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语言对中世纪汉语混浊辅音演变的影响_浙江方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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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汉语有19个浊声母,其中并、奉、定、从、邪、澄、崇、船、禅、群、匣11个是全浊声母,明、微、泥、来、日、疑、云、以8个是次浊声母。这些声母的读音,在现代方言里,有的基本未变,如明母;有的变化很大,如匣母。本文以《汉语方音字汇》(简称《字汇》的语料(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年。全书收中古浊音字1286个。)为基础,加上笔者的母语——湖南沅江方言,观察浊声母演变的趋势,探讨演变的某些外因。

一 全浊声母的清化

中古的全浊声母在现代方言里,有的发音部位发生了变化。例如:牙音中的“茄”字在湖南双峰现在读舌头音do[23]。有的受阻方式发生了变化。例如:塞音中的“浊”字,苏州现在读擦音zo[23]。有的加大了气流。例如:不送气的“艇”字,北京现在读作送气的thiη[214]。有的完全消失了。例如:匣母字“缓”,苏州现在读作元音起头的u¢[52]。

从《字汇》所收679个全浊字(注:其中并87,奉37,定116,从55,邪42,澄59,崇19,船16,禅50,群61,匣137。)来看,发音部位、气流受阻方式、气流强弱的变化和整个声母的消失都是局部的,不是演变的主流。主流是由浊变清,但是发展很不平衡。

首先,从分布地域看。汉语方言分南北两大部分。北京、济南、西安、太原、武汉、成都、合肥、扬州8个点属北部方言。苏州、温州、长沙、沅江、双峰、南昌、梅县、广州、阳江、厦门、潮州、福州、建瓯13个点属南部方言。北部方言的全浊声母,除个别点少数字已消失外,全都变成了清音。南部方言中长沙、南昌、梅县、广州、阳江、厦门、潮州、福州、建瓯这9个点的全浊声母,除个别点的少数字已消失外,(注:少数匣母字的读音,《字汇》在梅县标作v,广州和阳江标作w或j,但v、w不与u对立,j与i也不对立,实际上已不是声母。)也都变成了清音;而沅江、双峰、苏州、温州这4个点还不同程度地保存着。

总观全局,第一,汉语的广大北方,西南和岭南,全浊声母都已清化,只有中部的吴语和湘语还不同程度地保存着。

第二,从发音部位看,全浊声母清化也是不平衡的。在清浊并存的方言中,沅江的并、奉、定、群、匣5母,即唇、舌头、牙、喉音现在全部读清音;而从、邪、澄、崇、船、禅6母,即齿头、正、齿、舌上音现在部分读清音,部分读浊音。

温州的并、定、匣3母,即重唇、舌头、喉音,现在一般读浊音,个别字读清音;而奉、从、邪、澄、崇、船、禅、群8母,即轻唇、齿头、正齿、舌上、牙音现在全读浊音。

苏州的并、定、从、邪、群、匣6母,即重唇、舌头、齿头、牙、喉音现在一般读浊音,个别字读清音;而奉、澄、崇、船、禅5母,即轻唇、舌上音现在全读浊音。

从上面的读音可以看出,并、定、群、匣4母,即重唇、牙、喉、舌头音清化得较早;奉、从、邪、澄、崇、船、禅7母,即齿、舌上、轻唇音清化得较晚。

从发音方法看,并、定、群是塞音,清化得较早;从、邪、崇、船、禅是塞擦音或擦音,清化得较晚。值得注意的是匣母属塞音一类,奉母和澄母属塞擦音一类。

第三,从相拼调类看。湘方言的沅江和双峰,全浊声母与平、上、去三声相拼时,如上所述,有清有浊;而与入声相拼时,则全部是清音。下面是《字汇》中入声字在湘方言中的声母读音。

① “鼻”字《广韵》收在去声,但它应是入声字。

浊音清化,王力认为是“自然的变化,……不受任何条件的制约。”(注: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35页。)同一个声母在同一个点的变化不同步是词汇扩散论的基本观点,但是没有进一步指出为什么不同步。如果我们把语言接触史考虑在内,汉语全浊声母清化的不平衡性就可以找到一些外部条件。

汉语北部方言的全浊声母清化,除了自身的演变规律起作用外,与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影响有关。唐以后,辽、金、元、清相继崛起,长期统治中国的东北、华北甚至全国,元、清还建都于北京。以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满语为母语的民族大批内迁,广布东北、华北,其中许多人后来汉化,转操汉语或兼通汉语。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满语分属蒙古语族或满—通古斯语族。这两个语族诸语言的辅音音位中,塞音、塞擦音都是清不送气与清送气对立,缺少浊音;擦音一般也是有清无浊。我们知道,母语的发音习惯是很顽强的。人们自发学习另一种语言时,对于母语中没有的音,往往用自己熟悉的近似的音代替,或者干脆取消。例如汉族学习初学英语时,往往把英语的b读成汉语的p。维吾尔族学生初学汉语时,往往没有声调区别。操蒙古语族语言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人转操汉语时,很容易把并母和帮母、从母和精母、邪母和心母等合并为一个音。这样,中古的全浊声母就在这些人的口语中合并到清音中去了。因为他们人数不少,是统治民族,长期与汉人杂居,汉人也学习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发音也会影响汉人,因此北方汉语,包括汉人和内迁的少数民族说的汉语,中古以后全浊声母就清化了。

南方汉语全浊声母清化也可以从语言接触史找到解释。广东、广西、海南、福建等省古代是越人分布区,那里的汉人是从北方迁入的。由于汉人逐渐增加,原来的越人有许多汉化,转操汉语,因此这些地方主要成了汉语分布区。越人的后代现在是壮、侗、傣、布依、黎、水、仫佬、毛南等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语言现在属侗台语族。侗台诸语言的声母古代跟汉语一样,也是全清、次清、浊音三分的。但是塞音、塞擦音早已演变为清不送气与清送气对立,浊音已转化为清音,(注:侗台语族的一些语言现在有b、d或b、d声母,但它们是从古全清声母,而不是从古全浊声母变来的。参见Fang Kuei Li,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只在声调的阳调中留有遗迹。越人在转操汉语时,像北方少数民族一样,母语中缺少浊音的特点,也会带到汉语中来。迁来的汉人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当地人语言底层的影响。因此南方汉语的全浊声母也清化了。然而侗台语与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不同,音系中的擦音一般是清浊两分的。因此南方汉语中,阳江、广州、梅县3个点,一些匣母字的声母现在读擦音,不过摩擦很轻,成了高元音的变体。

那么夹在南北之间的湘语和吴语为什么反而保留了全浊声母呢?首先看湘语。它分布的地区是湖南中部、南部和广西东北角。这些地方至今是古蛮人后代分布区。古蛮人后代都操苗瑶语。苗瑶语族诸语言的声母不仅古代全清、次清、浊音对立,现代也不同程度地保存了全浊音,他们转用汉语或兼用汉语时,当然是清对清、浊对浊,那么湘语的全浊声母,就失去了清化的外来影响,因此老湘语全浊声母清化较少。但是偏北的新湘语,与北方汉语接近,而脱离苗瑶语的影响较早,因此大多数已经清化了。

再看吴语。它主要分布在苏南和浙江。这里上古时代也是越人分布区,但是到中古时已完全汉化,中古以后浊音清化的越语已远离这里,其直接影响已经没有了。而南下的北方少数民族,除了几个上层官吏外,下层人民始终未到达这里。因此这里汉语的全浊声母,中古以后,缺少南北两方面的外来影响,基本上保留了浊音。

前面已经说到,无论新湘语还是老湘语,全浊音都只保存在平、上、去3个声调的字里,在入声字里已全部清化,而且大多数读送气清音或清擦音,即全浊已与次清合并。这也是苗瑶语影响的结果。上面已经概括地指出,现代苗瑶语不同程度地保存了全浊声母。换句话说,苗瑶语的全浊声母也有所清化,其中平声、入声多、上声、去声少。(注:参见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60页。)入声字的全浊声母清化时,有一些点变成了送气清音。例如:

贵州凯里舟溪苗语的隆回、全州都在湘语区里,凯里也相距不远。这些点的阳平、阳上、阳去字的声母都不送气,而阳入字的却送气,即全浊、次清合并。全浊入声字的声母并入次清,湘语与苗瑶语一致,这显然不是偶合。

二 次浊声母的消失

中古次浊声母的演变也表现在几个方面。有的是发音部位变了。例如:牙音中的“凝”字现在北京读舌音niη[35]。有的是音流外泄的通道发生了变化。例如:鼻音“男”字现在沅江读边音la[13]。有的是已经清化。例如:以母字“熊”现在北京读作清擦音iuη[35]。有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都发生了变化。例如:喉音以母字“铅”现在北京读作舌面清塞擦音thian[55]。

从《字汇》所收607个次浊字(注:其中明111,微23,泥46,来177,日37,疑73,云50,以90。)来看,发音部位、发音方法、音流通道的变化和清化都只出现在少数字上,不是演变的主流。主流是消失。(注:本文所说消失是指音节没有辅音声母了,保存是指还有辅音声母,而不是指音值变未变。)跟全浊声母清化一样,次浊声母的消失也不平衡。

微母也不稳定,各点虽有一些字保存着,但是许多点的一些字已经消失。消失的数目大体上是越往北方越多,越往南方越少,而广州、阳江、厦门、潮州、梅县、温州还全部保存着。

疑母的消失可分3类。第一类是北京、济南、太原、合肥、扬州,基本上消失了,只有个别字还有声母,但是不读舌根鼻音。(注:济南有几个字读舌根鼻音。)例如:北京的“牛”字声母是n,济南的“蚁”字声母是m,太原的“崖”字声母是n,合肥的“额”字声母是z,扬州的“疟”字声母是l。第二类是西安、武汉、成都、长沙、沅江、双峰、南昌,一部分字的声母消失了;另一部分保存着,音值一般是舌根鼻音。第三类是苏州、温州、厦门、福州、潮州、建瓯、广州、阳江、梅县,基本上保存着,而且是舌根鼻音,(注:厦门、潮州有的变成了g。)只有个别字消失了。因此疑母的消失也是越往北方越多,越往南方越少。

云母和以母,除个别字(注:如云母字“慧”、“铅”,以母字“熊”、“雄”。)外,在北方已普遍消失,在南方,除苏州、温州、广州、阳江外,也保存得很少。保存下来的,也一般读半元音j、w。所以中古的云、以两母,可以说在现代汉语里已只有残存痕迹了。

总观次浊8母,在分布区域方面,越往北消失得越多,越往南保存得越多。在发音部位方面,部位越前保存得越多,部位越后消失得越多。

发音部位偏后的次浊声母趋于消失,主要是内因起作用。因为人的发音器官,越是偏前的部分越灵活,在说话时能指挥自如,因此这些部位发出的音容易保存。那些偏后的部位灵活性差一些,为了省力,这些部位发出的音就容易弱化而趋于消失。

至于南北差异的形成,看来外因起了很大的作用。具体地说,是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的影响,使北部方言里鼻音中的疑母普遍趋于消失,日母也消失了许多。上一节已经提到,北方少数民族南下时,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在这些民族的语音系统里,鼻辅音一般只有m、n、η3个,缺少n。3个鼻音中m和n可以出现于词首,而η不能出现于词首,只能出现于词末。这些民族学习或转用汉语时,居于音节首的疑母,因为不合母语的发音习惯,容易被忽略而失落。或者虽然注意到了,但模仿得不到位,而把发音部位移前而成了n,就像北京的“牛”和“虐”那样。少数民族人数不少,与汉人长期杂居,他们的发音必然影响汉人,所以渐渐地疑母就消失了。至于音节末的η,因为这些语言都有,所以汉语里的韵尾η都保存了。

那么疑母和日母的消失为什么不像全浊声母清化那样,形成南北都多而中间少的局面呢?这是因为汉语的南邻苗瑶语和侗台语跟北邻的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不同。苗瑶语族和侗台语族诸语言,除了m和n外,普遍有n和η这两个声母,因此日母和疑母,在其他语言的影响下,在北方有的消失了,有的变成了半元音;在南方仍然基本上保存着,而且多数是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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