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权力、财政支出结构与最优财政货币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最优论文,财政支出论文,权力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凯恩斯主义主张实施反周期财政政策以积极干预经济，货币主义则强调规则的重要性。弗里德曼（Friedman,1969）认为，货币的机会成本为零因而收益率为零，因此，最优货币政策应使名义利率为零，后人称之为弗里德曼规则。① 20世纪80年代随着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兴起，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以动态随机均衡模型为基础，考察Ramsey最优配置包括最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周期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Chari et al（1991）。Chari et al（1991）在Lucas & Stokey（1983）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货币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得到的结论是，弗里德曼规则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依然是最优的，最优劳动所得税率在整个经济周期内近乎恒定，通货膨胀率起到冲击吸收器的作用，因而具有高度波动性。Schmitt-Grohe & Uribe（2004a）进一步将Chari et al（1991）的研究拓展到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得到的结论是，弗里德曼规则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并非最优，不完全竞争程度（市场权力）对最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周期特征具有重要影响。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考察了存在名义刚性（包括价格和工资刚性）经济条件下的Ramsey最优配置的周期特征，得到的结论总体上较为一致，即弗里德曼规则并非最优（Clarida et al,2001; Erceg et al,2000; Gali & Monacelli,2005）。
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较好地揭示出不同经济条件下最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特征，但普遍存在着一个明显不足，即对财政支出的处理过于简化，没有考虑不同支出项目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进而对最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特征的影响。Arrow & Kurz（1970）以及Turnovsky & Fisher（1995）将财政支出划分为消费性和生产性支出，认为环境保护和公共秩序等消费性支出有助于提高家庭效用水平，生产性支出如道路、交通等经济基础设施支出则有利于改进企业生产效率。② Jones et al（1993）指出，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引入明显改变了最优税收政策特征。Turnovsky（1996）进一步指出，现实经济中的大量公共服务都具有一定的拥挤性，即随着使用者的增加，公共服务将会变得越来越拥挤，从而使每个使用者获得的公共服务质量降低，这种公共服务的拥挤效应对最优劳动所得税、消费税以及政府债务均具有重要影响。不过，上述研究主要是基于确定性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没有考虑对最优货币政策的影响。
本文沿循Chari et al（1991）和Schmitt-Grohe & Uribe（2004a）的基本思路，构建了一个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的动态随机均衡模型。与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文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将财政支出划分为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并同时引入公共消费性和生产性服务的拥挤效应，详细考察这两类支出以及公共服务拥挤效应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进而对Ramsey最优配置的影响。第二，本文不仅考察了财政支出结构（我们用生产性支出比重即生产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值来刻画财政支出结构）的外生冲击影响，还简要分析了财政支出结构作为内生政策变量的情形。鉴于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变动幅度大的特点，③ 本文在考虑技术进步和政府总支出等传统外生冲击变量的基础上，还特别考察了财政支出结构的外生冲击影响。不过，考虑到短期政府也会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更好地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因此，将财政支出结构视为内生政策变量更为合理。④ 所以，本文也就财政支出结构作为内生政策变量的情况进行了简要分析。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给出了动态随机均衡模型的基本框架；第三部分考察了Ramsey最优配置问题，并论证了弗里德曼规则的最优性；第四部分以中国经济为样本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第五部分就财政支出结构作为内生政策变量的情况进行简要分析；最后给出了本文主要结论，并指出本文研究的进一步改进方向。
二、理论模型
本节构建一个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的动态随机均衡模型，考虑的经济主体包括家庭、企业和政府，其性质和行为分别作如下界定。
（一）家庭
假设家庭为理性的和同质的，且具有无限生存期，从消费c[,t]、闲暇和政府消费性服务gs[,ct]（如环境保护和公共秩序服务等）中获取效用，整个生命期内的预期贴现效用和为：
这迫使Ramsey计划者借助通货膨胀税来对这部分超额利润进行征税，而家庭在将这部分超额利润转化为消费的过程中必然会使用到货币，从而导致对货币征税，致使弗里德曼规则为次优的。⑩ 命题2的现实政策意义在于，它揭示出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最优货币政策选择不仅需要考虑市场竞争条件，还需要关注政府公共服务状况：由于现实经济中存在着大量公共生产性服务，因而零名义利率并非是货币政策的最优选择，这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转型国家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四、数值模拟分析
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作为样本，通过选取合理的模型参数进行数值模拟，以更好地刻画Ramsey最优配置包括最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以及政府债务规模的周期特征。(11)
（一）参数化
由表1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完全市场竞争（μ＝1.0）还是在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名义利率均值都大于零，即弗里德曼货币政策规则并非最优，这与我们的理论分析结论相符。不过，在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最优名义利率的均值很小（仅为0.072％），且几乎为恒定的（标准差仅为0.0003％）。(17) 随着μ值增加（即市场权力增强），最优名义利率均值和波动性都明显增大（当μ增加到1.5时，均值和标准差分别达到13.415％和0.232％），表明市场竞争环境恶化加剧了货币政策当局的调控难度。(18) 最优名义利率具有较强的持续性（自相关系数为0.552），与产出具有较强的负相关，但随着市场权力增强有所减弱。供给因素——政府生产性支出比重特别是技术进步对最优名义利率具有较强的反向冲击，而需求因素——政府总支出则具有较强的正向冲击。进一步，当我们考虑风险厌恶因子ζ不为零，即效用函数关于消费、闲暇和政府消费性支出不再为加法可分离时，最优货币政策的周期特征在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并没有什么明显改变，这与Chari et al（1991）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但在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特别是高风险厌恶经济环境中，则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突出表现在最优名义利率与产出以及外生冲击的相关性发生了方向性改变：最优名义利率与产出以及供给冲击正相关，与需求冲击负相关（见表2）。此外，由表2可以看出，公共服务拥挤程度对最优货币政策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特别是在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突出表现在随着拥挤程度的增加（
下降），最优名义利率均值和波动性明显增大，与产出和供给冲击的相关性明显减弱，与需求冲击的相关性则明显增强。比较而言，公共消费性服务拥挤程度增加对最优货币政策的影响更为突出，原因可能在于公共生产性支出比重较低所致。
对于最优财政政策，由表1可以看出，在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最优劳动所得税率波动性很小，几乎为恒定的（标准差仅为0.039％），并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反周期特征（与产出正相关），与需求冲击正相关，与供给冲击负相关。随着市场权力增强，最优劳动所得税率的均值和波动性都明显增大，与产出的相关性明显增强，其他周期性特征则没有什么明显变化。(19) 无论是在完全市场竞争还是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风险厌恶因子ζ的变化对最优财政政策的影响都很小。Turnovsky（1996）基于确定性增长模型指出，公共服务拥挤程度对最优税收政策具有重要影响。这一结论在本文所考虑的动态随机经济中同样成立，表现在随着拥挤程度增加，最优劳动所得税率的均值和波动性均出现了明显增加，与产出和经济冲击的相关性则有所减弱。不过，这种变化同样主要归因于公共消费性服务的拥挤程度增加（见表2）。
与最优货币政策相适应，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最优通货膨胀率均值为负，但随着市场权力增强而逐步变为正值并持续增加。另一方面，与最优劳动所得税率恒定、平滑的周期特征不同，最优通货膨胀率具有较大的波动性，持续性则很弱。这意味着，当财政状况出现非预期变化时，Ramsey计划者更倾向于利用价格变化作为冲击吸收器，即借助通货膨胀税来确保公共支出需要，从而避免劳动所得税率的大幅波动（Chari et al,1991; Schmitt-Grohe and Uribe,2004a）。(20) 随着市场权力和风险厌恶程度的加剧以及公共服务拥挤程度的减弱，这一特点总体上表现更为突出（见表1和表2）。进一步，由表1和表2可以看出，在最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下，产出、劳动投入和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平稳而持续。而市场权力和公共服务特别是公共消费性服务拥挤程度的加剧由于带来更大的效率损失，从而导致产出、劳动投入和消费水平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就外部冲击的影响来看，技术进步显然构成了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冲击源，政府生产性支出比重对消费的正向冲击影响则相对较为明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文的数值模拟中，政府支出对消费具有较为明显的正向冲击，这与已有的先验证据一致，意味着生产性支出的引入有助于解决目前此类研究关于政府支出对消费影响的理论预测与先验证据明显不符的缺陷。(21) 对于Ramsey最优配置下的政府债务状况而言，最优国债负担率均值在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为－32.950％，即此时政府的最优选择是成为净债权人，借助利息收入为公共支出筹措资金，这与Turnovsky（1996）在确定性模型中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市场权力和公共服务拥挤程度增加，总体上不利于政府债务状况的改善，而风险厌恶程度的提高则降低了家庭对政府债券的购买热情。
五、财政支出结构的内生性
我们在上文的分析中将财政支出结构（政府生产性支出比重）视为外生冲击变量，不过，考虑到政府往往也会借助支出结构的变动来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例如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采取的主要做法就是加大生产性支出力度，而2003年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又主要以削减生产性支出为主；2009年为了更好地抵御世界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中国政府出台了以加大公共投资力度为主要特点的总金额高达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此时，将财政支出结构视为内生政策变量显然要更为合理。因此，本节进一步将财政支出结构作为内生政策变量的情况作简要分析。
我们利用相同方法进行数值模拟。(22) 模拟结果表明，尽管与上文中的具体结果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关于不同经济条件下的最优名义利率、劳动所得税率、通货膨胀率、产出、消费和劳动投入以及国债负担率周期特征的基本结论总体上是一致的。最优政府生产性支出比重在整个周期内的变化幅度较小且具有较强的持续性，与产出和技术进步冲击具有较强的负相关，与政府支出冲击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最优政府生产性支出比重的均值和标准差随着市场权力的增加而呈现出明显增加的态势，随着公共服务拥挤程度增加而有所下降，受风险厌恶因子变化的影响则很小。上述结论可以借助三种经济的简单对比得到更为清晰的认识（见表3）。
六、结语
本文构建了一个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的动态随机均衡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经济作为样本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深入剖析了不同经济条件下Ramsey最优配置包括最优财政货币政策、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政府债务规模的周期特征，以及市场权力、公共服务拥挤程度和风险厌恶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的理论研究表明，即使是在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弗里德曼货币政策规则也并非最优，这主要归因于政府生产性服务的生产外部性。数值模拟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同时表明，最优劳动所得税率在整个周期内的波动幅度很小且具有较强的持续性，最优通货膨胀率具有高度波动性，持续性很弱；政府生产性支出比重对通货膨胀率的冲击影响很弱，对产出和消费则具有相对较大的影响；当进一步考虑政府生产性支出比重作为内生政策变量时，模拟结果表明最优政府生产性支出比重的变化幅度较小且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市场权力和公共服务拥挤程度对Ramsey最优配置的周期特征具有重要影响，而风险厌恶程度的影响相对较弱，但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则十分突出。此外，本文的数值模拟还表明，政府支出对消费具有较为明显的正向冲击，这与已有的先验证据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意味着生产性支出的引入有助于解决目前此类研究关于政府支出对消费影响的理论预测与先验证据明显不符的缺陷。
上述结论对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了更好地实现宏观经济的持续平稳运行，就短期而言，中央政府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特点（包括市场竞争程度、公共服务状况以及居民风险偏好程度等），一切从实际出发，选择具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措施和政策力度，有效避免对国外调控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盲目遵从。就长期而言，我国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削弱各种市场垄断权力，加大公共服务提供力度，有效缓解公共服务拥挤现象，营造更加良好的市场竞争和运行环境，以确保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良好发挥。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考察了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最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周期特征，而引入名义刚性包括价格和工资刚性以更好地刻画现实经济运行环境，将是今后我们进一步改进的方向。此外，引入资本积累以及其他税种如消费税和资本利得税以更全面地揭示最优财政政策特征也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注释：
① 对弗里德曼规则的一种直观解释是，由于货币为中间商品，因此遵循Diamond & Mirrlees（1971）提出的对中间商品不征税的最优税收原则，对货币也不应征税，即名义利率应设定为零。Phelps（1973）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此后，验证弗里德曼规则的最优性，就成为这类文献的研究重点。关于这方面的详细介绍，请参阅Kocherlakota（2005）。
② 不同的是，Arrow and Kurz（1970）强调的是存量概念，而Turnovsky and Fisher（1995）强调的是流量概念。
③ 例如，我国在1978—2006年间，基本建设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从40.27％急剧下降到10.86％。
④ 1998年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加大生产性支出力度，而2003年积极财政政策淡出时则以削减生产性支出为主。同样，2009年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抑制经济不景气，中央政府又采取了以加大公共投资力度为主要特点的积极财政政策，计划两年内新增投资1.18万亿元，并带动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共约4万亿元。
⑤ 本文没有考虑资本存量对生产的影响，以避免在货币经济条件下Ramsey计划者通过即期通货膨胀对资本存量征收尽可能高的一次性总付税，这是此类研究较为普遍的做法（Lucas & Stokey,1983; Chari et al,1991; Schmitt-Grohe & Uribe,2004a,2004b; Alvarez et al,2004）。
⑥ 第五节考察了政府生产性支出比重为内生政策变量的情况。
⑦ 关于时间一致性问题对最优政策的影响，请参阅Lucas & Stokey（1983）和Alvarez et al（2004）。
⑧ 对于求解Ramsey最优配置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研究方法即二元法（dual approach）和初始法。这两种方法完全等价，但具体做法有所不同：二元法假设Ramsey计划者选择税率以实现间接效用最大化，而初始法则通过选择符合家庭和企业最优行为的可行配置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Anton,2001）。
(17) 最优名义利率均值大小对于公共生产性服务产出弹性的大小较为敏感，当我们尝试较高取值如0.25（Arestoff and Hurlin,2005）时，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的最优名义利率均值为0.211％，这也进一步表明政府生产性支出的生产外部性是导致弗里德曼规则非最优的直接根源，决定了弗里德曼规则偏离最优的程度。
(18) 这一结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无论是应对经济过热（如2007—2008年间的经济过热）还是经济衰退（如1998年的经济衰退），以利率调整为主要措施的货币政策往往见效甚微，从而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信贷调控手段。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市场竞争环境较差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19) 市场竞争条件恶化导致家庭劳动供给进而劳动收入下降（见表1），在税源减少的情况下，Ramsey计划者不得不提高劳动所得税率水平以确保公共支出的资金需要。
(20) 此时，通货膨胀税的作用相当于对家庭名义资产征收了一次性总付税，因此如果政府可以借助一次性总付税来确保预算约束方程成立，则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将近似于随机游走过程（Mankiw,1987）。在随机经济中，通货膨胀率取决于时间偏好率、自身的方差和消费的跨时替代弹性（Chari et al,1991）。因此，在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通货膨胀率均值的绝对值低于4％的客观贴现因子。
(21) Blanchard & Perotti（2002）、Fatas & Mihov（2002）等先验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对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冲击，但关于最优财政政策研究得到的理论预测往往与这些先验证据相反（Baxter and King,1993; Schmitt-Grohe and Uribe,2004a,2004b）。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论述，请参阅Linnemann（2006）。
(22) 与前文不同，此时只有两个外生随机冲击变量，因此涉及到的经济状态只有4种。限于篇幅，我们略去了详细的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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