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分析及完善措施——兼评1999年货币政策地位及其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货论文,取向论文,货币政策论文,有效性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外部经贸环境变幻莫测、国际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适度地扩大内需，着力调动、引导和刺激我国即期的和潜在的有效需求，成为1998年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宏观政策目标。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着眼于扩大内需及时调整政策，运用了一系列具有扩张性特点的货币政策操作，旨在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保持宏观经济增长速度高位运行。中国人民银行年度金融统计报告显示，全年金融健康运行，金融宏观调控基本实现预定目标，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确保全年GDP增长7.8%。但在整个金融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各种政策手段的作用是不等同的。本文拟以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分析作为起点，就如何改善政策效率提出相应的措施建议。并试图就当前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地位及1999年政策取向加以评论。
一、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使用的货币政策手段有：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控制，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三次调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重新开始公开市场业务操作，鼓励国有商业银行扩大对企业发放贷款的“窗口指导”等。但本文仅就影响范围较大的利率政策、存款准备金政策和信贷政策的有效性作出分析，并得出不影响本文观点的结论。
1.利率政策
自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已数次大幅度下调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其中，1998年3月、7月以及12月7日三次调低利率， 这是自1996年5月以来第六次下调利率。至此，存款利率平均累计下调4.73个百分点，达到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贷款利率平均累计下调5.67个百分点，达到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中央银行下调存贷款利率意在促进居民的消费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使经济早日走出低谷。几次降息中，中央银行还明确表示要以此减轻企业的利息负担，促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然而，利率政策在分流储蓄、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增加产出方面的效应并不明显。据测算，企业从这六次降息中可减轻2600多亿元的利息负担（按降息后的一个年度测算），成为利率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对高负债的国有企业来说则更是如此。但是，国有企业并没有因此出现增利减亏的局面，效益继续滑坡。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和应收货款的增长均高于工业增长速度。1998年1—7月，预算内国有工业销售收入同比下降3.8%，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增长51.9%， 后几个月份虽略有好转，但也不尽如人意。同时，企业在市场中难以找到良好的项目，普遍对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降低和预期的双重作用使投资需求不旺。再看消费品市场，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机构、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推出，都使得居民预期消费支出大大增加并相应减少现期消费支出；而同时市场物价的连续趋跌也限制了居民消费倾向的增长，消费市场稳中趋冷。统计数据表明，平均月消费增幅，1996年为19.8%，1997年为13.9%，1998年1—8月份为7.6%， 而这还未考虑到去年夏季我国南方水灾引致的特殊消费。居民储蓄存款稳步上升，1998年前11个月累计比1997年同期多增873亿元。
2.存款准备金政策
去年，中央银行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了较高深度和较大力度的改革。将原来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资金来源的机关团体存款和财政预算外存款划为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将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存款两个帐户合并为准备金存款帐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13%降至8%。同时，又于7月1日和12月7日两次将存款准备金利率最终降至3.24%。
这次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改革，不仅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和信贷供给能力，也为理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资金关系，建立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机制奠定了基础，是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应的重要举措。据统计，商业银行从划转财政性存款中一次性增加可用资金836亿元。 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5个百分点， 金融机构从当年新增存款中相应增加可用资金约700亿元。
然而，存款准备金政策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中央银行使用该政策时机和力度的把握，还取决于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等微观主体的行为。尤其是商业银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直接影响着它能否将潜在的派生存款真正转化为现实的存款。事实上，经过这次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商业银行的实际存款准备金率并没有下降。面对着企业效益的滑坡和较高的信用风险，具有一定约束机制的商业银行不愿将资金运用出去，而是存在中央银行形成高额的超额准备金，形成了有过度规避风险为特征的“惜贷”现象。据统计，截止1998年6月末， 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达到8.6—9.2%。因此，一系列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仍未使没有普遍建立起收益和风险相匹配机制的商业银行努力增加贷款，扩大货币供应量。
3.信贷政策
去年伊始，中国人民银行按“宽指标，严管理”的指导思想编制全年货币信贷计划， 计划广义货币增长16 —18 %， 国家银行新增贷款9000亿元的指导性计划，在信贷结构的安排和调整上，把固定资产贷款计划从年初的2700亿元调增至3700亿元。同时，从1998年5月始， 中国人民银行又相继发布了《关于加大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和消费的通知》、《关于改进金融服务，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改善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等文件，对商业银行进行“窗口指导”，明确信贷投放重点。
较之利率政策和准备金政策，信贷政策的作用更明显。首先，自从银行的一系列鼓励增加信贷政策出台后贷款进度逐月加快。其中1998年5月份同比多增111亿元，6、7月份多增加640亿元， 全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加11490.9亿元，超额完成了全年的指导性贷款计划。其次， 贷款结构不断改善，尤其是中长期贷款增加3068.5 亿元， 比上年多增加1219.1亿元。同时许多商业银行增加了住房贷款规模，并尝试开办消费信贷试点，相当数量的商业银行还增设了中小企业信贷部，着手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入。凡此种种，均表明商业银行为落实国家调整经济结构而加大力度的信贷倾斜政策是较为得力的。
然而，商业银行为了迎合中央银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快贷款发放的措施，如简化贷款程序、放松贷款条件、下放贷款权限等。这样做固然会使贷款发放进度大大加快，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但无疑其中也会存在贷款审查不严、盲目放款的现象，从而产生不良贷款增加的风险。此外，住房信贷、个人消费信贷以及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多少信贷支持不仅受制于银行开办此类贷款的开办条件和积极性，更受制于银行不可控制的与此类贷款相关的配套制度的约束，从而使其难有作为。
二、完善我国货币政策的措施建议
1.实行稳定的利率政策
一段时期内，很多人认为，在当前通货膨胀率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利率下调仍有空间，并将利率政策效果不佳归因于真实利率过高。即真实利率过高，会相应提高企业和居民的短期储蓄倾向，降低居民消费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从而导致市场疲软和企业的低效益。实际上，面对着各种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实行稳定的利率政策十分必要。
首先，姑且不论当前真实利率高低与否，我们先考虑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与利率高低有无必然因果联系。从历史经验看，在实行金融压抑的中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低利率政策补贴企业，以求得企业效益的改观。但事与愿违，从中获得较多实际利益的国有企业受技术水平和经营机制的制约，一直在进行低效率的资金循环，并未因此而提高经营绩效；而非国有企业尽管一直没有正常的融资渠道，筹资成本也远高于国有企业，但其较高的经济效率却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制度约束才是国有企业低效的根源所在，那么以低廉的价格向企业提供资金以求得企业效益改观并不是“对症下药”。
其次，从国际上看，日本银行系统的崩溃与日本长期实行过低的名义利率政策密切相关，对此我国应引以为戒。过度频繁地调整利率不利于各微观主体形成对利率政策的合理预期，而公众预期的紊乱，不利于公众进行消费和投资决策，从而为消费和投资的增加带来负面影响。
最后，利率的不断下调形成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如果我国政府继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则稳定的利率政策无疑是保证人民币坚挺的重要砝码。
2.彻底进行准备金制度的改革
为了与当前中央银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保持一致的操作方向，应抓住有利时机，对作为我国宏观金融调控基础的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措施如下：
（1）应继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实行低存款准备制度。一方面，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本身就意味着扩大货币乘数，增加货币供应，利于经济扩张。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之时，中央银行可以要求商业银行用因此而增加的超额准备金对冲再贷款，从而减少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过度依赖，增强其自求资金平衡的能力，进而有利于中央银行更多地运用间接调控手段来调控金融。
（2）继续降低存款准备金利率，理顺利率结构。 经过几次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利率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但利率结构的调整尚未到位。目前，商业银行吸收的活期存款利率仍低于准备金存款1.8个百分点。这样， 商业银行仍可将吸收的短期资金存放于中央银行套取利差，限制了商业银行将其运用于生产流通领域的积极性。自然也无助于商业银行加强头寸管理，积极参与货币市场。
综观西方各国，其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水平均大大低于我国。如英国准备金率为0.5%，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取消了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把支票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确定为10%，而瑞士、新西兰、澳大利亚的中央银行也已完全取消了法定准备金。而且，这些国家都实行存款准备金的零息制度。无疑，这为我国完善以间接调控方式为取向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确立了方向。
3.完善信贷政策
为了全面落实扩大内需的方针政策，改善信贷政策的有效性，必须抓好已经出台的信贷政策的落实与检查，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上，加大投入力度，切实解决资金供求结构矛盾，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动力。
（1）适度增加信贷投入，支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速度型、数量型的特征，各经济主体一般对数量信号较之价格信号更为敏感。适度增加信贷投入，可以较为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但经济的持续增长不能一味依靠信贷资金的过量投入来支撑，否则，在中国货币化进程基本完成后，货币量的迅速增加会带来新一轮通货膨胀压力，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缺乏后劲的痼疾将不能得以根治。有鉴于此，适度加大信贷投入，增加货币供应也要与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水平保持协调。
（2）积极调整信贷结构，推进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改组
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阶段不可逾越。长期看来，没有结构的调整，持续的高速增长难以实现。因此，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本着“加大力度，重点突破”的思想，要找准结构调整的切入点。
首先，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完善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组织体系。
其次，完善住房信贷体系，制定切实可行的贷款办法，并建立起相应的住房信贷风险防范机制。
此外，加大科技贷款的投入总量，促进高新技术产品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并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改造的支持力度，促进产品更新换代。
最后，继续进行消费信贷试点，逐步扩大消费信贷的规模、品种和形式，积极开拓国内市场。
4.兼顾其他政策
（1）为更广泛地开展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 这不仅需要发行多样化的国债品种来配合，而且也需要更多的合格的金融机构成为国债一级交易商来参与交易。
（2）放开票据贴现率，扩大票据贴现规模， 进行再贴现工具创新，鼓励商业银行积极进行票据贴现业务的同时，中央银行也应在资产运作中增加票据持有的比例。
三、当前货币政策评价及取向分析
面对着宏观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局面，中国人民银行及时采取措施，动用了所有的货币政策手段，扩大货币供应，避免了经济的严重下滑。截止1998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104498.5亿元，比上年增长15.3%，狭义货币M[1]余额为38953.7亿元，增长11.9%， 基本上实现了年初预定的调控目标。而且这一指标是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物价持续回落以及外汇占款增幅较小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取得的，来之殊为不易。另外，我国货币政策比较明显的时滞效应也影响了货币政策效力的充分发挥。据权威部门测算，我国货币政策的时滞大约为6—9个月，充分释放需要12个月。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年年初的宏观景气状况部分得益于1998年货币政策的使用。但如果得出1999年我国经济必然好于1998年的结论，似乎又过于乐观。毕竟经济增长率、货币供应量、企业存款等数据仍然维持在下降通道运行。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诸多金融改革措施，需要在1999年落实、巩固。今年一季度，中央银行将主要着力于在系统内整章建制，金融改革政策措施将从二季度开始逐步颁行。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定1999年“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增长必要的支持力度”。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变为“适当”，表明货币政策的目标正在由保持物价稳定向促进经济增长转变，实际行动也证实了这一点。
从政策操作的力度和影响力来看，无疑货币政策在199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中将居于主导地位。尽管在政策导向上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但经过1998 年下半年以来强力财政政策的使用， 至1999年国家财力已难以为继。而且在实践中财政政策的效率较低，解决失业问题不明显，大规模地使用财政政策还可能强化计划体制，导致体制复归。这些都成为加大财政政策使用力度的掣肘。现在舆论强调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目的之一是改变一些人的悲观预期，坚定人们对经济增长的信心。
1999年被认为是从经济谷底爬升的开端，但整个经济要进入稳定增长的区间尚需时日。因而，在长周期中更具有持续性和作用力的货币政策在1999年将肩负更大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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