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GDP的认识误区及其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区论文,GD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2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20（2004）03-0056-07
一
伴随着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人们普遍意识到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应该兼顾。这种情形反映在管理上就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传统的以国内生产总值即GDP为基础计算的经济增长指标存在片面性，不能表现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环境状况。于是，这样的呼声日见响亮：国内生产总值应该被实施“绿化”，将环境因素纳入其中，计算考虑环境因素的国内生产总值，即所谓“绿色GDP”。
这种呼声当然有其合理性。确实，我们不能再继续以往的发展道路，片面追求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那样的结果可能会换来短期的“繁荣”，但却很可能永久失去可持续发展所赖以存在的基础。适应这样的管理需求，对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的经济指标加以修改和调整，使之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要求，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中国，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层层贯彻以GDP及其增长率为中心的政绩考核，这些都使得管理上对绿色GDP的诉求更加迫切。
然而，只有良好的愿望还是远远不够的。能否实现GDP的“绿化”，并使其在管理实践中发挥作用，还需要对有关理论和具体方法有更透彻的认识。事实上，尽管目前许多人已经意识到GDP“绿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对绿色GDP及其应用的认识却还存在误区。
误区之一是，要反映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似乎首先就要计算绿色GDP，环境经济核算也就是绿色GDP核算。实际上，统计要描述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并非就是计算二个孤零零的绿色GDP总量。就像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产物一样，绿色GDP来自所谓环境经济核算，代表其最终形成的一个总量指标。计量GDP，首先要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同样，要想获得绿色GDP，也离不开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SEEA）的建立。通过这样一个核算体系，可以提供一整套反映经济与环境关系的数据，为决策和分析提供依据。那种将环境经济核算等同于绿色GDP的认识，过于简单化。
误区之二是，是否核算绿色GDP，似乎只是一个主观认识问题，只要有关方面认识到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就可以实施核算并加以广泛应用。事实上，即使从国际范围看，环境经济核算也是一个正处于研究探索过程中的领域。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倡导下，理论研究和核算实践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即使如此，到现在为止，尚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成全面的环境经济核算，计算出一个全面的绿色GDP。这就是说，绿色GDP要成为一个可以实际计量的指标，目前还存在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难和障碍，尚难以像GDP那样作为经常统计的结果加以应用，更难以在不同经济层面上计量，满足各级政府的考核管理需要。
误区之三是，一提到绿色GDP，似乎就是指用环境因素对GDP这个特定总量的调整修正。实际上，国民经济核算提供的是一系列总量指标，GDP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国民收入、国民可支配收入、最终消费支出、总储蓄、总投资等。与此相似，环境经济核算中要解决的总量指标调整常常有不同的角度，调整对象不一定是GDP，所形成的调整总量也是各有名目。即使是针对GDP的调整，也会因为调整内容的不同侧重、所采用的不同方法而有不同名称和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绿色GDP作为一个泛称，一个形象化的名称，一个面向公众的名称，但就其核算及其应用来说，应该对其做更明确的界定。
有鉴于上述误区的存在，本文将结合国际研究的进展和成果，围绕所谓绿色GDP所显现的问题进行讨论，以期纠正人们在认识上的偏误，加深各方面对环境经济核算的理解，促进这方面研究、实践、应用的进一步拓展。
二
从GDP到绿色GDP，其间要经过所谓环境成本的调整，从不同方面计量不同的环境成本，结果是形成不同口径的绿色GDP。
GDP的缺陷最集中地体现在，其计算过程中没有考虑经济生产对资源环境的消耗利用，由此过高估计了经济活动的成就。通过环境经济核算估算所谓绿色GDP，就是要将经济生产对资源环境的利用予以价值核算，将该环境成本从GDP中予以扣除。GDP的核算方法是比较成熟和稳定的，因此，绿色GDP核算的关键就是环境成本的估算。
所谓环境成本，从经济过程看，是指被经济过程所利用消耗的资源环境价值，它代表了获得经济产出的必要投入（或代价）并包含在经济产出的价值之中；从环境角度定义，环境成本则是指由于经济过程的利用消耗而使资源环境存量得以减少的价值，体现为资源环境存量的数量减少或功能质量下降。
确定环境成本的概念比较容易，而实现环境成本的计量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原因在于：
第一，关于资源环境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尽管我们已经观察到多种现象，认为某些环境变化应该由某些经济活动负责，某些经济活动可能会形成对某些环境要素的影响后果，但是，如何在资源环境变化和经济活动发生之间建立起明确的对应关系，却远远没有形成系统认识。资源环境对于经济活动具有哪些功能？哪些资源环境要素会受到经济活动的影响？哪些经济活动会对资源环境产生影响？多大规模、强度的经济活动超出了资源环境自身的恢复能力而导致资源环境发生变化？资源环境在何种条件下会形成不可恢复、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些问题会因为二者之间的时空错位而更趋复杂：某一地区的经济活动可能会在其他地区显现出环境影响后果，某一时期的环境变化可能与已往其他时期的经济活动直接相关。
第二，统计上还无法就资源环境和经济活动及其对应关系提供全面的计量。一般来说，针对经济管理本身而言，经济统计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但这样的经济统计并不是针对描述资源环境与经济活动的关系而建立的；资源环境的计量和记录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仍然无法全面地描述资源环境的现状及其变化；如果从资源环境与经济活动的对应关系来考虑，统计计量的完成程度就更加有限，或许存在特定场景下的个案记录，但这些基于个案记录的微观数据并不能满足一个宏观总体（比如一个国家）的计量需求。
第三，估算环境成本的技术方法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要估算环境成本，必须对资源环境进行货币估价，但是，由于现实中资源环境问题产生于经济活动的外部效应，是在市场之外发生的，资源环境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内化为经济活动成本的实际组成部分，就是说，资源环境并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这就极大地影响了环境成本估算的可操作性。为了克服没有现实价格的困难，环境成本估算不得不采取各种虚拟的方法，以间接方式予以估算，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估算结果附带假定条件。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对环境成本的估算主要在两个维度上进行区分。一是按照覆盖对象进行的区分。按照所提供的功能类别，环境成本具体区分为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前者着眼于环境对经济提供资源的功能，经济活动的发生会使资源数量减少，资源耗减成本就是指这种资源数量减少的价值；后者则着眼于环境对经济过程排放废弃物的受纳功能，经济活动的发生会使环境质量下降，环境退化成本就是指这种环境质量下降的价值。二是按照估价方法进行的区分，分为实际成本和虚拟成本。前者是依据实际发生的价值来确定环境成本，可能是资源交易的市场价格，也可能是其他实际发生的支出流量，如资源税费等；后者是依据经济对资源环境的利用、影响关系，以间接方式虚拟估算的成本价值。[1]将这两个维度结合起来，可用表1示意。
表1
实际成本 虚拟成本
资源耗根据实际交易价格确定 虚拟确定资源价
的成本，根据资源税费确格计算的成本
定的成本
环境退根据环境税费确定的成 根据环境损失和
本，根据环境防护活动支环境保护费用虚
出确定的成本 拟估算的成本
在实践中，目前形成了以下三个环境成本概念：虚拟估算的资源耗减成本、实际发生的环境防御成本、虚拟估算的环境退化成本。与此相对应，就形成了宏观总量调整的三个结果：经资源耗减调整的GDP（或NDP）、经环境退化调整的GDP（或NDP）、经防御支出调整的GDP（或NDP）。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立足于“绿色经济”而计算的“绿色GDP”。[2]（P306-332）
（1）经资源耗减调整的国内产出（dpGDP，或dpNDP）。经资源耗减调整的国内产出，是在传统经济产出总量GDP（或NDP）的基础上扣除资源耗减成本所得到的调整结果。这种调整只涉及经济过程对资源的消耗，而不包括其他内容，因此，该总量的基本含义是，如果考虑经济活动对资源的消耗，国内经济产出的总价值应该是多少。
对资源耗减成本的确定，一是要统计资源耗减数量，二是要确定资源估价方法。由于大多数自然资源尚不具备完备的市场价格，因此在实际估算中需要应用一些间接方法来确定资源耗减的价值，其中应用最广的方法是所谓净价格法。该方法的逻辑思路是，资源价格是通过开采资源形成的产品的出售来实现的，已经包含在该产品（简称为资源产品）的价格中；而目前的经济核算只核算了资源的开采成本，没有核算资源本身的成本。因此，如果从资源产品的价格中扣除资源的边际开采成本，剩余部分就是资源价格。这样，某一时期的资源耗减成本就是资源耗减数量与该资源价格的乘积。
（2）经环境退化调整的国内产出（eaGDP，或eaNDP）。经环境退化调整的国内产出总值，是指从传统经济总量GDP（或NDP）中扣除环境退化成本后得到的调整总量。其调整思路与资源耗减相同，但无论在调整方法的成熟性上，还是在调整后总量的释义上，环境退化成本之总量调整都更加具有争议性。
环境退化是一个质量问题，代表着环境提供服务的功能下降。环境退化成本就是要对环境质量的下降赋予一个价值，把它作为经济活动成本的一部分。但事实上，我们无法通过市场对环境退化进行直接的货币估价，而只能借助于外部效应所形成的结果或者采取相应行动所花费的代价，来估价其退化的价值。目前主要基于两种思路形成了两种估价方法。一是基于环境退化所造成的损害（包括对资产的损害和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对环境退化进行货币估价，其潜台词是：如果没有环境退化发生，这些损害就不会出现，由此就可以把环境退化引起的损害价值作为环境退化的价值，即环境退化成本。二是基于避免环境退化应该花费的成本而对环境退化进行货币估价。例如，减少或禁止排污活动的成本，以一定技术减少污染物排放或在排入环境之前进行治理的成本，对污染了的环境进行治理恢复的成本。其逻辑思路是：要保证环境不发生退化应该花费多少成本，该成本反过来就是现在环境退化的成本。
对应这两种环境退化估价方法，形成的调整总量也具有不同的意义。“经损害调整的总量”所试图回答的问题是：考虑环境退化对资产和人体健康所造成的损害，有效的国内经济产出总量应该是多少；“经成本调整的总量”所回答的问题是：如果所有与防止环境退化有关的成本都发生了，并演化为市场价格，那么，国内经济产出总量将是多少。
（3）以环境防御支出调整的国内产出。用环境防御成本调整经济总量的理由是，这些支出的发生只是为了抵消其他经济活动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会进一步传递给人本身和经济过程），它本身不会（像其他经济产出一样）直接增加人们的福利。所以，经这样调整的经济总量的含义是，在扣除了那些无效的经济活动产出之后，能给国民带来实际福利的国内经济产出是多少。
哪些活动可以包括在环境防御支出中，国际上尚没有统一的看法。目前主要是以环境保护支出作为环境防御支出进行调整，所覆盖的内容与上述环境退化成本大体相同，其差别在于，这里计量的环境保护支出是当期为保护环境实际发生的支出，是依据实际活动计量的支出，而环境退化成本所估算的则是为了维护环境质量而应该付出的代价，是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之下虚拟估算的成本费用。如果实际环境保护活动可以达到保证环境质量不下降的理想水平，就无须计量假定的环境退化成本。在此意义上，环境防御成本与环境退化成本具有互补的关系。
（4）“绿色经济”GDP。以上各种调整的思路，都旨在对宏观经济总量GDP本身进行调整，以形成一个不同的（通常会较小的）总量；而基于“绿色经济”计量的GDP，却并非要调整原来的GDP总量，使GDP得以“绿化”，而是要试图模拟一个“经绿化的经济”，然后按照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测度该经济将会形成多少GDP，这种GDP被称作“绿色经济GDP”或geGDP。可以想像，该GDP在数量上肯定不同于原来的GDP。
这是一个在维护环境水平不变的前提下虚拟构造的经济体系。为构造这样的“绿色经济”体系，需要设定保证环境水平不变的各种环境标准，确定达到该标准的实际措施，并计算贯彻这些措施所必需的成本。这一切都需要通过在宏观上构造模型来完成。模拟计算出来的geGDP的含义是：如果应用当前的成本和技术使得环境达到所假设的环境标准，那么国内生产总量会是多少。
由以上讨论可以看出，GDP总量调整过程中充满了估算的成分，估算充满了或然性，常常要依赖于一定的假定条件，不同实施者的估算结果可能会有很大差异，难以做到重复操作。这些都与现实应用的GDP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差别。
三
以GDP为代表，传统国民经济核算提供的是一组相互联系的宏观总量指标，与此相对应，用环境因素对其进行调整，有不同的切入点，由此形成不同的宏观调整总量。
到目前为止，如何以环境因素对宏观经济总量进行调整，研究者进行了多方探索，形成了多种思路，除了所谓绿色GDP以外，还有可持续收入、真实储蓄、真实投资，以及关于资产的调整。要理解各种总量调整之间的关系，需要从国民经济核算的内容说起。
1.国民经济核算的总量指标系列
国民经济核算是关于一国一段时期内经济状况的整体核算，核算的结果是为宏观经济管理提供一整套经济数据。在这个数据体系里，有一系列的经济总量为人们所关注，它们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中心，相互联系起来，共同反映了该时期经济运行过程及其结果。[3]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度量一国经济当期生产成果的总量指标，它一方面表现为当期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总价值，即用于最终消费、积累或出口等最终用途的产品总价值；另一方面表现为各生产单位在提供产品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即所谓增加值。
国民收入及国民可支配收入是反映一国经济当期所获得收入的总量指标，其中，国民收入反映初次分配的结果，国民可支配收入反映收入再分配的结果。收入产生于生产中创造的价值，因此，GDP的大小决定了收入总量的大小。如果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收入分配只是在一国经济体内各成员之间进行，在总体上，国民收入、国民可支配收入会与GDP完全相等；如果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收入分配有可能发生在本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这时的收入不会与GDP完全相等，但是，除非出现例外的情况，一般来说，与国外发生的收入分配不会对经济总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GDP的使用去向主要是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此外还有出口）。其中，反映国内消费的总量是总消费，是当期被国民消费掉的产品总量；反映国内投资的总量是总投资，又称资本形成，是当期被积累起来、增加资产的产品总量。与此相对应，可支配收入也分解为两个使用去向：一是用于最终消费的部分，称为最终消费支出；二是总储蓄，是收入用于消费后的节余，体现进行投资的资金来源。这样，就形成了最终消费支出（即总消费）、总储蓄和总投资三个总量概念。进一步看，投资是对资产的积累，通过投资累积形成相应的资产总量；反过来，这些资产又构成了进行生产（产生GDP）的前提条件。
2.不同的宏观总量调整及其关联
最广为人知的是对GDP（或者说是NDP）进行调整，以得到所谓EDP（经环境调整的国内产出），或称绿色GDP。调整的理由和思路已如前述，是希望将资源环境成本从经济产出价值中予以扣除，以消除被夸大了的经济成就。
可持续收入也是许多研究者所致力达到的总量调整，其调整的基础总量是国民可支配收入。之所以要对收入进行调整，原因在于对所谓“希克斯收入”定义的延伸理解。
按照希克斯对收入的定义，某一时期的收入是在贫富不变前提下可能用于消费的最大数额。所谓贫富不变，实际上就是所持有的财富不变。以此为前提来定义收入，其意义在于，不能将财富变现供当期消费之用，收入、消费的前提是要保证其财富到期末仍然维持在期初水平上，使资本得以保全，这样才能保证下一时期仍然可以以此为基础获得同样的收入，保证同样的消费，这样的收入才是可持续的。
国民经济核算的可支配收入在经济核算范围内符合希克斯对收入的定义，因为，在其形成之前，生产中的各种消耗都得到了补偿。但是，如果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经济核算，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可支配收入形成时，并没有补偿资源环境的消耗：如果把该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实际上已经变“穷”了，因为你持有的资源环境存量已经减少或下降，被当作当期收入而消费掉了，这样就不能保证未来你可以得到同样的收入。所以，只有在可支配收入的基础上，扣除应该补偿资源环境消耗价值的部分，所形成的收入才是可持续收入。
也有人主张对消费予以调整。这主要是从福利角度出发，认为在现实消费计量中，有一部分内容并不能增进人们的福利，而只是抵消了环境变化对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了更好地度量人们从消费中获得的福利，应该将这部分消费支出予以扣除。这部分消费支出就是与环境防御有关的消费支出。
还有真实储蓄、真实投资的计量，显然这是对储蓄、投资总量的调整。其根源在于，按照经济核算的要求，储蓄、投资都是对经济资产尤其是生产资产的积累和追加，却没有将资源环境作为资产的组成部分予以考虑，现实情况有可能是，在追加生产资产的同时，存在着自然资产的存量下降。为了完整地体现当期经济活动对所有资产的积累，必须调整原来的经济投资概念，扣除资源环境的消耗退化，结果才是“真实的”投资。储蓄作为投资资金的来源，也应该做同样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真实的”投资潜力。[4]
总之，如果我们了解了宏观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资产存量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理解，上述不同调整思路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从一个特定角度对某一个总量进行的调整，在最终意义上是对整个总量体系进行的调整。比如，对GDP的调整，会沿着收入、消费、储蓄和投资的总量序列进行系列调整；对收入的调整，一方面会上溯到对GDP的调整，另一方面会向下传递到对消费、储蓄投资的调整。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对来自不同方面的调整结果加以整合，得到一个完整的总量调整结果。就是说，无论从哪一个点切入，最终实现的都是对整个总量体系的调整。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系列总量的源头是生产总量，即GDP，它在根本意义上决定了收入、储蓄、投资的概念和核算范围。因此，宏观总量调整的中心目标归根结底就是对GDP的调整，调整的缘由就是我们应该扩展对资产定义的范围，正确认识经济生产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只有在对GDP进行调整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实现收入的调整、储蓄的调整以及投资的调整。
四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环境经济核算等同于绿色GDP的计算。实际上，在不同层面上建立环境经济核算的相关内容，对于决策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并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淡化绿色GDP计量上的障碍。
由于环境成本估算在技术上、资料来源上存在巨大困难，从目前水平看，几乎不可能完成全部资源环境成本的估算；在核算所及的范围内，估算过程中应用了各种特定意义的假定，决定了其估算结果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其含义也常常不甚明确。所以，如何进行总量调整，以及是否要进行总量调整，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许多争议。环境经济核算专家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作为依托市场经济规则而建立的核算体系，各种经济总量，如GDP、可支配收入、储蓄、投资等，其核算方法与应用领域均已得到广泛认可，目前所估算的环境成本并不能与其完全匹配，因此，不宜简单、贸然地进行调整。但是，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环境经济核算的建立与实施来自于对经济核算总量尤其是对GDP的批评，从整个环境经济核算的基本思路来说，以环境因素调整原有的经济总量，获得新的宏观总量，是整个核算体系的逻辑顶峰。如果没有这种调整，不仅环境经济核算的内容会显得不甚完整，同时也不能满足管理层面日甚一日的需求：希望有一个能够逐渐替代GDP的总量指标，以作为衡量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尺度，在此意义上，这个指标非绿色GDP莫属。[2]（P304）
确实，像GDP一样，绿色GDP是一个经过高度综合的总量，代表核算的最终结果。但是，无论绿色GDP的核算能否实现，都不能将环境经济核算的功用仅仅归结于最终得到一个绿色GDP。实际上，环境经济核算是一个核算体系，其意义在于：它在不同层面、从不同角度、应用不同手段描述了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所谓不同层面是指：第一，在国家层面上的核算，这是环境经济核算的中心；第二，在部门层面上的核算，主要是产业部门，描述了各部门对资源的消耗和对污染物的排放。而这两个层面的核算都是建立在微观环境经济核算基础上的，着眼于对特定对象的核算。所谓不同角度是指：一方面，从经济角度描述对资源环境的利用，另一方面，从环境角度描述经济利用所带来的环境变化。所谓不同手段是指，首先要采用实物计量方法使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得以具体展现，进而要应用货币价值估算方法，将整个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予以综合性概括。从现实的管理需求来看，要处理好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对决策最有用的信息是在具体核算中所描述的各种经济活动与环境后果之间的关系，比如，是谁在消耗资源？是谁在排放污染物？经济最终需求如何通过产业结构最终决定了对环境的影响？谁在进行环境保护活动？谁在为环境保护付费？绿色GDP的大小及其与GDP的比较结果充其量只是给出一个模糊的指示，它已经将各种具体的信息统统平均化了。而且，和环境成本这样的不确定性估算相比，在具体层面上进行核算所提供的信息也更具有可靠性。
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关系，以及资料来源和估算方法方面的巨大困难，环境经济核算目前仍然是一个充满探索、实验的研究领域，尚不是一套成熟、规范的统计实务。到目前为止，尽管国际组织和各国的政府、民间研究机构已经给出了不少研究案例，但是，对这些案例进行总结归纳，获得的结论是，目前尚无法进行完整意义上的环境经济核算。在各国应用中，大都局限于特定的经济活动范围（比如农业活动、能源消耗）或者特定的资源环境范围（比如矿物资源、大气环境），而且更多的是集中在实物核算方面。实际上，按照有关国际组织的建议，环境经济核算的前提就是要确定针对本国的优先领域，这样，既可以提高核算的可行性和工作效率，又可以服务于各国的具体环境经济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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