限都是似是而非的，因此是模糊的、朦胧的。这要求寻找一条明晰的分界线，它使人与动物相互之间不可逾越。自古希腊以来，人就被规定为理性的动物，理性成为了人与动物的区分。但这一点只是在近代得到强调并形成主题。理性是思想，而且是自身建立根据的思想。作为理性的动物，人不同于神，因为神不是动物，而只是理性的存在。同时人也不同于动物，因为动物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人一旦被规定为理性的动物，这就意味着理性是人的最高尺度，并作为人思考、言说和行动的准则。惟有如此，人才能规定自己并规定他的对象（世界）。在这样的意义上，人才是自由的，并因此成为公民。所谓启蒙，所谓在近代意义上的现代性，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人自身。
马克思所处的现代依然注重人与动物的区分，但其最终界限不再是理性，而是存在。存在比理性更为本原，而存在本身却是超理性、超逻辑的。于是人的规定不再是作为理性的动物，而是作为生活者、存在者和生产者。尼采从生命和权力意志来解释人的本性，而生命是欲望，是它的保持和上升。不是动物，而是人才将权力意志作为自己存在的规定。海德格尔将人理解为此在，亦即立于林中空地的存在者。动物虽然存在，但惟有人理解了自己的存在。作为此在的人是一能死者，他能以死为死。但动物没有人类意义上的死亡，它们生命的完结不过是倒毙。因此人要首先规定为能死者，然后才能规定为理性的动物。与尼采和海德格尔一样，马克思也放弃了把人规定为理性的动物，而是将人置于存在的领域。但马克思将人的存在把握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成为了马克思思想中人与动物的最后分界线。
马克思对于动物与人的区分主要是鉴于它们的生产活动，并对此作了许多现象描述，如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前者直接相关肉体，后者则能摆脱肉体；前者生产自身，后者生产整个自然界；前者的产品与肉体相连，后者则能自由与产品相对；前者按照自己所属的尺度，后者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并将人内在固有的尺度给予对象。总之，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将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和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分开来。
显然，马克思并不注重人与动物在生理上、心理上和生活习性上的差异，而是注重它们在生产活动方面的不同。这是因为生产活动是人与动物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和显现方式，而生理、心理和生活习性等都会在生产活动中显示出来。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将人本身不是看成一理性的人，而是看作一生产者；同时，人也不是一思想的生产者，而是一物质的生产者。这使马克思只能从生产活动方面来区分人与动物，而其他方面的区分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马克思将人的生产规定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听起来仍然如同人是理性的动物：如果将理性和意识都把握为人的思想，而不考虑它们自身的差异的话，那么理性和意识是同义的，而动物类的特性就是生命活动，有生命活动的存在者就是动物。事实上，马克思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仍然使用了德意志唯心主义的语言，这特别体现在关于意识或理性的理解上。在区分人与动物时，马克思指出人的活动因为是有意识的、对象性的活动，所以才是自由的活动，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是人的类的特性，这基本上沿用了近代理性哲学的话语。理性哲学将人看成是理性的动物，而人具有理性意味着人拥有自我意识，这又同时意味着人具有对象意识，正是如此人才能设立自我和设立对象（世界），并因此是自由的。然而，马克思对生命活动的理解却有与德意志唯心主义完全不同的意义：它不是理论活动，而是实践活动，亦即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人的生产是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而这成为了人的存在的确证。与此同时，马克思将人的生命活动与意识不是相互分裂，而是合为一体，亦即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活动作为存在才是那些分离的、纯粹的思想的基础，而不是如同唯心主义那样作得相反。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的作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人改变了传统的作为理性的动物的人，将一个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
二、人与自身的区分
对于马克思获得人的规定这一努力来说，人与动物的区分不过是其准备性的工作，而人与自身的区分才是其根本的问题。这是因为人与动物的区分只是说明了人作为生物的类的特征，而不能阐释人的世界和历史的本性，不能显示出人与人的差异。人的世界的建立和历史的发展不是通过人与动物的分离，而是通过人与自身的分离而实现的。这种分离，就是人与自身的区分，亦即与人自身的现实给与性的区分。这一区分使人的规定真正得以实现。
不同于人与动物的区分，人与自身的区分一直成为了西方思想的主题。从古希腊经中世纪到近代的划时代性的变化，就是人的规定的变化，亦即人与自身区分的变化。在古希腊，人与自身相区分而成为英雄，其美德是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在中世纪，人与自身相区分而成为圣人，其美德是信、望、爱。在近代，人与自身相区分而成为公民，亦即自由人，其美德是自由、平等和博爱。在这每一个时代的人与自身的区分之中，人的规定都保持了和神的密切关联。英雄的命运，不管是他的幸运还是厄运，都离不开诸神冥冥之中的祝福或诅咒。圣人是那意识到自身罪恶并皈依了上帝的人，他们是上帝福音的使者。公民作为自由人是合乎人性的人，而人的人性是人的理性，但理性是人自身的神性。在这样的意义上，西方历史上的人的规定又是被神性所规定的，也就是所谓的“人神同在”。
虽然马克思所属的现代思想也追求人的区分，但它基于一种与古典时代完全不同的生存境遇，即“上帝的死亡”。只要上帝是最高的理性自身，那么上帝之死也是理性之死。同时只要人被规定为理性的动物，那么理性之死也是人之死。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人如何与自身相区分？对于尼采来说，人要与末人相区分，而成为超人。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人要与常人相区分，而成为能死者。尼采的超人和海德格尔的能死者都不再是传统的理性的人，而是一个存在的人，一个比理性的人更为本原的人。超人是大地的意义，而不是居于天空充当另外一个上帝。而能死者在天地人神的世界中，居住在大地之上和苍天之下，能以死为死。但尼采和海德格尔所经验的现代性是一个独特的时刻，前者称之为正午时分，即上帝已死但超人尚未诞生；后者谓之为过渡，即人不再是理性的人，但尚未成为能死者。因此超人和能死者是一个未来的人和将来的人，他们成为了现代人的规定。
与尼采和海德格尔相似，马克思对于现代人的规定也是借助于一个将来的人和现在的人进行区分，这就是人与异化劳动者（雇佣劳动者）相区分而成为共产主义者。这是马克思思想中的核心问题，只是建基于这种区分，马克思才展开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批判和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憧憬。
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者的分析展开于关于异化劳动的分析之中。异化的本意是陌生化和疏远化，即一个事物不再成为其自身，并成为其对立面。但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主要意义并不是思想性的，如黑格尔的精神异化，也不是道德性的，如一些人道主义者所做的那样，而是存在性的，它是对于现代人生存境遇尤其是劳动的描述。而劳动异化之所以可能产生，是因为劳动本身正是外化，而外化正是对象化。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却是：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异化。因此对象化和异化是劳动的两面，而异化建立于对象化的基础之上。但对象化活动不是对象的对象化活动，而是主体的对象化活动，即主体将自身对象化。这已经设定了一个“主体／客体”二元关系的模式，而它正是德意志唯心主义的基本概念。近代哲学的人是理性的人且具有自我意识的人，这样一个自我作为主体设定主体自己，同时也设定它的客体（对象）并达到主客体的统一。马克思的对象化活动的理论接受了这种思想，但对它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其关键在于，意识的主客体关系变成了劳动的主客体关系，而且劳动自身作为本原性的存在，是主客体关系建立的基础。
对异化劳动的本性，马克思从四个方面予以了分析：人与产品，人与劳动，人与类本质，人与人。
第一，劳动产品，亦即劳动所生产的对象虽然是人生产的，但它成为了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劳动者，并与之对立。于是整个劳动的对象，也就是感性的外部世界不再成为人的劳动对象，成为生产的资料和生活的资料。这导致人成为对象的奴隶，他接受劳动的对象（生产和生活资料），并只有作为片面的生产者（劳动者）和片面的生活者（肉体的主体）才能生存。
第二，劳动对象的异化是劳动活动异化自身的结果。劳动过程的异化表现为：它是外在的，不属于人的本质，因此它不是人的肯定，而是人的否定。于是从事劳动不是需要的满足，而是满足需要的手段。另外劳动不属于劳动者自己，劳动者在劳动中也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他人。
第三，异化劳动使劳动对象异化和劳动活动异化，也使人的类的本质异化。它把对人说来的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而使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的类的生活的目的。
第四，当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对立的时候，他也与他人相对立。同时人的各种异化只有通过人与其他人的关系才能实现。这使每一个人作为异化的人来面对其他作为异化的人，不管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
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分析展现为从劳动对象经劳动活动到劳动者这一过程，而劳动者又分成劳动者与自身的关系和劳动者与他人的关系。从劳动对象经劳动活动到劳动者实际上经历了从客体到主体的转换。虽然马克思采用了近代哲学的“主客体”的思想模式，但他却放弃了从主体到客体，而是从客体到主体。这是因为马克思从存在者出发，从现有的事实出发。但事实就是劳动的直接存在的形态，即劳动产品，而劳动过程和劳动者都必须显现于劳动产品之中。同时，马克思也没有设定孤立抽象的主体（劳动者）和客体（劳动产品），而是始终将它们置于劳动活动自身的分析之中。
现代人作为存在者就是异化劳动者。但马克思的思想要求人与之相区分，成为共产主义者，他才是人真正的规定。对于马克思的这一人的规定，现代汉语译为“共产主义者”，但这是一流行的译法，而不是准确的译法。马克思所憧憬的不是共产，不是私有财产的普遍化，而是共同生活，共同生存，如同中国古代哲人所梦想的大同世界。因此“共产主义”应理解为共生主义，“共产主义者”应理解为共生主义者。
那么谁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是被共产主义所规定的。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它是人通过人并为了人而对于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的本性的全部复归。总之，共产主义者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合乎人性的人，一个获得了现实自由的人。他不仅与动物相区分，而且与异化劳动者相区分。对于人的本性和人的历史的理解，马克思采用黑格尔的辩证法：肯定（人的本性），否定（异化），否定之否定（异化的扬弃和人的本性的复归）。但这一辩证法不是线性的，因为异化劳动的产生和异化劳动的扬弃走着同一条路。当然，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形态只是将来的，而共产主义者作为人的理想也是将来的。
马克思始终将人的本性置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生成之中，于是共产主义也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最高发展，它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是它们的和谐与合一。同时共产主义也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克服，是他们的共同存在。在此我的存在就是你的存在和他的存在，反之亦然。于是共产主义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而共产主义者就是一位自然主义者的人道主义者。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共产主义者作为人与异化劳动者和区分而获得的人的规定，同人与动物的区分仍然具有深刻的关联。动物与人相较，前者是不自由的，后者是自由的。但人作为类的特性的自由是抽象的、空洞的，因为人的现实正是非自由的。在异化劳动中，人作为动物时才是人，而人作为人时成为了动物。这要求人与非自由的人相区分，成为自由的人，并成为真正的人。共产主义不仅使人与异化劳动者的区分得以完成，而且也使人与动物的区分得到真正的实现。因为异化劳动者是动物性的，共产主义者才是人性的。
三、美的规定
马克思关于人的规定亦即人与动物的区分和人与自身的区分给他关于美的规定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因此必须鉴于人的两重区分来把握美的两重规定。首先，马克思就人与动物的区分来规定美的意义。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将内在固有的尺度给予对象，因此人也按美的规律来塑造。其次，马克思就人与自身的区分来规定美的意义。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了畸形，在此人是异化劳动者，而人作为共产主义者将是美的实现者，是人的解放和感觉的解放。
就动物与人的差异而言，动物不是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而只有人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动物之所以不能，是因为它只是依据其物种的尺度，且只是本能性的、无意识的。而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能够超出其物种的尺度而把握其他物种的尺度，并且能够将自身的尺度给予其他物种，同时，人的生产是超本能的、有意识的。但这样一种美的规律究竟是什么样的规律？美的规律可以理解为自然王国的必然性，由此人与动物的差异可描述为人把握了这个规律，而动物没有。但马克思认为这种必然性统治的王国只是黑暗王国，没有光明，没有自由，因此没有美的规律的存在。美的规律还可以理解为理性或精神的设定的规则，如同德意志唯心主义所做的那样。显而易见，不是动物而是人才能领会这一规则，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不是理性或精神王国，而是现实王国。这就使美的规律作为精神法则并创造现实成为一种幻想。因此，所谓美的规律实际上只是人的现实的规则亦即其生产的规则。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生产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人改造自然的活动，是人内在固有的尺度和其他物种的尺度的统一的活动，并因此是主客体合一的活动和自由的活动，于是美的规律就是人的规律，即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如果说美的规律是人的生产的规律，那么不仅动物，而且整个自然界都不存在这样的规律；同时，不仅神灵，而且整个意识领域也不存在这样的规律。这样就使马克思在美学上彻底告别了机械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
根据马克思对于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亦即自由的理解，劳动创造了美。这只是基于人与动物的区分，基于对人的类的一般特性的描述。但马克思所经历的现代却是人的本性被剥夺的时代，亦即异化的时代，这具体表现为劳动的剥夺和劳动的异化。因此马克思所经验到的首先不是人的自由的活动，而是人的非自由的活动，不是美的创造，而是美的否定。于是马克思一方面说人不同于动物，劳动创造了美，但另一方面说人的现实是异化性的，劳动使劳动者成为了畸形。而异化的现实才是现代人的基本生存处境。这样马克思的美的规定不仅要求人与动物的区分，而且要求人与自身的区分。此种区分表现为共产主义和异化劳动的区分，美的实现和美的否定的区分。
异化劳动作为美的否定关键在于它不是自由的活动，而是不自由的活动，因此是非人性的活动，也因此是动物性的活动。这实际上在异化劳动的各个环节已经显示出来，即人与对象的异化，人的劳动活动自身的异化，人与类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也导致了人的感觉自身的异化和感觉对象的异化。人的感觉不再是人性的感觉，而是非人性的感觉，它不再是自由的感觉，而是非自由的感觉。这种异化的感觉只是成为了对于对象的占有感，即当我占有也就是消费对象时，对象才是我的，否则就不是我的。与人的感觉的异化相对应，感觉的对象的异化使对象失去了可感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变得单一和贫乏。感觉对象向人的感觉所显现的只是它们的可被占有和可被消费的方面，而它自身作为存在物的特性则隐而不露。在感觉自身和感觉的对象双重异化的情况下，美的感觉和美的感觉的对象也被双重剥夺掉了。
共产主义作为美的肯定正是对于异化劳动的否定。作为完整的人，人将自己的本质据为己有，并将属人的现实据为己有，但这不是私有制下片面的占有方式。作为人的解放，共产主义也是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因此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于是感觉的主体和客体方面成为人性的。就感觉的主体而言，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成为了理论家。这意味着感觉不仅超出了异化的感觉亦即片面的感觉的限制，而且也超出了感觉自身的限制，使感觉成为超感觉的，也就是自由的、审美的。就感觉的客体而言，对象摆脱了其有限的功利性，而展露其超功利性。这使对象一方面成为人性的，即人的丰富本质的对象化，另一方面成为物性的，也就是成为自然物自身，这样一个既是人性的又是物性的对象就是自由的对象和审美的对象。感觉的主体和感觉的客体的人性化显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人性化，同时也显现了人与人关系的人性化。我的感觉变成他人的感觉，他人的感觉变成我的感觉，这种感觉的交流使个人性的器官变成社会性的器官，因此审美的交流成为可能。
马克思美的理论不是关于美的鉴赏力判断的分析（康德），也不是关于艺术的哲学思考（黑格尔），而是关于美的存在的研究。这种存在性的探讨属于马克思哲学的根本问题，亦即人的规定和人的两重区分。因此马克思的思想没有独立的美的本体论，而只有一个与人的本性（与动物相区分）和人的解放（与异化劳动相区分）生死攸关的美的问题。这使他在美的规定上不同于德意志唯心主义的理性美学，将美看成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也不同于现代西方美学对于美、美感和艺术所作的各种经验的判断。马克思将美的问题置于人的存在的基本问题之中，这让它进入了现代思想的核心。
四、感性作为现代性
从近代（古典）思想到现代思想的转换是由理性到存在，而存在理解为人的存在、生存、生命与生活，因此这个存在就是感性。感性不再是感性认识，而是感性存在。在这样的意义上，现代性就是感性。作为现代思想家，马克思的人的规定（亦即人的区分）和美的规定都为感性所规定。
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不是虚构的原始状态或理想状态，而是现有的事实。马克思所理解的现有的事实就是人的存在、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劳动。作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的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能动的建立。人作为主体改造作为客体的自然，因此劳动是人的对象化的活动。在这样一个劳动活动中，不论是对象（自然界）和主体（人）还是活动本身，都是感性的。
从劳动的客体来说，自然就是一个外部的感性世界。没有自然界劳动者就不能创造什么，因为自然界是人的劳动实现的地方。自然界一方面作为人的理论的对象，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作为人的实践的对象，是人的生产和生活材料。从劳动的主体来说，人自身就是一个感性的存在者，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与自然不可分离。吃喝性行为就是人生命活动中与自然发生关系的最平常但又最重要的证明。从劳动的活动自身来说，它也是感性活动，因为它不是理论的而是实践的。这种实践是人的本质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的统一。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就是人的本质的感性显现，而自然的人化正表现为人化的自然。它们都是感性在实践活动中的自身生成。
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感性特性也决定了社会的感性属性。人的感性和自然的感性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成为人的感性和自然的感性。人创造了社会，社会也创造了人。社会使人的自然的存在成为人性的存在，同时社会使自然自身既是自然性的又是人性的。因此社会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种社会就是人的实践本身和生活本身。
因为感性是生活的基本特性，所以它也成为了科学的基础，这在于科学和生活具有同一基础：人化的自然。自然科学通过工业进入人的生活，这使自然科学成为人文科学的基础，并使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成为同一门科学，亦即人的科学，而它的对象就是感性。人的感性和自然的感性是同一的，即人化的自然。这正是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和回归点。马克思美学的问题不过是，感性还不是审美的，但感性要成为审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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