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的人地观认识农村经济发展_可持续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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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从发展观的演变入手,分析了人地关系现状。认为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内容、以谋求人地协调发展为目标的人地观,应成为正确认识人地关系并处理各种人地矛盾的全新的人地观。人地非和谐问题在我国集中地体现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上,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说,运用全新的人地观正确认识并解决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PRED[,E]协调问题是当务之急,强化可持续发展意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依靠科教兴农、加强宏观调控、合理使用农资,是谋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 人地观 农村经济 可持续发展 PRED[,E] 科教兴农

人地观是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广泛领域内的一个古老课题,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时代性。中国自古以来,对人地关系就有种种论点。先秦著作《礼记·王制》中有:“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带有明显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而孟轲在《孟子·公孙丑下》中则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是人定胜天的人地观。东汉王充在《论衡·明雩》中指出“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显然他反对人地关系的绝对化。无论何种人地观,对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经济乃至文化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对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我们应当树立起全新的人地观。尤其是人地关系最直接而人地矛盾又十分尖锐的农村经济的发展,更应以新时期的人地观来指导实践。

现代人地观涉及到地球表层各种有机生物系统,及生命体的无机环境与人类全部行为活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的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到以追求文明昌盛为主旋律的今天,经济地位日益突出,甚至政治问题亦日益经济化。自然,以物质生产和精神享受为核心内容的人地观,成了认识人地关系的主流。经济的发展必然离不开人力和资源,而资源又取之于环境。所以,经济发展的特质直接影响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关系。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人地观,在发展演替上大致经历了几次大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以商品生产为中心的单纯经济增长发展观,到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的转变。以沃尔特·罗斯托、威廉·刘易斯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观,就是一种以单纯经济增长为核心内容的人地观。核心内容是如何获得经济上量的增长,“发展”与“增长”是同义的。这种人地观指导下的实践是对高速增长目标的狂热追求,在这种短视观指导下必然是掠夺性经营,结果造成灾难性后果。尤其是二次大战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急于追求经济的短期奇迹,加上国际范围内不合理的经贸旧秩序,在“高生育—低死亡—高增长”的人口再生产模式下,涌现出层出不穷的恶果。教训是深刻的,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只有量的短期高速增长而无质的发展,只能是恶性增长。于是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第二次人地观的飞跃。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人类活动不仅包括经济活动,同时还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等广泛领域的活动。综合发展观较之以经济为核心内容的发展观,能更准确地反映人类活动广泛内容之间相互影响、互为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但作为一种人地观,并无实质上的突破,因为它强调的是人类自身诸行为活动间的平衡,协调及全面发展,而没有意识到人类活动是在地球表层内的活动,环境、资源总象一只无形的手制约着这一切,没有揭示出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协调发展的必要性。显然,在人地脱节的条件下,索求是无止境的,自然系统的负载日益深沉,人地矛盾日益突出。时至今日,人类已清醒地认识到仅协调人的关系是不够的,仅为当前状况下当代人的全面发展、全面享受(物质的、精神的)着想的价值导向是不可取的,意识到了这点,人地观才有了真正质的飞跃。这一全新的人地观是由环境问题而生,最早于1972年斯德哥尔摩世界环境大会提出。80年代欧洲50多名经济学家创立的“生存经济学”明确将这一人地观概括为“可持续发展观”。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则要求在发展过程中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1992年在巴西首都联合国环发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全球携手保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已成了全球的共识。

现代的人地关系问题,不仅是协调人类自身内部多层次多领域全球范围内的时空关系,更重要的是协调人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生态环境的持续平衡下,才能实现人类自身的协调与发展,显然,现代的人地关系问题是与“可持续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持续发展涉及到P、R、E诸多方面, 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考虑,它们与发展的关系是人地关系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人地关系的中心是人口( Population )、 资源( Resource )、 环境(Enviroment)问题,即PRE与发展(Development)相互协调的PRED关系问题。协调人地关系, 本质上就是协调PRED 关系。 以经济为中心的PRED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的子系统,可以简写为PRED。

PRED[,E]协调首先是在PRE协调的基础上并在P、R、E控制下的经济发展,不同经济地域间进行开放性的物能交换,从而实现不同经济地域间经济上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PRED[,E]协调包含两方面。其一,空间上的协调。每一个经济地域单元都是在特定的P、R、E 条件控制下的区域内协调,从而实现本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保证更高一级经济地域单元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使其受制于更大范围内高一级P、R、E条件, 且使其所含的各次一级经济地域单元进行充分的物、能、信息的开放性流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某一特定地域内P、R、E 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进行重组、实现最佳配置。其二,时间纵向序列上的可持续性,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要求。不仅要求在某一特定时序断面上实现最佳数量增长,更重要的是应保证经济在整个时序上都有量的增长,即实现发展这一最终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在人地观上不应把人的无限需求置于人地关系的中心,而应把人的无限智慧置于中心,因为PRED[,E]的协调最终依赖的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

PRED[,E]协调发展理论是人地关系论的现代发展,其核心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可持续的协调发展,它为人类活动的所有经济领域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作为两大经济发展的地域空间,农村经济的发展较之城市经济来说,更能直接地体现出人地关系,农村经济地域的PRED[,E]协调显得更加重要。“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本”,这种土地、资源、环境对农村经济的直接的制约关系决定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然而,我国在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走的是一条非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近年来,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这些已经构成了我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清醒地认识这些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1、农村人口问题日益尖锐、复杂。 农村人口问题是关系到农村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农村人口的非合理增长必然导致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双向恶化。同时,从经济效果看必然出现劳动生产率低、农副产品商品率低、失业率高,引起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中国的人口问题可以说主要是农村人口问题,就目前说,主要由三方面构成:①农村人口与农业资源日益尖锐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人增地减环境承载状况日益恶化。②低素质的劳动力与科技含量日高的集约化农业、商品性农业、大农业发展的矛盾。③农村剩余劳力日益增加与就业容量有限的矛盾。

农村人口问题中最严峻的是农村剩余劳力问题。自80年代末以来,农村剩余劳力一直保持在1.2—1.5亿之间,流动规模越来越大。我国农村人口的大量涌现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环境中产生的。简单地说,原因主要是以下几方面:①劳力增长的滞后效应。我国六、七十年代两次生育高峰期时出生的人口到八、九十年代后陆续成为劳动力。②耕地面积逐年缩减,耕地的劳力总容量逐年减少,致使从耕地上游离出大量劳力。③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生物化等水平的提高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④农业经营的比较效益日益降低,在比较效益的驱使下,农村游离出大量劳动力,游离于产业间,游离于地域间而成为“盲流”。从产业演替的客观规律这一高度看,这也是正常的。⑤我国农村二、三产业发展迟缓,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又很低,造成非农业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力的吸纳十分有限。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农村剩余劳力问题是农村PRED[,E]协调的最大障碍之一。

2、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农业生产的外部支撑条件每况愈下。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结合,与非农部门相比,更直接地受制于自然生态系统,是人、地最直接的接触关系。但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极少考虑环境因素。

农业生态环境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它是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维系这一系统平衡的关键因子是植被。由于森林是一种无需技术、资金便可开发的现实资源,农民的短视行为给森林带来灭顶之灾。西北地区在公元前330年时森林覆盖率在50%左右;至民国年间仅为3%左右,开山至顶、广种薄收、连年干旱,变成了地瘠民贫的贫困地区。广大的长江中下游丘陵区,毁林开垦更加严重。据中科院资料,解放初水土流失面积为116万平方公里,到1978年增至150万平方公里,年流失泥沙约50亿吨。由于植被破坏而导致的农业生产环境恶化是全方位的。旱涝灾害频繁,水利设施毁损,土壤有机质流失,农作物虫、病害加剧。如全国8万多水库和人工湖泊设计库容为4000亿公方,30 年来淤积泥沙已达1000亿公方,减少了1/4蓄水能力。 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以流域为基本单位的,上游出现的问题全流域都难以幸免。考察一下中国农业发展历史,可以发现造成农村生态环境条件恶化的根源主要在于:①人增地减导致的人地矛盾日益加剧。②农业内部部门结构畸形。长期以来,以粮食种植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而林、牧、渔业一直是微不足道的。③农业发展方向被过度的、不适时的引向了“石油农业”,而将我国传统的生物技术和人畜家肥、土杂肥等视作落后的表现。事实证明,适合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只有生态农业。④农村生活能源紧缺,不仅不能使桔杆、稻草还田,而且乱砍滥伐成为普遍现象。

3、农业资源日益稀缺。这一问题集中体现在土地资源、水资源、 生物资源等的日益短缺。我国的人均水资源和耕地亩均水资源,分别只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和1/2。近年来。华北、西北东北南部缺水现象日益严重,需要跨流域调水和同流域内人为平衡配水的地区越来越多。黄河下游断流期越来越长,以致春耕春播无法进行,迫使上游大型水库拉匣放水以解燃眉之急;河西走廊由于缺水而不能农作的面积迅速扩大。近年,甚至是南方多雨地区缺水现象也随处可见。1993年全国570 个城市中就有300多个不同程度地缺水,日缺水量达1300万公方。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的短缺同样十分严重。

上述三大问题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长期未得到足够重视而造成的,同时也是谋求今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遇到的最大问题。如何协调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人。要实现PRED[,E]协调,仅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解决人自身的问题,即实现人与人的协调。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这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生产组织,产业结构,投资结构等方面。其中核心的问题是农业投入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投入不足,而农业对社会的总贡献又超出了能承受的水平,这样必然造成农业积累不足,它是导致农业发展缺乏后劲的主要原因。我们仅从农村资本存量这一侧面即可看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据农业部经管总站对27个省市区汇总的统计材料,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前,农村大队和生产队二级共有的资产仅有1037.82亿元。其中固定资产751.66亿元,流动资产286.16亿元。而我国1978年国营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3002亿元。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我国在高度计划经济时代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宏观产业政策。农业的超水平贡献实质上是通过长期的行业间的不平等贸易——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实现的。在改革前,国家财政分配给农业的支出平均每年只占总支出的10%左右,最低年份1953年竟只有5.9%。 而同期农业创造的国民收入约19274亿元,年均639.8亿元,“一五”——“四五”期间,农村提供的国民收入占全社会国民收入年均竟高达45.1%。这种“少入多出”必将造成积累不足。不仅如此,工业部门中的与农业相关的前后向连锁部门的投资,在整个工业投资中所占比重亦很小。在78年以前仅占工业投资的6%左右。 从“一五”——“四五”服务于农业的工业部门投资,年均仅7.3亿元。农业投入不足还体现在农业科研、 教育等“软投入”的不足上,科技是推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要摆脱目前农业徘徊不前的局面只能靠科教兴农。1963—1987年间,国家用于农林水气科技三项费用仅23.7亿元,平均每年不到1亿元, 与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是极不相称的,与国际比较更看出其严重落后。以我国投入最高年份的1986年(2.7亿元)计算, 农业科技费用仅占农业总产值的0.06%,而早在1965年发达国家就已达到1.37%,发展中国家平均为0.55%。

综上述,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PRED[,E]协调问题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人口、资源、环境和投入四大问题。谋求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首先必须协调处理好这些问题。只有树立起全新的人地观,正视现实,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才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从PRED[,E]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并结合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提出以下几点措施,以谋求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强化可持续发展意识、彻底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运用最有效的媒体大力进行宣传教育,应成为农村宣传部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科技界、经济界在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负有特殊重要的历史使命,要密切科技界、经济界与政府决策部门的联系与合作。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应成为今后科研的热点。尤其是地理界和经济界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县、乡两级干部更应认真学习和研究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中国21世纪议程》,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提高全民的可持续发展意识。除此以外还必须加强以下各项工作:①严格控制人口。这是谋求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本前提;②合理开发资源、利用资源,促进农村经济朝集约化方向发展,彻底改变粗放经营、广种薄收,掠夺性经营的恶习。③推行适度的规模化经营,促进专业化生产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益、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④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产业的空间布局必须与资源条件、环境条件相适应,产业部门比例必须与各地农业资源的配置情况相适应,产业发展目标必须与资源数量和环境状况相适应。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逐步实现剩余劳力就地转移。

2、合理调整投资方向和投资结构, 农业资金的投入必须配合产业结构调整,二者协调同步,在农资使用时,必须考虑到PRED[,E]的协调。尤其在农村经济综合规划、乡镇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重大建设项目的论证等方面;应加强宏观的、长远的调控,鲜明地体现出可持续发展这一主旋律,并以此确定农资投资大方向和投资结构,在资金投向上应适当地向农业科研和教育及发展生态农业等领域倾斜。

3、将科教兴农落到实处。加大资金投入, 改革农业科研机构的运转机制,建立农业科研教育网络,重视科研成果的普及与推广,将科技服务放到农村服务业的首位,真正认识到科教是振兴农业的根本。解放以来我国农业曾经有过两次飞跃,第一次是解放初期,由于彻底改变了生产关系,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第二次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解放了生产力,农业出现再次飞跃。除此以外,我国农业绝大部分时间始终处于停滞徘徊之中。自从80年代末以来,农业发展明显后继乏力。可见仅靠改变土地关系而释放出的“潜能”是有限的,并不可长期持续。要进一步发挥出人的能动性,必须释放出人的“智慧潜能”,而不是体能所能及的,农村经济的第三次飞跃必须依靠科技。

4、建立与完善资源更新的经济补偿机制,加快立法,强化立法。 要依法保护并合理开发土地、水、森林、草原、矿产和海洋资源,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价格体系。加强农田保护区的管理,严格控制非农用地规模,严惩恶意抛荒行为。农村地方立法应以可持续发展为准绳,以推进自然资源的资产化管理,加强资源的国家所有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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