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以决策支持为导向的信息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导向论文,决策支持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决策活动更需要信息分析
信息分析（注：信息分析又称为情报调研、情报研究、情报分析与研究，即使是英文中Information Analysis一词，也常被译作情报研究。近年来，信息分析被用得更多些，卢泰宏、查先进都出版过以“信息分析”为名的专著或教材。）是现代情报工作的一种重要工作类型。现代信息分析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科技情报领域。一般认为现代信息分析产生于科技情报工作鼎盛的1945-1960年间，其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美国国防系统信息分析中心的建立。按照美国情报学界的理解，信息分析中心与其它情报机构一起组成了科技情报系统。信息分析工作的另一个来源在非科技情报领域，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二战期间进行的内容分析，兰德公司进行的咨询类信息分析，以及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进行的经济信息分析，等等。后者不但大大丰富与发展了信息分析的理论与方法，而且为社会科学情报工作中的信息分析提供了极好的典范。
信息分析活动是情报活动中一种具有相对特殊性的活动，信息分析通过对原始信息（包括图书情报机构收藏积累的信息，也包括它们搜集、检索获取的信息）的识别、鉴定、筛选、浓缩，或分解、重组、综合、推断，从原始信息中获取用户最需要的信息。信息分析产品既是原始信息的科学浓缩与提炼的产物，同时又凝聚了情报人员的创造性工作的智慧。如果说一般情报工作侧重于通过对信息的搜集、整理、标引、检索及服务帮助用户更好地获取情报，那么信息分析工作却是侧重于帮助用户更好地利用情报。
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应该为社会科学研究服务，为决策服务。但具体到一个社会科学情报机构，它们的服务目标或重心则是相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对信息的需求和决策对信息的需求是有根本性区别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的信息服务是一次文献，以及为查找、获取一次文献信息为直接目的而产生的索引、文摘、综述等二、三次文献。社会科学家也需要来自“现场”的信息，但他们一般通过调研、而不是依靠信息人员得到这种信息。社会科学研究和决策对信息需求的这种差异，决定了在社会科学情报工作中，信息分析主要是一种为决策服务的情报工作类型。从以下六个方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信息分析更适合为决策服务。
1.1 时间性
信息分析能够节省用户用于消化、理解和利用信息的时间。尽管科研与决策同样需要节省消化、理解和利用信息的时间，但二种需求的刚性程度却有较大区别。科研人员的这种需求是柔性的，他们一般是在一种没有明确时间限制的环境中消化理解信息，若有人帮助他们缩短这一时间固然很好，即使没有人提供这种帮助，经长期探索、百折不挠地达到目的的科学家也大有人在。而决策者的这种需求则是刚性的，他们必须在确定的时间里做出决定，任何时间的延误都可能导致重大损失甚至灾难性后果。为了很好地利用信息消除或减少决策的不确定性，同时又不至于因消化理解信息的时间过程过长而延误决策时机，决策者比科研人员更加愿意借助外力（或外脑）对信息内容进行处理。
1.2 信息来源
一般而言，科研信息的来源是科技人员。出自一种职业责任和职业使命，科技人员很愿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用尽可能明白的科学语言表述自己的想法。对于这种信息，专业同行通过常规阅读一般可以理解其大部分甚至全部内容。而决策信息的来源则不同。在国际政治、军事、商务等竞争性领域，决策者所需的决策信息中经常包含了关于对手的信息。一般情况下，对手是不会轻易公开这种信息的，他们在必须公开的信息源中尽可能地隐藏重要信息，甚至制造用于迷惑对手的信息。为满足决策需求，决策者必须对竞争性领域的信息进行慎之又慎的识别、鉴定，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分析其事实内容，这需要信息分析人员的帮助。
1.3 内容品质
对于大多数科研人员，科研所需信息一般限于范围不大的一个或数个学科领域，他们有若干种固定的信息源，甚至若干种固定的核心期刊。因此，科研活动所得到的信息一般较为“单纯”，这种信息不需要经过对内容的再加工即可很好地利用。决策活动中涉及的信息则不同，它们的内容非常杂乱，不但没有固定的信息源，甚至包含捕风捉影、道听途说而来的信息。不经过信息分析，这种杂乱的内容无法直接利用。
1.4 对信息的理解能力
科研人员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他们在理解某一领域的信息时具有别人所不具备的能力。有些信息人员在为科研提供信息分析产品时，总是设想信息分析人员可以做许多科研的前期工作。其实对于科研人员，仅仅阅读经他人预先阅读并浓缩过的信息分析产品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最多将信息分析产品当作类似于文摘的工具，为进一步阅读做些前期工作。有许多科研人员甚至不愿意相信综述类信息分析产品，他们担心综述作用由于专业知识不够而忽略了原始文献中的重要信息。而决策者却不同，决策者同样应该具备很强的理解信息的能力，但决策问题一般具有较大的范围，具体问题有较大的跳跃性，因而决策所需的信息完全可能超出决策者所熟知的领域，这时，决策者不得不借助信息分析产品，以提高自己对此类信息的熟悉和理解能力。
1.5 决策后果
科研人员可能通过信息分析产品的帮助少走弯路，更快地完成科研项目。但如果没有这种帮助，其后果也不是灾难性的。“探索——失败——再探索”是常见的科研模式，通过多少次失败最后获得成功的故事对科技人员而言是很值得炫耀的。但对决策者，正确的决策过程可能产生重大效益，错误的决策也可能产生无可挽回的后果，为保证在信息环节上不出差错或少出差错，决策者要借助“外脑”进行决策。决策者对信息分析产品的这种依赖性不是科研人员可比的。
1.6 购买能力
科研成果可能产生很大效益。但更多的科研成果的直接去处是发表，这就使科研人员一般不具备购买信息分析产品的实力。在社会科学尤其人文类社会科学研究中，很多研究成果的直接效益可能就是该文的稿酬，这使社会科学家更缺少购买信息分析产品的能力。但决策却不一样。决策一般总是伴随着较大效益，这使决策者有可能购买信息分析产品，甚至直接建立决策支持机构，从事包括信息分析在内的各种决策前期工作。在注重决策科学化的环境中，决策者总是信息分析产品的最大买家。
2 信息分析对社科情报工作的意义
我国现代情报工作体系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情报工作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工作体系上都深受前苏联科学情报理论的影响，对信息分析的认识亦不例外。苏联情报学界是这样认识信息分析工作的：科技文献中有大量资料与数据，由于错误的搜集方法，不正确的解释以及其它原因，导致这些数据缺乏可靠性。因此，需要对科学文献进行筛选，从中选出在可靠性、准确性及完备性方面符合规定要求的那些情报来；此外还要对选出的情报进行解释与综合，以便从这一情报中得出新的知识来。这就是信息分析中心所必须起的组织功能[1]。
上述认识是基于科学情报的工作范畴而产生的，对于科技情报服务而言或许也是正确的。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科技人员对信息分析的需求要远远小于决策者，而决策者所需的信息分析产品决不仅仅是一个科技情报领域的产品。同时，这一解释又强调信息分析可从情报中得出“新的知识”。众所周知，从文献中得出新知识是科学研究的工作范畴，情报工作涉及这一范畴，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有害无益的。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基础，因而在我国情报工作体系中，信息分析工作一直处于较为尴尬的地步，甚至有人怀疑信息分析工作在情报工作体系中的合法地位。信息分析工作也被一步步压缩到生产“综述、述评、研究报告”等信息产品的活动中。
将信息分析的对象定位于科技人员，既有前苏联情报工作思想的影响，也是我国以往决策制度不健全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决策制度不健全。许多决策人员在决策过程中盲目决策或依据经验、长官意志等非科学的因素决策，几乎完全忽视了信息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在这种决策制度下，包括信息分析产品在内的任何决策类信息产品都没有生存的空间。即使偶尔有一些决策信息需求，也不过是决策者的装饰物。决策者对任何决策信息的需求都成为了可有可无的“软”需求。受到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信息分析这一情报工作中最具有智慧性、挑战性的工作，便不得不沦落为“剪刀加浆糊”的代名词，成为了生产“综述、述评、研究报告”等学术信息的代名词。
尽管如此，在长达数十年中国科技情报发展史上，此类信息分析不但没有什么危害，而且还成为各科技情报机构最引以为自豪的工作。至少在1980年以前，限于科技领域的信息分析非常繁荣。这里面有需求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此处暂不对此进行分析。需要展开讨论的是，从前苏联科技情报界搬过来的这套信息分析模式却给我国的社会科学情报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惑，从某些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它断送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发展的大好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情报活动开展以后，社科情报界按照科技情报工作模式组建社科情报工作，自然也非常关注信息分析工作。但是，由于地方社科院一般已经有一个为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提供书刊资料的图书馆，因而多数社科情报所在工作定位时，认为自己的工作超出图书馆所承担的一次文献服务，而将自己的主要工作定位于从事高层次的信息服务。事实上，在我国社科情报事业发展最好的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地方社科情报所的工作重心也就是进行信息分析。
科技情报学界将信息分析定位于学术情报范畴的理解影响了社科情报理论。崔国祥较系统地研究过信息分析，他的研究主要在学术情报范畴内，凡在一次信息基础上加工所得的产品，如索引、文摘、综述、述评，都被列入信息分析产品范围内[2]。梁邻德主编的《社会科学情报学》将信息分析当作一个信息服务品种，即在一次文献服务、二次文献服务之上的三次文献服务[3]。易克信、赵国琦主编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尽管将“决策性、预测性和战略性的情报研究”作为信息分析的主要内容之一，但仍将其排列在“学术性情报研究”之后[4]。将综述性文献作为信息分析的重要产品。在这些研究中，科技情报学对信息分析的理解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情报研究所开展信息分析能提升情报所的影响，但我国地方社科院情报所清一色地将信息分析定位于学术情报范围，却成为导致了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全面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有些社科情报中心因为安心于“综述、述评”工作，不能发挥情报工作的特长，其地位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且由于“综述、述评”对原始文献依赖性太大，社科情报中心从事此类工作反不如图书馆方便，因而社科院领导将从事此类工作的情报所并入图书馆也就顺理成章了；另一些社科情报中心则过于追求从情报中得到新的知识，以突出自己不同于图书馆的工作特征。其结果是情报工作产品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产品无异，最后干脆改换门庭，变成了其它专业性研究所。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社会科学情报事业的管理者没有意识到社会科学信息中心在开展信息分析、提供决策信息产品中的独特优势，失去了将社科情报机构培养为有竞争力的信息分析（咨询）机构的机会。在当前国外知名信息机构（如麦肯锡）大举进军我国决策信息市场之时，我国信息机构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几乎将市场全部让给了外资企业。
尽管失去了发展信息分析的最佳时机，但我们认为，在当前的信息环境下，仍然应该将为决策服务的信息分析活动作为我国社科情报机构转型发展的主要方向。在网络技术日益发达的情况下，社会科学家们对传统文献服务的需求日益减弱。而许多社科情报机构没有垄断性信息资源，得不到大量设备投入，靠提供原始信息资源作为发展方面肯定是行不通的。但社科情报机构却可以依靠自己在信息资源深加工能力方面的长处，在决策支持类信息分析方面有所表现，求得新的发展。
3 几种以决策支持为导向的社科信息分析类型
现代信息分析活动种类繁多，构成一个庞杂的工作体系。对于当前我国绝大多数社会科学情报机构，全面地开展信息分析业务具有一定困难。但是社科情报机构可以依据本身特长与本地决策服务的需要，通过开展专项信息分析服务寻求发展，甚至可以考虑发展成为以从事某一单项信息分析工作为主的中心。目前可以开展的社科信息分析工作有：
3.1 信息浓缩加工
以往情报工作的文摘、综述都属于信息浓缩加工的范畴，其中文摘属于“一对一”的单篇文献浓缩，综述属于“多对一”的多篇文献浓缩。由于目的不同，信息分析中对文献加工的要求不同于学术情报工作。学术性文摘或综述讲究的是文献浓缩而不失真，而在为决策进行的信息分析工作中，文献浓缩者要根据决策者的特定决策需求甚至决策风格，从原始文献中摘出合适的内容制作信息分析产品。这样产生的信息分析产品中可能失去原始文献中某些重要的论点、论据甚至核心观点，这在学术性文摘中一般是不允许的。信息浓缩加工，尤其是单篇文献浓缩加工产品，因为没有特别的针对性，往往需要通过较长的积累才能产生效益，相对而言成本较高。因此，这种信息分析需要政府或其它资金支持，主要用于为较高层政府服务的决策支持机构。但若有社科情报机构在这方面经过长期积累、形成品牌后，也能够进入市场，寻求发展。
3.2 数据处理
对社会、经济数据进行收集，经过初步鉴别，去除无用信息，将原始信息有序化或对它们作量化处理。经过这种处理，信息的价值已不同于所搜集到的原始信息，因而也能称之为信息分析。这种信息分析技术简单，没有更多的推论，可称为描述性信息分析，但在市场信息分析中，它却是最常见的方法。如市场调查公司为企业进行调研，最后提交的信息分析结果多数是此类描述性分析结果。
社科情报中心不是市场调查公司，不能满足于被动地接受企业委托的项目。况且一般性市场调查并不是社科情报机构的特长。社科情报机构应该象盖洛普公司一样，主动地到社会热点中找到合适的工作切入点，开拓自己的市场调查与分析空间，发展有特色的数据处理业务。社科信息研究所做民意调查有统计机构不具备的信息分析优势，现在的问题是需要有一些社科信息机构能够进入这一领域并做出品牌。
3.3 评估
从信息管理的角度看，评估也是一种信息分析。它通过对大量原始信息的分析，得到关于被评估对象的各种指标。科学的评估不仅需要有大量可靠的信息，而且需要恰当的评估方法。评估中要用到许多信息分析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比较打分法、加权评分法等。由中立性机构对一批国家、城市或其它机构进行评估，是目前经济领域流行的一种做法。高质量的评估能为信息分析机构带来很好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益。
没有品牌效应的评估机构是很难在信息分析市场生存的，世界上高水平的评估机构往往主动对一个或数个有影响的领域连续评估，形成自己的品牌影响力。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实力”的评估也很成功。但更适合于进入评估市场的我国社科情报机构却似乎没有做过这种工作，如对城市、企业的竞争力进行评估。
3.4 预测或推断性分析
信息分析研究包括描述性研究和推断性研究，最有价值的是推断性研究。推断的核心过程是对统计数据或资料进行细致的判断，并做出分析结论。推断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科学研究方法，能否正确地运用科学方法是推断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如果推断的变量是时间，推断性分析就是预测。推断性分析是信息分析的最高境界。对于社科情报机构，不论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政治问题，推断性分析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社科情报机构发展推断性分析的困难在于，社会经济预测也是经济学界所热衷的，在专业性研究所中已经开展得较为普遍。也就是说，这一市场已没有多少空间。但如果社科情报人员能够找到一些合适的方法，通过方法论优势弥补专业知识的劣势，还是有可能在此领域找到生长空间的。
3.5 非常规信息分析
非常规信息泛指公开出版物上没有的信息，以及虽然已有公开出版物，但通过常规阅读无法得到的信息。对于军事、国际政治、企业竞争等竞争性很强的决策领域，非常规信息是十分重要的。非常规信息给人一种神秘感，尽管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过的弗里德曼在其《信息之剑》[5]中将此类信息放在十分靠后的位置，但相信没有任何人会轻视这种信息。
社科情报机构从事非常规信息分析，一般还是从公开的信息中寻找常规阅读无法获取的信息。如奈斯比特集团以开展报纸的内容分析而闻名全球，冷战时期流行于哈佛等研究机构的“莫斯科学”也是从公开信息中获取非常规信息的典范。为适应我国开展国际政治研究和开发竞争的需要，我国的社科情报部门应该考虑发展此类情报工作。