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工商业比较研究_古希腊论文

奴隶制工商业比较研究_古希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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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04)02-0091-05

世界上古史中的工商经济,是古典经济时代的一颗灿烂的明星。它的产生和发展,预 示着人类社会将由农牧业经济社会向日益发达的工商经济社会发展。本文拟对古典工商 经济在奴隶社会的产生、特点、结构等问题,略做比较研究。

奴隶制工商经济源于氏族社会末期。史学界一般认为金石并用时代的开始,是手工业 行业产生的标志。埃及是最早拥有手工业行业的国家。据文献记载,埃及的巴达里文化 约开始于公元前4500年,“巴达里居民能够烧出一种质地良好的薄壁陶以及具有特色的 黑顶陶,同时,织布、缝衣、编篮等也都达到相当水平。”[1](p.52)约开始于公元前3 500-3100年的埃及格尔塞文化,也表明埃及已逐渐脱离石器时代。“这一时期在生产技 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是冶金术的发明。这时已不再利用天然铜,而是用经过冶炼的铜来 制造刀、钻、斧、锛及匕首等工具和武器,并初步掌握了金银的加工和制作”。[1](p.53)

在埃及手工业出现的同时,两河流域也进入了金石并用时代。约在公元前5000年后期 ,苏美尔出现了铜制工具。公元前3100-2700年,苏美尔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反映出 两河流域手工业发展的概况,“手工业以冶金(金银铜)和制陶较为发达。这时期开始使 用轮车、木船等运输工具,并且应用了十进位与六十进位的计算制度。”[1](p.95)

中国进入青铜器时代要比埃及和两河流域晚些。不少古代传说都提到夏代铸造铜器的 事,“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2](p.121) “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3](p.135)这些传说反映出中国从 夏代开始由石器时代进入了铜器时代。

古希腊稍晚于中国进入铜器时代。古希腊的青铜文化主要见于盛传着的爱琴文明、克 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等等。约在克里特文明时期,古希腊的“青铜器已相当发达。手 工业和农业也已分离。考古发现的青铜双面斧、短剑、长剑以及金质和银质的碗等工艺 品,都很精美。用陶轮制造的彩绘陶器尤为著名,所谓卡玛瑞斯式的瓶(以发现地命名) 是其代表。瓶薄如蛋壳,瓶面绘有鲜丽的动植物图案,生动逼真。”[1](p.196)

金石并用是氏族社会解体和奴隶制社会形成的时代。青铜器、陶器和纺织手工业的出 现,起到了加速私有制程度和促进奴隶制形成的作用。虽然东西方各国手工业产生的时 间条件有所不同,但是发展趋势是完全相同的。商业的产生比手工业早。商业是随着农 牧业剩余产品的出现和原始交换关系的产生而产生的。原始的交换关系只限于各部落、 部族、村社之间,由首领或头人主持的物物交换。东西方古代商业的产生和发展由于生 产力程度和环境不同而又有所区别。

埃及的格尔塞文化(约公元前3500-3100年)反映了古埃及的商业和贸易的一般情况。据 文献记载了当时“商业贸易不但在国内进行,而且同国外,特别是巴勒斯坦、叙利亚地 区,也有了交往。”[1](p.53)两河流域的商业不够发达,但“商业交换已经发生,商 人已经出现。”[1](p.95)

中国早在传说的尧舜时代就出现了商品交换关系。“北用禺民之玉,南贵江海之珠。 ”“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4](p.215)舜在充当部落首领之前,也曾亲 自“贩于顿丘”。这些记载说明,我国在远古时代就有了原始的交换关系。

古希腊商业贸易产生于克里特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000-1200年)。据文献记载,“克里 特在这时也有繁盛的商业。贸易往返使它接触到埃及和西亚的古老文化。从王宫的高处 ,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诺萨斯城北的港口,那里舟蚁如织,和爱琴海诸岛、希腊大陆、埃 及、西亚、塞浦路斯岛以及西地中海进行繁忙的交易”。[5](p.5)

原始交换关系的出现和手工业产品的日益增加、贸易范围的扩大,使氏族社会经济走 向瓦解。恩格斯指出,由于商品生产和普通化,“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 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 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制生产者。”[6](p.661)这是商品交换关系发展所带来的 必然结果。

奴隶制确立后,手工业、商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逐渐形成一支产业行业 ,出现了许多官营、私营的手工作坊和工场,也出现了家庭手工业。商业活动已不限于 职业商人,手工业生产者和农牧业生产者也直接经营和出卖自己的剩余产品。城市和水 陆交通枢纽是奴隶制工商经济和贸易的主要集散地。

奴隶制国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都经历了奴隶制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但各自 有不同的发展经历和特点。公元前2686年,埃及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专制王朝。上下埃 及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建立,使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有了可靠的保证。埃及工商经济的 发展大体经历了4个历史时期。约当公元前2686年,在埃及进入古王国时期,手工业主 要有石材、木材、金属(主要是铜器)纸草等材料加工业,纺织业也发展到相当水平。当 时,造船业开始兴起,法老多从黎巴嫩运来上等松木,建造许多船只。商业贸易也十分 活跃,除上下埃及建立了商业贸易关系外,法老属下的官商还直接经营对外贸易,并时 常派出武装的商业远征队去掠夺努比斯的黄金、塞浦路斯的铜、黎巴嫩的木材等等。这 时用作交换物的等价物还未统一,有时是某种实物,有时是铜块。手工业、商业被严格 地控制在法老和权贵之下。法老和权贵的农庄,“设有制陶、锻冶、木作、织布、珠宝 等作坊,亦各有不同工匠。”[1](p.60)

当古埃及进入中王国时期,手工业有较明显的发展。其特点是铜器制造业和纺织业发 达。这时的冶金、锻造已掌握了铜的熔点和质地技术,可以根据生产需要制造工具。同 时,还出现了纺织用的平式亚麻织布机和烧制玻璃行业。在商业方面,城乡交换日益频 繁。造船业的发展为商业提供了水上运输条件,贸易的最远点已达巴比伦。

当古埃及进入新王国时期,手工业、商业又有了相当的发展。冶金工艺采用了改革后 的皮革制脚踏风箱,提高了工效。金属制器除青铜器外,已从赫梯输入了铁。铸造作坊 也有明确分工,“某一铸造作坊有十二名工匠,制出斧、锯、锄、小刀、锤、剑、短刀 、战斧、矛、箭以及其他祭神用的器皿,并发现了‘六合金’的字样”。[1](p.72)并 且有些手工业作坊的规模,也得到了明显地扩大。此外,埃及的纺织业出现了立式织布 机,比此前的平式织布机又有改进。烧制玻璃的作坊能造出彩色玻璃器皿,造船业出现 了帆船。装饰品工艺也相当精致。从法老吐坦卡蒙陵墓中出土的那些精美的装饰品,如 金线编成的项链,镶有各种宝石的金耳环等,都说明这一时期的工艺技巧已达到相当高 的水平。埃及的商业在新王国时期也出现了高涨。尼罗河上下城市间的贸易往来十分频 繁,商业贸易活动远达爱琴海地区和希腊半岛。“从克里特的诺萨斯和南希腊的迈锡尼 ,都发现新王国的手工业品。包括黄金、象牙制品和陶器等。同时,在埃及也出土了当 时爱琴海诸岛的产品”。[1](P73)对外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种类的增加,是这一时期商业 的主要特点。“努比亚和彭特(红海西岸沿岸一带)的金银、象牙、香料,叙利亚的木材 ,两河流域的织物、油类、马匹以及奴隶,都是埃及人从事交换的对象。”“埃及输出 的物品还包括粮食、布匹和衣服。”[1](p.73)不过,商业的发达,并没有使埃及的货 币发展起来,交换常以金属块充作等价物。新王国时期的商业活动。掌握在国家手里, 对外贸易常伴之军事掠夺。

公元前1085年,古埃及进入后期埃及时期,手工业、商业仍然十分兴旺。自公元前100 0年左右,铁器在埃及普遍使用,青铜锻造工艺和技巧也有明显提高。商业活动又有扩 大,“埃及的纺织品、陶瓷以及金银装饰品等,大宗输往西亚各地和爱琴海一带。希腊 和腓尼基商人争着到埃及做生意。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公元前600年左右,法老尼科曾 下令在尼罗河与红海之间开凿一条运河(未竣工)。据说还建造大船,环绕非洲航行。由 于商品交换需要,从第二十二王朝开始用银条充作等价物,并带有‘铸造’‘精炼’之 类的印记,这是铸币的萌芽。国内外商业的兴盛,促进了高利贷的发展。农民失去土地 ,穷人沦为债务奴隶的,大有增加”。[1](p.82)

埃及是东方奴隶制专制的国家。专制特点在工商经济中也有所体现,即它的工商经济 不是由平民和手工业劳动者以及职业商人组成,而是法老属下的官营工商业和阿蒙神庙 控制下的僧侣工商业占优势。这是古埃及工商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

两河流域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发展比埃及较为复杂。这主要是由于两河流域国家的发展 历史纵横交错,便造成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复杂性。只是到了乌尔第三王朝时,手工业和 商业贸易才有所发展,白银已成为商品价值公认的尺度。工商经济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归 国王所有,国家对粮油、羊毛等重要商品规定价格。这种情况在早期奴隶制时期是比较 少见的。这表明当时的中央集权达到了强化的程度。

当古巴比伦王国建立后,它的工商业经济比较发达。据《汉穆拉比法典》记载,当时 的手工业已经有制陶、织布、木作、皮革、造船、制砖、建筑等等。手工业作坊主要由 国王和神庙开设。“商业贸易对外对内都很发达,神庙、甚至国王本人亲自洽谈大规模 的交易。”由于国内外商业的发展,银和铜越来越成为一般交换的媒介物,但铸币仍未 出现。[1](p.109)到公元前605年,迦勒底人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后,手工业、商业掌 握在十分强大的祭司、商人高利贷者集团手中。他们“从事工商活动,如开设店铺和和 高利贷代办所,组织商队贸易。”并在工商业中实行了一些新的经营和剥削方式,如允 许有技能的奴隶独立经营手工业作坊及小店铺,这些奴隶可单独与自由民订立契约。但 “他们每年必须向主人缴纳一般为奴隶身价五分之一的年贡,名曰‘曼达图(Mandattu) ’。另外还要缴纳一部分收入,作为主人贷款的利息”,[1](p.121-122)这种剥削奴隶 的方式,较以前有一定进步意义。新巴比伦的手工业和商业一度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京 城内聚集了来自亚非各地的商人,人口多达十万余众。

中国与埃及、两河流域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发展过程比较相似。中国在夏代进入奴隶制 社会,手工业和商业开始起步。据文献资料记载,夏代除青铜冶炼、锻造行业外,陶制 行业也比较发达,黑陶多是轮制、种类比较多,工艺也相当精细。纺织行业也开始使用 骨梭和陶制纺轮,工效亦相当显著。在进入奴隶制的商代,手工业种类很多,而且分工 颇细。殷墟曾发现石工、玉工、骨工、铜工场所,可以制造各种兵器、礼器、骨器和其 他艺术品。此外,“如皮革、酿酒、舟车、土木营造、饲蚕、织帛、制裘、缝纫等,均 见于甲骨文。”[7](p.45)青铜铸造是商代手工业行业中的主要行业。当时的青铜铸造 已经拥有比较高的技术水平。如安阳出土的司毋戊方鼎,重达400多公斤,铸造这样的 大器,若没有丰富的冶铸经验是不能设想的[8](p.22)。由此可见商代青铜制造业是相 当发达的。商代的贸易关系以物物交换为主。在部分地区已流行货币。从二里头遗址发 现的石贝、骨贝、海贝,可以认为“贝”在交换中起到了商品交换价值的作用。殷虚后 冈出土的一个商代铜鼎嗣子鼎,就有“丙午,王商(赏)戍嗣子贝甘朋”的铭文,即赏赐 二百枚贝。由于海贝数量少,不能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于是又出现了骨贝、铜贝。19 58年在殷墟大司空村发掘中,就发现仿照海贝铸成的铜贝。铜贝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 的金属货币。商代铜贝的出现,标志着当时的商品交换关系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到了西周,工商经济在夏、商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当时不仅青铜器已普遍应用 ,而且制造的也更精美,造型朴实。西周后期,青铜器的铸造,不论在数量上、品种上 、铭文字数上,都超出了西周前期。在制器技术方面也有显著变化,一付陶范可以连铸 数器。张家坡出土的釉陶残片,烧成温度达摄氏1200度,吸水性很弱,已接近瓷器。屯 溪出土的釉陶器,也表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车的广泛应用,反映了西周木工、金工、 漆工、皮革工等组合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西周的商业,仍处于物物交换和贝币交换 的阶段,主要商品有奴隶、牛、马、兵器和珍宝。西周手工业、商业的经营特点是官营 占支配地位。自周天子以下,大小诸侯,以至当权的大家族,都拥有各自的手工业作坊 ,并设分门别类的专官。在号称“百工”的组织下,进行专业管理,驱使手工业奴隶按 规定生产成品,无偿地剥夺劳动果实。

中国奴隶制工商经济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的奴隶制工商经济相比较,存在着明显的 不足。手工艺产品和种类比较少,商业贸易的范围也较小,国际间的贸易极其少见。剩 余产品销路狭窄,加之官营商业的垄断,商品贸易的作用始终未能使中国奴隶制手工业 、商业和农牧业经济振作起来。

古希腊工商经济的发展过程与东方的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腊 在公元前8世纪至4世纪之间,形成了奴隶制工商经济鼎盛的时代。

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主要表现为城邦经济。城邦形成于荷马时代,是城市和原始村 落的结合体。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全境约有200多个城邦。城邦之间相互独立,各自为 政。雅典、米利都、科林斯等城邦是古希腊工商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其中尤其以雅典 为最著。据记载,在公元前7-6世纪,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就有了显著的发展。其精美 的陶器,远销尼罗河口、意大利半岛和小亚细亚。此外,酿酒业和榨油业,也很兴盛。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造船业也有了进步。这些经济上的连销似的变化,使雅典逐渐成 为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5](p.53)雅典工商经济的发达,证明了这一时期的奴隶制度 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新的富有工商阶层。城邦工商经济的发展,又推动了奴隶制由低 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过度。

古希腊雅典城邦工商经济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商奴隶主采取了一系列有利 于工商经济发展的政令。梭伦出任执政官。梭伦经商起家,曾以“财货唯吾愿”的诗句 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他鼓励外邦手艺工匠移入雅典,规定做父亲的必须教儿子学会一种 手工艺。为了保证雅典的粮食供应,梭伦还颁布法令,限制谷物出口。不仅如此,为了 使雅典城邦工商经济得以发展,他又颁布了培植林木和改善灌溉的法令。从而,一方面 有利于橄榄和葡萄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经营;另一方面也为榨油、酿酒等手工业提供了 加工原料。与此同时,梭伦还积极进行政治改革,以巩固工商阶层的利益。梭伦改革, 打击了世袭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为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富有阶层开辟了取得政治上 统治地位的途径。继梭伦改革之后,公元前541年,庇昔特拉图执政。庇昔特拉图大体 上沿袭了梭伦改革的方向,坚持实施农贷制度,资助贫苦农民发展橄榄和葡萄种植。与 此同时,庇昔特拉图还积极发展海外商业,建立海军舰队,控制海上通道,以此来推进 海外贸易。这样,雅典的手工业品既可顺利无阻地远销到黑海沿岸,又可以把黑海地区 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雅典。所以庇昔特拉图“当政时代也就成为雅典工商业向上昂扬 的时代。”克利斯梯尼他执政后,试图以立法的方式巩固自梭伦以来工商阶层所取得的 政治、经济利益,并把从梭伦改革以来的雅典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归结于奴隶制民 主国家的稳固形成,归结于残余氏族制度的彻底消灭。从这时起,雅典奴隶制国家跨上 一个新的阶段,使拥有大量生产奴隶的工商业主成为国家的主人。

雅典工商经济发展与海外扩张密切相关。雅典与波斯围绕爱琴海商路所有权问题产生 的矛盾,终于爆发了希波战争。雅典战胜波斯后,控制了黑海咽喉,垄断了爱琴海上的 商务活动,并征服了雄踞东北航线中心的塞勒斯岛,解放了卡里亚和利西亚一带的希腊 城邦。雅典海上实力的增强,为工商经济的发展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户。

希腊波斯战争之后,希腊的工商业城邦进入了繁荣时期。雅典的手工业发展成二十几 种行业,并且各行业内部分工细致。从而,雅典的制陶业,建筑业、冶金业以及造船业 ,都很发达。科林斯城邦的纺织品和毛毯;米利都的纺织品和家具是十分畅销的手工业 产品。此外,古希腊采掘业、农牧产品加工业等,也都有发展。古希腊的商业呈现十分 昌盛的景象。每个城市都有集市场地,海外贸易更为发达,雅典的皮里优斯已成为爱琴 海上的著名商港。由于商业的发展,金属汇兑业随之出现。因各城邦间钱币不同,因而 市场上产生了银钱交换摊。后来,发展为金融业,经营借贷、抵押和汇兑等业务。抵押 借款利息为12%,商业借款利息为16-18%,海上贸易借款利息为30%。在雅典、科林斯等 工商业发达的城邦,商品生产、货币经济相当发达。但是,奴隶制经济本质上还“保持 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9](p.171)

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与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发展相比较,具有 不同的特点。首先,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虽然本质上具有传统自然经济的要素,但形 式上已处于十分活跃的经济地位。土地的买卖也已兴起,并且产生了经营地产的商人。 这是自然经济受到商品交换关系冲击后的一个规律性的变化。这种情况在东方的奴隶制 国家中比较少见。东方奴隶制国家在主导方面,工商经济的发展程度,还远未从根本上 冲破土地‘王有’的格局限制,土地的买卖关系只是在奴隶制行将解体时期才出现,而 且数量不多,交换形式也比较简单,还没有形成经营地产的行业和阶级。因此,东方奴 隶制经济的本质和形式都是自然经济要素,工商经济只是农业经济的附着物。

其次,古希腊的商业已发展成为带有国际性的商务活动。古希腊拥有发达的国际商港 和商路,手工业和一部分农业产品主要用于交换,商品的输出和输入活动远达欧、亚、 非三大洲。埃及、两河流域的商务活动,虽然也达到海外,但就是其规模、数量和发达 状况来说,都不可与古希腊相提并论。中国奴隶制时代的商务特点是陆路型的,缺乏通 往海外的良港和商路。

第三,古希腊工商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工商阶层并且建立了民主制度。古希腊奴隶制 民主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发达的手工业、商业和农牧业基础之上的。当然,雅典奴隶制民 主政治制度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但是,奴隶制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真正动力是 工商行业的兴起,和造就了一大批有所作为的工商奴隶主阶级。他们使雅典从原始的传 统、世袭贵族政治中解脱出来,建立了古典的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与此不同,东方奴 隶制度是建立在不够发达的农牧业经济,和十分微弱的工商经济基础之上。工商行业多 属官办。工商奴隶主贵族虽然有机会参与国家政事,但是由于工商业不发达,工商奴隶 主很难形成一支可与专制政治力量抗衡的政治势力。因此,东方的工商奴隶主只能服从 于专制帝王的需要,而不能根据工商业发展的要求改弦易辙。

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和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奴隶制度发 展的结果。奴隶制度发展的显著特点是奴隶在社会各个领域中被广泛使用。古埃及新王 国时期,“除在王室、显贵和寺庙大经济中拥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外,在属于中等阶层的 人们,如中下级官吏、商人、普通祭司和军官等中间,有些人亦能占有几十个奴隶。” [1](p.74)同时,奴隶被广泛用于农业、建筑业和各种手工业作坊。“根据公元三世纪 的文献,雅典的奴隶曾达到四十万人”希波战争之后,雅典手工业行业普遍使用奴隶劳 动。[5](p.53)奴隶还被大量的使用于采矿业,属于雅典国家的劳里厄模银矿就有成千 上万的奴隶。[5](p.54)此外,在农场、采石场、公共建筑地、商业和运输部门以及奴 隶主的家庭,也使用各种奴隶。在奴隶时代,是无数的奴隶创造了奴隶制经济的繁荣。

马克思主义认为,奴隶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有重要作用。“只有奴隶制才使农 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6](p.661)因此,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 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 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6](p.661)总之,奴隶制工商经济作为奴隶制经济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古代奴隶制度的发展和促进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乃至 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收稿日期:2004-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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